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万历初当政者的文学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政者论文,万历论文,观念论文,文学论文,隆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567—1582这十六年，发生了明朝走向衰败过程中一次相当成功的改革（注：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已提出此议题，见该书第177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我们都知道嘉靖朝初年，朝政有过若干起色，但那次改革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随着嘉靖皇帝的怠政、权臣的弄权，嘉靖后期朝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嘉靖是一位刚愎自用、生性残暴（注：嘉靖一朝谏臣屡遭酷刑，触目惊心，即是例子。参见《明世宗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而又沉迷于服药求长生，以致长期卧病的皇帝。嘉靖中期以后，严嵩当政，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场上下腐败成风。国库无可用之钱粮、边境无可用之兵（注：隆庆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马森奏：“太仓存银一百三十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岁支官俸银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饷二百三十六万有奇，补发年例一百八十二万有奇，通计所出须得银五百五十三万有奇，以今数抵算，仅足三月。京师现存粮六百七十八万三千五百五十一石，岁支官军月粮二百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余石，遇闰月又加二十二万余石，以今数抵算，仅足二年有余……似此可谓匮乏之极矣。”（《明穆宗实录》卷十五，第414—415页））。嘉靖皇帝留下的是一个飘摇的政局。应该说，嘉靖一朝，已经决定了这个王朝的必然的没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先后出现了几位有志于振兴朝政的大臣，他们起来整顿这个飘摇的政局。他们的性格、思想以至政治理念虽然各不相同，他们之间亦矛盾、争斗，但是在求实、希望有所作为这一点上，却有相似之处。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皇帝驾崩，十五日颁下《嘉靖遗诏》。这个遗诏，是首辅徐阶和他的学生张居正商议起草的，反映着他们对于新皇帝登极将要进行的改革的见解。遗诏以嘉靖皇帝悔过的口气废除嘉靖一朝的部分弊政：停止建斋醮等一切活动，停止一切织造、采买事项，平反冤狱。这三项，涉及其时朝政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可以说，嘉、隆交替之际，徐阶的作用在于缓和已经激化了的朝廷内外的矛盾，也为后来的改革做好了准备。以后便是高拱在隆庆中期的改革和张居正在万历初期的改革。他们对朝政的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使各级政权有效的运转起来，恢复经济，加强边防。特别是张居正，他善于用人，以极严厉的手段考查官吏的工作，使原来已经疲软涣散的各级机构和官员能够恪尽其职，为他的改革目标服务（注：万历元年实行“考成法”，有了很好的成效。万历六年正月，户科给事中石应岳等言：“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明神宗实录》卷七十一，第1534页）《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说“考成法”行，“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还说：“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645页））。他在经济上的主要改革是清丈田亩、实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减少开支、增加税收。不到十年，国库充盈（注：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九：“万历四年，以京通仓米业足支七八年，准改折次年漕粮十分之三，得银九十万有奇，扣留运军行粮料价等银复十余万。盛哉！视迩来何啻盈虚消息之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 页）又《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说：“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645页））。他加强边防，平盗贼，御外寇，得到一个数十年未有之安定环境。从徐阶、高拱到张居正，他们虽有许多弱点，但都是有意革新朝政的实行家。特别是高拱和张居正的改革，给行将衰败的明王朝，带来了最后的一片亮色。他们是实行家，不是空谈者。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往往从施政的得失着眼。本文试图探讨的，就是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主要人物，作为施政者，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文学观念。
