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发展模式差异及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进党论文,台湾论文,政党论文,国民党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党发展模式系指政党在特定的语境中依据自己的历史、制度及文化特征形成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政党发展模式所呈现出来的基本样态既受到现有特定语境的制约，同时又是在政党发展及政治博弈过程中理性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发展模式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也具有动态性的特征。稳定性标示的是政党受到具体语境的制约而呈现出比较稳定的行为取向，而动态性特征则标示出政党随着语境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行为选择。特定地区不同政党发展模式的互动是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对政党发展模式的分析是政党政治分析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两党的政党类型区隔及动员模式差异 政党的发展模式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党政治基本生态与政治系统内主要政党所属的政党类型密切相关。①不过在不同的视角下政党呈现出的类型学特征并不相同。迪韦尔热从政党结构及其功能的角度出发将政党划分为干部型政党与群众型政党两种类型。②安杰洛·帕诺比昂科(Angelo Panebianco)强调政党起源(genetic types)的重要性，他把选举看做是现代政党的主要目标，因而将政党的关键性变迁阐述为一种从“群众官僚型政党”(Mass-bureaucratic Party)向“职业选举型政党”(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y)的转换。③笔者认为，在竞争性语境中政党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其生存与扩张的能力，主要涉及动员模式及其有效性、与社会联结方式和政党内部的凝聚力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如果以此为逻辑起点进行分析，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分别可以归类为“组织—资源分配型”政党和“组织—意识动员型”政党两种类型，其中，国民党属于前者，而民进党属于后者。④ 对于国民党的政党类型问题，学者的认知多有不同。布鲁斯-迪克森(Bruce J.Dickson)将国民党称为“列宁式政党”。⑤若林正丈将民主化之前的国民党称为“疑似列宁式的政党”，即具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特征，同时又区别于典型的列宁主义政党。⑥按照若林正丈的说法，国民党在台湾建立起的二元侍从主义体制是其政治统治的基本支撑结构，在这种基本结构下，资源分配与利益交换是国民党政治运作的核心。不过这种运作机制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国民党“党国体制”的长期存在，党的系统长期控制资源⑦汲取及分配权。同时，在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没有有力的竞争者，政治世代长期以来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慢，结构及人员老化情况较为严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属于“组织—资源分配型”政党，其主要意涵在于：国民党主要通过严密的组织系统完成对社会的统合与动员，而这种统合与动员主要以资源分配与利益交换的手段完成，掌握了资源分配权的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系统中居于中心位置。及至20世纪80年代以降，国民党已经无法垄断资源分配权，但是该党的基本动员模式并没有太大调整，特别是长期资源分配结构下形成的政治心态更是迟迟无法改变，这是该党目前遭遇到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进党是在国民党压制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势力，体制外的抗争曾是该党取得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较强的组织性是该党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无共识，台湾学者和政治人物对民进党是“内造政党”还是“外造政党”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林浊水认为，民进党的发展过程中“由一切皆由党中央主导、并以体制外群众运动为主轴的外造政党逐步转型，内造色彩加重，甚至随着执政态势的发展而渐渐出现影子内阁的雏形”⑧。