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我性”
——寻获及说明
陈志烨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从思之何以思出发，可寻获到的人的本质是“试图让自己的难受或不安在时间中极小化”，笔者将其称为“我性”。“我性”的前件包括“预期能力”“理性化能力”“色化能力”“共相化能力”及“胃口”。“我性”赖以生发之关键是大脑皮层之“高阶计入”。“我性”不仅意味着动态三维实践活动及其后果，也意味着诸人文社会科学的统一原非后天必须，而是先天既有。
关键词： 人的本质；我性；实践；高阶计入；人文社会科学
举凡与人有关之现象或问题，都得从人——这里说的自然是在种群竞争中留存下来了的人种学上的现代人——之本质察来。不仅如此，每一个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其实还会对他自身的存在和别人的生活产生“构成性的影响”[1]9。可是，如果要评选出一个迄今仍未得到足够全面、足够系统、足够深入对待的最老的问题来的话，① 对人之本质的最早探问，从现存资料看，最早可从公元前六世纪之前的古印度早期奥义书乃至再要早上若干世纪的吠陀本经见出。逻辑上，没有对人之本质的探问，就不会有关于人类从何而来的追究。古印度早期奥义书一个较为突出的地方就是比较具体地阐发了——尽管是以唯心的方式——人类是如何而来的一种信仰。参见《五十奥义书》，徐梵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22、359页。 或也只能是人之本质的问题了。② 须把“人的本质问题”与“意识问题”区分开。前者在笔者看来应包括人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寻获、前件如何、由来怎样、有何意味等等，而后者除了哲学性分析外，主要是指用自然科学的办法，从神经科学、脑科学、信息科学等角度去解释与阐明人类意识之产生机理。不是“人的本质”问题，而是“意识”问题，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之后已经在科学界成了热度不减的研究对象。参见汪云九、杨玉芳等：《意识与大脑：多学科研究及其意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序论”，第2-3页；另参见罗伯特·索尔所、奥托·麦克林、金伯利·麦克林：《认知心理学》，邵志芳、李林、徐媛、高旭辰、何敏萱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7、205页。
从学科看，鲜见有哪个门类把人的本质问题作为了首要课题并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在出发的地方虽不曾离开过对于人的本质的某种必要的假定，① 经济学作为一个体系，总是围绕着两个“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以及厂商的“利润最大化”——来展开的。而这两个“最大化”正是经济学从一定角度对于人的本质特征的一个把握。参见哈尔·瓦里安：《微观经济学》，周洪、李勇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5、99页。 但也仅仅如此。如果说经济学之使命本不在它，故其情形尚还可原的话，那今天的人类学呢，据介绍，今日之人类学仍是要探寻“我们称之为人类本性的让人难以捉摸的事物”[2]，可是其在内容上分成的界限多有重叠的四支，无论是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还是文化人类学，竟无一支有把“人类本性”作为课题细加研究或是展开说明。至于心理学，按戴维·迈尔斯的说法，是研究“行为和心理过程”的科学[3]6，定义中的“行为”指的是“有机体发出的任何反应，即我们能观察、记录的任何活动。叫喊、微笑、眨眼、流汗、说话以及做问卷等等可观察到的外显行为”[3]6，而“心理过程”则是指“我们从行为推断出的内部主观体验——感觉、知觉、梦境、思维、信念和情感等等”[3]6。可见，心理学亦未直接将人之本质问题包括在内。人类学、心理学尚且如此，那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就更不用提了。至于当今普通的所谓哲学，已经是“一种批判的和系统的思考态度，而不是一个特殊的主题”[4]，其内容虽有谈到人的本质，但也仅仅是就有关的命题进行分析评判而已。再就哲学人类学来看，按创建者马克斯·舍勒的想法，这门学科本是要着重研究人的本质问题，可是迄今这门学科的建设可谓极不理想，既有的著作，鲜见有就人之本质的寻获过程、前件、由来以及意味等做出说明。
