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和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导思想论文,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6-0119-09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说成是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康有为的“两考”在当时虽如梁启超所说的在学术思想界引起震动，但除康门弟子和少数人外，几乎受到新旧人物的一致反对。朱一新、洪良品、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王先谦、叶德辉甚至张荫桓、郑孝胥、陈庆年、章太炎都对康有为的学说不以为然，①“两考”也先后被朝廷以上谕的形式诏令毁版。②连光绪皇帝和他身边主张变法的大臣都影响不了，难道会成为这场变法维新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本来是不言而喻、无须辨析的。但奇怪的是，既往有关戊戌维新历史的著述总把康有为视为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著作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这场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指导。
笔者近年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在百日维新时期，光绪皇帝为推行新政所颁发给京城内外臣工的上谕，除各项改革措施外，就书籍而论，仅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张之洞的《劝学篇》，这两本书在当时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虽然朝廷对这两本书所持的态度稍有差别，但其从中寻找理论依据以统一官员思想的用意却是十分明显的。戊戌变法的指导思想就是光绪皇帝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明定国是诏》中所强调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也就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阐发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和张之洞《劝学篇》反复论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笔者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呢？非也。由政府主导的晚清洋务运动虽然声称以诸国富强之术为辅，但采用的是外国的“术”、“技”、“艺”，且是作为“末”和“辅”来对待的，仍没有意识到向西方学习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更不敢以发布上谕的形式宣示中外。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尤其到了戊戌维新阶段，清朝政府却多次以颁布上谕的形式明确指出西法(包括西政)是自强的唯一途径，必须实力讲求，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讲，都是洋务运动无法比拟的。
一、谕令签注《校邠庐抗议》颁发《劝学篇》
《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一部政论书，书版存于天津广仁堂。过了将近40年，到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接受管学大臣孙家鼐的意见，下令催促直隶总督荣禄紧急刷印1000部，呈送军机处发给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注意见，从中了解这些官员的识见。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共40篇，附录2篇，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个方面，诸如对选拔官吏、办理外交、保甲团练、财政金融、土地赋税、盐政水利、对外贸易、工农业生产、改变科举、采用西学等等。冯桂芬说：“古今异时亦异势，《论语》称损益，《礼》称不相沿袭，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复，有难复，有复之而善，有复之而不善。复之不善者不必论，复之善而难复，即不得以其难而不复，况复之善而又易复，更无解于不复。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所有望于先圣、后圣之若合符节矣。”③又说：“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已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冯桂芬看到中国当时“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相符不如夷”的现实，指出“居今日而言攘夷，试问何具以攘之。所谓不用者，亦实见其不足用，非迂阔之论也。夫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洋也。