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1.创新驱动的体制思考——2.内生增长的内涵及其政策指向——3.技术内生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4.内生增长的解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生论文,如何实现论文,内涵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新驱动的体制思考
梅永红
梅永红，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在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的过程中，如何统一全社会的意志和行动，建立起有效的体制机制，将直接关乎这一战略转变的成败。
一、将创新能力内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为主要目标，在政策层面上突出表现为四个偏好，即：GDP偏好，以实现经济增长为核心；投资偏好，以扩大投资为动力；外资偏好，以超国民待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外贸偏好，以出口创汇为重要政绩。应当承认，这种发展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断扩大投资以及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作为代价，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模式往往是以漠视甚至排斥技术创新作为代价，而没有把增强创新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经济发展“依靠”科技特别是自主创新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并没有完成。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我国许多产业已高居世界第一，但仍然更多地依赖于国外技术的供给，产业成长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形成了外在的“互动”。长此以往，我国许多产业将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形成高度的对外技术依赖，难以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公平合理的博弈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深入的再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优势理论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经济政策，我们以廉价的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然而，对于一国来说，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今天，国家之间的变化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对竞争成败更具决定性意义。比如提高劳动者素质，有组织地开展技术学习和消化吸收等等，都能够动摇乃至改变传统的竞争格局。在不具有得天独厚要素禀赋的日本、韩国等国家，这一规律得到了最充分的验证。
著名的竞争力研究专家麦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认为，在实际竞争中，丰富的资源或廉价的成本因素往往造成没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一个国家如果想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强大而又持久的优势，就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其核心就是知识和人才，是持续不断的创新。对于我国来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固然是现实的、必要的，但我国同样有世界上最为丰厚的科技人力资源，有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完整的现代科技体系和制造业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竞争优势，把创新能力内化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并在制度和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是在推进创新驱动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二、将“以市场换技术”转变为“以市场促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许多领域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其初衷是无可厚非的——将部分市场让与外国企业或跨国公司，从而获得相应的技术和人才溢出效应。在一部分产业领域，这种策略取得了明显成效，比如三峡工程的大型水轮机组引进，使得中国企业具备了世界先进的开发制造技术。但在更多的领域，如民用航空、轿车、基础软件等领域，我们让出了绝大部分市场，核心技术却依然牢牢掌握在他人手里。在许多地方，“以市场换技术”已经异化为“以市场换GDP”。
最为典型的是民用航空工业。早在1970年中国就启动了干线飞机研制计划，1980年9月26日中国自主研发的110吨级大型飞机“运十”在上海首飞成功。在此后近五年时间里，“运十”在试飞过程中先后到了全国10多个大中城市。1985年，中国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引进麦道-82的生产线在中国上海组装麦道飞机。这本来应当是中国近距离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大好机遇，遗憾的是我们终止了自己的研发过程。1996年，兼并麦道后的波音公司决定终止与中国的合作，我国民用航空工业“以市场换技术”归于失败。这个惨痛教训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汲取。
汽车工业领域的发展历程也比较典型。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品牌和关键零部件组装轿车，这是中国轿车工业第一次与现代汽车工业的“零距离”接触。然而，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技术学习机会，而是把自身定位于组装加工环节，形成了对外资在技术、品牌、关键零部件、营销等方面的高度依赖，长期无法形成完整系统的轿车开发能力。
其实，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是换不来的。一方面，在投资自由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合资甚至独资的方式进行全球产业布局，由此所产生的技术转移本质上是在跨国公司内部实现的。为了持续享有技术独占权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垄断利益，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会首先寻求自己的专利保护。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出让市场“换来”的技术，其实都是物化了的技术产品，比如生产线、图纸、关键零部件等，这与技术创新能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任何创新能力都不可能通过引进获得，如果缺乏有组织的学习和消化吸收过程，即使引进再多、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掌握最核心的缄默知识，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
市场需求对于科技进步和创新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曾指出，一个市场需求往往比十所大学更能拉动技术进步。对于我国来说，13亿多人口所形成的巨大市场空间，正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不应该被轻易甚至主动地让渡出去。如何充分利用这一战略资源发展中国经济，特别是为自主创新提供市场机会，以市场促创新，这是需要重新审视的战略性命题。
三、将“制度力”作为创新原动力
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2008年SCI收录我国科技论文达9.48万篇，居世界第三位；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9.46万件，居世界第三位；PCT专利申请量达6094件，居世界第六位。在量子通讯、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高性能计算机、载人航天、第三代移动通信等领域，我国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我国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但是，我国还远不是科技强国，突出表现在一流的科学家很少，原始性创新很少。在一些关键领域，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许多重点产业的主导技术仍然需要依赖于他人。更为重要的是，科技能力不等于创新能力，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个问题上，我国面临着许多体制机制障碍。从战略层面来看，关注具体的技术突破固然重要，完善技术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更为关键。
比如，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创新的内在动力，原因不仅在于企业家本身，更在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在于稀缺资源和要素价格的扭曲，在于政府部门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在于众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公共服务。再比如，学术浮躁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学术行政化。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学术资源受控于行政权力，从而导致学术界的自由空间和自律功能被削蚀。