从学者讲，历史上确有不少学人，均曾就人之本质问题提出过自己的主张，也往往阐发过所提主张之意味，[1]35-59但他们个人是如何得来自己之主张，提出之主张又究竟是怎样地基于人类自身，则鲜有可考、可见者；今之学人，或以为其在马克思、海德格尔那里已有定论，因而整个地不再予以对待，或认为其在二氏那里的结论尚有进一步明晰之必要，② 这方面的文献特别多。随意检索一个数据库，例如“知网”，只要输入主题词“人的本质”，便可见到万余篇相关论文，其中绝大多数是对马克思关于人之本质的论断的论析。 故而作文以为条理。另有者，则作关于人之本质的看法史的梳理，内容上于开头多言希腊之德尔菲神谕，于末了多言马克思或是海德格尔。
一、“我性”之寻获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哪里出发把它找寻出来？③ 海德格尔基于现象学认为，寻找或考察人的本质，应选择那样一种“通达此在和解释此在”的方式，以确保此在能够“在其本身从其本身”显示出来，即应当能够使此在如“首先与通常所是的那样”显示自身，应当使此在在“平均的日常状态中”显示自身，并认为这个日常状态不应是某些任意的偶然的结构，而应是本质结构，即为此在存在所规定着的结构（注：中译 “这些结构都应保持其为规定着此在存在的结构”或当改为“这些结构都应保持其为此在存在所规定的结构”，理由是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来都是此在存在规定存在样式，而不是相反。再说无论怎样，这样改动一下，也可避免误会）。问题是，如果我们对于“此在存在”不明，我们又怎么去判断一种状态就是由“此在存在”规定着的，而另一种就不是？进一步，我们或许可以问，海德格尔的考察方式是否是唯一的，且就一定确当？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5页。
人的本质，指为所有人——当然指心智健全的正常人，或者说前后行为不矛盾的人——共同具有，但却不能为其他生物所具有的性质中对人的行为发挥着根本性制约作用的性质。因此，找人的本质，可不是去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依据样貌就可以了。既然找人的本质不能依据人的样貌去找，那该依据什么去找呢？
现在的问题是，“我性”是否也为其他动物所备？换句话，其他动物是否也会试图让自己的难受或不安在时间中达至极小化？就是说会主动地多方且动态地考虑，以进行这里的所谓“极小化”决策，然后化为行动？有人以为像蜜蜂、燕子等能够筑巢，便是它们可以多方动态考虑的明证，而像松鼠这样的动物，为了过冬会提前准备更多的食物，似乎就不更用说是一种动态的考虑了。其实这全都不过是假象罢了。
设想一个人没有任何难受或不安的时候，那么即使他能思考，可他用得着思考吗？设想一个人有难受或不安的时候，可他没有思考能力，那又如何？可见，一个人要有思考，得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难受或不安的时候，二是有思考能力。而且一个人的思考应该是为了解除难受或不安。再假设一个人的难受或不安多点少点无所谓，那这个人会思考吗？可见，人之所以思考，应不单是因难受或不安，而是为了难受或不安的最小化。再假设一个人没有时间了，或是这个人就像古印度多神宗教中的主神“大梵”一样，因“欲知即能知，欲达即能达”，而可以超然于时间之外，那这个人还用得着思考吗？可见，一个人之所以有思考，还与时间相关。再假设一个人还有时间，却对于在这段时间里日子过成如何无所谓，那他会思考吗？可见，一个人之所以有思考，应该不只是因为还有时间，而是因为想要在这整个时间里让难受或不安达至最小。总之，一个人之所以有思考，在我们看来，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个人既有思考能力，又想要让自己的难受或不安在时间中达至极小化。
根据笛卡尔，就一个正常的或者说能进行怀疑的人来讲，“思考”可谓是一个人最无可怀疑因而必须确信的东西。故此，“试图让自己的难受或不安在时间中达至极小化”便也是任何一个正常人最无可怀疑的能力或性质。为方便起见，本文简称这种能力为“我性”。② “我性”一词，在康德《实用人类学》的中译本里就有出现，而且康德用它的意思，正与笔者所用近同。请看：“但值得注意的是：已经能够相当流利地说话的孩子却相当迟（也许要到一年之后）才开始用‘我’说话，在这么久的时间里他却用第三人称来说自己（卡尔要吃，卡尔要走，等等），而当他开始用‘我’来说话时，对于他来说就仿佛是升起了一道光明，从这一天起他就再也不退回以前那种说话方式了。——之前他只是感觉到自己，现在他是在思维自己了。”（康德：《实用人类学》，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页）。另外，“我”字在甲骨文中的形象，个人认为很像是网捕动物的一种有杆器具，或正是由于这种器具在当时代最典型地表明了器具主人对于网捕数量、对于生活的寄望，故被借来用做了表示“自己”意义的称呼。所以，如果这一见解成立的话，则“我”的称呼原是来自“我性”，而非“我性”来自“我”的称呼。参见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11-1112页。 考虑到“难受或不安之极小化”与“安乐之极大化”间实为一种对偶的关系，因此下文视方便，将亦以“我性”称指“试图让自己的安乐在时间中达至极大化”这一能力。