一
隆庆四年七月二日，高拱上疏请禁繁词。疏称：
臣惟尚实之世不多言，守法之臣无曲说。况君上日有万机，岂宜烦渎；而人臣进言当谨，安可虚浮？查得先朝奏章具各简实，不敢繁词。近自三二十年来，率务为支叶，铺缀连牍，日新月盛，有增无减。曾不思蔓延长语，徒劳圣览。且言多意晦，绪理难寻，翻可窜匿事端，支调假饰。人臣奏对之理不当如此。伏望敕下该部，严加禁约通行，内外大小衙门，凡有章奏，务要直陈其事，意尽而止，不得仍前铺缀。违者，听该部科官参奏治罪，庶存恭肃之体，且还简实之风。其于治理，所裨不细。
这个奏疏很快就得到隆庆皇帝的御批：
卿说的是。近来章奏委多繁词，且语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对之礼。着便通行严禁，有违的，部院该科参来处治。（注：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三《请禁章奏繁词以肃朝廷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万历刻本）。此事未能彻底推行。隆庆六年十二月，候选训导侯贵上疏言六事，谓：“近来时文，浸失旧制，险怪钩棘，破析文义，冗长厌观。虽时加禁革，难以猝改。”（见《明神宗实录》卷八，第290页）嘉靖朝亦多次整顿文风。 如嘉靖十一年正月，礼部尚书夏言上疏，谓：“近年以来，文章日趋卑陋，往往剽剟摹拟《国》、《左》等书，以相矜眩，不过以艰深之词，饰浅近之见；用奇僻之字，盖庸拙之词。而纯正博雅之体，温柔昌大之气，荡然无存……乃昨岁天下进呈录文，类皆猥鄙不经，气格卑弱，背戾经旨，决裂程式。其刻意以为高者，则浮诞谲诡而不协于中；骋词以为辩者，则支离磔裂而不根于理。文体大坏，比昔尤甚。今年望敕考官，务取醇正典雅、温柔敦厚之文，一切驾虚翼伪、钩棘轧茁之习，痛加黜落，庶几士知所向，文体可变。”嘉靖皇帝批曰：“文运有关国运，所系不细。近来士子经义诡异艰深，大坏文体，诚为害治。其出榜晓谕：今年会试文卷，必淳正典雅；明白通畅者，亦得中式。若有仍前钩棘奇僻，通加黜落，甚则令主考官奏闻处治。”（《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四，第3176—3178页）
不久，刑部侍郎游居敬上疏请以宋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庙，而疏数百言，且事文饰，第一个犯禁，被夺俸三个月（注：《明穆宗实录》卷四十七，第1192页。）。
高拱是一位用心于吏治的改革者。他是从吏治的角度来看待文的。嘉靖四十四年六月，他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有《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分析了当时“内则吏治之不修，外则夷狄之不靖”的原因。他以为，那不是由于兵不强与财不充，而是由于积习之败坏。他提出积习之败坏有八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浮言之习其流，也就是说，浮华的言词成了一种风气。他说：“辞有要则政有恒，议论多则成功少。而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谓非也；甲之所否，乙之所谓可也。事方立而忽夺其成，谋未施而已泄其计，苍黄翻覆，丛杂纷纭。谈者各饰其私而听者不胜其眩。”（注：《高文襄公集》卷二十二。）浮华的言辞不惟空言误事，而且往往隐匿、混淆是非。我们看隆庆四年高拱为首辅之后与下属论吏事的书信，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处处以一种求实的态度去处理政事，一切以是否有益于施政为转移，没有一点虚文缛礼。他劝他的僚属“共倡务实之风，以正人心、挽颓俗”（注：《高文襄公集》卷七《答杨大参》。）；他谈的是“文”，是以依附于吏治为前提的。他并不重视诗文的艺术特质。他说：“若后世所谓诗者，只是吟美声韵，而无关于性情；所谓礼者，只是虚饰仪文，而不本于恭敬；所谓乐者，只是嬉戏淫俗，而反乖于中和，则非所当务也。有志于学者，必当求诗、礼、乐之本然者而后可。”（注：高拱著、流水点校《高拱论著四种·日进直讲》，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48页。）他主张用人取其大。所谓大，就是既有德而又有才干，能够慷慨任事，而不是徒有艺文。他说：“科目以文艺取士，士只文艺是竞，父兄师友之所督勉，惟此而已。而性命之理，礼乐之实，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泽民之术，漫然其不知也。”（注：《高拱论著四种·本语》，第59页。）他这一类论述不少，如：
