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长城戍防体系的历史演变
★ 邱剑敏
摘要： 长城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军事筑城工程，在频繁而激烈的战争实践中，不仅是中原历代王朝组织进攻的前进基地，更是实施防御的坚实支撑。中国古代长城戍防体系产生于先秦时期，初步形成于秦汉时期，进一步发展于南北朝至辽宋夏金时期，成熟于明代，由此完成了由军事功能单一的长城戍防体系向体系完备、功能多样化的长城戍防体系的嬗变。
关键词： 边防 长城 戍防体系 军事防御 历史演变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Great Wall Garrison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长城戍防区① 长城戍防区和长城戍防体系是本文首次提出的两个新术语，旨在深化长城在军事领域的学术研究。长城研究专家罗哲文曾在其《长城》专著提出“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和“长城防御系统”之说。两相比较，本文提出的长城戍防区和长城戍防体系更加强调长城的卫戍功能，大规模驻军常年沿长城一线戍边正是长城有别于其他军事防御工程的显著之处。“戍”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元年》：“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意同“戍卒”，即守边士卒。之后，“戍”屡见于典籍，《管子·地数》曰“武王立重泉之戍”，《诗经·王风·扬之水》曰“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史记·陈涉世家》曰“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说文解字》释“戍”为：“守边也。从人持戈。”“戍”之本义为人负戈守卫边疆，含有戍边、戍守、戍防、戍御之意。“戍边”一词最早见于《尉缭子·兵令下》：“兵戍边一岁，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军。”“戍边”在此意谓戍卒守卫边疆、防守边境。 是指一国边防军在其边境长城沿线及其纵深戍守、防卫之区域。其设置有着鲜明的目的，旨在守卫边境，防止外敌入侵。先秦时期先后出现具备一定军事功能的长城防卫带、长城防卫区，可视为长城戍防区的早期表现形式。秦汉之后逐步形成了攻防兼备、具有强大军事功能的长城戍防区。长城戍防体系是指在长城戍防区内所形成的以驻军与军事指挥体系为核心的边防体系。中国古代长城戍防体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先秦时期处于雏形阶段，秦汉时期初步形成，北朝至辽宋夏金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进入成熟时期。
一、中国古代长城戍防体系的雏形阶段
早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猃狁的袭击，曾筑连续排列的城堡以作防御。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相互争霸，遂各自设防。由于战争频繁、激烈和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各诸侯国为了防御邻国的突然袭击，常常在自己的边境上修筑一些关、塞、亭、障等守备设施，后来又进一步把关、塞、亭、障用城墙连接起来，或把大河堤防加以扩建，以达防卫之目的。根据各诸侯国设防的需要，这些长城的位置或南或北，或西或东，布满了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这便是早期的长城，即长城的雏形，史家称之为“先秦长城”。其特点是东、南、西、北方向各不相同，长度从几百米、上千米到数万米不等。自秦统一中国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大多遭到拆毁，仅有少部分被后世沿用。
夹马口灌区渠道输水实行“千方·公里损失”考核的实践…………………………………………… 谢自立，孙 璐(11.30)
磺脲类药物是常见的治疗2型糖尿病的药物。该药物通过与胰岛B细胞膜中的受体相结合，对ATP敏感钾通道产生抑制作用（ATP），从而阻止K+的外流，与此同时还可对ATP敏感非选择性阳离子通道产生激活作用，以帮助Ca2+内流，共同推动胰岛素的释放。有大量的实验证明，磺脲类药物在治疗缺血性卒中的疾病当中不仅仅局限于降糖效果[1]。本文针对近几年个学者以及临床研究中针对磺脲类降糖药在治疗缺血性卒中的影响和效果展开综述。