逻辑上，我们现在可以从之出发的出发点，总体上便只能有两类：一是我们的思考或思考的产物，二是我们的行为或行为的产物。行为的产物随行为而来，行为随决策而来，而决策则随思考而来。至于思考的产物，不用说，自然也是随思考而来。因此，无论怎样，若要探寻人的本质，或远或近，终归还是得转到“思考”这个节点上来。基于此，让我们就从“思考”出发来继续寻问为什么会有“思考”好了。① 笔者的这个想法是在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之前独立萌发出来的。在阅读《存在与时间》之后，笔者基于海德格尔对于笛卡尔的有关批评，确信他必定也曾对为何会有“思考”这个问题做出过思考，只是不无遗憾，就笔者的阅读限度，一直没能发现海德格尔对于人的本质给出了从思考出发的具体寻获过程。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9、74页。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就给出过回答，他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5]273还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
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下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273-274
可见“我性”作为全体正常人的一种能力，也仅可以是全体正常人的一种能力，故它应该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人的根本特性或说人的本质了。
与类似，当和分别等于零时，式(12)中的P、Lv和Mv分别为0，可得其交点轴线T-Map的3维空间域边界方程分别为：
值得指出的是，“我性”是一个人对于自己利益的动态考虑，所以我们人类往往不独求自己的利益，很多时候亦也考虑他人或是集体的利益。
二、“我性”之说明
人之本质既明，① 关于人的本质，比较起来，无论是卢梭说的 “以自由主动者的资格参与其本身的动作”（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2页），还是马克思说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或是海德格尔说的“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3页），抛开表述之用意不谈，就字面上的基本意思论，并无多少区别，且均可从“自主、为己”的角度称为“我性”。再拿上述诸家的“我性”规定，与笔者的相比，意思其实也是差不多，定要说来，或可形容为一只手的五个手指和一个拳头的关系。笔者的表达，因较为具体地揭明了意识活动的目的以及意识活动面向决策面的动态“极小化”或“极大化”原则，也许在解读文本和诸种现象方面要来得更为方便。 作为一个论题，接下来我们自当在若干方面展开说明。
（一）“我性”之前件及由来
1．“我性”之前件
所有试验均重复3次，并参照张雷等人的方法计算种子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和简化活力指数[8]。其中，计算发芽率以第14天统计的数据为准；发芽势从实验的第2天开始计数，以第7天统计的数据为准；连续3天种子的发芽量无变化，就视为发芽结束。
关于“我性”之前件，经济学中的一个定理或许可以给我们最好的启示。这个定理即“效用函数存在性定理”，说的是：“假定消费者的偏好具有完备性、自返性、传递性、连续性和强单调性，必存在着一个能代表该偏好的从消费集到实数集的连续效用函数。”[6]
原油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分别对应原油的库存周期和宏观周期。大部分时间，原油的库存和宏观周期同向变化，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共振驱动油价单边走势。而当库存与宏观周期发生背离时，哪项因素主导油价变化就显得格外重要。以OECD综合领先指标作为全球宏观周期的指标，以美国原油库存同比作为原油库存周期的指标，通过回顾2000年以来原油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发生过的四次背离（见图11），有助于把握影响油价变动的核心因素。
