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立[1]2000年在《苏联解体前后的俄国高等教育改革》文中认为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建立和解体都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联解体前的高等教育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努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1991年底苏联解体至今，自成体系的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大部分主权，成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主权国家，其在动荡和危机中已经走过了八年多的历程。在这八年中，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发展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 本文通过展示与分析前苏联及现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状况，通过对苏联解体前后俄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比较研究，对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并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几点笔者认为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本文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1）苏联解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2）苏联解体后的高等教育改革；3）苏联解体前后俄国高等教育的比较；4）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韩琳[2]2007年在《俄罗斯高等工程教育历史变革研究》文中提出工程科学技术在全人类的文明进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17、18世纪,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等的发展,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以促进工业化的进程,各国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高等工程教育体系以适应时代发展对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俄罗斯由于处于封建沙皇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发展较晚。但是在18世纪随着其工商业及航海业的发展,俄罗斯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高等工科教育体系,出现了独立的工科学院和专业学院。由于时代的局限这时期的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比较缓慢。十月革命后至前苏联解体前的近七十年间,前苏联为了尽快实现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工业化,加快了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步伐。在这期间,前苏联的高等工程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工程师。前苏联上世纪在工业、核技术及航空、宇航技术等很多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其在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成功的。苏联解体后,由于国家所受到的震荡,俄罗斯联邦高等工程教育在经历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冲击后,曾一度陷入层层危机之中。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稳步发展的情况下将教育的关注焦点再度转到高等工程教育上来,力图通过发展高等工程教育,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使俄罗斯再度步入世界科技强国之列。本文对俄罗斯高等工程教育萌芽到十月革命前、前苏联时期及解体后等三个历史时期高工程教育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与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每个阶段俄罗斯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过程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总结出其成功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促进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具体建议。从而为促进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借鉴。
李雅君[3]2010年在《俄罗斯教育改革模式的历史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踏着历史的足迹,抓住俄罗斯教育历史发展的三个质变点,旨在通过对沙皇俄国时代“欧化”教育改革、苏联时期“苏维埃化”教育改革和当代俄罗斯“西化”教育改革的研究,揭示出俄罗斯历史地形成的“暴风骤雨式”和“摇摆式”教育改革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俄罗斯这两种教育改革模式的表现特征,剖析形成这两种教育改革模式的历史与文化因素和深层原因。本论文将现代化语境下的俄罗斯教育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沙皇俄国时期、苏联时期和当代俄罗斯时期。在这三个历史时期,社会改革影响并制约着教育改革,因此,俄罗斯的每个历史时期的教育改革如同其社会改革一样,呈现出“暴风骤雨式”和“摇摆式”特征。那么,俄罗斯“暴风骤雨式”与“摇摆式”教育改革模式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本论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包括绪论和正文五章。论文的前三章根据对俄罗斯教育改革的分期,分别对沙皇俄国时期、苏联时期和当代俄罗斯时期三个阶段教育改革的社会状况和教育改革状况进行阐述。对每个历史时期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及改革措施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比每个时期的改革前后,突出其改革的共性特征:“暴风骤雨式”。俄罗斯的教育改革,还表现出文化上的“摇摆式”特征。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对俄罗斯教育改革的“暴风骤雨式”和“摇摆式”模式进行深层次的剖析。第一章论述的是沙皇俄国时代的“欧化”教育改革。沙皇俄国时期,彼得大帝改革前的教育极其落后,由于商人们迫切要求与西欧通商,俄国急需出海口,为了扩大疆域、强大俄国,彼得大帝把富国强兵作为社会改革与教育改革的目标追求。封建农奴制和君主专制是当时封建制度的主要内容。农奴制经济延续的同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沙皇俄国的“欧化”教育改革主要表现为实现了世俗教育和教育权利平等。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开始实施世俗教育和民众教育,开启了俄罗斯的教育现代化。第二章论述的是苏联时期的“苏维埃化”教育改革。本章首先概述了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处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动荡社会,其教育的突出特征是等级制和双轨制。