后世韦布之士，徒事章句，无复格致、诚正、修身之功，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具。
成祖始制内阁，以翰林官七人处之，备问代言，商榷政务，极其宠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其后遂理机务庶政。比其久也，则遂隆以师保之官，称辅臣焉，虽无宰相之名，有其实矣。然皆出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诸首甲与夫庶吉士之选留者。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无他事焉。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之平章，而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注：《高拱论著四种·本语》，第25、47页。）
高拱在隆庆改革中有着不可忽视之贡献。他是一位有才干、有大气魄的革新者，他的求实思想，在隆、万之际有着现实的积极的意义。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张扬、专权，傲视群僚而又缺乏心计，终于未能把自己设计的改革进行下去，黄景昉说：“高新郑踉跄去国，诚非其罪……好胜过敌，物极必反，亦其报也。”（注：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八。关于对高拱的评价，《明史》卷二百十三《高拱传》谓：“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又说：“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谓：“拱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议论蜂起，而性急迫，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有敢抗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之反对繁辞，完全是从施政着眼的。从高拱，我们可以思考政治家看待文艺的视角特点。从政治看与从文艺看，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结论，这是很自然的事。
张居正也是一位重吏治的改革家。他对待事物的态度，亦以是否有利于富国强兵为转移。他初入内阁时，有人批评他，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他回答说，这是太赞誉我了，“吾安能使国富兵强哉！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注： 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三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说他为国家的富强，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对于他对待文化、对待文的态度，均应从此一基本点来理解。万历七年正月，下令毁天下私设书院。此事由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所引起。施观民聚敛民财，私设书院，于是被革职闲住。其所创设之书院与各省书院之私建者，改为公廨衙门，田产收归里甲；同时禁止聚众讲学（注：参见《明神宗实录》卷八十三，第1752页；谈迁《国榷》万历七年，续修四库藏书影清抄本。）。也是在这一年，他借故杀了阳明学派的学者何心隐。心隐原名梁汝元，他聚徒讲学，在讲学过程中议论朝政，声言张居正专制朝纲，他将要入京昌言驱逐之。于是被逮入狱，其友人罗巽亦未免于难，万历八年亦冤死狱中（注：《明神宗实录》卷九十五，万历八年正月：“先是，江西永丰人梁汝元聚徒讲学，讥议朝政。吉水人罗巽与之游。汝元扬言江陵首辅专制朝政，必将入都昌言逐之。首辅微闻其语，露意有司，令简押之。有司承风旨，毙之狱。已而湖广贵州界获妖人曾光等，造为妖语，煽惑土司。事发，插入汝元、罗巽姓名于内，且号汝元为玉知子，罗巽纯一真人……汝元已先死，罗巽亦继毙。狱竟不成。 ”（第1915、1916页）七年七月杀何心隐，八年元月罗巽死狱中，而终为一冤案。）。张居正之毁书院、禁讲学，为后世所普遍非议。今人甚至拟之为文化专制。其实此事有甚为复杂之原因。自思想倾向而言，他虽然对罗洪先有好感，也极赞赏王门弟子王宗沐，但他对于王学的基本态度，则是反感的。他赞赏王宗沐，是赞赏他吏治的才干。宗沐主管漕运，成就斐然。居正在谈到此一点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给王宗沐的信中说：“四百万军储江海并运，洪涛飞越，若涉平津。