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行动方略
王建华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23)
回首百年中国政治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道路；放眼未来国家治理之道，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只能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行进、在行进中探索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行动方略具有引领社会发展的方法论意义。厘清这一方略的内在机理，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式中：pi为短期海况出现的概率；A和m为S-N曲线参数；T为疲劳设计寿命；di为短期海况产生的损伤;f0i为每个短期海况下的平均跨零率。
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逻辑起点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入手，马克思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与建设的行动指南。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办法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遗憾的是，理论准备的不足，使得共产党人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在一段时期里，新政权的建设者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理解不够深刻，生产力发展不够。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表明，什么时候坚持生产力标准，什么时候国家建设就取得显著成就，一旦背离了生产力标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就要遭受巨大挫折。
总之，因为过于传统的室内设计对现代的生态文明有所阻碍，对整个的生态系统有所破坏。而绿色生态理念是当代可持续发展下的产物，对整个生态网络系统都有所满足。所以创造一个绿色生态、舒适、环保的室内空间在未来的室内设计中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应以绿色生态设计的理念为室内设计的主要风向，实现“服务于人”的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杂音，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优越性，必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由此出发，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逻辑起点。生产力标准的确立，解决了长期以来人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争论。总结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经济建设在国家各项建设中居于中心地位，经济体制改革在国家各项改革中有着实践与逻辑的优先性。因为从生产力出发，必然强调在发展中解决国家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在西方的竞争性政党制度下，参与竞争的政党为了赢得执政地位，不惜以过度承诺的形式，向选民提出各种刚性执政目标，这也是西方世界过早进入福利社会的原因之一。问题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空内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有限的，西方国家过早地进入福利社会和消费社会，会带来社会财富透支、国家经济出现危机。近年来，以希腊为代表的国家信用危机，就是典型例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决定了其没有必要制定各种刚性目标以迎合选民；之所以制定各种短期与长期目标，说到底还是由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决定的，而目标的制定也是一个自加压力的过程。在此意义上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体现。在制定未来国家战略规划时，如何处理好目标刚性与弹性的关系，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它同样存在着向人民兑现承诺的问题。这就要求目标的制定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以发挥激励作用，成为人们的奋斗目标；又要根据社会发展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制定行动方案。
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逻辑指向
所谓逻辑指向就是方向性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即以消灭社会阶级、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公有为目标(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 革命的复杂性与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这一目标必须分期完成，但不论是最低纲领还是最高纲领，都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回首党的革命历程，虽有过挫折，但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初心与使命，没有放弃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始确立，如何让人民生活更幸福就是新政权努力的方向。
主要评价指标为有效率（RR）、疾病控制率（DCR）与III度及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RR为完全缓解（CR）和部分缓解（PR）的病例；DCR 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的病例。不良反应评价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不良事件常用术语评定标准（CT-CAE）4.0版，选取至少有3篇文献中报道的Ⅲ度及以上该不良反应数据。
中国共产党先锋队政党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每一政党只能代表部分选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锐意进取，通过自我革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不但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也为寻求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方案。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给人类社会贡献了全面协调发展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中国化？经过近百年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总结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其中，提高科学思维能力、保持战略定力、重视调查研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技术手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理论与实践过程，并将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可以说，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三、目标接力、层层推进的行动方案
从革命到治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设有着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在实践路线方面，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本土化原本是一个常识性的学术命题，早在民初政党政治失败之时，梁启超就提出：“制度者，社会之产物也”，“万不能离社会以创制度，更不能责制度以造社会”。(3) 《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650页。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同样强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差别与国家差别问题，实则也是理论的本土化问题(4)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 中国共产党人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既是对历史、对教条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也是坚定走中国道路的宣言。
自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以来，每当革命与建设的紧急关头，这一命题就成为修正错误的方法论、破浪前行的创新动力。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找到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随着社会实践的逐步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探索理论本土化，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与此同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涵盖着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的一切理论与实践成果，成为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与实践指南。
以生产力为中心，使得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中都有发展生产力的论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正是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弯道超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过70年的国家治理实践，能否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既成为检验一切制度创新是否科学可行的前置性条件，也成为人们思考各类问题的出发点和各项制度变革的逻辑起点。
以测井、岩心和三维高分辨率地震资料为基础，以高分辨率层序地层理论为指导，运用精细地层划分和对比技术，将研究区沙三中、下亚段，分别划分为6个和3个短期旋回，建立准确的层序地层格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三角洲沉积模式。
四、理论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线
正是因为摸着石头过河，为了避免产生大的偏差，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的行动方案上，采取了目标接力、层层推进的实现形式。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奋斗历程可以看出，从建国初期的“一五”计划到即将开展的“十四五”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每个时期都有阶段性目标，同时，又有长期发展规划——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到新时代“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目标接力也是一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优势，它保证了国家治理方案和政策的连续性。这既有利于国家重大战略规划的实现，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又有利于根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阶段性目标的形式，调整行动方案。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随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的不断深入，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先后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六位一体”的党的建设。犹如舵手和轮船的关系，随着航程的推进，舵手对船的性能与大海的习性越来越熟悉，驾驶技术也越来越高超；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也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推进过程。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逻辑指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不能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回顾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可以看到，有很多早期共产党人家境优越、生活富裕，他们抛妻别子甚至与家庭决裂，投身革命并献出宝贵生命，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强调信仰和使命的政党。坚守信仰需要纯粹共产党员的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3页。 。
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式。毛泽东指出，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为党的政策制定提供支撑，又到群众中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5)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 群众路线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过程，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也揭示了共产党人实现正确领导的方式与路径。
五、执政党自我革命的纠偏机制
面对国家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成为纠正行动偏向的动力机制。经过近百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强化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等自我革命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其中，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理解自我革命需从逻辑起点入手，那就是共产党人也是会犯错误的，应勇于承认错误。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假如不敢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6) 《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7) 《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
中国共产党有着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早在1941年8月，毛泽东就强调，对下情收集，须故意“收集反面材料”，也就是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与不足。因为“按照我的经验，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可以更客观地看问题。(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7页。 把自我革命引向深入的是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毛泽东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9)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0页。 经过延安整风，定期整党整风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纠正偏向的一种内生机制。
自我革命是共产党人的组织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10)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 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如何使这种组织自觉转化为一种个体自觉，如何增强个体的组织认同感？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六位一体”的党建总体布局。如何从不同群体出发，增强党的建设的现实针对性，是基层党组织努力的方向，党的十九大修改党章，专门增加了有关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内容。
经过一天一夜的煎熬后，1000余名滞留机场的中国游客，在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协助下，于6日凌晨全部安全撤离。
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在逻辑起点与逻辑指向之间，并不必然有着实践的一致性。面对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积聚与两极分化，如何彰显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行的，为减少实践过程中的偏差与失误，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指导，而把这一理论引向深入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自我革命就成为减少理论与实践偏差的组织保证。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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