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给俄国的有利革命时机,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了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苏维埃政府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集体主义教育思想和劳动教育思想作为“苏维埃化”教育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同时,提出了苏维埃教育学,建立了统一劳动学校。第三章论述的是当代俄罗斯的“西化”教育改革。本章首先论述了苏联解体前的社会主义改良状况,阐述了俄罗斯建国初期否定苏联政治体制的“西化”转型和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西化”转型。俄罗斯“西化”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教育的“社会化”和“私有化”。因办学主体多元化、资金投入多源化、教育原则个性化、教育管理民主化,叶利钦时期的教育改革表现为明显的“西化”倾向。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论文的重点。这两章从历史的和文化的视角分析了俄罗斯教育改革的两种模式“暴风骤雨式”和“摇摆式”的特征及其成因。第四章分析了俄罗斯历史地形成的“暴风骤雨式”教育改革模式的特征;沙皇俄国时期开启了教育现代化;苏联时期建立了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当代俄罗斯推行了有俄罗斯特色的教育现代化。从结果上看,每一个时期的教育改革都是颠覆性的,是对前一时期教育体制的否定,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教育体制;从过程上看,这种教育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暴风骤雨式”。本章从三个方面对俄罗斯“暴风骤雨式”教育改革模式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领导层的集权意识;民族的大国意识;民众的顺从意识。第五章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摇摆式”教育改革模式的路线特征:沙皇俄国时期从“东方”到“西方”的教育改革路线;苏联时期的“反西化”教育改革路线;俄罗斯“西化取向”的教育改革路线。在此基础上,本章从主观和客观因素两方面分析了俄罗斯“摇摆式”教育改革模式产生的文化因素:好走极端的民族特性;摇摆不定的文化归属。
焦应达[4]2011年在《苏联法学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发展与衰亡。1991年以来,从不同角度进行苏联史的研究,总结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之一。对苏联法学教育的研究包含了对苏联解体内在原因的探讨,见微知著,在法制、法学、法学教育成为现代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的今天,对苏联法学教育的反思将有利于俄罗斯法治国家理论的实践。法律科学的成长不仅取决于其学科内部的因素,还因为其与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苏联法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从产生之日起就有较强的辐射力,不仅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有超强的模范作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形态也产生的巨大冲击。苏联法学教育孕育和成长的环境,它在苏联法制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深刻影响到十月革命后大批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建设和法制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乃至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20世纪苏联法学教育随着苏联国家影响力的扩大而在全世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新中国法学教育采用苏联模式,培养了大批法学教育和司法实务人才,让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在比较短的时间全面而迅速地建立起来。虽然苏联法学教育中一度存在的法律教条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等因素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作为一种独特的法律文化它对世界法律文化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法学教育造就一批遵守规则、追求正义的法律职业者,从而形成一个高素质的稳定的职业法律家群体是通往并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法律人的职业素质与职业操守代表公平与正义,维护着法律的尊严,维系着公众对法治的信心。今天的俄罗斯高扬“法治国家”的理念,重新审视法学教育,关注法律人才的培养对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无疑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法治社会的建立、维系与巩固离不开发达的法学教育。对苏联法学教育的探讨将有助于对苏联解体的进一步认识,不仅对俄罗斯今天的法治化进程有借鉴意义,也将对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考,从而把握法学教育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提高社会主义国家依法治国的水平。文章的内容和逻辑机构安排如下:导论,介绍了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以及写作的初衷,从法学、教育学和历史的角度阐述苏联法学教育七十年的实践,试图对苏联法和法学教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第一章,首先在界定法学教育及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俄罗斯文化教育的发展背景做简要勾画。从介绍封建制和封建制以前法学教育的孕育入手,在彼得一世文化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教育改革中发掘和梳理当时对法律、法学教育所持有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彼得一世开启了俄罗斯人的心智,以野蛮的方式对抗和摧毁着俄国的野蛮,为俄国社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并推动了彼得一世的改革,让俄国高等法学教育逐步走上正规化。法学教育的肇始,寄托着俄国君主们通过教育开启民智的希望,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培养懂法律的官吏提高日常行政效率和行政水平。本章在18世纪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分析了19世纪法学教育在各种社会变革中的发展状况。帝国晚期试图以法律的完善挽救垂危的统治,在沙皇专制主义与各种革命力量的较量中孕育和催生了俄国近代法律理念,帝国时代法学教育的黄金时期被十月革命画上了休止符。第二章,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法律观的变化对法学教育发展历程的影响。本章首先梳理了苏联时期高等法学教育经历的三个阶段:改造阶段,1917年至卫国战争时期;发展阶段,二战后到70年代初期;提高阶段,70年代至1991年,以期对苏联法学教育有个宏观把握。一个时代的法律观念与法学教育对法律信仰的培植密切相关,但在苏联集权主义的情况之下,国家领导人的法律观会对法学教育产生重要影响。本章首先介绍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经典马克思主义法学观,苏联历届主要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法律观对法学教育的影响。苏联的法律观是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反映,表达了对法律功能的根本看法,因此也是理解苏联法学教育和核心要素所在。