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的中国化——访黄泰岩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中国论文,教授论文,访黄泰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如何立足于具有特殊性和历史性的中国现实土壤之上，研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而在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诸多难题的同时，在经济学发展的世界文明大道上，建立和发展独具特色的中国经济学，促进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和繁荣，成为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经济学人认真思考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黄泰岩教授。
问：黄教授，临近20世纪末，人们纷纷在总结过去的100年里， 各个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成果。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呢？
黄泰岩（以下简称黄）：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人的艰辛探索，中国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可以说，中国经济学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有三条研究的基本脉络：（1 ）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大批的经济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国经济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2）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大门的开启，大批的经济学者通过各种形式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经济学，形成了开放性的经济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国经济学坚实的世界文明基础。（3 ）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化。随着几代人对中国富民强国梦的追寻，特别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轨，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全面展开，大批的经济学者侧重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制度变迁中，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国经济学坚实的实践基础。当然，这三条基本的研究脉络并不是截然分开、对立的，而是在相互交融中各有所侧重。
问：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应该有其动力源，经济学的发展也不应例外，您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
黄：经济学发展的动力源既有外部动力，也有内在动力。外部动力主要来自于实践的需求，因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是用来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当已有的经济理论已经落后于现实，从而不能有效地解释现实，并用之于改造现实的时候，经济理论的革命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经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方法论的革命。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都会带来经济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如边际理论、信息论、博弈论等的出现，都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扩展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二是对已有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即通过修正理论假定前提，扩展经济学研究领域，得出新的结论，实现经济学的创新。对已有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更加强调从现实出发，即根据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去修正不合现实的假定。例如，凯恩斯根据1929年～1933年的大危机，否定了萨伊定律，提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了“凯恩斯革命”。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从外部动力来看，应该说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因为一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轨在世界经济制度变迁史上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三元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实现工业化、知识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这种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就需要创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巨大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来看，将会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才刚刚开始，这种不成熟的实践不可能孕育出成熟的理论，因而中国经济学者要想在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生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有所作为将是相当艰难的，这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历史的局限。所以对中国经济学者来说，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的特殊性，探索市场经济一般在中国的变形，建立中国经济学，将是得天独厚的。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将主要不是表现为一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创新与革命，而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假设前提的修正。所以，我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对假定前提的修正，即通过假定前提的改变，修正经济学已有的理论，得出新观点，创造新理论。这主要是指从实际经济问题中提炼出的理论。其基本机制是依据实际经济问题，对已有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做出修正或扩展，实现经济学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问：那么，您认为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将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呢？
黄：我确信，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迅速发展和勃兴的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将表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将出现“三化合一”趋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会继续沿着以上三个基本脉络向前演进，但三者之间的相互融合将是中国经济学在下一个世纪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融合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解决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客观要求。同时，中国经济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前提下，广泛而深入地研究西方经济理论，植根于丰富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从而为这种融合奠定了现实可行的知识基础。这种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经济学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也要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最新的发展进程，同时，还要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人的基础和可行的知识基础。从“三化合一”的趋势来说，从现实中提炼理论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还是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都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否则，就会使在原有的理论假定前提下是正确的理论，变成教条，走向误区，这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的。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将出现从现实提炼理论的主流趋势。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将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这是因为：
