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1936年中国总产出的国际地位研究——与美英日三国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美英论文,地位论文,国际论文,日三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3)02-0005-09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经济被卷入世界市场并逐步开始了近代化过程。纵观百年近代中国，1887-1936年无疑是经济发展态势相对较好的50年，但是，和当时的发达国家相比应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和其他国家相比究竟有多大差距？由于近代中国经济总量时序数据长期缺失，学界无法比较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虽有许多学者对近代中国经济总量数据做出过一些时点和小时段的估算值①，但数据的连续性都不尽如人意。近年来，英国学者麦迪森(2009)做出了以“1990年国际元”为单位的近代中国若干年份GDP，数据发表后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引用。如财新网报道，香港大学许成钢教授2011年7月5日在北京出席IEA第16届全球大会时谈到了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从最近的30年或者50年来看非常了不起，但把历史拉开来看，只是相当于中等程度的恢复。1913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中国第二，只看这个指标，中国终于回到了1913年时在国际间的地位。但从绝对数量上看，201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二，还不如1913年。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2025年中国GDP会成为世界第一，即便如此，中国也只是达到了1880年的状态，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②从数量关系角度看，许成钢教授所用数据来自麦迪逊的研究。
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对1887-1936年间缺失的40个数据做了初步的估算，形成了一个50年时间序列数据(刘巍、陈昭，2012)。诚然，我们的数据难免粗糙，但许涤新、吴承明先生的“估计自不免误差，但终胜囫囵”③一语使我们略有宽慰。从我们估算的数据来看，1913年中国不是第二，1880年也不可能是第一，这与许成钢先生的说法的差距是较大的。本文尝试比较50年间中外国民收入的差距和差距变动的趋势，就教于方家。
一、中美英日四国的经济总量比较分析
1.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
我们估算的1887-1936年中国经济总量数据是1933年不变价格的实际国民收入，为方便与外国比较，用批发价格指数(王玉茹，1997)转换成为1929年不变价格的实际国民收入，详见表1。美国和英国的数据来自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91)的研究。当然，有很多文献刊载了与本文所用数据略有出入的美国和英国的国民收入数据，但我们认为，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是研究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著名学者，经他们修正的数据应有更高的信度(详见表1)。日本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米切尔，2002)，原数据为1934-1936年不变价格的实际国民收入，为方便比较，用国民收入平减指数(刘巍、陈昭，2010)转换成了1929年不变价格的实际国民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见刘巍、陈昭：《近代中国50年GDP的估算与经济增长研究(1887-1936)》，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108页。美国和英国数据见弗里德曼、施瓦茨著，范国鹰等译：《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46页，第153～154页(英国1922年以后不包括南爱尔兰)。日本数据见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第1052～1053页。
为方便观察，我们将四国实际国民收入转换为1887年为100的指数，详见表2和图1。从图和表可以看出，50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近5.2倍，平均增长率为3.35%；美国次之，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近4倍，平均增长率为2.784%；中国位三，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2.48倍，平均增长率为1.836%；英国位末，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近2.1倍，平均增长率为1.502%。
资料来源：根据表1数据和各国价格指数转换。美国和英国的国民收入平减指数见弗里德曼、施瓦茨著，范国鹰等译：《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53页；日本国民收入平减指数见刘巍、陈昭：《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对不同供求态势国家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中国的批发价格指数见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指数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
2.中国与各国经济总量的比较分析