第三章,苏联法学教育的制度设计。本章从微观角度阐述苏联法学教育的组织结构、课程设置情况、教学大纲的编写及教科书的选定。课程政策和课程设置最直接的反映国家施之于教育的使命和任务,因此,对苏联法学专业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的分析就成为研究苏联法学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途径。教学大纲规定的一切学科都是学生必修的课程,苏联的法学教育为了培养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法律人才,通过公共课程,即政治课的学习完成社会主义道德的培育,通过专业课程丰富法律专业的知识技能,并在专业课的学习中继续加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都是以符合无产阶级国家对法律人的培养目标为标准的,反映了苏联政府在法学高等教育中的主导地位。此外,对法学专业的招生与就业、教学的师资、科研及教学方法等都一一展开论述。第四章,苏联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法律知识的专业化迫使法律职业的专业化,法律作为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手段,依靠一套专门的权威性资料来实行,客观上需要法学教育系统而完整的将法律这种专门的、权威的知识体系通过一定的方式传授给需要掌握这门知识的人。苏联法学教育既有通常法学教育的共性,也有独特的个性,在苏联法学教育过程中泛意识形态化之下培养出的法制职业人也表现出异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本章就苏联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具体阐述苏联的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律师等的培育以及他们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展开论述,整体展示苏联法学教育培养的法律人所呈现的面貌。第五章,苏联法学教育的特点。虽然苏维埃法学教育是在彻底清理俄罗斯帝国时期法学教育的基础上重建的,但历史的传统仍然以它的惯性潜在的影响着未来。苏联法学教育在历史纵向的链条中获得其独特的价值,并在不经意间体现着俄罗斯文化的浸润。本章通过将苏联法与作为普通法系代表的美国法和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法的比较中,获得更加鲜明的形象。第六章,苏联法学教育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的苏联历史具有空前的重要性,苏联法学教育的全部历程及经验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一段落。苏联法学教育的理念、方法、过程等都带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色彩,这些不仅在今天俄罗斯联邦的法学教育中仍有明显的体现,在中国、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苏联解体了,但苏联法学教育七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仍然给我们留下长久的回味与思索,对中国目前的法治化进程和法学教育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的结论部分表达的是,苏联法学教育的质量是比较高的,重要问题是法学教育培养的高素质人才不能真正推动国家法律制度的健全、司法实践的进步和法治观念的更新。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已经不是法学教育或者法律发展本身能够解决的,苏联法学教育由于体制的原因不能达到法治国家的水平。法学教育存在的根本问题已经不是法学教育本身、或者法律发展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它是苏联体制陷入困境的反应。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苏联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之间不能建立良性的互动,从而使法学教育走入困境。本文通过对苏联法学教育的反思,深入研究法律与发展的最终主题,让法律成为苏联转轨过程中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生长点,让人们享受法律文明带来的稳定感和幸福感。
辛莹[5]2015年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苏联发展的历史维度,以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开拓、曲折发展、变革停滞及改向四个时期的发展轨迹为脉络,兼顾对在俄罗斯文化历史长河以及在国际视域下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纵向及横向审视,通过逻辑论证,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第一,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在多重社会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其产生和发展与其他理论一样,既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对文化建设期盼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客观因素,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苏联共产党、领袖群体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等主体条件。离开这些苏联马克思文化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二、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既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对其发展进程进行全面的考察；还要站在现代的角度,面向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做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了解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来的内在矛盾,才能深入把握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深层结构,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提炼出其蕴藏的思想底蕴和理论精华,以便于探索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第三,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矛盾集合体,这个发展过程使苏联的文化建设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兴盛走向没落的历程,间接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覆灭。应该辩证地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系统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经验教训,在对史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探寻其走向衰落的深层次原因,为当今文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观念和新思维。传播与选择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前提。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教育程度、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等方面仍然极端落后,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文化生活具有多元的特点,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激烈的冲突和对抗。