居今日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弓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他认为对西方国家必须采取“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态度。(《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但是，冯桂芬毕竟没有、也不可能摆脱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因此他的那些“采西学”、“制洋器”的种种“夷说”，还都要服从“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这个宗旨。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校邠庐抗议》的思想核心。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对域外知识的具体见解，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已经显得陈旧落后了。④然而，一方面因其具有采西学、变成法的内容而成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另一方面又因其斥异教、“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非常适合大部分站在传统立场上但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从而受到他们的赞赏。这就是为什么《校邠庐抗议》在成书后近40年，孙家鼐还建议光绪皇帝发给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注意见的主要原因。
签注冯氏《校邠庐抗议》是百日维新中的一件大事，在京师官场上引起一番骚动。它是在新旧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变法维新阵营中存在激进与缓进两股不同改革势力严重冲突的背景下发生的。孙家鼐的建议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学习和讨论统一人们的思想。其一，孙氏想借用这本书对当时的京官进行一次时事测验，使皇帝能了解京师官员的思想情况，根据他们的建议，择善而从；其二，这对守旧势力来说，无疑是一个劝说和敦促，促使他们同意皇帝的改革方案。因为冯桂芬早在30多年前即认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故极力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对西方采取“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态度。冯氏《校那庐抗议》虽然刊行已近40年，然而对守旧派来说，这些向西方学习的措施，他们依然难以接受；其三，签注《校邠庐抗议》，是要遏止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鼓吹的孔子改制学说和“民权”思潮。冯氏此书的写作宗旨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就在孙家鼐呈递此疏的同时，他还上《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指出康有为等著述的《中西学门径七种》一书，“其第四种、第五种《春秋界说》、《孟子界说》言公羊之学，及《孔子改制考》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他担心如果“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也”。请求皇上将“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字样，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⑤孔祥吉先生认为孙家鼐正是要用“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的《校邠庐抗议》来抵制维新派在政治上的改革要求，抵制日益兴起的民主思想。⑥我倒觉得孙家鼐的目的重在匡正康有为等人对中国传统思想重新进行解释的“谬误”，以保证变法维新沿着光绪皇帝在四月二十三日确定的方向前进。
康有为等著述的《中西学门径七种》在湖南也引起翼教派官绅的反感。叶德辉针对梁启超的《春秋界说》、《孟子界说》撰有《正界篇》，说：“梁启超之为教也，宣尼与基督同称，则东西教宗无界；中国与夷狄大同，则内外彼我无界；以孔子纪年黜大清之统，则古今无界；以自主立说平君民之权，则上下无界。”他说梁启超将“《春秋界说》、《孟子界说》二书，与其师友《长兴学记》、《輶轩今语》等书，列为《中西门径》七种，湘人见者莫不群相骇异。夫中国讲求西学三四十年矣，大而海军、制造，小而天文、格致，重门洞开，厂学共举，今康梁之徒乃持此以为门径，欲率湘人而读之，欲挟学官而主之，其狂妄亦已甚矣”。还说：“冯林一《校邠庐抗议》，后世经济家著述之常，其去圣经不知几万里，此更不可同日而语者也。果如《界说》所云，则诬孔子为去国之臣，作空谈之祖，此何理也？万国公法且不能行于泰西，比而同之，将来泾渭同流，是非倒置，此非尽灭孔氏之经，不足以快其心志也。”⑦
翁同龢在光绪十五年(1889)曾向光绪皇帝进呈《校邠庐抗议》一书。他在光绪十五年正月初六的日记中记载：“得伯述(汤纪尚字)函……寄冯林一《抗议》十本来。”正月初七日记：“以《抗议》新本进(呈光绪)。”正月二十二日又记：“(皇上)次及洋务。对：此第一急务，上宜讲求，臣前日所进冯桂芬《抗议》，内有谈驭夷数条，正是此意。”同年十二月初四，翁同龢又在日记中记载：“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宜，可择数篇，另为一帙。今日上(指光绪皇帝)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⑧