为实现各国经济总量的比较，必先将各国国民收入用同一货币单位表达。若把中英日三国的名义收入乘以当年对美元的汇率转换为美元的各国国民收入，有较大的问题：第一，50年中的资本流动或贸易品供给需求变化会引起美元汇率波动，由此必将导致中国、英国和日本全部产出价值的不合理重估；第二，50年间金银比价频繁变动，导致使用银币的中国和使用金币的各国之间货币汇率波动较为显著，由此便会对中国产出做反反复复的金币估值。显然，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各国实际总产出问题，所以不该因某种商品(金银)价格的变化而影响绝大多数产品的价值。弗里德曼(1991)已经在《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第六章第8节附录A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分析，不再赘述。我们采用弗里德曼的办法，将1929年不变价格的中英日三国50年实际国民收入都乘以1929年的汇率，这就大大减少了由于汇率波动造成的换算误差。当然，1929年的汇率也并非绝对合理，但由于这一年四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都是较好的，因此，我们暂以1929年的价格和汇率作为各国经济总量和人均量比较分析的基年。
干杏娣(1991)收集整理了美英日三国的汇率资料，1929年汇率为：1英镑=4.857美元、1日元=0.461美元，从汇率数值来看，距铸币平价差距不大。郑友揆(1984)收集整理的1929年中美汇率为：1海关两=0.64美元，按1︰1.55的比率将海关两换算为国币，则有国币1元=0.412903美元。吴大业先生的研究指出(孔敏，1988)，以铸币平价为100的话，1929年天津的汇率指数为99.5，牌价汇率稍低于铸币平价而已。按上述汇率，我们将中英日三国的国民收入折成美元，见表3。
把各国的国民收入以美元计量之后，四国的经济总量就可以相互比较了。由于本文的主旨是研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于是，我们在此分别观察一下美英日三国经济总量与中国经济总量的数量关系，详见表4。
1887年，美国国民收入是中国国民收入的近4倍，然后差距渐次拉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几乎是中国的10倍。战后两国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大萧条时期差距一度缩小至4.5倍左右，罗斯福新政之后差距再度拉大，1936年达到6倍以上。1887年英国经济总量是中国的近2倍，一战期间差距拉大到3.2倍。战后随着中国经济加速和英国经济放缓，到1936年差距缩小到了1.68倍。1887年日本经济总量仅为中国的43%，由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到1918年则达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95%左右。战后中国经济增长加速，于是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再度拉大到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60%～70%，1936年日本又追至90%的程度。
如果前面提到的财新网报道无误的话，那么，许成钢教授的论点与我们的结论相去甚远。从表4的数据观察，1913年美国和英国的国民收入都大于中国，仅从我们分析的4国来看中国就不是世界第二。许教授认为，201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二(即美国约为中国的2.5倍)，这一比例还不如1913年，意思是说1913年美国的GDP应该小于中国GDP的2.5倍。而我们估算的结果是，1913年美国是中国的6.88倍、英国是中国的2.36倍，英中两国的差距倒是与许教授所说的中美差距比较接近。本文讨论的时间起点是1887年，没有中国1880年的GDP数据，但是，由于1887年美国国民收入接近中国的4倍，退回到7年之前的188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能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既没有证据显示那7年美国的GDP是翻番增长的④，也没有证据显示那7年中国的总产出是大百分比负增长的。
二、中美英日四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比较分析
中美英日四国人口总数差距较大，理论上分摊到每个国民头上的产出额就会有较大差异，甚至会和总量的趋势相悖。因此，我们从人均国民收入角度再对四国的情况做一比较分析。本文采用麦迪森教授估算的人口数字，⑤当然，由于麦氏大量数据的估计方法不透明，学界对麦迪森的估计值之质疑声也是不低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同时估算这四国人口数的文献只有麦迪森教授的，其他学者的估计值大都是对一国某一时段的估计。若云麦氏的估计有误，那么，由于研究者采用同一估计方法，其误差也应该是比较一致的，适合我们对中美英日的经济大趋势分析。用麦迪森教授估计的人口数去除国民收入总量，即得中美英日四国的人均国民收入额，见表5。
用表5中的中国人均收入去除美英日三国的人均收入，得到了美英日三国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倍数值，见表6。
从表6数据我们观察到，1887年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近25倍，由于一战期间中美两国经济此消彼长，1918年美国人均收入达到了中国的近43倍，20年代基本上维持在中国人均收入的30倍左右。1929年末开始的大萧条重创了美国经济，一度使得美国的人均收入相对下降至不到中国的18倍。到1936年，中美两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又回到了50年前的状态。1887年英国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20倍有余，1918年差距扩大到近32倍。此后该差距渐次回落，1932年缩小至15～16倍，走出大萧条的低谷后差距再度有所拉大，1936年英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18.5倍，该差距小于1887年。日本虽然经济总量不如中国，但由于人口数远小于中国，所以，1887年日本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倍多，1919年差距扩大到近9倍。战后两国人均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大致在5～6倍左右的差距。1936年，日本人均收入是中国的5.3倍，比50年前的差距扩大了20%多。