显然林浊水关于“外造政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标准：一是体制外斗争是党的行为主线，二是党中央的强大控制力。以这两个标准来看，民进党显然既不是外造政党也不是内造政党，而是兼具这两个方面的特征。林浊水这里强调的是民进党中央无法对作为公职人员的党员进行直接控制，却无法否认民进党中央对党员个人具有较强约束力的现实，党的意志通过“立法院”党团进行贯彻也没有什么问题。以这方面的特征而言，民进党较为符合外造型政党的特征，组织的约束力较强是其长期以来能够与国民党抗衡的重要资本。同时，民进党在发展初期并没有类似国民党那样的资源优势，无法建立起类似国民党的侍从主义体制，这一时期的民进党主要靠以下几种手法进行动员：(1)家族势力，这在党外时期及民进党发展初期表现比较明显，典型者如高雄余家；(2)政治理念，最为典型者为“民主化”理念和“本土化”理念；(3)基层服务，即强化公益性服务和选区服务，并长期在某一地区“深耕”，从感情上取得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在民进党的发展过程中，党的组织系统为政治动员提供了平台，而理念性的动员则是该党的重要特征。在民进党的动员系统中，地方党部在大部分情况下都难以发挥国民党地方党部作为利益交换中介的功能，民进党也没有形成如国民党那样绵密的组织系统，在选举动员中，该党利用政治诉求进行动员的力度比国民党大得多。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民进党称为“组织—政治意识型”政党。因而，在对国民党与民进党进行比较时，党员数量是尤其不具可比性的一个指标，对于民进党这样比较重理念宣传的政党来说，党员数量并不是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 政党类型不同意味着其动员模式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两个政党对地方派系的不同态度。地方派系本来是在国民党威权时期留下来的政治结构，长期与国民党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相当长时期内地方派系是国民党对地方进行统合的重要中介，也是利益交换的重要枢纽。2000年之前国民党与地方派系的紧密勾连是其保持政治优势的重要原因。不过2000年以后，国民党面临着资源分配权缩减的现实，与派系之间的联系被削弱。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主席后力图改变与地方派系的联结方式，却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有论者曾经指出，“国民党选举一向跟地方派系紧紧相连，县市长是派系要角、立委是派系代表，利益交换是必然，但马英九不时兴这一套，他就是不信，国民党没有派系活不下去。不过，失去派系的地方奥援，不玩资源利益交换，马英九就算做到清廉诉求，也必须面对某些重要法案过不了关、失去地方执政权的局面”⑨。马英九执政的经历也证明，处理好与地方派系之间的关系对该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评论认为，2008年马英九大获全胜的原因是地方派系大团结。“民进党执政造成亲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失去政治资源，所以大家合作挺马。可是在马政府上台之后，他们的感觉与民进党执政时并没有多大区别，既然如此，何必那么卖力挺马？”⑩作为国民党“组织—资源分配型”政党的标志性结构，国民党与地方派系的关系事实上成为影响该党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传统的与派系竞合模式在国民党资源萎缩的情况下无以为继，而且由于其利益交换所具有的“黑金政治”特征使国民党长期无法摆脱道德低位的困境，然而新的动员模式却因党内阻挠无法建立起来，动员力下降已经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民进党并不排斥利用地方派系。民进党从党外时期开始，“要与权势、财势庞大的国民党相抗，同样得依靠地方士绅与派系家族之力。云林的苏治芬家族就是典型，嘉义的陈明文原属蓝营，靠绿营与派系的支持，当选县长后转投绿营，连任两届后，即使号称要打破地方派系的生态，但从蓝绿登记、乃至无党自行参选者的背景来看，完全不脱当年嘉义派系之斗的原型”(11)。不过对民进党而言，利用地方派系在其动员系统中长期以来并不是主要手段，该党对地方派系没有太强的依赖性。唯其如此，国民党与民进党所说的“基层经营”之涵义也并不相同。国民党的基层经营强调加强基层组织的功能，强化对“桩脚”的控制。民进党所谓的基层经营主要有两个层次上的意涵，一是打入国民党传统的“桩脚”系统，不断侵蚀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基础。