自仆有知以来，实未见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上，语及今岁漕事，天颜喜悦，殿上侍臣，咸呼万岁。”（注：《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二十五《答河漕王敬所言漕运》。）王宗沐的工作是让南粮顺利北运，这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有甚大之关系。在另一给王宗沐的信中，他说：“辱示，知运艘已于三月十一日尽数过淮……若前途通利，则额赋可以毕达，国储日裕矣。今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当别有处分，今固未敢言也。”（注：《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二十六《答河漕王敬所》。）他是从朝政得失的角度欣赏王宗沐的。他甚至写信与宗沐讨论改革大计。但是，从思想倾向上说，他与王学实存歧异。加之有的讲学者公然反对他的改革，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他之毁书院、禁讲学，主要原因在此。
他毁书院、禁讲学，是从他的改革能否不受干扰着眼。他对待诗文，也无不着眼于朝政。万历皇帝登极时年仅十岁，张居正为其安排了严格的学习制度，教材《帝鉴图说》与《四书集注直解》就是他亲自编写的。从《四书集注直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借论诗以说朝政。《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朱熹《集注》只是说“感发意志，考见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其余绪又足以之多识。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九，《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而居正解此，除明字义之外，又着重地讲了为政的问题：
盖诗之为教，不但学者所当诵习也。《关雎》、《麟趾》，为风化之原；《凫鹥》、《既醉》，乃太平之福；《天保》以上，所以治内；《采薇》以下，所以治外。王道莫备于斯矣。为人主者，可以不究心焉？（注：张居正《四书集注直解》卷十二，清八旗经正书院刻本。）
朱熹是从学诗者应该注意什么的角度，来理解孔子这段议论的。而张居正，则把他解释成治国的手段。《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熹注此，谓：“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三。）他只是从道德修养上说的，张居正解此，则曰：
若专尚质实，胜过乎文，则诚朴有余而华采不足，就似那村野的人一般，一味是粗鄙简略而已，岂君子之所贵乎！若专尚文采，胜过乎质，则外虽可观而中无实意，就是那掌管文书的一般，不过是虚浮粉饰而已，亦岂君子之所贵乎！惟是内有忠信诚恪之心，外有威仪文词之饰，彬彬然文质相兼，本末相称而无一毫太过不及之偏，这才是成德之君子……盖周末文胜，古道尽亡，孔子欲矫其偏而归之正，故其言如此。但当时之君，安于弊政而不能变更，公卿大夫流于习俗而不知救正，此周道之所以日衰也。有挽回世道之责者，其念之哉！（注：张居正《四书集注直解》卷六。）
孔子此处原来是就广义的文、主要是礼文而言的，张居正在礼文之外，加上了文词，而且又联系到治道上来，不忘告诉年幼的万历皇帝负有治国之责，要他一定注意这一点。万历皇帝喜欢书法，经常练习，还喜欢书写送给几位顾命大臣。张居正就劝他，说书法是小技，帝王的职责是治国，不要沉迷于书法中。
徐阶与高拱、张居正不同，高、张从施政的角度看待文，而徐阶则从道德修持的角度论文，当然，他讲道德修持，终极目的仍归之于为政。他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聂豹的学生。他为首辅时，推动着阳明学的讲学活动。嘉靖四十四年的灵济宫大会，官员、生徒云集至千人，欧阳德、聂豹、程文德、罗汝芳这些王学的著名人物都曾赴讲，听讲者中有许多重要官员（注：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8页；王时槐《王塘南先生自考录》嘉靖四十四年条， 转引自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第266页，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外官自方伯以下，内官自亚相李春芳以下，分列左右，以首辅而主持阳明学之讲学活动，在明代这是首次。可见，徐阶是把道德修持看作他主持朝政的重要部分的。我们如果联系阳明学提出的初衷原在于正人心以治平天下，则对于徐阶的这一行为也就可以理解。徐阶论文，重在道德。他为陆深的文集作序，说：