三、对收入差距异常波动的分析
1.一战期间收入差距扩大原因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人均量，中国与列强的差距均被拉大了。如表2数据所示，一战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了连续负增长局面。我们的这一估算结果曾一度引起质疑。⑥多年来，学界“一战期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的概念根深蒂固，似乎GDP应该是大幅增长的，甚至有可能是经济过热的。从“黄金时代”产生的原因上看，是因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厮杀，放松了对我国经济的控制和掠夺所致。逻辑上的解释与多年来的意识形态合拍，因此，无须全面分析，就确认了这一结论。但是，这种观点应该是一个假说，国内外尚无一人曾以充分的数据、用宏观经济运行分析方法做过令人信服的证实。
许涤新、吴承明二位教授根据各行业情况，分别按生产能力、产量或投资额计算，结论是各行业情况不一。较大增长的产业年率为12%～13%，如棉纺织业。增长最快的卷烟业年增长率36%，最差的缫丝业年增率不过0.04%。⑦单独观察这一时段的工业增长，无法看出该时期工业经济增长的速度如何，必须和前期比较，方可得出结论。经计算，1895-1913年纺织业年均增长17.4%，矿冶业年均增长率是24%，可比行业几乎均超过一战前后的增长率。⑧经过两个时期的比较，许涤新、吴承明的结论是：“一次世界大战‘黄金时代’之说，更多是指利润优厚，并非指增长速度。”⑨
民国初年，中国经济尚处“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中(刘巍，2010)，经济中并无闲置的生产能力，一战突发的商品需求无法在短期内迅速拉动产量，只能先拉动价格。因此，并非和今天一样价格上升一般会伴有经济增长。当时，无论是外部需求还是内部需求的增长，厂商必先购置资本品，才能向市场供给更多的商品。而资本品和一些重要原材料都需进口。在近代中国，钢铁和机械、交通器材的进口，常被视为中国国内工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即使是进口渠道畅通，从向国外厂家谈判订货到出厂、海运、安装、调试也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的，即资本品转化为生产能力存在时滞。而在大战中，进口钢铁锐减而出口骤增，竟造成连续出超，对中国工业发展十分不利。机械、交通器材进口的增加主要在战后时期，这是因为大战中列强无力输出和海运困难之故(见表7)。以民族资本最主要的近代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为例，在大战之初并不景气，1914年纱锭反而减少了几千锭，1915年以后才逐渐增加。由于棉纺织业的机器设备依赖进口，因此，棉纺织业设备的增长主要是在战后，延续到1922年。在大战期间的多数年份里，棉纺织业的增长速度是低于战前的。⑩
从表7观察，1914-1918年，中国主要生产资料钢铁和机器的进口大致是向下的趋势，这基本上可以解释民族资本的生产能力不可能迅速提升这一事实，因为，当时的国内产业结构决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资本品主要依赖进口。从罗斯基教授估计的近代生产性质的投资额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详见表8.
表8数据显示，一战期间中国近代化投资额是下降的，关内各省比东北的下降趋势还要明显。战后，投资才大幅度增长。从这一角度而言，大战对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在近代化工业的范畴内讨论，虽战时工业化范围有所扩大，但战前的支柱行业增长速度并无提升(一战初期反而有所下降)。因此，战争的物质需求造成了价格上涨，民族资本的既有生产能力存量利润猛增。订单多、价格涨、获利多，造成了一种“黄金时代”的感觉。
至此，我们可以将一战期间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传导机制大略为下面的箭头图所示。
如果图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对下一个环节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而最重要的环节是3→4a，如果行不通，就必然选择3→4b。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突如其来的需求首先拉动价格(箭头图中1)，价格信号传导到厂商后，厂商必须购买资本品(箭头图中2→3)，扩张生产能力，方可增加供给，从而GDP增长。中国近代工业的资本品大都来自海外，进口是资本品投资几乎唯一的通道，一战期间，列强经济转向战时状态，出口减少，中国资本品进口大幅萎缩(图中箭头3→4a)，致使投资增长严重受阻(图中4a→5a)。因此，只能在既有的生产规模上加班加点生产，产量增长不多，价格上涨较多(图中3→4b→5b)。既有的厂商利润大增，市面繁荣，“黄金时代”虽有赚钱效应，但产出量不尽如人意。
另外，从大战开始的1914年到大战末期1917年，4年累计白银外流近13亿关两，(12)构成购买力的狭义货币量从1913年的19.767亿元滑落到1917年的19.359亿元。(13)货币是市场经济的血液，资金链断裂、经济失血也应是造成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国经济中工业所占比例并不具有优势。一战时期中国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是比较小的，占据压倒优势地位的是农业。据珀金斯教授的估算，1914-1918年，中国近代化制造业的产值占GDP总量的比重不足20%，而农业的比重是61.8%。(14)所以，GDP是增长还是下降，主要的考察对象应该是农业总产值的动向。长期以来，近代中国农业方面的数据比较零散，全国的数据、连续的数据比较缺乏。国家统计局莫曰达整理和估算了若干时点的农业总产值，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数量依据，见表9。