依据修筑地点之差异，先秦长城可划分为内地长城与边地长城。内地长城位于中原王朝或各诸侯国境内，边地长城则位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接壤的地段。先秦时期有代表性的长城包括约建于公元前7世纪的楚国方城② 参见罗哲文：《长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0～11页。 ，西起平阴（今山东平阴东北）东连琅邪（今山东胶南）海滨的齐长城，沿洛水西岸修筑的秦国“堑洛”长城，沿洛水东岸修筑的魏国河西长城和在今河南中部修筑的魏国河外长城，郑、韩两国相继修筑的郑韩长城，燕国沿易水北岸修筑的易水长城，赵国在今临漳、磁县一带修筑的漳滏长城① 为防御魏军进攻，赵国在其南部边境漳水与滏水之间修筑了一道长城，史称漳滏长城。《史记·赵世家》载，武灵王“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06页。 ，中山国在今河北、山西交界一带修筑的中山长城② 《史记·赵世家》载，赵成侯六年（前369），“中山筑长城”，史称中山长城。 。
磷含量在174.43～215.01mg/100g之间，平均含量高达198.10mg/100g，不同部位含量的平均高低依次为最长肌肉含量213.56mg/100g、前腿肉含量207.34mg/100g、后腿肉含量203.56mg/100g颈肩肉含量199.85mg/100g、胸腹部肉含量179.89mg/100g。
隋唐时期，突厥兴起，朝廷在北方长城沿线驻扎重兵，以防卫边境。隋朝先后设十二卫府、十六卫府统御军队，在北方广置军府；戍防区军事指挥体系分为战时与平时两套体系，战时或委派行军元帅直接指挥，或皇帝亲自率领大军出战；平时则以总管（后改为都尉）负责军务和戍守事宜。唐朝初期，唐廷在北方长城沿线设置河北道、河东道等诸道和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中后期则在长城沿线设置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西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在长城戍防区集结重兵以备御。唐朝戍防区驻军兵员除保留隋朝的府兵外，还有长征健儿、藩镇兵、团结兵等；驻军体制编制大体可分卫、府、团、旅、队、火6级组织机构。唐廷在边防要地设置都督府和都护府，统率边防部队。一旦遇有军事行动，皇帝命将调兵出征，委派专门官吏供应粮草。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戍防区军事指挥体系日益完善。辽宋夏金时期尤其是金代，大力修筑“金界壕”① 参见李鸿宾：《金界壕与长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长城戍防区和戍防体系的发展。辽朝长城戍防区驻军大致有御帐亲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和属国军等。戍防区军事指挥体系主要由发诏征兵、选命将校、调动军队等制度构成。每有大的军事行动，皇帝发诏各道征兵或亲点将校，诸道集结丁户，点集军马、器仗，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若“皇帝亲征，留亲王一人在幽州，权知军国大事”② 《辽史·兵卫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8页。 ；若是皇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③ 《辽史·兵卫志上》，第399页。 。北宋长城戍防区的驻军主要由禁兵、厢兵、乡兵、蕃兵等组成，其中屯驻于北方长城沿线地区的禁兵是其主体，主要担负边境作战任务；其他为地方武装，基本没有作战任务（蕃兵虽然参战，但不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北宋采取“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④ 《宋史·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99页。 的中央军事领导体制，职权划分明确，同时又互相制约，最终使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身。长城戍防区军事指挥体系主要由军情日报制度、凭信发兵制度、急递传送制度构成。西夏设置监军司作为长城戍防区的军事统御机构，分管各地军队，平时督率属下军队驻守边防要地，战时率领军队作战。金朝长城戍防区驻军的军队名目繁多，主要有四类：直属中央的禁军，屯驻地方的戍军，按民族成分组成的民族军与义军；驻军编制包括猛安谋克和沿袭辽宋军队编制；戍防区军事领导体制由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都统司、招讨司、兵马都总管府等构成。