有论者认为，民进党人通常不太经营村里长的职务，一些年轻、少壮派的党员不是对议员以上的职务感兴趣，就是对县市政府的职务极力争取，使得基层的村里长变成空虚的状态。(12)不过这可能只是民进党发展过程中较早期的情况，民进党在当时不经营地方基层是因为国民党利用其拥有的庞大资源在地方上建立了强固的利益交换关系，民进党无力进行竞争。不过随着国民党资源的萎缩以及民进党手中资源的增加，这种局面早已改观。以民进党长期执政的高雄为例，“民进党主政高雄十多年来，基层绿化程度不断扩大、不断加深，县市合并之后，民进党更以执政优势，精准又绵密地切人农会、宗教、区里、部落、水利会、同乡会等各个系统，蓝营的空间正不断压缩”(13)。2008年民进党下台以后，对基层的渗透更加重视，蔡英文第一次当选民进党主席后曾表示，“才知道里长的重要性”(14)，故加强基层渗透成为蔡英文当然的政策选择。基层经营第二个层次上的意涵在于通过长期的基层服务，“深耕基层”，不断加强与基层选民的情感联结，从国民党那里争夺支持者。民进党的基层经营及动员模式的变化隐含着一个逻辑上的可能，即随着民进党与地方派系的利益交换成为普遍现象，民进党在政党类型上“国民党化”的趋势不可避免。 二、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社会联结方式差异 政党的社会联结方式系指政党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如何通过与社会的互动强化政党的影响力。一般认为政党担负着政治表达与利益聚集的功能，将民众的利益诉求聚集起来形成政策并加以实施是政党能够存在的功能性基础。这一在西方语境中得出的结论虽然无法对台湾的政治过程提供令人比较满意的解释，(15)然而就强调政党社会联结对政党发展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对台湾政党政治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设计出了以“二元侍从主义”为核心的社会联结和控制机制。(16)这种“二元侍从主义”体制为国民党当局提供了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也是所谓“国民党比较重视组织”的原因。这种组织形式的核心就在于利益与政治忠诚的交换。这种社会联结方式可以称为“控制型模式”，这与当时国民党垄断资源的情形是相匹配的。不过这种结构在提供了社会控制的功能之外同时也限制了社会渗透的效果，也就是说这种统合并不是着眼于个人，而是着眼于基层组织(包括地方派系和党的基层组织)，无法形成对个人层面的全面渗透。(17)此外，地方派系的形成与强化在国民党垄断资源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政治控制的工具，但从逻辑上也意味着地方自主性的增强。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在民主代议制度下政治权力来自选票的原则下，具有掌握与汲取选票能力的地方派系、财团积极介入选举向“国会”进军，挟民意以强化其权力的基础与正当性，侵蚀并挑战执政党中央及行政部门的支配地位，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与影响力，甚至跳脱党中央的节制组成各次级团体合纵连横，为特殊的利益护航或通过与行政部门相对立的政策方案。(18)派系自主性增强的实质就是，一旦国民党手中的政治资源缩减，该党与地方派系之间的关系就会被重构，国民党与派系的侍从关系转向选择性结盟关系，国民党显然无法如以前那样再控制地方派系作为与社会联结的中介。但是国民党却又无法放弃利用地方派系进行社会联结的传统运作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家族、派系加财力仍是成为国民党提名参选者必备的条件”(19)。一直到现在，国民党仍然陷于如何调整与社会联结问题的泥淖难以脱身，这无疑为未来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民进党与民间社会的联结方式与国民党有所不同。民进党的做法主要是加强基层服务，强化对社会的理念渗透，同时想方设法加强与基层民众的情感联结。民进党的这种社会联结方式可以称为“渗透型模式”，在不拒斥基层组织的情况下，重在强调理念的建构以及形象的塑造。这种联结方式一般来说不需要中介，直接指向是社会中单个的人，在联结方式上具有扁平化的特征。以基层服务为例，近年来民进党的力度明显加强。2012年蔡英文败选后分别于8月和10月成立“小英教育基金会”和“小英之友会”，作为经营基层的重要平台，其中“小英之友会”扩张速度非常快，一年后已在全台九个县市成立了“小英之友会”，志工达到约1500人，这些志工以妇女、退休人士居多，其中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包括退休的大学教授、高科技公司的退休老板等。这个组织的主要目标就是“扩张社会联结、强化社会组织”，“小英之友会现阶段任务就是社会公益，除了净滩、小区服务外，也倡导反核”。(20)此外长期扎根基层与选民互动也是民进党强化与社会联结的重要方式，如林佳龙在台中的长期“深耕”就是比较典型的个案，这种做法在接近民众、塑造候选人形象方面较为有效。