光绪皇帝的师傅、戊戌维新时期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所上的《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中说：“窃臣近日恭读诏书，力求振作，海内臣庶，莫不欢欣鼓舞，相望治安……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他叹息进呈的这些书的主张未见实行，特别建议将《抗议》一书发给群臣讨论：“岁月蹉跎，延至今日，事变愈急，补救益难，然即今为之，犹愈于不为也。臣观冯桂芬、汤寿潜、郑观应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书版在天津广仁堂，拟请饬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如此，则变法宜民，出于公论，庶几人情大顺，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签出论说，皇上亦可借此以考其人之识见，尤为观人之一法。”⑨在孙家鼐上疏的当天，光绪皇帝发出上谕：“着荣禄迅即饬令刷印一千部，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⑩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1898年7月24日)上谕：“前据孙家鼐奏请将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一书刷印，发交部院等衙门签议，当经谕令荣禄迅速刷印咨送。兹据军机大臣将应行颁发各衙门及拟定数目开单呈览，俟书到后颁发各衙门悉心核看，逐条签出，各注简明论说，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咨送军机处汇核进呈，以备采择。”(11)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八(1898年7月26日)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荣禄咨呈军机处：“案查前奉谕旨，饬令刷印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千部解京备用等因。当经饬令广仁堂先行刷印一百部解送在案。兹又据该堂刷印五百部，装订成书，相应派员迅速解交贵处查收，代为呈进。除仍饬赶紧刷印再行解送外，为此备文咨呈贵处，谨请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计咨呈《校邠庐抗议》五百部。”六月十一日荣禄又咨呈军机处：“案查前奉谕旨，饬令刷印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千部解京备用等因。当经饬令广仁堂先后刷印六百部解送在案。兹又据该堂刷印四百部装订成书，相应派员迅速解交贵处查收，代为呈进。为此备文咨呈贵处，谨请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计咨呈《校邠庐抗议》四百部。”(12)荣禄接到军机处转达的电旨后，立即饬令广仁堂先行刷印100部解送，再分两次刷印900部装订成书呈进。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光绪皇帝交办的刷印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000部解京备用的任务。其工作效率之高，与当今的印刷企业相比毫不逊色，说明荣禄是非常积极执行光绪皇帝的决策的。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1898年7月31日)康有为上奏即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即有请复采诗之议”。他在折中还说“惟是当开新守旧并立相轧之时，是非黑白未有定论，臣以疏逖卑微，忧时迫切，昌言变法，久为守旧者所媢嫉，谤议纷纭”(13)。康氏将其受攻击的原因通通归之于他倡言变法。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洋洋数万言，论及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教育诸多问题，要求京师的官员们在10天的时间里签署意见上呈，显然有些强人所难。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彦上奏，建议签议《校邠庐抗议》一书宜展限期“以务精详而昭慎重”(14)。
《张荫桓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记载：“徐筱云来言，《校邠庐抗议》吏部已签驳多款，户部便不列衔，恐两歧云。敬子斋来亦为此事，余以所签示之。子斋曾嘱户部公签，筱云既不列衔，并谓夔石有军机差使，亦不列衔，户部只子斋、豫甫、玉岑与余而已。余所签注不识同堂谓然否？设有参差，余自行咨送可耳。”(15)筱云是徐用仪的字，子斋是敬信的字，夔石是王文韶的字，豫甫是立山的字，玉岑是溥良的字，他们都是张荫桓在户部任职的同僚。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1898年8月1日)，军机处将《校邠庐抗议》发各衙门加签。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记载：“夜读张孝达丈《劝学篇》，极简明，极平正，拯乱之良药也。《校邠庐抗议》发各衙门加签，翰林院分四十本，坊缺。讲官之外，清秘堂秘为己有，乃至赵商、张逸不得与闻康成之说，岂非咄咄怪事。”(16)上有所好，下必趋之。既然朝廷旨发各衙门加签意见，官员们也就不得不重视这件事情，《校邠庐抗议》一时成为可居的奇货。
