现代企业理论的资本渊源_资本论论文

《资本论》中的现代企业理论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渊源论文,现代企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4)03-0043-03

现代企业理论是一个运用现代经济分析工具和经济思想的理论集群,其许多重要观点都可以从《资本论》中寻找到渊源关系。本文从比较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与人力资本说

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是马克思对整个经济学的杰出贡献,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于马克思之前的古典经济学,从而奠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而且对现代企业理论颇有启发。因为激励问题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问题,而激励问题的根源是人力资本不同于财务资本或物质资本的产权属性,因此可以说现代企业理论是建立在对人力资本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个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命题与马克思的劳动力不等于劳动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正是从这个命题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对人力资本激励的重要意义,也才有利于建立起有关激励的现代理论体系。

在区分了劳动力和劳动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力买卖契约事实上的不平等,并揭示了这种契约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他说:“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P193)。从这个关于资本产生的前提条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虽然还没有系统的现代契约思想,但却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契约环境思想,这是很可贵的。从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看,正是有了对契约环境的准确揭示,马克思才能正确地描述一种在当时普遍存在(甚至现在也大量存在)的特殊契约。但是,由于马克思未能区分企业合约中的两种非对称性,所以他还没有全面揭示劳动力买卖契约中存在事实不平等的原因。他实际上是以企业合约中的第二种非对称性来定义企业所有权的。现代企业理论则更强调企业合约中的第一种非对称性在配置企业所有权中的作用。根据两种非对称性的思想,劳动力商品的自然属性“不卖出去就等于零”并不是造成劳动力买卖合同不平等的最根本的原因和永恒理由,时代的发展最终昭示了异质性人力资本才是市场上真正的短缺方。

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与队生产分析方法的比较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产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总额而形成的余额,就是价值已经增值的资本超过原预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称为不变资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称为可变资本。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值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1](P235-236)。这样马克思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价值增值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进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是古典经济学分析现代生产方式的了不起的尝试。这种划分阐明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从而从原理上正确揭示了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这个道理。此外,划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边际分析思想的具体运用,而边际分析是现代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所以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对现代经济学的启发很大。

三、“资本所有权”与风险收益

关于资本收益,马克思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述。马克思指出:货币必须在运动中才能保存自己。货币所有者把货币让渡给第三者,它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已经实现了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2](P384)。资本必须在运动中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即实现价值增值的功能。他指出:利息实际上不外是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如果产业资本家或商人只使用自有的资本,利润的这种分割就不会发生。如果资本的所有者亲自把资本用于再生产过程,他们也就不会参与决定利息率的竞争。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也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创造出利息率。只要资本还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资本家以私人资格支配的就不是资本本身,而只是可以作为收入来花费的利润。只要他的资本已经贷出去,从而作为货币资本发生作用,它就会为他带来利息,即利润的一部分,但他不能支配本金。如果他把资本收回,他也必须不断重新把它贷出去,才能使资本对其发挥资本的作用[2](P415-416)。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批判了庸俗经济学的资本(货币)可以自行增值的观点。他指出:如果像某些庸俗经济学家那样,把货币资本看做普遍现象,甚至把它当做利润的原因,那当然是荒谬的。全部资本都转化为货币资本,这当然是荒唐的。如果大部分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不可能靠利息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2](P424)。

但是,马克思并未对资本(货币)所有者何以分享价值增值进行研究,而冠之以“资本所有权”并加以否定。他指出:从质的方面来看,利息是单纯的所有权提供的剩余价值,是资本自身提供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于再生产过程之外;从量的方面看,利息率表现为在任何变动中都是固定的、一致的、既定的量[2](P423)。一般利润率同确定的利息率相比,表现为模糊不清。利息率的大小固然也会变动,但因为它对所有借款人来说都一样地发生变动,所以它在他们面前总是表现为固定的、既定的量[2](P413)。在现代企业理论看来,将利息看做“单纯的所有权提供的剩余价值”而加以否定,原因在于没能看到资本收益后面的风险因素、监控风险的复杂劳动和信息收益;相机治理机制则使资本的所有者不可能一直处于再生产过程之外,并不得不直面风险;信贷配给模型能更好地回答利息率相对固定的问题;风险和货币的时间价值可以解释资本在它只为消费而借的时候都会提供利息这个事实。