总之，创新驱动不仅只是意味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更是包含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意志实现新的突破。一方面，要按照邓小平同志当年所强调的那样，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应当双管齐下，“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另一方面，应当自上而下，通过深化改革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形成统筹协调的科技管理格局与资源配置方式，为科技进步和创新营造更好的宏观环境。
责任编辑 刘晓洲
内生增长的内涵及其政策指向
张旭
张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生增长，就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技术、知识、制度等非经济变量提高到与资本、劳动、收入等经济变量同等的地位，克服单一要素导致的回报递减，形成要素回报的递增，最终实现经济持续的增长。内生增长在实践中表现为通过“边干边学”、技术扩散、贸易拉动、宏观调控等方式，形成创新机制，提高经济体整体的创新能力和持续增长能力。科学、全面地认识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不仅关乎我国经济的中长期走向，而且对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一、内生增长与传统发展观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当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研究中，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在政策选择上一般是通过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将发达国家的成功解读为工业化的结果，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出现了追求工业化、片面地认为促进和发展工业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倾向，或者说，将工业化简单地等同于制造业的现代化。这样，就使得对资本积累的重视成为了经济学术界、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共识。被广大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最重要的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1951年联合国在《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就特别强调资本积累的必要性，指出：“在大多数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里，净资本的形成在国内至少是国民收入的10％，实际上有些国家还要高得多。相反，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中，即使包括外国投资，净资本的形成不足国民收入的5％，……如何提高资本的形成率便成为当务之急”。“起飞”理论的创立者罗斯托，通过对发达国家工业增长不同阶段的分析，强调了主导部门投资的重要性，这种观点至今仍被广泛认同，并且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决策和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遵循着发达国家的“经验”，动员有限的资源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投资展开的现代化努力，不仅没有迅速地改善经济结构和实现工业化，反而逐渐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地产生和强化了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因此，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和路径的重新寻找，成为发展中国家摆脱发展困境的首要选择。
显然，传统的发展观给予我们的是基于资本作用的理论解释，在实践上的大规模的物质资本的积累，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了“贫困循环”的陷阱。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制度等要素被看作是外生的，也就是说，技术和制度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二者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对技术和制度没有影响。由于技术和制度被当作是外生因素，单纯用资本作用难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尤其是经济的长期增长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唯资本论”排除了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匮乏背景下实现增长的内在努力的可能性，要么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出口国，要么成为发达国家资本的投资国，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就不能实现增长和发展，这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诉求相悖。内生增长理论克服了这一缺陷，认为技术和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而传统的增长来源（实物投资及人力投资等）都是作为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伴随物来发挥作用。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如果没有以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等为形式的持续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将最终停止。因此，当前流行的内生增长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于现代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按照菲利普·阿吉翁的说法：“内生增长的目的，就是理解技术知识与各种经济和社会结构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如何导致经济增长。”这就为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技术与制度创新的新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内生增长的中国式探索
内生增长理论对于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对于解释落后国家的发展困境，这一理论仍然有缺陷。一般而言，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大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扩散的速度加快，落后国家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知识和技术；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长期的投资，也在加速着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但是，落后国家并没有因为知识和技术的获得而迅速发展起来。因此，探索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不能简单地搬用对发达国家进行经验解释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比发达国家要复杂得多。由于发展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技术等方面处于劣势，在经济落后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也对经济增长起着约束作用。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借鉴内生增长理论，就必须不仅从技术创新入手，还要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将制度因素内生化。