从表9观察，1911年和1920年两个时点的连线是可以涵盖一战时段的。1911年到1920年，无论农业总产值还是农业增加值，存在着下降趋势。从各子行业数据观察，除牧业和副业两个子行业有所增长之外，其他子行业——包括产值最大的种植业——都是负增长的。我们可以算出一个平均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无疑是个负值。由于莫老的数据缺乏1911-1920年的中间时点，仅凭首尾两个数据做年均增长率是缺乏说服力的，也很可能与历史本来面目南辕北辙。于是，我们必须参照其他方面的数据方可得出农业经济增长或负增长的结论。我们能够得到的数据是粮食进出口方面的，数据表明这几年人口数量变化不大，于是，出口粮食越少、进口粮食越多，说明农业经济中的主干行业——种植业是增速下降或负增长的。反之，出口粮食越多、进口粮食越少，则说明其是增长的。从表10中“粮食净出口”一列数据来看，1914-1917年的主要粮食商品的入超额呈不规则的扩大趋势，说明了这一时期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下降趋势。近代中国的农业始终占据着国民经济的压倒优势，农业经济的状态如何，是影响中国GDP的重要因素，农业产值下降，GDP必然是下降的。
大战期间，美英日三国受战争因素刺激，产量大增。彼进我退，经济总量差距显著拉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美国国民收入从战前的近7倍于中国迅速扩张到了几乎是中国的10倍，英国经济总量从2.3倍于中国拉大到3.2倍。战前日本经济总量仅为中国的55.8%，到1918年则达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95%左右(见图1)。
图1 1914-1918年美英日经济总量是中国的倍数值
数据来源：表4
2.大萧条期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原因分析
大萧条时期，美国和英国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型经济时代(刘巍、陈昭，2010)，在既定的收入分配制度下产出总量过剩，受危机的打击程度比较大，连年经济负增长，美国尤甚。而中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虽出口有所下降，但总需求依然大于总供给，不存在总量生产过剩的问题。中国经济的盛衰和当时的货币制度密不可分，近代中国的货币供给总量是由银币派生而来的，中国又不是产银国，中国货币供给量的伸缩取决于国际市场的白银流入流出。从表11的数据观察，当世界白银市场价格发生某种变化，产生了驱动市场参与者套利的空间时，白银就会自动流出流入中国市场，在中国银行体系货币乘数的作用下，现银流动使货币供给量发生相应的变化。截至1935年，国外银价下跌，白银流入中国时，中国的货币供给宽松，经济增长；国外银价飙升，白银流出中国时，中国的货币供给紧缩，经济低迷。银价的力量相当奏效，直到法币改革，这一规律相当显著，货币供给这根绳子在中国既能“拉车”又能“推车”。
资料来源：GDP数据见刘巍、陈昭：《近代中国50年GDP的估算与经济增长研究(1887-1936)》，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M1数据见Thomas G.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Los Angeles,Oxford,1989，p.394,1933-1935年的数据做了修正(修正过程见刘巍：《对罗斯基估算的1910-1936年中国货币供给量之检讨》，载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价格指数见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页；白银流动数据见孔敏：《南开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页。
从1918年起，白银流入中国源源不断。次年，中国开始了快速增长。从1919年起，直至1931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狭义快速货币增长和GDP快速增长并存的局面。中国货币供给显现了强大的“推车”功能，这与同时代欧美国家货币政策的功效有一定区别。从1930年起，欧美国家全面陷入大萧条，而中国经济却反其道而欣欣向荣，经济快速增长不已。然而，从罗斯福政府1933年“为白银做点事”的动议到1934年的“白银法案”，使得国际市场白银价格腾升，中国白银流出货币紧缩，阻断了经济增长的通道，(15)1933-1935年中国经济在欧美经济走出低谷时反而出现了负增长。
在中国银本位制度下，货币供给量一直受国际市场银价的左右，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而货币供给量的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又十分显著，中国经济总是随着白银流动上下起落。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已经完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财政部长孔祥熙认为：“政府以为欲谋金融基础之巩固，必先彻底改革币制。”(16)1935年11月，国内金融恐慌导致的经济大滑坡终于迫使当局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虽几经犹豫，但最后终于选择了纸币制度——法币诞生了，完成了近代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革命。从此，中国经济当局具有了调节货币供求关系的功能，有了实施货币政策的可能性。1936年，是中国实行纸币制度的第一年，中、中、交三行基本上掌握了国家的货币供给(东北和红色根据地除外)，结束了批发价格总指数下滑的局面。银根见松，银行拆息下落且平稳，物价、产量均呈上升趋势。从1936年全年来看，M1较上年增加30.85%，批发价格上涨16.67%，实际GDP增长6.47%，按现有资料来看，这是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率较高且经济总量最大的年份。近代中国首次以当局主动的货币政策成功地放松了银根、启动了经济，推动了倒滑的中国经济之车。
综上，1929-1936年，中国经济在1933年连续增长，1933年之后轻度负增长，1935年币制改革后重拾升势，总体表现大大优于欧美国家。
日本也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刘巍，2011)，解决了币制等问题之后，经济增速显著快于中国。因此，大萧条期间日本经济总量与中国进一步接近，中国经济总量与美英两国的差距则有所缩小。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一度缩小至4.5倍左右，与英国经济总量差距缩小到了1.4倍。日本经济总量在大萧条时期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保持在60%～70%左右，1936年日本又追至90%的程度(见图2)。