当时衙门官员签注的《校邠庐抗议》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在尚存200余部，计437册，原书每部2册，现存的，有的已只有1册。每册封面右下方都贴有黄签，墨笔楷书“臣某某谨签”等字样。有的是一人署名，有的是一个衙门多人合署。《校邠庐抗议》签注本书内每篇篇首或篇末，大都有黄纸浮签，写着签注者对该篇的意见。在现存这200余部书中签注意见的，合计372人，包括大学士，内阁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理衙门、理藩院官员，都察院都御史、御史，翰林院侍讲、编修，国子监祭酒、司业、学正、助教，步兵统领衙门，京城巡捕营官员，顺天府尹及所属知州、知县、同知等。在这些人中，有抵制、阻挠变法的大学士昆冈、礼部尚书怀塔布、理藩院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赵舒翘、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承煜等；有拥护、支持变法的侍读学士徐致靖、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和顺天府尹胡燏芬等。他们通过对《校邠庐抗议》一书的评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对变法维新的态度。李侃先生和龚书铎先生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仔细阅读过这批资料，并在《文物》1978年第7期上作了介绍，但并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注意。
据李侃、龚书铎先生介绍，签注者对《校邠庐抗议》各篇所注意见，有的很简单，只写有此条可行、不可行等寥寥数字，有的则超出了孙家鼐原建议的签注可行不可行的范围，洋洋洒洒写了千百字的长篇大论。其中，守旧官僚也借此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例如：大学士、国史馆和会典馆总裁官、翰林院掌院学士昆冈对《公黜陟议》批道：“庶僚会推，下位保举，流弊滋多，似不可行。考官学政，皆由公举等语，尤为窒碍。”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承煜对《广取士议》这样签注：“近来取士之法，屡奉明诏，实力讲求，无庸再议。夫取才不可不广，用人不可不严，且用舍之权，操之自上。冯桂芬谓‘荐举之权，宜用众不用独，用下不用上’二语，即是民权说，实属谬妄。”他对《上海设立同文馆议》批道：“上海同治年间立方言馆，现在奉旨京师设立大学堂，各省府州县均立学堂，其章程有学习各国语言文学专条，与冯桂芬所议相符，尤必须先教以尊君亲上之道，庶不致有楚才晋用之虑，全在经理其事者极力讲求，不徒袭取其皮毛，遂谓毕乃事也。”他强调“尊君亲上之道”，那实际上就是针对“百日维新”中关于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府州县均立学堂而发出的责难。礼部尚书怀塔布对《采西学议》的批语强调：“西人政治可学者多，然必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理藩院尚书启秀认为：“今学堂之设，而为专采西学，然学术系乎人心，习其能而不可袭其俗。议中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是为见道之言。”詹事府司经局洗马高赓恩对书中“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批语说：“此二语一篇要领，非有伦常名教，而求中国之富强不能也。而富强之术，亦要深明其本”。刑部尚书崇礼、左侍郎赵舒翘等人对《善驭夷议》的批语说：“合十数国之纵以构难中土，此千古变局也。此议在三十年前，夷患尚不如今之甚。今则南北洋藩篱尽撤，凭凌要挟，无复情理，驭之更无善策。然攘外必先修内，诚能敬天法祖，尝胆卧薪，内外臣工，莫不振刷精神，力惩泄沓，内政既修，外患庶几少息。”(17)将消弭外患寄托在敬天法祖、尝胆卧薪的大话空言上。
户部云南司员外郎毛庆蕃在批注《制洋器议》时写道：“师人长技以制人一语，历来奉为至论，而数十年来，迄无实效，患在制造各局类以候补道府领之，其贤者廉谨自持，冀幸无过，从事数年，博取海关一道员以去，从未闻别出新法，争胜西人；至于工匠之精能者，亦不闻有所识拔，有所表异。故有船厂而未收船之益，有枪炮厂而未收枪炮之益。其他事涉洋务者，亦莫不如是”。这些议论，说明缺乏创新精神和自主发展能力，清政府官办的“洋务”企业已经走向末路。
光绪皇帝对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和张之洞《劝学篇》的态度并不一样。如果说光绪皇帝接受孙家鼐的意见、饬令各部院堂司签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目的是想营造变法的舆论氛围并借此了解各衙门官员的思想水平的话，此后他将张之洞的《劝学篇》颁发给部院大臣和各地督抚、学政，目的则是在新旧纷争、水火不容的关键时候借此以统一人们的思想。
据茅海建先生考证，翰林院侍讲黄绍箕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1898年7月19日)被光绪皇帝召见时，向光绪皇帝推荐了张之洞的《劝学篇》，光绪皇帝命其进呈。六月初五日，翰林院向军机处咨送《劝学篇》，咨文为：“翰林院为咨送事。本院侍讲黄绍箕遵旨进呈湖广总督张之洞编纂《劝学篇》二部，并备副本四十部，相应咨送贵处备查可也。须至咨者。计送《劝学篇》四十部。右咨汉军机处。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18)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光绪皇帝发出谕旨：“本日翰林院奏，侍讲黄绍箕呈进张之洞所著《劝学篇》，据呈代奏一折。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阅，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19)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六光绪皇帝命军机处转告总理衙门：“《劝学篇》一书，著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内《明纲》一篇自‘议婚有限’至‘皆不为婚’二十一字，注语自‘七等’至‘无为婚者’三十四字删去。余即照原文排印。”(20)