1.面对新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是现成的教条，不是让人们背诵的教义，它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自于丰富的社会经济实践，而社会经济实践却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实践的变化而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和发展，使其适应和解释变化了的实践。这具体表现在：一是要用社会经济实践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对于那些被实践证明已经过时的个别结论要敢于大胆地放弃。二是要根据新的社会经济实践经验和变化了的具体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的科学方法，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创立新的理论和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一历史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中国经济学者的肩上。这就要用中国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2.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之间存在矛盾。西方经济理论是在西方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虽然存在市场经济一般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认存在矛盾的一面。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的制度背景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经济制度不同。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而西方实行的市场经济则是以私有化为前提。因此，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就面临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即在缩小国有经济比例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通过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来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面临着共同富裕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即在建立市场分配收入制度的同时如何通过政府的合理干预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因为单纯地通过市场来分配收入必然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2）基本国情不同。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正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其面临的基本任务是要发挥后发优势，以便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知识化，赶超发达国家。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地域和人口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各方面的矛盾相互交织是其一个重要的特征。再次，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阶段，市场发育不良，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是其基本特征，转轨的渐进性又决定了中国的市场化将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最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可抗拒，使中国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基本国情与西方的根本性差异，就使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发生矛盾和冲突。（3）文化传统不同。 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样，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必然会不同于西方，如现代企业制度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就很难找到典型的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在东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的情况下，如果简单地移植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可能会水土不服。以上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中的大国、渐进式的经济转轨、特殊的文化传统等等的现实集合，造成了中国经济现实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前提的严重错位，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不能靠简单的移植来建立，而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收、改造西方的经济理论。
3.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伟大实践，这场伟大的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这是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荣幸和福分。伟大的实践必将产生伟大的理论和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问：您认为，在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呢？
黄：基于以上认识，要推进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中国经济学，就必须要实现以下三个突破：
1.研究方法的突破。在研究方法上，要突破两个教条：即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经济学。两个教条的共同特点是用已有理论去衡量现实，然后让现实服从于已有的理论。例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不能教条主义地将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简单移植过来，然后和中国的企业制度作一简单对比，指出中国企业制度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因为前面提过，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形或变异，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首先修正假定前提，找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变形。实际上，不仅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制度不同，而且即使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国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企业制度。如韩国和日本同属东方文化，但企业制度却有较大的差异。韩国是家族式企业，用20年的时间实现了现代化；日本的现代企业制度只借用了西方股份制的外壳，内核仍然是终身雇佣制、以厂为荣、爱厂如家，完全是儒家文化。日本也有大众持股的阶段，那是最初由美国强制推行的，时间很短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与它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有关。而考察世界华人企业，可以说，没有一家像西方那样典型的股份公司制度。这就预示着一个尖端性的课题，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究竟如何实施？出路有三条：要么用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造传统文化；要么依据文化的要求改造企业制度；要么二者相互适应，逐渐走向融合。我认为，可行的道路是第三条，即在中国的背景下建立一种适合的现代企业制度。又如，委托代理理论在西方的制度背景下是可行的、成功的，但不能简单地把它移植到中国，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中国国有资产的委托链比较长，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委托代理机制就会发生变异，从而导致委托代理理论的失效。
2.研究视野的突破。在研究视野上，要实现两个扩展：一是要从单纯的理论研究扩展到对改革和发展实践的关注和总结，从而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数量研究。二是要从国内研究扩展到国际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来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性工程，要完成这一工程，就需要一方面脚踏实地地了解中国国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转轨方式；另一方面，还需要大胆地研究和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组织和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成功经验，特别是那些对我国更具有直接借鉴意义的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管理方式等。研究视野的扩展，一方面有助于克服我国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弊端，使其在一批经济学者身上得到高度的统一，为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另一方面有助于一批经济学者能够站在成熟市场经济的高度上，通过比较分析，把握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特殊前提下的种种变形。
3.研究方式的突破。在研究方式上，要达到两个出去：一是要有一大批经济学者能够从书斋中走出去，投身于火热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大潮中，去关注现实问题，研究现实问题，跟踪现实问题，从中找到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发展有意义的东西。二是要有一批经济学者从国内走出去，置身于国外的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中，造就一批能够融贯中西的专门人才。
以上三个突破，用中国的一句古语来概括，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就是对已有的理论要跟踪，要了解，把握理论研究的最新趋势，掌握最新的研究方法；“行万里路”，就是要到现实中去吸收丰富的养分，以产生新的理论。这两方面的结合才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总之，成熟的理论来源于成熟的实践，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仍在进行之中，因而不可能寄希望于在短期内形成完善的中国经济学体系，但理论上的个别突破是必然的、可行的，这一点点的突破就会汇成中国经济学的宏伟大厦。
以上是我在学习和研究经济学过程中的一点感悟，之所以说出来，一是为了鞭策自己，因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二是求教于大家，希望能在相互交流中找到建立中国经济学的致胜之道。
黄泰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教育部和北京市第一批跨世纪培养人才，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主要著作有：《市场改革——苏联东欧市场理论比较》、《社会主义市场运行分析》、《西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述评》、《市场功能与失灵——西方市场理论考察》、《我国新经济体制的构造》、《美国市场和政府的组合与运作》、《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报告》、《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政府经济职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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