图2 1914-1918年美英日经济总量是中国的倍数值
数据来源：表4
结论1：5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远小于英美，但大于日本，且总量差距波动幅度较大。
50年来四国经济总量的排序是美国、英国、中国、日本，顺序未有过改变。从相对差距角度观察，中国与英国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从2倍缩小到1.68倍，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在扩大——从4倍扩大到6倍，中国对日本的总量优势大大减弱——日本经济总量从中国的43%追赶到90%。经济增长速度决定了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差距，50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近5.2倍，平均增长率为3.35%；美国次之，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近4倍，平均增长率为2.784%；中国位三，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2.48倍，平均增长率为1.836%；英国位末，1936年实际国民收入是1887年的近2.1倍，平均增长率为1.502%。
在50年的时段中，中国与列强经济总量的差距波动幅度巨大。1918年，美国经济总量一度是中国的近10倍，英国是中国的3.2倍，日本则追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95%左右。1932年，美国经济总量降至中国的4.6倍，英国降至中国的1.4倍，日本则回落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60%左右。
结论2：50年间中国与列强人均收入差距巨大，但波动幅度小于总量波动幅度。
1887-1936年，中国人均收入与美英的差距是巨大的，美国、英国都是中国人均收入的约20倍上下。和中国几乎同时步入经济近代化之路的日本之人均收入也是中国的4～5倍。中国与英美两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在1919年之前有扩大的趋势，一度与美国的差距扩大到43倍多、与英国的差距扩大到31倍多。然后差距缩小，大萧条期间缩小到不足20倍，1936年美中差距为24倍，英中差距为18倍。1887年日本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倍多，1918年曾扩大到7倍之多，1936年回落到5倍多。
结论3：一战期间收入差距扩大是由于中国经济负增长所致，大萧条期间收入差距缩小是因为中国经济整体表现好于英美。
①刘佛丁、王玉茹：《关于中国近代国民收入研究的状况和展望》，《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②http://overseas.caing.com/2011-07-05/100276240.html，且国内各大网站相关栏目多有转载，影响较大。
③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卷，第2页。
④相反，美国这7年的经济增长是比较平稳的，从1880-1887年的实际收入增幅不到15%。数据参见弗里德曼、施瓦茨著，范国鹰等译：《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⑤麦迪森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和日本的数据见第158、160页，美国数据见80～81页，英国数据见第32、34页。
⑥在200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讨会上，笔者提交了估算1913-1926年GDP的论文，当时就有同行提出了一战期间的GDP估计值与“黄金时代”冲突的问题，也有同行提出了该时段“价格上升GDP下降”与经验不符的问题。论文发表之后，笔者又陆续接到了一些同行提出相同或相似问题的来信和来电。
⑦⑨⑩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卷，第663，662，663页。
⑧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下册，第二辑，1957年版，第657页。
(11)数据有错误，但原文如此。该书的几个版本均是如此，可能是《海关报告》有误。疑为“差额-157”。
(12)孔敏：《南开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页。
(13)Thomas G.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Los Angeles,Oxford,1989，p.394.
(14)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转引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7页，表3。珀金斯的统计显示，加上公用事业，制造业的比重略超20%，而我们在文中所说的近代化制造业产值不足GDP的20%，是因为珀金斯教授的数据中包括了传统制造业的产值。
(15)弗里德曼著，安佳译：《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七章“富兰克林·罗斯福，白银，以及中国”。
(16)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抗战十年前之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重印本，第95页。
标签：经济总量论文; 国民收入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美国gdp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大萧条论文; 经济学论文; 金融风暴论文; 中国gdp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