茅海建先生说光绪皇帝对《劝学篇·明纲篇》的删节很可能与孙家鼐有关，理由是此谕旨发布的前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孙家鼐。(21)茅先生这个猜测错了，删节是根据张荫桓的建议。七月初五日，光绪皇帝召见孙家鼐之后即召见了张荫桓，《张荫桓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记载张荫桓进见时“又及鄂督《劝学篇·明纲篇》中述西俗婚配一段，若删去则成善本，请颁行天下，俾得家喻户晓，裨益良多。上(指光绪皇帝)颔之”(22)。张荫桓当日又记载他回家后，“睡起，仲山(廖寿恒字)来传旨，饬观《劝学篇》，所删大小字用红签粘出。上诚精细矣，钦佩无量”。这已经明白无误地指出光绪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接受张荫桓的观点，他是根据张荫桓的建议而对《劝学篇·明纲篇》中讲西方婚配习俗一段进行删节的。
其实，此前张荫桓读《劝学篇》后，就觉得其书“精美绝伦”，“只述西俗婚配数语为误”，建议作者删削。《张荫桓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评论曰：“香帅《劝学篇》精美绝伦，救时良药也。只述西俗婚配数语为误，当请伯棠(汪大燮字)转告黄仲弢函令删削。”(23)张荫桓建议张之洞删去《劝学篇》中讲西方婚配习俗的文字，是因为张之洞的说法有错误。张荫桓曾任驻外使臣，对西方的风俗习惯有较深切的了解，由其指出《劝学篇》的错误，光绪皇帝当然容易接受。可孙家鼐这方面的知识未必能达到张之洞的水平，顶多也是半斤八两而已。
茅海建先生认为，《劝学篇》是张之洞最重要的著作，其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文化观，当时无论趋新或守旧的人士都认为可以接受，且在文化底蕴上显得比康有为各说更为深厚沉实，这部书很快占据了当时众多士大夫的心。(24)茅先生的话大致上是对的，可称切合当时实际的持平之论。因为张氏此书是光绪皇帝作为统一人们思想的学习材料颁发的，当时公开反对的人确实很少，但仍有守旧官僚认为张氏是以中学为体作幡子提倡西学，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二、康有为难膺变法维新重任
陈庆年在《戊戌己亥见闻录》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记载：“阅《申报》，前月二十九日上谕以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从御史宋伯鲁之请也。今年康党欲逐汪穰卿，以夺报刊，为梁节庵所阻。故此次唆宋为此奏，挟朝廷以行其私谋，攘大利以行其邪说。此等心术，安能任变法之事乎？惟本月初七日上谕以《劝学篇》颁发各督抚刊行，谓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南皮师此书纠正康党之论极多，诏书褒嘉，是可喜也。”(25)康有为在京师得不到重用，居然挟上谕之威向他的昔日同党汪康年发难，不顾《时务报》并非官办的起码常识，唆使宋伯鲁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新党内部之间这种争权夺利危害极大，即使没有旧党的排击，他们之间的分裂也在所难免。缪荃孙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愤愤不平地指出：“康、梁如此行为，是乱天下人，岂是治天下人？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妖孽也。”(26)康有为千方百计为进入朝廷的决策机构而努力奔走，可朝中枢臣也一直在想方设法阻止他受重用。这既有利益冲突、人脉师承等方面的原因，也有双方在思想认识和目标设定上的差距，而更重要的是康有为无论在资历、品性、学术上都不具备领导群论的条件。
列文森曾经说过：“在儒家内部的思想辩论中，每一派都力图通过声称自己是圣人的传人而赢得胜利。论战的双方总是相互指责对方背离了道统”，“所有的中国传统主义者，无论他们对西化的态度如何，都必须承认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儒学是中国文化之体”。(27)这话确实抓住了传统中国思想论战的特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但“传统主义者”，即使主张开新的政治家也都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而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结于因循守旧。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革家而言，他们需要从传统儒学中寻找思想依据，并把自己打扮成孔子精神的传人和化身。
康有为的学问虽然较为庞杂，但根基还是中国的传统儒学。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认为孔子的学说自东汉刘歆改篡以来已经被曲解了，当清代汉学、宋学还在纷争不已的时候，他认为这种争论毫无意义，因为都背离了孔子的真精神。当程朱理学备受推崇的时候，他却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孔子的微言大义存在于《春秋公羊传》中，两千年来只有他了解这一点。他编纂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把东汉以来的儒家经典统统斥为伪经，而把孔子称为改制立法的“素王”。康有为不是传统儒学的学术权威，他的学术地位、声望、修养都不能胜任学界领袖的重任，他的学说难以赢得士林的认可，遭受攻击也是在所难免的。