有学者指出，即使台湾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传统亲信信任格局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是经济活动，或是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以血缘和地缘为立足点的信任基础，逐渐过渡到建构于经验上的信任基础。“由亲而信”的信任格局被视为左右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基调，但是寻根究底，这种建构在个人才智表现和互动经验上的信任基础，由于是建立在附着于特定个人的直接人际关系互动上，它信任基础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以人为中心亲信哲学的延长，变的是对“亲”的定义，所谓亲者，从原来的以血缘和地缘界限，过渡到以实际互动中的观察和体会来定义。(21)这种情况形成了台湾政党与社会联结方式的具体语境，这种语境与西方社会有较大差异。相比较而言，民进党的这种渗透方式更加具有“人情味”，同时也更加容易引起基层民众情感的共鸣，基层民众一旦被吸引则会产生较强的归属感，民进党在南台湾的政治版图不断巩固就是这种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 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加强社会联结方式上的差异在青年选民的争取上表现得比较明显，民进党在这方面的政策成效相对来说要超过国民党。由于选举竞争日渐激烈，台湾两个主要政党均加大了争取青年选民的力度，它们依据青年选民群体的政治文化特征制定具体措施来吸引青年选民支持，“平时主要依靠建立青年组织体系，累积青年的政党认同，选举时期则围绕政党形象营销、候选人形象营销、政策营销三个主轴，全面争取青年选票”(22)。两个政党对于“首投族”的争夺更加激烈，有论者认为，“首投族的政治倾向与支持度可左右大选的结果，且依台湾民众的政治特性，第一次投票选择了政党之后就难以改变口味，也将影响长远的政治版图，因之蓝绿阵营都用心经营、极力争取”。在这方面民进党显然更胜一筹，2011年的民调显示“首投族尤其是20多岁的人多数倾向民进党，因民进党年轻，没有论资排辈的包袱，且较会讲年轻人的语言，让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产生认同感”(23)。2014年3月台湾出现的所谓“太阳花学运”就是民进党吸引并利用青年以牟取自己政党利益的一次“成果展示”，民进党利用其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对马英九当局施加了巨大压力，并影响了国民党两岸政策推动的进程。 民进党与国民党在社会联结方式上的不同也可以从两个政党取得资金以维持政党运转的方式上展现出来。国民党威权统治之下有所谓的“党库通国库”的便利，再加上庞大的“党产”，执政当局手中有大量的资源可以用来挥霍，这种情况下去讨论政党的资源汲取能力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国民党候选人可以轻易取得资源，于是选举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这种情况至少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国民党的选举高度依赖党中央的巨额补助，二是资源利用的效率非常差。及至台湾进入民主化阶段特别是2000年政党轮替后，国民党手中的资源大为减少，政党运转所需资金的获取才成为一个问题。从现实来看，未来随着“党产”处理完毕，国民党将面临更严峻的组织经营上的困境：失去了政党的巨额补助，国民党籍参选人势必要提高“民间”筹款能力，也要提高竞选经费的使用效率。(24)相比较而言民进党一直在建构自己远离资本家和大财团的形象，除了陈水扁时期的公开政商勾结以外，民进党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在力图保持与财团的距离。当然能不能做到另当别论，但民进党对这种形象的建构是不遗余力的。在政党运作资金方面民进党强调通过募款解决财务问题，并将这种行为与政治动员结合起来。每到选举，民进党的候选人都会举办募款餐会或者进行小额募款，目的在于既要解决财务问题，也要借此加强支持群众的向心力。2012年选举中蔡英文甚至举行“小额募款，改变台湾”记者会，号召支持者出钱出力。(25)小额募款一方面向社会表明民进党的清廉，另一方面则在情感上将支持者与自己的情感拉近，给予支持者以较强的政治参与感，这种政党与支持者之间的互动成为民进党加强社会联结的一个重要方式。 三、两党内部凝聚力的差异及其原因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对党员和党内派系能够产生的约束，二是党员和党内派系势力对党的向心力，其中前者属于维持和强化凝聚力的消极方式，后者属于积极方式。一般来说，党员和党内派系在理念认同基础上产生的向心力是政党凝聚力的源泉。