夫文之用广矣大矣。其体诸身为德之纯，其措诸事为道之显，其书诸简册为训之昭。古昔圣人以此经纬天地，纲纪人伦，化成海内，贻则万世。故夫播而为训诰，萃而为典谟，删述而为经，笔削而为史，虽出于圣人之手，犹文之一端也。而后世不察，独以文字当之。于是道德、勋业、文章判为三途。至其甚也，又举所谓文字者归之于浮靡诡诞之作，而其为文，因亦流于俳优之末技，家人之俚语，则何所系于人文世道以庶几古之作者之万一哉！（注：徐阶《世经堂集》卷十三《陆文裕公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明万历徐氏刻本。）
这里他特别提出来道德、勋业、文章三者应该一致，而且为文应该系于世道人心的问题。在《金精吟社集序》中，他又提到先道德而后诗文的问题：
国家乡举里选之法废而专以文辞为登用之途。士之生者不患其无文，患其无行。诗又文之一也，其学传与不传无足深论，诸君子犹不忍坐观其然。至道学不明，里无善俗，寡廉鲜耻，以利为义，近世大儒力救之而未能者，其亦尝思以倡之乎？倡之如何？修身以及人，笃近以举远，善者与之又从而进之，恶者惩之又从而教之，积之以岁时，感之以诚意，则人心之天复而俗可敦。俗敦而其用普矣。区区文词之学，徐而议焉可也。（注：《世经堂集》卷十一。）
他是讲性命之学的。通常的说法是文本于性情，他却说是本于性命与学术。他在为朱廷立的《两崖集》作序时，赞扬朱廷立的文章说：“公为文，根本生命，发抒学术，上取正于六经，下取材于诸子。”（注：《世经堂集》卷十三《两崖集序》。）他主张心之常虚常灵，没有私欲之扰，着眼于心之修持，因此而轻视文。在给欧阳德的信中，他说：
阶少役志于富贵，三年而知其无益，始刻志于文词，冀可不朽。今又四年，始觉文词之与富贵，均为外物。（注：《世经堂集》卷二十二《复欧南野太史》。）
其实他讲修持，也是一种政治的需要，并非真的实行。他是一位极有心计的人，看他不动声色，最后完全置严嵩于死地，就可以了解他机心之深。他的子弟横行乡里，霸占、兼并田地二十四万亩（注：关于徐阶兼并田地的数量，史有不同记载，多至二十四万亩，少至四万亩。四万亩之说，据徐阶自己的说法。）。隆庆三年海瑞为应天巡抚时，整治侵夺民田的地方缙绅，首指徐氏。但结果徐阶还是只交出很少的一部分田产。我们看阳明的门人，理论与行为之间的背离，非只徐阶一人如此。此一点，似未引起学界之必要重视。学界以极大之精力，阐释王学之理论范畴与理论体系，而不问此一以思想践履为终极目的之理论，究在何种程度上付诸实践，从而论其实践性品格又从而论其价值之所在。
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先后四位首辅之间，论文最多的是申时行。申时行在性格和处事上与徐、高、张都不同。他和缓沉稳，不事张扬也不为过激之行。在《答顾冲庵巡抚》中他说：“鄙性柔懦，好下人而深畏事。”他是张居正提拔起来的人，辅助张居正进行改革。他对张居正改革的急迫与苛繁其实有不同看法，但他不说。直到张居正死后被清算，他才流露出来。张居正的改革被彻底否定之后，申时行作为参与改革者之一，一反张居正之政策，变严苛而为和缓（注：这从他的《赐闲堂集》大量的书信中可以得到说明，例如《答陆阜南巡抚》：“海内连年灾沴，一困于征敛之急迫，再苦于法令之烦苛。今解网改弦，务从宽简。至于吏治，尤宜奖廉训俭，优礼悃愊，以渐变其颓风。此鄙劣之有志而重望于吾丈也。”《答朱镇山尚书》：“向来吏争于操切，民苦于苛烦，士习靡然，人心涣甚。计莫如缓征厚恤以安黎庶，屏奸进贤以清朝廷，一切以宽大简静，与天下休息，庶可以补偏救弊，臻于治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万历刻本））。在群攻（特别是年青官吏）张居正之时，因他与张居正的关系，他也备受责难，如置火上。他说：“仆盖处安危疑信之间，以诚意不孚，智术不足，无以服反侧之心，而制倾邪之命。故险夫横议，出而相轧，人情杌陧，国是混淆，几有不测之患。”“赖天心默佑，圣志不摇，危而复安，疑而复信。此殆天意，非人谋所及也。其中曲折，仓卒难言。”（注：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三十五《答冯文所学宪》。）在大反复，朝政一片混乱之中，他说是有赖于万历皇帝对他的信任，才逃过劫难。其实，也有赖于他的沉隐，当然与他顺着反张的势力而一反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不无关系。《明史》卷二百十八《申时行传》说他“外畏清议，内顾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明史》撰者对于申时行的这一评价似嫌苛刻。在张居正改革失败，朝政是非不分，加之他所处地位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他能够维持一个较为平隐的政局，当了近九年的首辅，实亦不易。这和他的机敏与沉稳和缓的性格不无关系。他论文与他的性格有关，虽与徐、高、张一样重政、重道，但较为圆融。作于万历八年的《会试录序》和《会试录后序》，有过有关的论述：
当成、弘之际，文教醴蔚，士皆重博雅，奖恬退，耻不修，不耻不闻，耻不能，不耻不达。时则彬彬，质有其文而不诡于正。又百年而天下之文日盛而入于侈，士乃委蛇其道，繁缛其节，竞斧藻而工鞶帨。其甚也，浮游夸诞，称引夔魑象网、叛道离经之说而号为奇士。至于好奇而习愈坏，殆孟氏所谓诐行淫词生于心而害于政事者，其为世道病，非浅鲜也。
二百余年，士之秉道循法称学术事功者，炳焉可述，即成周何以异。然臣尝过计，以为文敝于太盛，法玩于久安。敝则缘饰愈巧而实不修；玩则检柙常疏而节不立。此士之所大患也。比见占毕之士，多骛诡奇；谈说之家，常持空幻，非徒绣其鞶帨，又设淫词而助之。当官莅众，则微文避课，先名誉而后职业，即重禁之，其势不止，何也？则习尚已成而溺焉者众也。（注：《赐闲堂集》卷九。）