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在“学而优则仕”观念的主导和支配下，中国传统教育与政治体制必然限制社会专业分工的发展和职业化规范及其观念的形成。士子们“对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嗜好，对商业没有同情，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能参政，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学问，但他们对学问本身则有一种‘非职业’的偏见，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统治。”(28)可见，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不注重学术的专业化，但有学问是传统士人参政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艾尔曼在《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一文中亦指出：科举考试是中国帝制时代朝廷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与士人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作为一种才学能力的测试，科举考试有利于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官僚制度服务。他认为，我们不应把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障碍归结为帝制时期的科举制度。以“非技术性”的道德和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经典教育正适用于选拔精英为帝国高层服务，就像人道主义和经学教育适用于近代初期的欧洲各民族国家的需要一样。(29)
在传统中国“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氛围中，通过科举进入官场被视为“正途”，中进士、点翰林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康有为后来在其自编年谱中虽然多次说过自中法马江战败后他就无意科名，但奇怪的是，他却屡败屡战，最后终于在甲午战争以后中了乙未科进士，总算给自己多少赚回点面子，说明这位“康圣人”也是未能免俗的。可是，他中的是二甲，得到的是“赐进士出身”，与翰林院无缘。他把自己科场不顺归结于徐桐、李文田等考官的排挤，实际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稍微对清代科举制度有点了解的人，恐怕不会相信康氏的说法。
如果说戊戌时期的翰林院是在守旧的掌院学士徐桐、昆冈控制之下，翰林们不敢公开支持变法的话，我们又看到翰林院的讲官、编修、检讨们在戊戌维新时期有不少奏折，其中不乏拥护、支持光绪皇帝的新政举措的。不过，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人赞赏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所持的学术观点。
国子监是翰林院的储才之地，“盛昱为祭酒，与司业治麟究心教士之法，大治学舍，加膏火，定积分日程，惩游惰，奖朴学，士习为之一变”(《清史稿》列传231)。从康有为的禀性来说，他是很喜欢在京师物色可以为其所用的代言人的，上至翁同龢、李端棻、张荫桓等尚书公卿，下至宋伯鲁、高燮曾、王鹏运、文悌这样的御史言官，康有为都企图利用他们来为其变法服务，更不要说盛昱这样无论在满人还是汉族官僚中都有广泛影响的人了。光绪十四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康有为进京应试，经常拜访盛昱，求其代递上书。他们切磋文字，关系密切。这在《康有为自订年谱》中有详细记载，但康有为对戊戌年间他们的来往却只字未提，说明康有为与盛昱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了。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管理国子监大学士徐郙、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等呈递《已故祭酒盛昱请付史馆列入儒林传据情代奏折》，该奏折称：“前在国子监南学肄业翰林院编修喻长林等十四人呈称，盛昱于光绪十年到任，至光绪十五年因病奏请开缺，计在祭酒任内六年之久。其教士以通经致用为本，根柢程朱，而益之以许郑贾孔之学，俾学者精研义理，以为躬行实践之资。又仿宋儒安定胡氏分经义治事之法，俾学者各治一经一史，及天文、舆地、兵事、农政等门，日有课程，编为札记，前祭酒评加批阅，辨其得失，孜孜训迪，终日无倦。一时肄业者皆争自磨砺，勉为有体有用之学。其有不守学规，及疏旷功课、门径歧出者，则随时惩戒斥逐。立法严整，为从前所未有……今距前祭酒莅任已十有余年，六馆诸生，犹奉格前规，遵循弗替。逆犯康有为伪为邪说之时，本学肄业者，皆笃守师传，无一人为其煽诱，亦可见以道得民之效矣。”(30)
