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文化热”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伴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持续近十年的文化研讨热潮。对这一现象，人们一般称之为80年代的“文化热”。
对80年代“文化热”这一现象进行的总体评论起始于1986年，但大多数的评论文章则出现于90年代初。目前，此类文章有十几篇之多，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80年代“文化热”的过程及表现
论者认为：80年代“文化热”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从1981年至1984年，为“文化热”的酝酿阶段。其二是从1984年底至1989年上半年，为“文化热”的高潮阶段，这场戏在高潮中结束了，“曲终人散”。并且认为，1987年是这场“文化热”的高潮点。
朱维铮在1986年写的《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中指出：“文化热”起源于文化史热，而中国文化史热是在1982年夏天出现的。同时，他从“八点表征”、“三种取向”、“十个问题”和“两大焦点”四个方面对当时“文化热”的表现作了客观描述。
所谓“八点表征”是指：在研究队伍、研究机构、学术沟通、层面形成、理论模式、争鸣气氛、纵向沟通、既得业绩八个方面都出现了“热”。
“三种取向”则是说当时的文化研究取向已明显地分化为三：一是关注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企求超越利害的考虑，从传统本身说明传统；二是关注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企求有助于观念的变革，从现实出发反思传统；三是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企求确立稳态的系统，从预测需要规范传统。
“十个问题”是指文化讨论中提出并可进一步探讨的若干问题，即：文化的涵盖面、文化的重叠性、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的结构、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国文化的空间差异、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世界化和世界文化中国化。
“两大焦点”乃是指当时争鸣的两大中心问题：一是儒学问题；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断裂与继承——青年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在90年代初的其他有关评论中，论者对“文化热”的过程及表现往往只是笼统提及而少有展开描述。
二、80年代“文化热”兴起的原因、背景
80年代的“文化热”为什么会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声势和魅力风靡于中国大地？一句话，它是对于造成民族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的反思和对于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宏伟大业的前瞻，它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应运而生的。
论者认为：改革既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又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三个层面或先或后交错展开，其任务无疑是十分艰巨的。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期待着思想文化的改革成为雷鸣前的闪电，先进的文化观念成为先导，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文化研讨实质上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变革在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层面的必然反映。
还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80年代“文化热”的产生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可以从国内背景与国际背景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国内背景来看，原因有三：第一，是由于自身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从而导致文化观念的变革。第二，是由于与外来文化发生接触，从而出现了一个与本土文化完全不同的参照系，从而促进一个民族或国家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评判和选择。第三，是由于社会本身的人为原因，造成对传统和现实的本土文化信仰的反思和再估计。
从国际背景看，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两股引人注目的思潮，即“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正是为了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寻求解决人类及全球问题的答案，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第二，二次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出现了独特的东亚工业模式，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在21世纪，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上述两种情况都使得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全面的反思和估价。（《历史的必然与时代的坐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三、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思潮
在“文化热”的讨论中，诸说竞起，百家争鸣。综观各种讨论会和已发表的有关论著，较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思潮：
1、“儒学复兴”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暴露出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不能适应现代化生活的矛盾，为了建立民族文化本位上的现代化，应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出某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在学理上承继陆王的统绪，重视传统的道德精神，以返本而开新，为现代化提供某种精神的动力。这是继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之后，又一次复兴儒学的主张，但在扬弃名教和思考方式方面又有所前进，因此被称为新儒学或新传统主义。
2、“全盘西化”论。
80年代“全盘西化”论的中心有两个：一曰私有制，二曰人的解放。其意为公有制在中国行不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力倡此论的“狂人”刘晓波还提出了“殖民化即世界化、国际化。”他说“西方人所推行的殖民化在客观效果上就是在推动世界的现代化”，“当今世界中的亚太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依赖了殖民化”，因此中国要现代化，“需要三百年殖民地”。（陈文“关于‘文化热’中的几个问题的思考”《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3期）此论与其说是一个理论主张，还不如说是一个情绪化的口号，在某些持自由化观点的人那里，它基本上是一种政治主张，而不是一种文化主张。
3、“西体中用”论。
李泽厚首倡此论。他用“西体中用”这个术语所表达的实际意思是：“未来的道路应是社会存在的本体（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和日常现实生活）和本体意识（科技思想、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它源自西方，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包括儒家作为中国文化心理的客观存在这个实际）相结合”。对于此论，李泽厚本人的解释前后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反映了理论上的混乱、缺乏概念的明确性和前后逻辑一贯性。此论的提出者似乎是想避免“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之类主张的片面性，但事实上没有能够做到。
4、“综合创造”论。
倡此论者以张岱年为代表。其主要内容是“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此外，还有“反传统主义”、“中西文化平衡论”、“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论”、“道德重建论”、“对传统创造的转化论”等不同观点。
四、80年代“文化热”的成绩与不足
论者指出：80年代的文化研究与文化讨论，表现出以往的文化研讨所不曾有过的崭新内容和独特性质，它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对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作用不可低估。
80年代“文化热”有如下特点：1、现实性。它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对10年浩劫和1957年以来的“左”倾错误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对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从文化的角度加以探索研究，破除了旧框框，打开了新思路。2、广泛性。它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史、哲研究的学科范围和领域，也远远超出了文化学者的书斋研究和课堂教学的有限天地，而成为一门全民关注、参与的综合性学问。3、世界性。在改革开放总形势下，中国当代文化已把自己置身于世界文化的背景之中，把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结合起来，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正因为如此，80年代“文化热”显而易见带有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支持了改革开放，促进了文化观念的更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同时，80年代“文化热”自身也存在严重的弱点与不足，主要表现为：1、重破轻立的倾向。即重文化批判轻文化创造的非科学的倾向。从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来看，着力于文化批判的占去了一大半以上，只有极少数的部分才含混笼统地谈到文化创造。2、非理性化倾向。表现为：共时与历时的揉杂；忽视地域性差异；滞留于感觉、印象的印证，以价值判断取代实证研究；追求“轰动效应”，唱反调成为一种时髦；错误地理解“深刻的片面”，将片面等同于深刻。3、重用轻体的倾向。只强调文化服务于某种特定的功利目的，而忽视文化的本体建设，也是一种非科学的态度。
五、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
在讨论80年代“文化热”种种方面的基础上，论者还提出了对一些问题的思考，诸如：
1、应当用什么标准来指导文化研究、来衡量文化的优劣？
论者指出：近代西方诞生了丰富的文化理论，它们对从事文化研究的人来说很值得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加选择地照搬照套，更不能成为拒绝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借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的精辟论述是我们指导文化研究、衡量文化优劣的指南。
2、怎样看待“文化热”中的政治斗争？
纵观80年代“文化热”，其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自由化倾向；一种是复古化倾向。在文化大讨论中，搞自由化的人交替使用了政治学术化和学术政治化两种策略，采取公开和隐蔽相结合的方式，蛊惑人心，在平息暴乱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叛国出逃，从民族虚无主义走向了卖国主义。这表明：这场“文化热”不仅是一般的文化论争，而且是关系到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不仅是对待历史、对待传统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待改革、对待现实的问题。
3、如何建构社会主义文化？
有论者提出：严格说来，西方化还是民族化的提法，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西方化和民族化并非相互排斥的概念，它们本身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共同体现出中国新文化的有机构成。我们建设新文化的立足点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中国革命的实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建设民族新文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必须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参与建设的兴趣；必须吸取各种进步的文化成分；必须具备多元的特点，所谓文化的多元性是指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多维性和多层次性。只有这样，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工作才能健康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