早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就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可以看作是对过去注重投资规模和速度，忽视投资质量的增长方式的纠偏。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可以看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在经济增长问题上，始终强调了技术进步在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但是，旧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旧的体制观念的强大惯性，追求GDP增长速度的强烈政策诉求，使得外延式的粗放增长方式得以持续，内涵式的集约经营成效不明显，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未能有效显现。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调“经济体制转变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这是在我国对经济增长进行规划的过程中，第一次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整合考虑，并且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统一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提出完成“十五”计划，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有赖于在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进一步明确指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我国在“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2005年10月，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再次强调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阶段性特征，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到“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的高度，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命题呼之欲出。
三、内生增长的政策指向
中央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针下提出内生增长的命题，实际上正是契合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和经济积累日益坚实的基础上，已经可以开始实现由资本推动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变为以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为新动力的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革命性转变。
首先，内生增长在制度体制层面的要求，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为经济的内生增长持续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命题。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冲击，更加显示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从制度安排入手，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中面临的许多结构性矛盾，表面看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其深层原因在于制度体制创新的缺乏，旧的体制惯性没有消除并有加强的趋势，新制度体制变迁缓慢并有停滞的可能，使市场在对资源进行基础性配置过程中，不断受到行政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的阻碍。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如果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是消除传统体制的弊端，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30年；那么，未来的改革，就应该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新审视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策，消除阻碍创新能力形成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制度性因素，实现以改革促发展。
其次，内生增长在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的要求，就是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切实地落实好科教兴国战略。从总体上看，我国科学技术的水平还不高，自主创新的动力还不足，自主知识产权数量还不多，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还不强。因此，要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必须从国家层面加大对科技进步和文教事业的支持力度，加大投入，催生新技术、新工艺，使我国的经济增长真正建立在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基础之上。
第三，内生增长在经济发展策略层面的要求，就是要注重发挥国内的力量，重视国内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我们在坚持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要特别强调内需拉动，要特别强调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减少对外依赖，实现国内企业的迅速提升。中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要注重环境质量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等等。这些都为国内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政策支持，需要进一步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增强我国本土企业的综合实力。同时，要特别注重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不能在经济景气的时候，扩张政策倾向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紧缩政策主要针对非国有企业。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干预政策上要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这样才有利于壮大本土企业的整体实力，夯实内生增长的微观基础。
第四，内生增长在技术选择路径上的要求，就是要选择适宜技术，注重技术学习的成本问题，强调技术结构的优化，避免技术选择和应用上的盲目性，为内生增长提供持续的、可靠的技术支持。内生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边干边学，在边干边学中实现技术的积累和创新。由于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整体上比较落后，因此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为认识上的共识和实践中的举措。但是，由于缺乏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机制和能力，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成为单纯的技术购买；由于缺乏对技术结构的优化，不仅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引进，而且存在着大量的闲置引进。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我国在技术选择上的学习成本高昂，“以市场换技术”的失败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因此，在强调技术引进的溢出效应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对技术结构优化和技术适宜性的考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迅速扭转我国的技术落后状态，在持续学习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实现再创新。
最后，内生增长在社会发展层面上的要求，就是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构造内生增长的持续的社会基础。传统的发展观强调持续提高增长率的能力，尽管这一认识也包括生产和就业结构、住房卫生服务等非经济的社会指标，但为“完成增长的任务”，贫困、就业和收入分配都被降为次要的东西，甚至完全被忽视了。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发展的挑战……就是改善生活质量。特别是在世界贫穷的国家中，更好的生活质量要求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它包含更多的内容。它把更好的教育、更高的卫生和营养水平、更少的贫困、更清洁的环境、更多的机会均等、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丰富的文化生活等都包括在目的之中。”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水平和文化需求，才能够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持续的内生增长。
责任编辑 刘晓洲
技术内生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葛扬
葛扬，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技术由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转变