盛昱在戊戌变法维新时期非但不再帮助康有为进行变法活动，而且还利用他的影响来阻止国子监诸生同情康有为变法活动。而且国子监诸生都“笃守师传”，没有一个人受康有为及其学说的“煽诱”。通过这个例子，我们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在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究竟占有何等地位，其影响实在相当有限。康氏新法没有社会基础，京城的传统士大夫视之漠然。身居高位的老臣们生怕康有为等新进人物得势危及他们的利益，这很好理解。皮锡瑞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1898年8月14日)日记中就曾记载：“康工部见用，乃今上特达之知，老臣多不然之。”(31)老臣对他不以为然，他就鼓动御史言官进行弹劾，结果受到更强烈的攻击。但为数众多的京师翰林院国子监诸生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受康有为的影响，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本来，青年学生思想最为活跃，容易接受新思想，理应参与变法活动。可戊戌变法维新期间，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外，在偌大北京城的士人中间，康氏找不到同路人。防止康学泛滥的巨大社会网络，扼杀了新思想，阻止了社会的前进。这当中，康有为学术见解的偏激和学术地位的低微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梁启超在变法维新时期曾经对皮锡瑞说过当时的学者西学还没学好，就把中学丢得差不多了。(32)这是社会大变动时期常常出现的特殊现象。就像我们在某个特定时期宣誓要与“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的时候，我们的“现代”知识也实在少得可怜。问题是，对西学一知半解的康梁在那个时候居然被大多数西学知识更为薄弱的人视为“西学通人”，(33)而我们现在认为其功底深厚的中学其时反而被许多传统学者视为肤浅。他们担当不起中国传统学术代言人的重任。
皮锡瑞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1898年8月5日)日记中记载：“见《时务日报》……又云康工部得志，乃张樵野主持，卓如定章虽佳，必欲人人读其编定之书，似有王荆公《三经新义》之弊。”(34)在学术上得不到士林的敬仰，还企图“编定”教科书，借朝廷之力让所有的人阅读，梁氏确实有些不自量。
康有为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声望难以担当中国传统学术代言人，还可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吴汝纶致李季高的信中得到旁证。吴汝纶对新政是支持的，他对严复《天演论》的推崇也说明他是一个思想非常开通的人。他在这封信中说“新政焕然，耳目改观”，但说“康有为等虽有启沃之功，究仍新进书生之见”，“中国旧学深邃，康梁师徒所得中学甚浅，岂能胜删定纂修之任？斯亦太不自量矣”。(35)康有为想通过重构中国传统儒学，在思想上主导这场变法维新运动，但其学养却难以令人信服，结果适得其反。
《文廷式年表稿》作者说：当时，文廷式“得沈曾植来书，论时局，谓世事非变法不可为，而深忧变法之机将被康有为卤莽灭裂，中生变阻。廷式既览，以为数月以来情形，此函颇得其实”(36)。连康有为自认关系密切的沈曾植(字子培)都认为他鲁莽灭裂的行为会断送变法事业，而被他视为戊戌政变脱险救命恩人的黄绍箕(字仲弢)却在变法高潮向光绪皇帝进呈张之洞的《劝学篇》以纠正康氏的偏颇，统一人们的思想，说明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规模空前的变法维新实践中确实难以起到理论指导的作用。
注释：
①关于朱一新、洪良品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批评，笔者曾撰文作过系统的评说(江中孝：《19世纪9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朱一新和康有为对〈新学伪经考〉的论辩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翁同龢在甲午年日记中说康有为是说经家的“野狐”，在戊戌年日记中又记载他对光绪皇帝说从康氏的素王改制说中可见其“居心叵测”；孙家鼐、陈宝箴的态度可见其戊戌变法维新期间建议朝廷将《孔子改制考》毁版的奏折；张之洞的态度可见其著述及康有为自编年谱；王先谦、叶德辉的态度可见苏舆在戊戌年八月编辑的《翼教丛编》；张荫桓、郑孝胥、陈庆年、章太炎的批评可参看他们的日记和书信。
②关于甲午年余联沅弹劾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及朝廷饬令毁版的情况，可参看孔祥吉《安维峻弹劾〈新学伪经考〉辨误》一文的精详考证(载孔祥吉《戊戊维新运动新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0-314页)和江中孝《19世纪9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朱一新和康有为对〈新学伪经考〉的论辩为中心》文后注释的有关补充；而《孔子改制考》则是在维新变法的高潮阶段由支持光绪皇帝新政措施的两位内外大臣陈宝箴和孙家鼐建议而饬令毁版的，并非守旧官僚所为。
③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自序”，第1-2页。下引该书均为此版本。
④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详论《校邠庐抗议》说：“其书虽言变法，皆咸同以前旧说，近三十年中，时局大变，诸通人已弃置勿道。”皮锡瑞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1898年8月13日)日记中记载：“《校邠庐抗议》进呈，择其可行者议奏，不知又变何法”(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说明有新思想的人对朝廷此举并不以为然。
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30-432页。