这是从取士的角度论文与为政之关系。在这两篇序里，他主张取士不贵其言而贵其用。在为陈鎏的《己宽堂集》作序时，他也提到繁辞之弊：
而顷者文敝滋甚。纤秾绮靡、浮淫险怪之词横骛捷出，至剽剥异端，决裂经训，散淳朴而漓本真，于人心世道有遗虑焉。（注：《赐闲堂集》卷十《陈雨泉先生已宽堂集序》。）
当他从为政的角度考虑问题时，他并没有注意诗文的艺术层面。但他其实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诗也写得好。当他不从为政的角度考虑问题时，他是很注意诗文的艺术特色的，无论从创作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都如此。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谈。
万历十一年曾为次辅的许国，也提到文应该与德功并传，“士之所托不朽者，独文辞哉？要以穷理而致用也”（注：许国《许文穆公集》卷二《文章正宗序》，明万历刻本。）。曾为吏部尚书的张瀚，则把词人墨士之文与有道者之文区分开来。他为吴廷举的诗文集作序，称其诗文非饰章绘句争骛淫丽以炫观听，而于忧国忧民砥砺廉隅敦笃信义三致意。他进一步论诗文之要，谓：
夫文以气为主，气得其养，至大至刚，敛之不逾一身，放之塞乎天地；以之策勋，泛应不匮；以之修辞，亹亹无穷。凡其感于物而形于言者，要皆厚人伦，美教化，达于事变，关乎政治，协匡正之义，得风人之旨。其气全，其道备也……若曰：诗缘情而绮靡，奏平彻以闲雅，词贵体要，论主精微。公作或不尽然。斯词人墨士之科条，不可例于有道之绪余也。（注：张瀚《奚囊蠹余》卷二十《刻吴清惠公诗文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隆庆六年刻本。）
隆庆、万历初这几位负有治国重任者的诗文观，着眼点都在治道上。他们看待文的价值，以是否有益于治道为转移。以往当我读到隋代的李谔《上书正文体》提出文表华艳应该治罪时，以其反文学之倾向而十分反感。如今审视隆庆、万历初期的这几位左右政局的重要人物对于文的看法，忽然若有所悟。处于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社会群落，由于不同的利益驱使，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必然会有不同的着眼点。
二
从吏治的需要而反对繁辞，确实于吏治有益。试想臣工之奏章雕章琢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试想一位负有责任的官员整日里雕章绘句，那是什么情景？有明一代，多次下诏反繁辞，就因为繁辞不便省览，浪费时间。为严禁繁辞，万历五年张居正考核各级官员，还特别下了一条规定给吏部各衙门：考语以四句为限，无得浮词虚美，以伤政体（注：《明神宗实录》卷六十八，第1487页。）。办事人的想法与文士的想法是不同的。办事人想的是效率，他们在处理政务时考虑的是把事情办好，而不是审美的享受。一篇奏章写得华词丽藻、声韵排比，不惟读者费时，且轻则模糊真相，造成模棱两可之效果；重则隐慝藏奸，败坏吏治。取士的标准重德行与实干而轻文才，也是考虑吏治的需要。办事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办事能力，至于欣赏华辞丽藻，那是吏事之外的事情。张居正是一位很能知人用人的首辅。他在一封给舒念庭的信中，谈到使用王世贞的问题：
重承华翰，深荷雅情，铭心之感，言不能悉。新任王廉宪凤洲，娴于文词，委以程试之作，必能代劳，有裨盛典。差旋敢谩附此，诸惟鉴存。（注：《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三十五《附答楚按舒念庭》。）
张居正和王世贞为同科进士，关于二人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有诸多猜测，然似都未有充足之证据。从这封信，我们却知道张居正对于如何发挥王世贞的特长是用心的。万历元年二月，世贞除湖广按察使，八月，主湖广乡试。居正给舒念庭的信指此。这正是发挥世贞文才之所长。居正还写信给世贞，说“今岁程式，必将为海内冠矣”，加以鼓励。两信同时，说明张居正深知王世贞之所长不在吏治，而在文词。为发挥其所长，考虑既周详，安排又细致。他还苦心为世贞设计并安排了一条从按察使内转为京官的途径。世贞八月主持湖广乡试，九月就改广西右布政使。为什么有这一改任，居正在给王世贞的信中有说明：“汪伯玉言公雅不乐行；且循资量移，晋右辖，旦夕便可为内转之阶。”大概是汪道昆传过消息给居正，说世贞不乐于赴广西任，故居正有如此之说明。万历二年二月，世贞内转为太仆寺卿。九月，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这其间，世贞尝为居正之父母撰写过寿辞，居正去信说：
前老父诞辰，已承伟制。兹老母七秩，复拜雄篇。天孙之锦，后先相映；昭华之宝，璀璨盈庭。珍重感切，诚不能喻之于言也。（注：上引均见《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