蓟辽戍防区可划分为蓟镇戍防区和辽东戍防区。蓟镇戍防区北接蒙古，长城之外即是兀良哈三卫及蒙古俺答、也先、瓦刺的居住地,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同时又担负拱卫京畿的重任,在明朝长城戍防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洪武年间，朱元璋在长城沿线建立了以北平都司、行都司为核心的军事镇戍制度。明代的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⑦ 《明史·职官志五》，第1872页。 ，是边地军民合一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蓟镇戍防区主要由蓟州镇戍防区、昌镇戍防区、真保镇戍防区构成。蓟州镇戍防区所辖范围,东自山海关接辽东镇,西至昌镇慕田峪。昌镇戍防区所辖范围,东自慕田峪接蓟镇石塘岭路,西至居庸路镇边城挂枝庵（今河北怀来挂子庵）,接真保镇沿河口（今北京门头沟境内）。真保镇戍防区所辖范围，东自沿河口连昌镇,西至故关鹿路口（今山西平定境内）。为巩固蓟镇戍防区防御能力，明朝政府不断加强该区的兵力部署，沿长城一线修筑烽堠，派兵驻守，成为捍卫京畿、保障北部安全的坚固防线。辽东戍防区即指辽东镇所辖军事防区，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地处边境，且为京师藩屏，在各长城戍防区中占有独特地位。辽东戍防区的一个重要职能在于“拒胡”，即抵御西北的“鞑靼”、北方的“朵颜三卫”、东北的女真的威胁，防止已经被推翻的元王朝的复辟，巩固明朝统治政权。辽东戍防区由河西戍防区和河东戍防区两部分构成。河西戍防区西起吾名口台（今辽宁绥中），经辽河北，东至开原镇北关，防御对象以朵颜三卫和瓦剌为主；河东戍防区北起开原镇北关，东至丹东江沿台堡所属长城“老边墙”（今辽宁宽甸），防御对象则以建州女真为主。
二、中国古代长城戍防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
汉朝长城戍防区驻防力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长期驻扎在边郡的部队，主要由服兵役的戍卒（包括边郡的正卒）组成；二是为应对紧急情况而临时调防于边郡的野战部队，属临时应急之用，往往事迄则罢。具体而言，汉朝长城戍防区驻防力量由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属国兵、领护兵五部分所构成。③ 参见陈梧桐等：《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3～356页。 汉朝长城戍防区军事指挥体系主要包括将屯兵军事指挥体系与候望兵军事指挥体系等。将屯兵军事指挥体系分为平时军事指挥体系与战时军事指挥体系。和平时期，将屯兵的日常守备、训练等事宜通常是由都尉一级的武官负责，如李陵曾以骑都尉领兵屯守酒泉、张掖，路博德“为强弩都尉，屯居延”④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3页。 等。边郡太守是归属地方的将屯兵的主将，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将屯兵直接由边郡太守节制。在发生紧急情况或战争期间，太守、都尉也可率兵出击。在战争期间或非常时期，通常由中央委派高级将领直接指挥将屯兵。中央将领所领部队应该是中央将屯军，有别于太守所领的地方将屯军，彼此互不统属。中央委派的高级将领只是临时受命指挥将屯兵，往往在完成使命后便离开部队。候望兵军事指挥体系通常由郡（部）都尉府、候（塞）两级构成，其中候（塞）专门负责烽火候望。汉朝由于建立了完善的候望兵军事指挥体系，做到了“烽火候望精明”① 《汉书·匈奴传上》，第3784页。 ，从而有效地巩固了边防。
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汉朝进一步扩大了长城戍防区驻军规模，极大地完善了长城戍防体系。伴随着汉朝国力、军力的日益强盛，汉武帝执政中期之后逐渐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中央军事统御机构与高度集权的军事指挥体系，在长城沿线进行重大战略调整，以郡为单位分段守御长城，重新划分戍防区，明确各区职能，形成了以将屯兵和候望兵两大军事指挥体系为主导地位的长城戍防体系，构建了包括将屯系统、候望系统、屯田系统、军需系统在内的完备的边防军事组织，确立了一套侧重边塞防御的烽燧报警体系，从而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主动地位。汉长城东起朝鲜清川江北岸，中经阴山山脉和河西走廊，西达新疆库尔勒② 白音查干：《长城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内蒙古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 ，主要由修缮旧有的秦长城和新建河西长城、外长城三个部分构成。依其所跨区域，汉朝长城戍防区可划分为河西戍防区、居延戍防区、阴山戍防区、幽州戍防区。