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人民的精神和觉悟被唤醒,民主和革命情绪增长。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迫切需要新的文化理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探究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条件；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为代表的领袖群体的成熟,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俄国和苏联的传播创造了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革命意识就在此时被逐渐灌输到社会意识之中,开始了在俄国和苏联的传播。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开拓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之路(1917—1928年)。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阐述了俄国发展的道路及基本特点,奠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他认为,俄国要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的。他论述了文化的本质和特征,明确了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党性原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决定性条件,阐述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列宁的文化理论不仅对当时发展科学文化、培养人才起了推动作用,至今对社会主义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仍有积极意义。列宁去世后,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经历了它的曲折发展阶段(1929—1952年)。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论证了文化革命的目的和任务,传播了列宁的灌输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进一步丰富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开展了20-3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斯大林在领导苏联文化领域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犯了歪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错误。斯大林时期,苏联兴起了个人崇拜之风,形成了集权化、行政化的文化管理体制,“阶级斗争”观点充斥文化领域,在文化领域内掀起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审讯、大镇压及学术领域的大批判运动,最终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重心的文化专制主义。改革与停滞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走向变质的重要环节(1953—1985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文化政策调整。这一时期形成了“解冻文学”思潮,解放了思想,繁荣了苏联文艺。赫鲁晓夫一方面强调对文化领域要“放松控制”,一方面又强调不能“放任自由”。这一时期仍然保留了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消除个人崇拜的同时又缔造着新的个人崇拜,对知识分子依然不被信任,教育改革存在片面性与盲目性,造成了相当多的负面影响。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个人崇拜依然盛行,此时的苏共文化工作指导方针是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服务的。这种做法过高估计了苏联当时的社会现状,掩盖了矛盾和问题,阻碍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同时也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停滞和僵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步入歧途(1985—1991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积累的复杂矛盾和问题,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口号,走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遭到否定,苏联社会的思想开始发生混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产生了怀疑。而戈尔巴乔夫此时却提出要实现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思想主张。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共产党,篡改建党学说,公然违背党章,党内各色人等齐聚,引进西方政治制度,苏共逐渐边缘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苏共逐渐放弃了文化领导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苏联逐步减弱,人们的思想观、价值观走向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一面,为苏联的剧变提供了思想文化的土壤。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潮起潮落跟当权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是在政治的干预下曲折演进的。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交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覆灭。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已经成为目前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两者某个特定时期必定存在共同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做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我国文化建设进入更好的发展机遇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如何实现文化强国之梦?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探索符合中国国情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带来深刻的思想启迪：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其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与包容性的统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最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前,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崛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文化才能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辉煌成就,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史研究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兴旺发达,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所具有的把握时代、创造历史的强大生命力。