⑥孔祥吉：《晚清知识分子的悲剧：从陈鼎和他的〈校邠庐抗议别论〉谈起》，《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⑦叶德辉：《正界篇》，载《翼教丛编》卷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89-90页。
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08-509页。
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30页。
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11)徐致祥等：《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年，第30927-30928页。
(12)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50页。
(13)黄明同等主编：《杰士上书汇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转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821-822页。
(14)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51页。
(15)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547-548页。
(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29页。
(17)以上引言均摘自李侃、龚书铎《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介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校邠庐抗议〉签注本》，《文物》1978年第7期。
(18)《军机处录副·光绪朝·文教类·科举项》，3/145/7202/48，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10页。
(19)《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年，第30929页。
(20)《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六。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明纲”正文中这21个字为：“议婚有限，父族母族之亲，凡在七等以内者，皆不为婚”。注语34字是“七等谓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亲，无为婚者”。参见《近代文献丛刊·劝学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2-13页。
(21)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10页。
(22)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554-555页。
(23)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549页。
(24)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10页。
(25)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第81号，1992年1月。据孔祥吉考证，宋伯鲁《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为康有为所拟，见孔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8年，第164-169页。
(2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063页。
(27)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9、68页。
(28)郑家栋：《列文森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序)》，载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16-17页。
(29)艾尔曼：《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0)《已故祭酒盛昱请付史馆列入儒林传据情代奏折》，载《军机处录副奏折·文教类》，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1)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
(32)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
(33)当然也有人对康有为的西学知识不以为然，不论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张荫桓、黄遵宪，还是攻击他的曾廉、叶德辉，都对康氏的西学程度不太看好。
(34)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
(35)吴汝纶：《吴挚甫尺牍》第2卷上册，上海：国学扶轮社，1910年，第13页。
(36)汪叔子编：《文廷式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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