因事关找寻“我性”的前件，这里必须首先指出，任何经济学定理，从性质上说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回顾性呈报，而只能是对人们在面向未来时基于条件会有何意愿、打算的命题性描述。因此，我们在利用“效用函数存在性定理”以便追查出“我性”之前件时，就当首先意识到“我性”的第一个前件：“设想未来场景的能力”，或也可叫“预期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将无法就我们目前知悉的各种对于我们的未来安乐可能起到作用的“东西”进行排序，即建立起所谓的偏好来。而没有这种偏好的话，我们自然将不再可能进行面向未来的所谓安乐极大化决策，自然也就没有可能再有“我性”了。
再从效用函数存在性定理对于偏好的要求可知，一个人的偏好得满足一定条件，这个人方才可能具有“我性”。为简便起见，我们把一个人在偏好上必须要满足的条件，称为这个人在偏好上的“理性化能力”。
安全区、危险区的划定应根据区域山洪灾害的形成特点，在调查历史山洪灾害基础上，结合气候和地形地质条件、人员分布等因素，综合分析山洪灾害可能发生的类型、程度及影响范围后，进行合理划分，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动态调整。
首先来说，“偏好”意味着“存在——色——共相”，即各种对我们发生作用的存在，或简单说所谓“事物”，首先经由我们的感官，变成“色”，即所谓的“信息”之后，得再经我们脑中的有关活动，形成“共相”，即所谓的“类”。例如，我们碰到过的每株植物，作为存在，经由我们的感官，先变成与每株植物相对应的“信息”——包括具体什么样子；有花无花，花的形状、颜色、气味怎样；有叶无叶，叶子的形状、颜色、气味怎样；有果无果、果实的形状、颜色、味道如何等等，再由我们脑部的有关活动，形成“共相”——即“树”“草”“花”“叶子”“果实”“大”“小”“高”“矮”“圆”“扁”“红”“白”“香”“臭”“甜”“酸”等等。从事物或者说各种存在到“色”的过程，这可叫做事物的“色化”或“信息化”，而从“色”到“共相”的过程，则可称为“色”的“共相化”或“信息”的“类归化”。如果说“色化”是每一种具有感官能力的动物都能具有的能力的话，那“共相化”恐是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只有人才具有的一种能力了。当然，非生物中，我们现在的所谓智能机器人似乎也具有这种能力。
其次，“偏好”意味着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胃口”或“感受”，这自然只有在“身体”为有机身体的情形下才可能，像非有机的“身体”，如现在的智能机器人自然谈不到这种“胃口”。
所以，总起来讲，人之“我性”的前件共有五个，分别是：“预期能力”“理性化能力”“色化能力”“共相化能力”及“胃口”。
2．“我性”之由来
所谓实践活动，相应地也会包含三大方面，或称三个维度：一是改善个人的自然环境条件，增多、改善个人拥有的生产、生活资料之数量与质地；二是创新与改变个人掌握的技术能力与知识水平，三是构建或变动个人之社会关系，参与革新社会政治与制度形态。
步骤3：“人”这一特殊机构会将其决策由静态极大化调整为动态极大化。
1.5 统计分析 数据用（）表示，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用Student’s t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无疑，我们的这种考察将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意识的产生问题，不过，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实际并不存在要深入到诺贝尔奖获得者Eccles关于人讲的“第一世界”[7]7里，将脑内对应着意识的“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活动”[7]36-37完全搞清楚的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再着眼于“我性”的上述前件，联系达尔文之进化论以及现代认知心理学关于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基本认知，笔者拟就“我性”之由来大胆提出如下设想：