赵慧敏[6]2014年在《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现代化研究》文中认为1991年12月25日,前苏联解体，独立后的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全面的转型，走上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世界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现代变革。2003年，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融入欧洲教育空间，高等教育面临全新挑战，教育现代化的任务摆在面前。自此高等教育走上新一轮的现代化征程，作为教育现代化系统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它的现代化变革对于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现代化视角出发，研究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通过历史研究和文献分析等方法，对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现代化的历史进行梳理，重点剖析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现代化改革实施的措施以及存在的特点，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经验，避免或减少改革中的失误。据此，论文的主要内容由绪论和正文的五个部分构成。绪论主要对问题的缘起，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一些常规性问题进行阐述，重点分析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对相关概念进行分析界定。以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为研究的出发点，重点考察俄罗斯国家行政层面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以及国家-社会联合组织的管理，理顺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各种关系，阐释其中的各种变化，寻找特点，总结规律。最后分析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现代化的特点，以借鉴为目的，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参考性的建议。研究发现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是一场全社会的变革，现代化将成为俄罗斯一直努力追求实现的目标。对于我国而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现代化变革才刚刚开始，我们不能盲从与效仿，要不断突破与创新，走出具有起我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之路。
雷蕾[7]2016年在《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俄国革命家、哲学家、批判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一个人的历史意义是由其对祖国的贡献来衡量的,而优秀的本质是由是否具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来衡量的"。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集中体现为"一种社会情感"、"一种行为准则"、"一种大国情怀"和"一种价值导向",这既是对"第三罗马"思想、"祖国之子"思想的继承发展,同时也从中折射出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导师列宁等人关于爱国主义本质的思想认识。在当代俄罗斯社会,爱国主义被赋予了神圣的国家使命,成为俄罗斯在国家治理层面合法开展价值观整合,维护俄式民主化道路,引领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正如普京所言,"我们找不到像苏联所选择的那样的东西。我认为,我们没必要向遥远的过去寻找这种东西,如果有一种能代替过去不错做法的东西,那就是全俄爱国主义"①。爱国主义是爱国情感的理性自觉,而爱国主义教育是促进个体掌握和获得此种理性自觉的必要途径。回视俄罗斯教育历程,爱国主义教育以其特有的价值规定和教育功能占据了重要的篇幅,是各个时期俄罗斯教育领域不可撼动的组成部分。特别在苏联时期,爱国主义教育高度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滋养着苏联人民的社会生活,其传递的思想理念影响着一代代苏维埃人民的精神世界。时至今日,虽然国家体制已经发生变革,社会结构也已发生转型,但爱国主义教育所具有的强大思想力量和精神指向仍然焕发着极强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在今日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所追求的价值观念是容纳社会多样价值观、多种政治思想和多元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在新的历史阶段,俄罗斯选择以爱国主义教育带动俄罗斯现代德育体系的全面复兴,并以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势回归作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重要突破口,符合俄罗斯重建"社会统一的价值观和思想倾向"的道路选择,是俄罗斯追求"历史同脉性"、"民族继承性"和"文化兼容性"融合式发展道路的战略决策。我国与俄罗斯在历史上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虽然在"特殊时期"经历过学术交流停滞,但正如朱小蔓教授曾经说过:"如果秉持多元的文化认同观和科学客观的态度,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遗忘俄罗斯"②。当前,中俄两国都处于社会转型期,在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俄罗斯近些年在爱国主义教育领域所进行的探索与建设,所形成的理念与方法,是能够与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以及我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角对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进行较为客观、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力图解决两个层面的基本问题:在理论层面,追溯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历史文化根源,辨析"俄罗斯新思想"与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关系,深入剖析俄罗斯爱国主义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当代价值,破解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实践层面,全景式、整体式呈现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对其现实经验与局限性进行客观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凝练我国在爱国主义教育领域应当给予的现实回应。正文总共包括五章。第一章主要研究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当代释义,集中破解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一方面,重点阐释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并对作为俄罗斯爱国主义思想溯源的"第三罗马思想"、"祖国之子思想"、"19世纪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列宁的爱国主义思想"进行追溯与分析,探寻爱国主义的民族文化基因,寻找爱国主义教育何以在当下承担国家重任的民族根源;另一方面,在当代俄罗斯德育体系框架下,阐释了其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精神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及内在关系。