相比较而言，政党对党内成员和派系的有效约束虽然可以产生震慑作用，但这种约束如果不能内化为党员和派系的行为取向，则该政党的凝聚力自然会弱化，政党的竞争力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从目前台湾两个主要政党的情况来看，民进党的内部凝聚力显然要大于国民党，其中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国民党历经数次分裂已经元气大伤，但是民进党虽然经历过分裂，如20世纪90年代“建国党”的出走以及一系列政治人物如许信良等出走事件，却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其整体支持度反而不断上升，而出走的政治势力却一蹶不振，很快就被边缘化。具体的例子很多，这里没有必要赘述。有论者认为这是国民党的社会联结方式所致，“国民党的特色是人脉丰富，也就是依赖人际关系而获得选票”(26)。这种人脉关系的最主要表现就是上文中的地方派系，支持民众与国民党之间的互动一般是以地方派系为中介展开，支持者对党的忠诚度显然要小于对派系领袖的忠诚度，所以政治人物只要能带走一部分地方派系，支持民众也会跟着出走，国民党就会分裂。当然这种分裂并不随时都能发生，能否分裂的关键在于有实力政治人物的理性选择，对政治人物来说，留在国民党还可以分到一些政治资源，离开国民党就要自己开疆辟土，风险无疑很大。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国民党内并不缺乏试图分裂者，其中最典型者就是王金平，但是因为其政治实力已经大幅萎缩，选择留在国民党内显然比出走可以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源，所以尽管王屡遭马英九打击，但还是坚持留在党内与马周旋。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势力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与政治制度的基本样态密切相关，在“单一选区两票制”下，“立委”当选显然要比旧制下的难度加大，地方派系能够挥洒的空间缩小，与国民党中央抗衡的能力自然减弱。不过对于国民党来说虽然没有裂解的危险，但“裂而不分”的结果却同样可怕。由于传统的派系运作模式已经逐渐瓦解，国民党内部的整合一直都是一个大问题，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国民党凝聚力流失的重大危机。 民进党内部凝聚力能够维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支持者对党的忠诚度要高于对政治人物的忠诚度，这与民进党重视议题动员的政党发展模式有关。有论者指出，民进党主要的政治版图建立在政治意识之上，群众是跟着政治议题走，台面上政治人物离开民进党，支持民众不会跟着走，连党主席离开民进党都不例外，许信良与施明德就是明显的例子。当绿营台面上人物分裂时，支持民众会弃弱保强，政治版图不会分裂。(27)故而民进党虽然内斗剧烈，却一直能保持“分而不裂”的状态，并能保持较强的内聚力。民进党政治人物对该党分裂抱持有相当的警惕态度，一旦出现分裂的情形则快速行动进行止损。当年杨秋兴离开民进党时，党内高层政治人物快速反应，将杨秋兴执政团队中的部分青年世代迅速“抢救”出来，陈菊当选高雄市长后还特意留下了部分职位给高雄县原杨秋兴的部属。这种举措保证了杨秋兴离开民进党既没有带走支持者，同时也没有带走执政团队，使其出走对民进党造成的负面冲击降到了最低。 台湾两个主要政党凝聚力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了各自党内政治生态的发展态势。马英九在第二任期开始后不久就遇到了空前的政治危机，虽然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但党内实力派政治人物却开始公开与国民党中央互别苗头。2013年12月郝龙斌不顾国民党中央三令五申“特侦组不能废”的表态，公然主张废“特侦组”，随即引来国民党中央的严正驳斥。其实郝龙斌与国民党中央唱反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打从2012年主张陈水扁保外就医开始，郝龙斌就想“走自己的路”。国民党另外两个实力派人物朱立伦、胡志强与国民党中央也多有冲突，在无法取得自己预想中的政治位置后，抛开国民党中央积极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谋划。(28)至于王金平与马英九的矛盾更是典型，国民党的决议在“立法院党团”的贯彻情况本来就不乐观，“关说案”后更是雪上加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马英九任期临近结束，党内“裂而不分”的局面会日渐严重，凝聚力涣散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观。 反观民进党虽然经历了陈水扁家族弊案的冲击，凝聚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受弊案冲击最为严重的时期，陈水扁的政治威望大幅削减，民进党内也依旧能够取得“挺扁”的共识。及至2008年蔡英文出任民进党主席以来，一方面加强与陈水扁的切割，另一方面则加强对扁系人马的收编，同时推进民进党的世代交替工作。苏贞昌担任党主席的时期是民进党内新老世代最后的角力，而“太阳花学运”则使这次世代角力的结果水落石出。