秦汉时期，朝廷高度重视边防，在长城戍防区大规模驻军，逐渐确立一套与其相适应的军事指挥体系，长城戍防体系正式形成。为巩固统治，防御匈奴、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掠，秦朝立国以后，尤其注重经营北方边防。史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① 《史记·蒙恬列传》，第2565～2566页。 秦始皇派遣蒙恬率军30万修筑长城，领重兵驻守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防御匈奴南下。秦廷沿长城一线派有大量军队，戍防军互不统属；秦廷通过多种方式征集兵员，为戍防军提供充足兵源；步兵、骑兵、车兵均形成相应的体制编制；皇帝掌控戍防区军事指挥权，建立起系统而完善的战时军事指挥体系与平时军事指挥体系，逐渐形成了秦朝长城戍防区体系。为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对边地的控制力度，秦朝在其西北部、北部、东北部地区沿长城一线陆续设置了陇西郡（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北地郡（郡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九原郡（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云中郡（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雁门郡（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代郡（郡治代，今河北蔚县东北）、上谷郡（郡治上谷，今北京怀柔）、渔阳郡（郡治渔阳，今北京密云）、右北平郡（郡治右北平，今河北平泉）、辽西郡（郡治辽西，今河北卢龙）、辽东郡（郡治辽东，今辽宁辽阳）十二郡。这些边郡分段防卫当面之敌，北地郡、上郡、九原郡等郡的辖境远出长城之外。边郡的设置有力地强化了秦王朝对边境的统治力度，增强了长城沿线的防御力量；长城的修筑与长城戍防区体系的建立、完善又极大地保障了边郡的安全，巩固了边防，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先秦时期，长城戍防体系处于雏形阶段，先后出现了长城戍防区的早期表现形式，即长城防卫带与长城防卫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长城的建筑规模小且军事功能弱，多用于防御邻国攻击，一国常借修筑长城以增强自卫能力，内地长城占据主体。依据该时期长城的规模及其所发挥的军事功能，西周和春秋时期诸侯国在本国边境长城附近的设防地可称为长城防卫带。战国中后期，由于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游牧部族日益强大，频繁南下，秦、赵、燕三国都修筑了较大规模的边地长城。秦、赵、燕所筑的长城基本上是利用山川形势险要而建，在内外制高点建有烽火台，以便于侦察敌情，为长城上的驻军及时传递消息，提前做好战斗准备；在交通路口和谷口建筑了障城，并且派军驻守，增强了长城的防御能力。在长城以内，每隔一段距离都修建驻军的大城，并设有迅速传递消息的烽火驿传系统，以便统一指挥和互相支援。战国时期的长城的规模远远超过西周与春秋时期，其所发挥的军事功能也更强大。以此为依据，这一时期各诸侯国在本国边境长城附近的设防地可称为长城防卫区。
汉朝军队以郡为单位分段守御长城。郡守下设若干都尉，都尉下辖若干司马和侯官，司马之下有千人、五百、士吏等，侯官之下设若干部，每部管数燧，燧是基层单位。每个烽燧、亭障通过组织系统建立联络，并可间接与朝廷联系。郡守接受朝命，随后向下传达指令，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的军事指挥系统，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将屯兵和候望兵两大系统。将屯兵是机动作战部队，主体是骑士，可随时歼灭犯塞之敌；候望兵负责观察敌情、传达敌骑入侵信号。两者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御敌任务。当匈奴先遣部队接近长城防线时，汉军通过烽燧报警，各级边防指挥部及中央统帅部即可初步掌握敌情，开始进行作战准备，当面的戍守部队也当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当匈奴主力攻打长城各据点时，有关指挥部可以立即使用机动部队，支援位于敌人主要进攻地段上的各要点的守军，同时通知辖区各郡县列城加强戒备。中央统帅部也可以较为从容地部署预备部队，向敌主攻方向实施机动，在此方向形成对敌兵力上的优势，或将其击退，或将其歼灭于长城附近地区。