第二章主要研究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势回归。以历史为主线,结合俄罗斯不同历史阶段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重点研究基辅罗斯时期、沙皇时期、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与本质诉求。以现实为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层面剖析爱国主义教育复归的社会背景,客观分析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影响爱国主义教育回归的社会思潮,寻找爱国主义教育何以在当下承担国家重任的现实根源,探寻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模式构建的社会成因。以政策为参照,通过系统分析俄罗斯四部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要的目标任务、现实合力和配套资源等具体问题,透视国家层面对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的政策支持,从本质上把握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三章主要研究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基础、理论借鉴及现实主体。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复归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那么,从现实俄罗斯社会审视爱国主义教育,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或思想基础在何处?我们认为,普京提出的"俄罗斯新思想"恰是为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本部分重点辨析"俄罗斯新思想"与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借鉴,其中包括"个体中心取向教育理论"、"合作教育学理论"、"集体主义教育理论"。同时,本部分还从核心教育主体、战略导向主体、地区监督主体、地区执行主体、社会教育主体、宗教文化主体、校园文化主体层面,阐释了作为"全社会工程"爱国主义教育的"纵向联动、横向协作"立体式教育格局。第四章主要研究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课程设置及实践模式。本部分重点阐释了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内容,具体包括"基本民族价值观念教育"、"国家历史与宗教文化教育"、"军事强国意识教育"和"民族宽容意识教育"。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俄罗斯大中小学以人文社会科学类显性课程为主的课程爱国主义教育模式,分别对小学阶段"周围世界"、初高中阶段"社会知识"、大学阶段"人文、社会和经济类课程"的授课目标、内容、形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立足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属性,总结了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三类重要实践教育模式,即"国家历史文化"认知模式"、"军事强国意识"激发模式和"公民爱国行动"践行模式。第五章重点围绕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开展理性思考。从问题反思角度,客观分析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经验,同时对俄罗斯爱国主义自身具有的狭隘性,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迟滞和发展不均衡等存在问题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以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为参照,立足我国社会,提出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教育永恒性,牢固树立爱党、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有机统一,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教育促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认识,以及努力探索爱国主义教育在当代中国社会时代进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建设和社会合力构建的理性回应。
乔桂娟[8]2013年在《俄罗斯教育现代化区域推进模式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以系统论、现代化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区域发展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区域研究”作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旨在通过对俄罗斯教育现代化的推进过程进行整体性、动态性的把握，分析教育在区域层面上运行的条件和逻辑、发展和限制、优势和劣势等方面的特征，力图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和揭示俄罗斯教育现代化的特质，并阐明当前俄罗斯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机制和实现路径。这一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整篇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引言由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几方面组成。第一章对理论基础进行了多元探讨，综合论证了教育现代化区域多样性模式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其现实依据。以系统论为视角，可以将教育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多面体，不同国家和地区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在教育现代性的增长方面并不均衡，并决定了其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各具特色和路径各异。以现代化理论为视角，表明教育现代化有许多共性的特征，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多样的，其进程也是多形态的，不存在一个世界共通的现代化模式。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说明教育改革或教育现代化正是教育制度变迁或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教育方面利益变化和分配的制度化，变革的过程异常复杂。以区域发展理论为视角，进一步证明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形式，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它的发展必然呈现区域性的特征。第二章首先对俄罗斯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现代化变迁过程加以梳理和分析，并简要概括了每一时期所具有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俄罗斯教育现代化的政策动向和推进策略进行了整体把握。通过分析发现，在俄罗斯历史上，教育现代化的推进基本是由国家主导的，地区作用的发挥是有限度的。