表1详细描述了四个班级(较高中等听力水平和较低中等听力水平)学生在主测1和主测2中的平均分和标准差表现。
步骤1：“自然选择”的漫漫长途使得一个具有“高阶计入”方式的特殊机构——人，在进化链条的一处得以出现。
从地球上最早的生物起始，经过了约35亿年光景的“自然选择”之后，方才在进化链条的一处出现了人。人之 “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很是特殊，其中的“意”，即中枢神经系统，尤其特殊，以致对由眼、耳、鼻、舌、身感应到的“色”，即各种 “信息”，在以相应的“编码”经由神经元间“突触”式传递向内、向上“同质性”传送并载存于间脑、脑干以及小脑的有关神经元上之后，会继续以同样方式由脑干及间脑向上传送至大脑皮层，并且会因这后一段传送在 “光滑性”上的特殊性，而使上传的信息最后在“高阶计入”方式下“异质性”地作为“名”载存于大脑皮层的神经元上。
接下来我们当然需要看看“偏好”本身意味着什么。
关于“高阶计入”，具体地说，有四种类型：“直接概括型计入”“抽象关系型计入”“状态-序位型计入”和“联想推设型计入”。
“我自己选择的，以后哪怕入刀山火海，也不后悔，不怪你们。已是新世纪了，爸妈，给女儿一次选择的机会吧！”
“直接概括型计入”指依“色”的总体或局部特征的计入。此型计入亦即上文讲的“共相化”。
“抽象关系型计入”指对前一类型计入的结果从抽象角度单纯把握关系时的计入，例如无论是“树”还是“人”，还是其他的共相，都可以单纯地把握为一个概念“集合”，而“树”下包括的各色树，“人”下包括的各色人，等等，我们都可以作为相应集合的“元素”看，另外，我们还可以类似地得到“属于”“集合的相等”“集合的交集”“集合的并集”等等概念。
“状态-序位型计入”指将前已分类存储的色，依不同情形，按技术指标或是按攸关“胃口”的价值指标再行重组以归入相应序位的计入。依所按指标，“状态-序位型计入”可进一步细分为按技术指标的“状态-技术序位计入”和按价值指标的“状态-价值序位计入”两种类型。一个人依特定情况，在价值上将写论文看成最重要事情，而将踢足球和与女朋友约会二者看成同等重要但却是稍次要于写论文的情形，就是“状态-价值序位计入”。一个工程师根据特定情况，从技术角度，将某一筑坝方案列在第一，而将其他方案列在第二、第三，便是“状态-技术序位计入”。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直接概括型计入”是序位计入的基础，没有它就没有“状态-序位型计入”；二是对于人来讲，完全纯粹的在最终意义上也不涉及价值的“状态-技术序位计入”应该说很难存在；不过，这于人工智能来说则相反，对于它们而言，将永远只有“冰冷”的“状态-技术序位计入”，而不会有“状态-价值序位计入”。虽然，在我们人类的设计之下，这些智能机器在和我们的对话中，也会让人觉得特温存与暖心。
“联想推设型计入”指基于脑中资料间的各种关联性而诱发的“推设型计入”。最典型的例子有原始巫术中的“投射”、多神宗教中的“拔高”以及生活与科学研究中的归纳假设。古远之时，人类因知识极度缺乏，于诸物之活跃变化或静默延展，皆如以目，而将诸物联想为与自身一样地具有灵性，这就是原始巫术中的“投射”。当社会进展至“酋邦”时代，在人事上因某一部落之酋长相较于联盟中其他部落之酋长地位上已是优胜，故联想地将某种“物灵”拔高为主神的情形，这就是多神宗教中的“拔高”。生活中，人们基于一地年年都没有地震，而默认这地未来也没有地震，或是基于某人过去脾气都很好而认为这人未来脾气也会很好，这些就是生活中的推设；而牛顿基于开普勒的观测资料提出“万有引力”定律，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推设。
积极利用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媒介，做好绿色砀山酥梨的宣传推介活动，组织企业或行业协会、合作社等参与各级各类洽谈会、农交会、农展会、农博会等，向广大消费者进行绿色砀山酥梨展示与推介，以达到理想的宣传促销效果。
步骤2：基于感官感应以及续后的“高阶计入”，“人”这一有机体必然地具有所谓安乐的静态极大化选择能力。
这个定理其实很像一座“桥梁”，其一端——效用函数——明显是跨在经济学里，而另一端——偏好——可认为同时跨在心理学里。对于本文来讲，这跨在心理学里的一端方才是我们感兴趣者。定理这一端有关偏好的几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权衡、比较之上的安乐极大化选择，亦即意味着前述所谓人之“我性”。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人之“我性”也必定要意味着这定理中关于偏好的所有那些条件。