三、中国古代长城戍防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自立朝起，明廷即关注北部边防建设，以长城为依托，采取了诸如置卫所、修城池、建烽堠、屯重兵、守隘口等多种措施，在长城沿线先后设置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九个军事重镇，嘉靖年间又从蓟镇中分出昌镇、真保镇，管理京畿的内长城防务，形成明王朝北部边防的“九边十一镇”，构建起比较完备的边镇防线⑤ 参见肖立军：《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1～82页。 ，古代史上驻军最多、规模最大的长城戍防区由此形成，同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长城戍防体系。依据各自所担负的战略任务及地缘方位，明朝长城戍防区可划分为蓟辽戍防区、宣大山西戍防区、西北边镇戍防区三部分，各司其职，专力做好本区域的戍防任务，有事则相互支援，“数千里声势联络”⑥ 《明史·兵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36页。 。
该监控系统的设计，可保证变频器处在最佳的工作状态，不仅提高了变频器和负载电动机的工作效率，节省耗电量，而且方便操作人员实时查询变频器的工作状态，避免人工巡检工作时效性差的弊端[1-2]。
四、中国古代长城戍防体系的成熟阶段
长城戍防体系在明代进入成熟时期。在洪武至永乐迁都之前的这一时期，明王朝着力巩固政局、稳定北方，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长城防御。在永乐迁都后至正德时期，长城戍边职官体系初具规模，开始沿边设置军镇。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明廷大规模修缮长城，最终确立了以戚继光构建的蓟镇戍防体系为核心的长城戍防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其军事功能，健全了军事职官制度，完善了军事指挥体系，极大地增强了戍防区的防御力度，标志着长城戍防体系走向成熟。
长城戍防体系在北朝至宋辽夏金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北朝时期，柔然（或作蠕蠕）在蒙古草原上兴起，成为一支可以与北魏王朝相抗衡的强大势力。为实现南下的战略意图，免于两面作战，北魏王朝大筑长城以防柔然。史载：“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龄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分为六镇”② 《资治通鉴·齐纪二》武帝永明二年，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262页。 ，“诏大千巡抚六镇，以防寇虏。经略布置，甚得事宜”③ 《魏书·来大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5页。 。北魏沿长城一线自西向东设置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六镇”，以军镇为中心都督诸州、镇军事，在其北部疆域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御线。其后，东魏、北齐、北周均在各自境内设置戍防区。与前朝不同，北朝长城戍防区的驻军以骑兵为主，拥有一支擅长骑射、规模庞大的骑军，北魏太武帝南伐刘宋时，“骑士六十万，列屯三千余里”④ 《魏书·天象志三》，第2406页。 。北朝在长城戍防区的驻军与军事指挥体系方面颇有特色，驻军兵员除州郡兵、谪戍兵外，尚有镇戍兵；驻军兵员成分复杂，杂揉贵族、平民、罪犯、俘虏、部落成员等，包含鲜卑族、汉族、被征服地区游牧民族、部落组织等；建立以镇、戍为主体的戍防区军事指挥机构，形成以皇帝亲征与委派将领出征的戍防区军事指挥体系，其中皇帝率军出征者为数不少。皇帝亲临战场，实施最高军事指挥可谓北朝戍防区军事指挥体系一大特色。
战国时期，秦国先后修筑过三段长城，第一段是东面和魏国接壤的“堑洛”长城。史载：“堑洛。城重泉。”③ 《史记·秦本纪》，第200页。 秦简公六年（前409），为抵御魏国进攻，秦国退守洛水西岸，沿河修筑长城，并筑重泉城以自保，史称“堑洛”长城。第二段是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的“上郡塞”长城。史载，秦惠王期间，张仪“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④ 《史记·张仪列传》，第2284页。 。为防御魏国从河西之地进攻，秦国在其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史称“上郡塞”长城。第三段是防御西北游牧民族袭扰的秦昭王边地长城。史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⑤ 《史记·匈奴列传》，第2885页。 