苏联解体后，联邦体制基础改革和各地区的“去中心化”运动导致了教育明显的区域化，如教育管理体制的分权化和自治化，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行，民族和区域性高等教育的大力发展，这一切说明了俄罗斯过去由国家主导的教育现代化推进方式或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三章主要考察了别尔哥罗德州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模式。别尔哥罗德州是俄罗斯教育事业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和充足的地区。目前，别尔哥罗德州教育现代化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在普通教育领域，旨在通过各项综合改革方案的实施，即实行新的教师薪酬制度、引入标准定额拨款机制、发展区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优化区域普通教育机构网络和扩展教育管理中的公共介入，建立起现代化的普通教育体系，以保证为全州公民提供普及的优质教育。在实施各项改革方案时，它充分考虑了自身的区域特点和现有的教育发展状况，分阶段扎实地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和发展。其教育现代化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创新性思维引领教育改革和发展；以综合改革方案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以教师专业化发展带动教育质量提升。第四章主要考察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模式。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是俄罗斯教育事业发展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当前，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主要以加快完成产业结构布局调整、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经济多样化发展为目标和动力，普通教育转向以优质均衡和提高质量为重点，初等、中等职业教育增强适应性、多样性、社会性，探索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动机制。从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实践来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在发展教育中坚持全面进步，坚持重点发展，坚持创新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现代化特征和区域特色的现代教育发展之路。第五章主要考察了萨哈共和国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模式。萨哈共和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联邦主体，也是俄罗斯目前最为活跃的教育发展区。教育基础薄弱，教育对象层次多，学习要求迫切，教育资源不足，是制约萨哈共和国教育发展的“瓶颈”。在现有的条件下，萨哈共和国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即一方面积极争取和充分利用外部支持，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各种各样的本地能力，加强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扩充教育资源供给，提升教育发展水平，以适应和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教育需求。第六章基于历史与现实、国家与区域等角度的思考，阐明教育现代化区域推进机制在俄罗斯目前已初步形成，而新时期的政治体制变革，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多元化的民族文化结构，则是促使这一机制形成的主要社会因素。建立统一的教育空间以实现教育现代化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的教育追求，但由于地区差异性的存在，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是注意结合了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当前，俄罗斯解决教育现代化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借助各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来推动；鼓励和支持地区间开展教育合作；探索并形成联邦和地区协同解决教育问题的新合作机制。
郭金月[9]2012年在《美国苏联学的兴衰》文中研究指明美国的苏联学是指冷战期间美国学术界以苏联政治为对象而展开的研究。本文介绍了美国苏联学起源的历史背景、主要理论视角、代表性学者的学术思想和苏联学取得的成就。另外,本文也试图初步回答美国学者未能预见苏联解体的原因所在。美国的俄国研究起步很晚。除了几所大学里的俄国语言、文学和历史课程之外,一战前美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俄国研究。20世纪20、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做了一些苏联知识的普及工作,但这时美国人对俄国仍然知之甚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冷战催生了美国的苏联学。为了认识和理解苏联这个对国家安全造成最大威胁的敌人,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大学合力推动了历时40多年的大规模对苏联系统研究。大体说来,美国的苏联学有四个主要的理论视角。极权主义是美国学者为苏联贴上的第一个标签。这个模式将苏联与纳粹德国并列,强调其恐怖、垄断全部权力和全面社会改造等与以前独裁政权不同的全新特征。这个理论认为苏联不会发生变化,也无法进行改革。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发生的一切使学者对其有效性产生了质疑。一部分学者受到美国政治研究的启发,认为苏联政治并非极权主义模式所认为的铁板一块,而是在机构、精英之间甚至社会各阶层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这种多元主义视角之下,苏联将走向西方政体那样的多元政治。另一部分学者则深受帕森斯等人的社会学影响,将苏联视为一个趋向理性的现代工业社会,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将使苏联政治发生改变,其中的“趋同派”甚至认为苏联将由现代化道路走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与这一派相对,还有一部分学者侧重分析俄国历史和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苏联政治的影响。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学者们侧重文化的连续性,以此得出苏联政治稳定且具有很大合法性的结论；1985年之后他们转而认为,由于世代差异,俄国政治文化的变化性更为显著,甚至认为苏联70年的统治已经造就了多元民主体制的根基。布热津斯基和塔克是美国苏联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个人经历不同,观点相异甚至相反,但他们的研究都贯穿了整个冷战时代,在学界也都有相当影响力。布热津斯基是一位怀有政治抱负的波兰裔移民。他始终认为苏联政治是不能改革的极权主义体制,这个极权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政权完全控制社会。在他看来,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发展方向是演变,自勃列日涅夫时代起苏联政治就走向了衰朽和蜕化。除此之外,俄国历史传统的连续性表现得也越来越明显,苏联体制开始向沙俄时代的威权主义政治靠拢。他注意到,苏联的民族问题是一种潜在危险和苏联政治演变的障碍,到1980年代末它变成关乎苏联生死存亡的问题。斯大林逝世之前,塔克曾于美国驻苏使馆工作9年。他的研究特色是对心理学方法的运用,他发现,在很大程度上独裁者斯大林的神经质人格驱动了苏联体制的运行。他指出,斯大林主义并不是一场西方通常认为的现代化革命,而是向15到18世纪沙皇时代俄国国家建设过程的回归。塔克对苏联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也进行了较为新颖的解读,并指出西方学界的许多误解。在塔克看来,斯大林主义的遗产深刻影响着他身后苏联的发展,赫鲁晓夫的政策回归到193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国家肿大膨胀,社会筋疲力尽”。由于信仰体系失败,作为一种文化,1980年代的苏联共产主义已经陷入危机之中。苏联解体前后,美国学界对苏联学进行了反思。苏联学对苏联领导人和俄罗斯学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通过人才供应和政策建议,苏联学与美国对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有紧密关系。美国苏联学未能预见苏联解体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苏联解体本身很难预测、苏联学家自身存在局限、理论工具和观察视角存在缺陷、美国国内环境和国际局势制约。本研究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地区研究应以人文社会学科为基础；理论工具对事物认知具有副作用；学者的情感不利于研究的客观;限定时段是预测的前提条件。