从现在保存在《张太岳文集》中张居正给王世贞的十五封信，可看出他对于王世贞是很关心的。他后来还为世贞安排了大理卿、京兆尹等职。这就说明，他对于当时文坛的这位重要人物，相当的欣赏，而且是欣赏其文才，其词采。在私下的场合，他并不反对文采。他自己的文字极流畅美丽。《游衡岳记·后记》：
余前来，道大江，溯汉口，而登赤壁矶。观孙曹战处，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衄；东望夏口，美瑜亮之逢时。遐想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继过岳阳，观洞庭，长涛巨浸，惊魂耀魄，诸方溟涬，一瞬皆空，则有细宇宙、齐物我、吞吐万象、并罗八极之心。及登衡岳，览洞壑之幽邃与林泉之隈隩，虑澹物轻，心怡神旷，又若栖真委蛇历遐蹈景之事不难为也。嗟乎！人之心何其易变而屡迁耶！（注：《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卷九。）
他的许多书信，都写得流利省净，特别是那几封为报顾璘的知遇之恩而托人照顾顾之儿子的信，更是写得真挚深情，感人至深。与他作为无情的政治家的形象迥异。这就说明，从施政的角度论文，与他私生活中对于文的态度，是不同的。这不同，是缘于考虑问题的不同视角所致。
申时行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论诗主真性情，重含蕴深厚。他写有656首诗。这些诗都收在《赐闲堂集》里。在四位首辅中，他不惟诗写得最多，而且也写得最好。他实在是一位甚具诗才的人。在他的诗里，完全没有道德说教的意味，而是人生的感慨。他的不少诗里，都有庄子思想的痕迹。《杜机园为龚侍御惟长赋》：
君宾风节何矫矫，青骢蹀躞长安道。指佞曾飞柱后霜，避人欲毁囊中草。自从鼓枻向江皋，百尺纶竿手自操。已选一丘寻薜荔，仍营五亩刈蓬蒿。蓬蒿旧径柴桑里，日展《南华》诵《秋水》，枯槁宁同南郭綦，玄虚且学壶丘子。穷探妙理入希微，静坐冥心息是非。逍遥自悟寥天一，止观还称杜德机。世间机事何不有，为云为雨翻覆手。炊粱一遇邯郸翁，抱瓮全输汉阴叟。君不见昔时揽辔埋车轮，今日联翩作逐臣……（注：《赐闲堂集》卷二。）
诗为龚仲庆在公安所修建的杜机园而作。张居正被清算之后，原先被居正治罪的官员纷纷被诏回朝。他们回朝之后，对于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进行激烈的攻击，也常常借故攻击曾为张居正所选用的官员。龚仲庆时为御史，对他们的这些行为表示不满。他在那样反复的政局之中，弹劾过攻击张居正最激烈的李植等人。所以申时行在诗中说他曾“指佞”，说他“避人”。他后来被放归乡，世事的反复使他从谏臣的冒死争是非转向了庄子式的冥一是非，走向逍遥以处世之人生。命园名为杜机，暗示着入世之一念已然消失之意。虽未能达到与道冥一之境界，但也朝着与道冥一的境界去努力（注：参见《庄子·应帝王》。庄子通过季咸见壶子的故事，描述出杜德机、善气机、衡气机与未始出吾宗的不同境界。杜德机，指杜塞生机，心无所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而此一人生态度之转变，实由于世事之反复无常所引起。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申时行的强烈共鸣，所以他在诗中对于政局的反复发出了无限的感慨。这诗里反映了张居正之后申时行虽身为首辅，但是他所承受的压力却是十分巨大的。他同情龚仲庆人生态度的转变，他也由于处境的艰难而对庄子思想有一种亲近感。这在他的不少诗中都有表现。这大概是对于压力的一种消解。在巨大的压力下，有时他甚至连自己还能不能守住节操都产生了怀疑。这种情绪在诗中每有流露。《咏雪中折竹》：
乍听风敲玉，俄惊雪压枝。亦知刚易折，无乃重难持。划似鲛冰断，纷如凤羽披。岁寒不自保，抗节使人疑。（注：《赐闲堂集》卷三。）
这雪下之竹正是处于压力之下的申时行的自我形象。在一些诗中，他对于其时政局的混乱、是非不分、阴谋争斗，表示不满和深深的忧虑。《感怀》四首之三：
众煦欲漂山，群轻能折轴。一言变是非，究至邦家覆。况乃怀百心，曹伍相角逐。纷若调沸羹，捷如蛾赴烛。戈矛出唇吻，鳞甲藏胸腹。璠玙杂碔砆，椒兰混薋菉。塞纩虽弥高，叫阍一何渎。狂澜欲襄陵，高岸倏成谷。乱唐肇牛李，祸宋基洛蜀。失路诫前车，深规存往躅。包荒涣其群，《易》义当三复。
在《感怀》四首之二中，他从这种不满和忧虑转向了庄子：
白鹤鸣高岗，矫吭欲闻天。朱鳞戏清沼，适意在沉渊。翔泳任真性，俯仰具悠然。达人秉高尚，用世常随缘。扬采升云霄，戢耀归林泉。为龙亦蠖伏，包壁仍瓦全。时事总乖迕，物役无纠缠。冥鸿日以远，弋人何慕焉。逍遥观物化，载诵《南华》篇。（注：《赐闲堂集》卷二。）
他多次乞休，也表达从艰危的政局脱身走向隐逸之意，《乞休》二首：
才疏敢谓济川舟？如此风波不可留。总为浮云连北极，谁堪底柱在中流。行当九折车难度，听到三言杼易投。圣主倘容骸骨去，青山长伴赤松游。
殿阁承恩十载余，自怜头白未悬车。长驱紫塞无奇策，痛哭青蒲有谏书。老去空悲千里骥，秋来真忆四腮鱼。不才自合投樗社，敢向明时学二疏。（注：《赐闲堂集》卷四。）
他的诗重在发抒个人怀抱，而且也重技巧的运用。他常在诗中大量用典。前二诗用典九。他的一些诗，用典与抒情融为一体，如《哭王子幻》二首之一：
惨澹江天里，何人问客星？空传怀旧赋，无复草玄亭。物外悲长往，人间忌独醒。床头孤剑在，永夜泣青萍。（注：《赐闲堂集》卷三。）