早在上个世纪初，熊彼特就用“创造性破坏”的概念生动地描述了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的意义。不久库兹涅茨、阿布拉莫维茨、格里利谢斯和罗森伯格等提出了技术内生对增长作用。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技术内生增长问题再一次被人们重视。美国经济学家罗默认为，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实际上找到了一个可以引领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技术。不仅如此，知识还具有溢出效应，形成一个知识溢出—要素收益递增—厂商的知识投资—效应放大的良性循环，知识积累和经济增长在这种动态机制的作用下共生共长，从而为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证。因此罗默提出，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新经济增长理论不仅被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而且也被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所验证。从上个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看，经济增长中的收敛效应和发散效应都出现了。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推论，经济增长是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这说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因为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较低，因而其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会较高，如果其他条件基本相同，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发达国家。事实表明，这个推论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日趋扩大的现实并不相符合。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即技术内生理论较好地弥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
对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经过三十多年快速的粗放式发展，已经到了经济发展方式非改不可的时候。必须走技术内生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和智力开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重视研究与开发，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二、技术内生增长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际上就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使技术进步带来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量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世界各国的经验也表明，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科学技术是个关键，只有依靠技术创新，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经济增长可以由两种因素推动，一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增加推动；二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推动经济增长，但随着闲置资源的减少，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目前的现状是：我们采取与外资企业的合资合作、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获得了巨大市场份额，在高技术产业领域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却进展缓慢，甚至在一些产业内形成了严重的技术依赖，产品竞争力不足。因此，尽管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在原有的以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为特征的“四高一多”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同时，又积累了较多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
现阶段，单纯的技术模仿不足以实现我国形成创新驱动经济，自主创新必须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我们必须更加重视通过加强研发投入，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实现技术的内生增长。技术内生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首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高投入、低产出，高增长、低效益的状况。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要通过技术进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改造我国传统农业、传统工业，推进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三、产学研合作是推进技术内生增长的基本路径
从理论上讲，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包括：首先，企业技术进步推进宏观经济增长。企业是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事实上，技术进步总是首先发生于企业，某些企业开发了一项新技术，研制出一种先进的生产设备，其技术进步能够引起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其次，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变化。一方面技术进步影响需求结构，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影响供给结构，从而直接导致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必然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产业分工的加深、新兴产业兴起以及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发展，进而影响到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甚至改变国际竞争格局。
技术内生增长的关键在于企业，在于企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就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尽管企业作为微观主体的地位已经确立，但是企业的主体作用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并没有充分发挥，这既有企业内部的问题（特别是“草根企业”存在科技水平、人力资源以及资金等方面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的问题。因此，在我国目前推进技术内生增长，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要促进和活跃企业技术创新，政府部门必须积极转变观念，有效搭建产学研合作的创新平台。
产学研合作是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形式，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有效手段。政府要着力引导的应该是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大学和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不仅要将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均引入产学研合作平台，还要将进入平台的大学和企业有效对接，形成通畅的研发和成果转化机制，真正实现“产学研结合，院所企共赢”，保持企业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政府在增强产学研合作创新能力、推动产学研合作创新活动中要扮演好宏观指导和协调组织的角色，其首要作用就体现在组织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一要着力企业主体作用。关键是发挥经济、科技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企业调整优化结构，围绕市场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培育一批支柱企业。二要着力产业重点。要对本区域优势传统产业进行梳理，着力提升重点行业、重点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三要着力关键领域。努力推进支撑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关键领域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创新，用高新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构建新的产业竞争优势。
当然，在政府主导下开展产学研合作，并不是说有关产学研合作方面的问题都得要政府操办，而是指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充分利用其掌握的公共资源，发挥宏观管理和调控职能，引导和促进产学研合作健康发展。在具体的介入策略上，应该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并逐步弱化的方式。因此，要坚持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经济政策等相结合的原则引导产学研合作的方向，以促进创新为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产学研合作新机制。
责任编辑 刘晓洲
内生增长的解构分析
杨万东
杨万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教授
中国实行内生增长如果进行因素解构，基于迫使其转型的复杂背景，必须是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只有文化的自信和自主，才能有政治的自主并形成相应的社会治理结构，然后才会有经济的独立、科技的自主创新和经济的内源性发展。