李盼宁[10]2017年在《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政府始终处于强势的管理者一方,虽然在某些时期,高等学校曾获得一些自治权力,但历史上俄罗斯高等教育深受“国家主义”的影响,为实现各个阶段不同的政治目的,或是巩固皇权,或是强国之梦而服务。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离不开其独特的历史背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新一轮的快车道,新时期俄罗斯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俄罗斯外部治理主体打破了政府独居一端、全面控制的局面,转而专注于对高等教育进行重要政策制定和宏观调控。而市场和中介作为为外部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到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的过程当中,发挥其协调和监督的作用。作为高等教育治理的内部载体——大学本身,其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及民主权力等各类权力分配和运行机制,也是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俄罗斯高等教育领域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监督,共同构建了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的模式,也体现出了其独有的特色。本论文通过分析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的历史变革、治理的外部影响因素和高等教育机构内部运行机制,进而透析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的现状,结合历史与现状构建俄罗斯高等教育的治理模式并分析其治理特征。正文共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章按照时间阶段对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历史时期进行划分。分为沙俄时期的高等教育治理、苏联时期的高等教育治理和现代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治理。主要依据是俄罗斯在不同历史阶段,高等教育治理理念及理念影响下的治理政策有所不同。根据不同时期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所起作用,再进一步的归纳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第二章是论述外部因素对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影响,即政府、市场、中介组织在高等教育发展和治理模式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外部因素,也就是外部治理主体对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无论是政府的立法、拨款与管理,还是市场的产品服务于需求提供,抑或是中介组织的融合与监督,都是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部分的研究也为进一步探究俄罗斯高等教育内部运行机制,全面理解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是对俄罗斯高等教育内部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按照俄罗斯大学的不同类型,选取了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金融-法律学院、远东联邦大学作为案例,分析三所大学内部权力是如何运行的,也就是其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是如何在各机构内部组织的安排和规定的。第四章是对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研究。基于前文当中对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历史沿革的论述和对俄罗斯高等教育内外部治理的分析,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机制出发,建构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并对其形成的四元治理模式进行阐述,进一步总结出其治理模式的特征,从而整体上认识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最后是结语部分,本论文是历时性、共时性维度的综合研究,是微观探究和宏观建构的全面探析。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有自己的特色和优点,也存在不足,需要以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形成是与其国情相融合的结果,同时,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对其治理模式的研究也并不是止于此。比较与借鉴对其进行研究的目的之一,本论文对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研究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苏联解体前后的俄国高等教育改革[D]. 李国立. 河北大学. 2000
[2]. 俄罗斯高等工程教育历史变革研究[D]. 韩琳. 重庆大学. 2007
[3]. 俄罗斯教育改革模式的历史文化研究[D]. 李雅君.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4]. 苏联法学教育研究[D]. 焦应达. 华东政法大学. 2011
[5]. 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D]. 辛莹. 山东大学. 2015
[6]. 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现代化研究[D]. 赵慧敏. 黑龙江大学. 2014
[7]. 当代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研究[D]. 雷蕾.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8]. 俄罗斯教育现代化区域推进模式研究[D]. 乔桂娟.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9]. 美国苏联学的兴衰[D]. 郭金月.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10]. 俄罗斯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研究[D]. 李盼宁.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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