王子幻是申时行青年时代的好友，时行有多篇诗提到他。这里四联诗用典六，有的明用，有的暗用，全都融入浓烈的悲情之中。又如《袁子建卧病吴中，诗以讯之》：
闻君多病卧江干，门巷萧疏雨雪寒。双刖可堪投玉璞，九还谁为觅金丹。梁间落月疑颜色，原上秋风想急难。千里故人聊问讯，尺书何日报平安！（注：《赐闲堂集》卷四。）
用事典四，有的是辗转地用，以传达他与袁子建兄弟般之深情。从他诗中的善于用典，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很重视诗的技巧的。他也重视词采的华美。这从他的十首《落花诗》和后二十首《落花诗》中可以看出来。《落花诗》十首之七：
香阁缤纷可自由？艳姿狼藉倩谁收？铅华有恨空辞辇，罗绮无情宛坠楼。流出御沟春脉脉，迷来仙洞水悠悠。风光递转寻常事，可奈年年送白头！
之九：
春风吹老夕阳斜，一笑嫣然度岁华。暂与名园敷锦绣，终怜幻质委泥沙。白头吟罢空相忆，红颊啼残转自嗟。疑是瞿昙新说法，故教天女散空花。
后二十首之八：
点染胭脂错绣文，林端陌上太缤纷。淋漓香滓粘絇履，琐碎残霞入茜裙。白日长飞梁苑雪，青霄忽散楚台云。繁华胜事看如许，独倚危楼对夕曛。
之十：
几番花信弄轻寒，万斛春光半已阑。闺阁有人悲落莫，园林无使报平安。随缘欲布黄金埒，学舞频翻白玉盘。虹采电光同一瞬，逢时莫放酒杯干。（注：均见《赐闲堂集》卷五。）
这些诗并没有多少思想深度，但每一首都用典圆融，词采美丽。从这三十首落花诗，我们似可推测，他的诗歌思想中有重诗的艺术形式的倾向。这和他作为首辅对于文的看法，显然是不一样的。
高拱不写诗，而徐阶的诗写得实在不好，因之对他们作为常人在创作实践中反映出来的诗文观无从推测。但仅从张居正和申时行的创作实践中，我们似可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些负有重大政治责任的大臣，当他们从吏治的角度看文的时候，他们讲实用；而他们日常的爱好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往往注重文的艺术特色。
嘉靖皇帝也曾反对繁词，如嘉靖十八年十二月，“河南道御史闻人诠奏言：‘今时文体诡异已极，乞申饬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责学校，使提督宪臣，痛加黜罚；次责场屋，使考校等官，公为品骘。’上是其言，命：‘自后遇乡试，礼部必评阅试录，与各生公据。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词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而黜其中式者为民。’”其实，嘉靖皇帝自己是很喜欢美丽词采的。他十分欣赏青词词采的骈俪华美。凡青词中有美丽的词采，他都要让小内臣抄出来，以备日常欣赏（注：闻人诠奏疏见《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二，第4771页。嘉靖皇帝喜欢美丽词藻，事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第270页。沈德符谓：“四六虽骈偶余习，然自是宇宙间一种文字……本朝既废词赋，此道亦置不讲。惟世宗奉玄，一时撰文诸大臣，竭精力为之，如严分宜、徐华亭、李余姚，召募海内名士几遍。争新斗巧，几三十年，其中岂少抽秘骋妍可垂后世者！惜乎鼎成以后，概讳不言。然戊辰庶常诸君，尚沿余习……此后遂绝响矣。又嘉靖间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胡梅林总制南方，海报捷献瑞，辄为四六表，以博天颜一启。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内臣录为一册。以故东南才士，缙绅则田汝成、茅坤辈，诸生则徐渭等，咸集幕下。”（中华书局1997年版））。这又一次说明，当执政者从吏治着眼时，他们对文词的看法是一回事；而他们的个人爱好往往是另一回事。
对于诗文的社会角色，对于它的功用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我们对于古文论中关于诗文观念的评价，也往往从一个视角着眼。我们很少研究各朝的文艺政策。其实，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落，出于不同的目的，会有不同的认知。同一社会群落，处于不同的地位时，也会有不同的认知。这里面牵连到实际利益，很难用一个标准来定是非。从政治家来说，他需要有益于治道。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会愚蠢到希望诗文对他的事业起破坏作用。从李谔上书正文体，到高拱上疏请禁繁词，都说明这一点。但是，当繁词不影响治道时，他们则又是宽容的。张居正与申时行，不仅自己的诗文词采美丽，而且亦未见他们干预在野文人的创作。那时不惟文风多样化，甚至连儒家眼里必定被视为淫佚的作品，也正在文士之间传阅。
文学是一个多面体，隆庆、万历初的人们似乎是对它做了不同层面的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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