这场所谓的“学运”爆发后，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与前民进党主席谢长廷相继退出党主席选举，先前已宣布参选的蔡英文表示要以“我们必须坚定的承担，承先启后，完成世代传承和党的改革”的态度，继续参选。(29)从这次党主席选举的过程可以看出，不管苏贞昌和谢长廷有多少无奈，但是最后还是要接受必须退出政治舞台中心的现实。 从目前台湾政坛两个主要政党的表现来看，内聚力的差别是明显的，如果再进一步追问的话，这种差别的形成还与两个政党论述之间的差别有关。杨照认为，“民进党赖以得到人民支持，靠的不是什么清楚、杰出的政策路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未来远景，更不是展现了值得欣赏、信任的治国能力。民进党靠的，是其长期所代表的价值信念，是这些价值信念带来人民的希望，也刺激出人民的信赖”(30)。从基本价值的角度来看，民进党的主要论述是清晰的，这些论述建构起来的愿景也是明晰的，虽然“台独”诉求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民进党却屡屡借此转移焦点，引外部压力激发支持者的狂热，在这种情况下，虚幻的“台独”诉求反而可能在支持者意识里建构一种相对的稳定感。反观国民党在政治论述方面长期以来却无法更新，自“反攻大陆”与统一中国的政治诉求破灭之后，国民党长期以来无法提出能够深入台湾民众的政治诉求。国家统一诉求被国民党丢弃意味着该党的政治理想性减弱。现在国民党将诉求的主要焦点放在经济和民生议题上，不过这种做法并不能帮助国民党摆脱困境，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议题具有非常强烈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在进行政治动员时，与政治意识为中心的议题相比，这些议题的动员力一般会比较弱。如果国民党未来无法重新恢复国家统一的论述，在政治论述的市场上事实上无法和民进党区隔和竞争。长期和较为宏大的政治理念在政党政治的运作中并非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清晰的论述往往有助于建立起政党实践的目标，可以给支持者以清晰的愿景，同时更可以使政治动员的路径选择更加有效。国民党仅仅将论述锁定在经济民生议题上，却没有宏大的国家统一观，很难实现高效的政治动员。如何实现国家统一观与民生议题的连接并形成系统的论述，是国民党未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发展模式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形成短期内比较难以改变，这种稳定性是各种因素累加的结果，同时也是政党内部各种势力长期博弈的结果。在政党的发展过程中，对政党发展模式的调整是政党结构调整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难度最大的部分。如果从政党生存的角度来看，显然政党发展模式的优化是政治竞争压力下的最佳选择，但这种选择却并不是总能如期实现。台湾两个主要政党均存在着这个问题，国民党的组织动员模式已经被证明需要进行调整，但马英九与地方派系切割的努力被证明是不成功的；民进党的“台独”路线是未来发展的最大瓶颈，但该党却一直无法进行调整。台湾两个主要政党的互动是以各自的发展模式为基础展开的，故而主要政党的互动模式也相应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也意味着台湾政党政治未来一段时期内的走向具有较强的可预期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台湾两个主要政党发展模式的调整及互动模式的变化是值得长期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政党的所属类型标示了政党发展模式相对稳定的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政党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不同类型的政党会产生不同的问题处理模式，党际之间关系处理模式则受到这些政党自身问题处理模式的影响，特定政党之间互动结构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 ②岑树海：《政党类型学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转换——从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到卡特尔型政党》，《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2期。 ③赵婷、娄士强：《政党类型学研究综述》，《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④在台湾还存在大量的小党，这些政党在台湾政坛中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本文对这部分政党不作分析。