就我们人这一有机体，一个具有随着状态变化而不断变化着“胃口”的特殊机构来说，首先可以经由自身附属的感应器——感官——在能力范围内感应到这个世界和人类自身内部呈现的一切。理解上，这感应自然既是一种限制和掩盖，也是一种让对象之部分要素或局部情状的凸显。感应，对于人来说，仅仅是基础。接下来的“高阶计入”才是“人”这一特殊机构的“要目”。有了“直接概括型计入”，人就能为从类型上分辨事物，为人的“主体”姿态的“树立”打下基础。设若没有这一型计入，那会如何？此时，人除了如动物那样单纯地跟从本能，必要时靠信号和手段，受动地匍匐在需要之下，还能怎样呢？所以“直接概括型计入”对于人之为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当然，单有这一型计入，还不足以让人就是人。以“直接概括型计入”为基础，“联想推设型计入”可以让我们对自身及周遭的情形有所把握，然后，“状态-序位型计入”将使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选择，就应该采取的行动从安乐极大化角度做出决策。因这种决策，在决策者之心理上并未涉及时间因素，故称其为安乐的静态极大化决策。至于“抽象关系型计入”，只要对数学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它实际上意味着整个形式逻辑与全部的数学，所以有了它的帮助，我们一定能更为深广、更为切实地把握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身，从而可以使我们的决策更为优化。
“一灿，你以后能不能把你喝过的空瓶子都送我。”秦风突然问了我一句。“行！赶快走吧。”我敷衍他，只想赶紧撤离这窘迫的境地。
张亚恒等[26]选用欧拉双流体模型，揭示了振动流化床气泡尺寸、气泡上升速率沿高度分布和床层压力脉动信号周期性变化特征规律。结果表明：普通流化床气泡尺寸分布比较均匀，大气泡较少，气泡直径随着床层高度增加而增大；振动流化床气泡分布不均匀，大气泡较多；在气泡上升初期，气泡直径不断变大，气泡上升速度不断增大，上升后期，气泡上升速度不断减小，床层压力脉动信号的周期性明显增强。
基于对由静态决策而来的行动的预期与现实结果的比较，“人”这一特殊机构，必能自不时出现的不一致当中，意识到“绵延”[8]1-8与“真实时间”[8]19-25的存在，进而，在追求安乐极大化的时候，亦会从“长远”“近期”“最近”以及“眼下”诸“圈层”战略性地考虑和安排远近行动方案，这些方案除非遇到认识中前此未曾掌握的情况之影响，否则将不可避免地予以执行。于是，一种基于时间因素的安乐极大化考虑将为人所具备，以此，“我性”也就为人所具备了。
（二）“我性”之意味
既有了“我性”，自然也就会有“我性”之各式的意味。列举两类意味，一是所谓“外展意味”，即“我性”在实践面的意味，二是所谓“内由意味”，即“我性”在由来面的意味。
1．“我性”的外展意味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为0.05。
（1）现实条件下个人的动态三维实践活动
所谓现实条件，包含三大方面：一是个人拥有的生产、生活资料状况以及自然环境条件，二是个人掌握的现有技术与知识，三是个人拥有的现有社会关系以及整个社会之政治状况与制度形态。
知道“我性”的前件，仅仅是从“我性”的必要条件的角度对于“我性”的一个把握，但我们不能满足于此，我们还须就“我性”的生发过程，从与事实相平行的一面，即“历史”面来加以考察。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所述，总体上仅适用于诸文明社会之情形。在人类变化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之时，个人在社会意义上，尚无任何自由，不得不平等地生活于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家族群体里，或是以家族群体为单位而结合起来的更大的群体中，只能在这样的群体中集体地劳作，并共同地消费。
当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足够大的提高，某个或某些家族的，或是家族中某个或某些人的实践的自由度也会有相应的变化，而随着这些变化在少数人那里的进行，“私有财产”这只常被人诅咒的怪兽的“脚”也就会越来越急促地、猛烈地踏响他们的世界。
此外，即便是原始社会之后诸文明社会里的情形，人们究竟是单独地进行着个人的实践活动，还是在各种组织形态下与其他人的合作中展开个人的实践活动，也是得视具体情形而定。但有一点，那种离开其他人的孤立个人的实践，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9]2，除此之外，“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9]2