一、文化转型：基于自信的开放
文化是文明的内核，文化产生价值，价值形成目标，目标决定发展的方式和水平。
中国文化中儒家为相，兵家为本，法家为官家之显学，佛、道、医为退养之学，儒家中的“仁”体现为道德主张，入仕为官宦则是现实的人生发展路径，三纲五常成为中国人世代默认的人生准则，等级序列制形成了中国多数人的人身依附心态，兵家之多诈则形成行为准则的价值虚无，丛林法则的无常则使赌徒文化和实用主义盛行起来。中国文化重直觉而轻实验，重关系而轻规则，重伦理而轻技术，重因循而轻创新，这可能是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却在近代最终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原因。
改革开放引入了西方文化，西方的民主政治与科技成果使近代以来闭关锁国的中国社会精英耳目一新。
西方有些东西确实值得中国学习，比如，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日益普及过程中，股权文化不仅体现在证券二级市场的投资操作上，也体现在投资合股合伙兴办企业之中，通过股权的合作实现要素的融合，不仅是一种行为，也成为一种风气，股权使人们结成利益共同体，股权使人们关心国家大事，股权促进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推动职业企业家的形成，股权的分散持有更使人们关心社会稳定，减少社会冲突，形成和谐氛围。
有人分析美国人的创新力，认为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是美国创新力的源头，政治民主的保障是美国创新力的制度保障，务实则引领着美国创新力的方向。① 这应该是对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经济社会始终充满活力的一个不错的概括。
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根基仍须紧守，如儒家的仁爱与中庸主张，道家的天人合一，中国文化中的世界大同思想，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中国中医理论中所包含的全息理论、平衡思想、辨证思维等，都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以不断汲取精神力量的思想文化宝库。
文化和文明是超越国界的，西方的工业文明之所以超越农耕文明，就是因为民智的开发促成了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科技的发展又进一步提升生产的效率并形成创新激励，知识的民主化最后成为改变社会治理结构的革命性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发展中对西方文化就应该全盘吸收。过分注重交易价值的市场文化，如果不注重社会价值即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就会暴利之下无义举，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因此，文化及其相应的社会伦理价值观，是社会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灵魂和良心。
二、社会结构的转型：和谐共生的公民社会
中国中央集权的历史甚为绵长，社会纵向体制较为发达而横向网络明显缺乏，政府权力大大高于民间权力。这样的社会结构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民间自主创新严重不足，而社会等级制则制约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平等竞争局面的形成。
中国资源控制与分配权集中于各级政府。这是中国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越来越严重，引起社会公愤的重要原因，也是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热，跑官买官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更是中国社会组织不发达、社会机体脆弱化的典型表现，同时也是各级政府无法超脱于现实利益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农村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宗法性社会，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经济实验的失败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相对成功，表明农民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对其经济利益和自主权利的充分尊重是其转向现代社会的关键所在。但简单地放权让利并不能让农村社会融入现代社会，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的自发性与分散性决定了农村的现代化转型必须要有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外部经济文化要素的植入，这是城市化之外，发挥农业社会功能的另一项无可替代的任务。
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首先需要自组织社会组织即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并成为成长中的企业的发育土壤和利益捍卫主体。社会自组织的成长，本身则可以替代政府的功能，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和社会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共生。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民营经济的迅速成长，既是一种制度创新，也同时伴随着新的社会文化的引入和新的技术的植入，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不仅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主体，也成为社会成员的就业主体和国家和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并使扁平化的民间力量在等级社会的竞争与合作中以草根的方式静悄悄地生长起来。
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最重要的就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各归其位，政府要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企业则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大部分社会成员安身立命之所，各种社会组织则是联结政府与企业和社会成员的纽带，使各种社会成员切身利益都能得到合理的保障，社会的文明和有序必然带来创新的活力和经济的繁荣。
三、经济结构的转型：创新驱动下的协调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的发展，使很多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迅速暴露出来。经济结构包括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内需与外需的结构，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不同技术级次的结构，不同空间（区域）发展的结构，不同的人力资源配置的结构，不同的财富分配结构，不同的所有制结构等。中国的投资占比在2009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状态，对GDP的贡献达到了创纪录的90％。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的庞大的生产规模和产能很多已经超出了中国的市场需求和资源供给水平，虽然大多数投资在城市化加速和固定资产更新中可能是需要的，但仍有相当部分为中国实现贸易平衡产生了后续的更大的压力。
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是一个现实的压力，有效的教育、科技的开发应用和大规模的创新是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可行路径。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难以找到安全的保值增值手段，继续通过大规模的制造品出口寻求贸易盈余已缺少足够的理由，去出口导向转向内源性发展则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调整方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接近50％，年度人均GDP则达到了3300美元，接下来的时间是城市化的加速和国内消费能力的快速提升，这在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汽车的第一生产国和消费国上得到印证，中国房产价格在美国房产次贷危机冲击下仍然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则给了中国城市化消费吸纳力的充分证明。
中国的自主增长并不排斥外来技术，但产业链低端的技术引进已近极限，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在中国产业不断向高端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在不断缩小，新的更高精尖的技术引进会因为西方不愿中国成为他们更强有力的竞争者而更加趋于保守，新的技术的研究和更新更有赖于中国科技工作者和企业的自主创新。
总而言之，中国已经有了自主发展、内生增长的实力和内源性需求，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基于自身的需求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构建基于内需的产业链，立足中国的发展需求和具体国情配置国内外资源，基于公平原则协调收入分配和建立保障制度，通过做好自己的事，从而承担起对人类发展的责任。
注释：
① 汪洋：《从1876到2010：美国创新的变与不变》，《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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