这部分政党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的属于理念型政党，如绿党，高效的政治动员效果未必是它们追求的目标，特定理念的宣传才是其真正的目的，许多“急统”与“急独”的政党也多属这种类型。当然如果理念宣传达到一定的效果，支持者日众，政治动员在政党目标谱系中的地位会上升。台湾小党中有部分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政党组织，如“工教联盟”、“中国妇女党”等，不过一般动员力都比较差。台湾小党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个人型政党，宋楚瑜的亲民党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些政党对领袖的个人形象依赖性极大，也比较不稳定。 ⑤Bruce J.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40-41. ⑥[日]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许佩贤、洪金珠译，台湾：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2-33页。 ⑦这里的“资源”系广义的概念，涉及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声望以及话语等各个方面。 ⑧林浊水：《测量台湾新坐标——林浊水文集》，台湾：财团法人浊水溪文教基金会1998年版，第237页。 ⑨《派系与理想的挣扎》，台湾：《中国时报》2009年6月29日。 ⑩《陈茂雄：宋不参选蓝营也裂解》，台湾：《苹果日报》2011年8月25日。 (11)《违纪者太强还是党太弱》，台湾：《中国时报》2009年10月13日。 (12)王昆义：《民进党败选的三个思考》，台湾：《旺报》2012年2月4日。 (13)《蓝少了王金平基层整合跛脚》，台湾：《联合报》2013年9月13日。 (14)王昆义：《民进党败选的三个思考》，台湾：《旺报》2012年2月4日。 (15)这个结论是在不考虑社会意识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前提下得出的，在台湾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比较强烈的地区只有部分的解释力。 (16)这里的二元侍从主义指统治精英将手中的一部分资源分割给举行地方选举县市的复数派系，从而形成恩庇侍从结构；地方派系领导者利用“地方联合垄断经济”而产生的资源，来培养自己在社会上的侍从主义网络，从而形成另一重侍从主义结构。见若林正丈：《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第42页。 (17)在这种统合模式下，国民党当局并不直接面对社会中的个人，地方派系充当了执政当局与个人之间的中介组织。这种结构虽然缓冲了个人与执政当局之间的直接冲突所产生的矛盾，不过也使执政当局对个人的控制并不彻底。 (18)廖益兴：《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化的效应》，台湾：《政治学报》21期，1993年12月，第83页。 (19)《违纪者太强还是党太弱》，台湾：《中国时报》2009年10月13日。 (20)《勤走基层小英之友会将全台开花》，台湾：《联合报》2013年8月19日。 (21)张苙芸：《当代台湾社会的信任与不信任》，载张苙芸、吕玉瑕、王昌甫主编：《90年代的台湾社会：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研究系列二(下)》专书第一号，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第299页。 (22)艾明江：《近年来台湾主要政党与青年选民群体的互动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3期。 (23)江素惠：《台湾的年轻世代》，《同舟共进》2011年9期。 (24)熊俊莉：《从政治献金视角看台湾政党的选举策略》，《两岸关系》2010年第10期。 (25)林绅旭：《筹大选经费，小英吁小额募款》，台湾：“中央社”2011年7月15日电。 (26)《陈茂雄：马英九弃强就弱》，台湾：《苹果日报》2009年8月5日。 (27)《陈茂雄：取代民进党与分裂国民党》，台湾：《苹果日报》2009年7月29日。 (28)《马压不住诸侯了》，台湾：《苹果日报》2013年12月21日。 (29)《一场学运打乱民进党主席选战》，台湾：“中央社”2014年4月14日电。 (30)杨照：《困境台湾——我们还能怎么办？》，台湾：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40-41页。标签：台湾政党论文; 台海时事论文; 台湾地区选举论文; 蔡英文民进党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马英九论文; 台湾民进党论文; 国民党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