（2）现实条件下个人动态三维实践活动的共同后果
这方面一是人们拥有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及生产、生活资料之数量与质量的变化；二是人们掌握的知识与技术的变化；三是社会制度形态与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这里每一方面的变化，都是人们或集体有组织地进行的，或个人经由别的方式相互联系地进行的相应实践活动的共同后果。
只要人们的上述动态三维实践活动没有停止，作为其后果的变化也就永远不会停止。诚如马克斯·舍勒所说：“生命（相当于敢于突破、善于创新的实践活动——引者）置身在深处；世界、法则体系、价值体系都是从生命那迷一般的深处汩汩翻涌上来的东西，只有僵死的目光才把它们视为一种绝对固定而永恒的构成物的形象。”[10]
圆锥曲线的发展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文化.除了概念、性质、标准方程这些显性数学文化之外，在圆锥曲线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实际应用中还包含着数学思想(化归思想、数形结合思想)、数学方法(用代数方法研究几何问题、构造法)、信念品质(探索真理、理性分析)、价值判断和审美追求(圆锥曲线的实际应用)等丰富的隐性数学文化.当然数学课堂需要显性数学文化的熏陶，更需要隐性数学文化的浸润，这样才能让数学课堂充满生机与活力.
2．“我性”的内由意味
另一方面，从“我性”之来由上看，“我性”对于诸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可谓先天之统一中心。
首先，从“我性”之生发关键“高阶计入”中的两个类型“直接概括型计入”和“抽象关系型计入”的关联看，既然后者本就是建立于前者之基础上，那么，萌生于“抽象关系型计入”的“理性”也就不当离开自“直接概括型计入”而来的“经验”。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将取得一种可以让“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彼此达成和解的知识理论。
其次，从“高阶计入”的各具体类型看，“直接概括型计入”意味着诸语言科学，“抽象关系型计入”一方面意味着形式逻辑，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整个的现代数学，“状态-序位型计入”意味着与偏好相关的美学和经济科学，而“联想推设型计入”则意味着宗教观点与科学研究中的推设方法。
再次，从生发于“高阶计入”的“我性”中的动态因素角度考虑，“我性”还意味着伦理学。如果进一步联系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史学在基本面也都勾连于“我性”，那么就上面提及的诸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可以认为，它们原就是先天地以“我性”为中心统一在一起的，之所以我们总不时地提出这些科学必须统一的主张，应是因为我们已多少认识到了它们在统一上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二）从理论意义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关于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在170多年历史演进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在实践中发展，但也历经波折沉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且得到了创造性升华和创新性发展，重新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创造力，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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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605（2019）06-0131-10
收稿日期： 2019-08-10
作者简介： 陈志烨，男，湖南新化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制度变迁。
责任编辑：秦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