下面阐述关于资本收益的风险观。一笔钱被消费了是不产生收益也不产生风险的,而一旦进入生产过程,则产生收益,依据收益来源的不同分为时间价值和风险收益。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时间价值是生产系统中包括商业资本等在内的生产资本的平均增长率即无风险利率;从消费者效用的角度看,当期消费P与未来消费P′是等价的。如果没有任何风险和不进行任何监控风险的劳动,纯粹放贷人的收益就只是把当前消费推迟为未来消费的时间价值,而没有风险收益。但实际上资本无论以何种方式在生产中发挥作用,都是有风险的,与风险对应的收益称为风险收益。风险收益的背后是监控风险的劳动及其收入。如果通过银行把钱贷出去即资本家把钱存人银行,则是借助银行专家间接监控财务资本的风险。假定,在资本家直接监控财务资本风险的情况下,全部收益归资本家所有;在资本家通过银行经理和企业经理等专家间接监控财务资本风险的情况下,作为存款人的资本家比作为股东的资本家少获得的那部分收益转化为专家收益或企业家收益,即作为存款人的资本家获得,银行经理和企业经理的专家收益或企业家收益为。当然,也存在由于经营失败,作为股东的资本家所得少于作为存款人的资本家所得的存款利息,甚至会出现作为股东的资本家亏本的可能性。当然还应看到,在常态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货币所有者把货币让渡给第三者,当货币流回来时,已经实现了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我们依此来看,这个过程就是货币发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的过程。因为在某一时点上,社会的货币存量既定,货币所有者把货币让渡给不同能力的人经营,生产率显然是不一样的。换句话来说,即资本家以不同的方式贷出资本将面临不同的风险——收益匹配(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这种匹配是一种线性关系)。第一,如果资本家因为有特殊信息而不怎么费力地就找到了理想的经营者,从而产生了一个与资本面临的风险相比更大的总收益,从而资本家的总收益也大于均衡状态下与他面临的风险相匹配的收益,他所获得的超过他承担的风险的收益为,这个看似与风险不匹配的收益实际上是资本家的信息租金,即资本家曾经拥有的有价值的信息的资本化。而信息租金是与信息成本相对应的,因为无论信息成本是不是由获得信息租金的资本家支付,它总是存在的。至于租金可以看做有能力的管理者幸运地遇到了为他提供资金的资本家而获得的能力租金,因为如果遇不到这样的资本家,他的能力可能就只能与更小规模的资本结合而产生不了这部分租金或者只能产生少得多的租金。第二,如果资本家是因为有胆量把资本贷给某个他并不是很了解的经营者而幸运地获得了更高的收益,这时候由于不存在信息租金,则他获得的这个仍然是风险收益,这时表明他曾经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并获得了回报,资本家的收益与风险是匹配的。第三,如果资本贷出的过程是通过银行实现的,正如前面说的那样,其中很大一部分收益就会归银行专家所有,资本家所获得的将是与有限的风险相对应的有限的收益再加上货币的时间价值。系统风险的存在表明纯粹贷款人也将面临某些风险,这时企业家不能再独享。如果说是银行贷出资本的平均价格,则可以表示银行借入资本的平均价格(即纯粹贷款人的收益),且,即纯粹贷款人的收益由货币的时间价值和与系统风险相对应的风险收益两部分组成,而企业家的收益为。把前两种情况下的资本收益与第三种情况下的资本收益相比较,得出的结论就是积极的资本家获得剩余收益,消极的资本家获得合同规定的市场利率。

四、“企业主收益”与监督劳动

马克思对监督和指挥有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孤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2](P431)。

在现代企业理论看来,监督是一种为队生产提供充分激励和降低队生产风险的复杂的生产性劳动。而马克思比较强调监督的对抗性质,他指出:一方面,这是一种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就越大[2](P431)。他还指出:“指挥和监督的劳动,只要它不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特殊职能,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这种由奴役直接生产者而产生的职能,经常地被人们用作替这种关系本身进行辩护的理由”[2](P433)。这些观点虽然带有很强的时代烙印,但还是颇具启发性。

总之,马克思的理论虽然没有现代经济学理论那样的形式化表述,但其体系是完整的。从内容上看,马克思的许多重要思想对现代企业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现代企业理论的直接渊源,也是现代企业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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