公元前3世纪，为防御西北地区的西戎、匈奴等游牧部落，秦国在其西北修筑边地长城，史称秦昭王长城。秦国在这三段长城分别驻军，从而形成了“堑洛”长城防卫区、“上郡塞”长城防卫区和秦昭王长城防卫区。秦国在长城沿线建有大量的关隘、烽燧、障城，与长城组成了一道完整的防御、警戒系统，形成了早期长城戍防体系。赵国在其地域的南界和北界各修筑了一道长城，即主要用于防御魏国的赵肃候所筑赵南长城和主要用于防御东胡的赵武灵王所筑赵北长城。赵南长城（赵肃侯长城）防卫区位于今河北省与河南省交界的漳河北岸；赵北长城防卫区横跨代郡、雁门、云中三郡，与东胡接壤。燕国先后修筑了两条长城，南部边境的长城是用来防御赵、齐以及秦国，史称燕南长城，亦称易水长城；北部边境的长城是用来防御东胡等游牧民族，史称燕北长城。燕南长城（易水长城）防卫区位于燕国南部疆界、古易水附近；燕北长城防卫区位于燕国北部，与东胡相接。史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⑥ 《史记·匈奴列传》，第2886页。 燕国向东拓地，并“于边界要冲修筑了防御城堡”⑦ 顾铭学：《先秦时期中朝关系问题初探》，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所《韩国学论文集》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页。 。齐国的长城防卫区主要包括西部防卫区、中部防卫区和东部防卫区。西部防卫区西起平阴，东至泰山；中部防卫区西起泰山，东至临朐穆陵关，为控扼齐国南境的重要门户；东部防卫区是为防御越、楚而设置，西起穆陵关，东至胶南境内，一直向东延伸至海滨。齐长城防卫区的最初军事职能是防御楚国，后来则用于防御韩、赵、魏的袭击。楚国的长城防卫区由西部防卫区、北部防卫区和东部防卫区构成。西部防卫区重在防御来自秦国的进攻，北部防卫区主要防御来自韩、魏的威胁，东部防卫区防御来自齐、魏的威胁。魏国的长城防卫区由河西长城（滨洛长城）防卫区、河南长城（河外长城或魏卷长城）防卫区和崤山长城防卫区构成。河西长城（滨洛长城）防卫区的范围大致在黄河以西、洛水以东一带，主要军事功能在于防御秦国之进攻。河南长城（河外长城、魏卷长城）防卫区位于黄河故道南岸，防御韩、秦的进攻乃是其主要职能。崤山长城防卫区位于黄河南岸与崤山之间，着重防御韩国的攻击。
宣大山西戍防区由宣府镇戍防区、大同镇戍防区、山西镇戍防区构成，管辖今河北张家口地区以及山西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宣府镇戍防区地接中原与蒙古草原，是拱卫京师、控扼蒙古南下通道的战略要冲。自立朝后，明廷便逐步加强了对该地的经营，将其建成为一个军事基地，经常由此出发巡边或作为进攻基地。大同戍防区限隔华夷，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争战之地，亦是明朝遏阻、防御蒙古复兴和侵扰的要地。史载：“大同古并州地，春秋时北狄所居，战国隶代、隶赵，秦置云中郡，两汉因之，金、元称府、称路，沿革靡一。国朝复置大同府，东连上谷，西北迫虏，西南捍畿辅、晋阳，自昔华夷互争之区，而在我朝为京师陵寝右翼，尤称要害，迄今遂为雄镇焉。”① ［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卷2《大同镇总图说》，明万历三十一年刻本。 大同镇所辖地域以东起天成，西至丫角山一带。山西镇亦称太原镇、三关镇，即所谓外三关（偏关长城、宁武关长城、雁门关长城），与大同镇边、宣府镇边号称明代北防九边的“中三边”，同为拱卫京师的畿辅重镇。山西镇戍防区西尽黄河东岸，东抵大同，是保障畿辅安危的重要防线。
西北边镇戍防区主要由延绥镇戍防区、宁夏镇戍防区、固原镇戍防区、甘肃镇戍防区构成。西北边镇戍防区地处西北，是防御北元势力袭扰的战略要地。延绥镇因防区在延安府、绥德州之境而得名。延绥镇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堪称“西北雄镇”。史念海就其战略地位论道：“延绥镇之北就是河套，敌骑奔驰，不仅累次冲毁长城向南抄掠，而且还时时企图东越黄河，进扰山西”，并且“自明初放弃东胜，其后鞑靼入居河套，遂使延绥无险可守，所恃的只是一线长城及其内外的一些城堡。每当秋高马肥之际，长城就常为敌骑所突破，不仅西安、固原往往因之一夕数惊，就是都城北京也不免感到威胁”② 史念海：《河山集·七集·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1～312页。 。延绥镇戍防区东北起府谷，向西南至靖边，再向西折至定边，戍防面宽大，主要功能是拦截自河套平原南下入侵关中的北胡骑兵。宁夏镇历来是西北边陲重镇,亦是明代的军事重镇,其地势最大的特点便是有山河之险可恃，东据黄河之险，西靠贺兰山脉。宁夏的边患与蒙古各部落占据河套地区有直接关系，河套地区的得失，紧密维系着宁夏边镇的安危。明朝放弃内蒙古河套平原，退守宁夏之后，失去了地利。宁夏镇特别是黄河以东地势较为开阔的今盐池、灵武一带就首当其冲，成为游牧民族南下的突破口。宁夏镇戍防区东与延绥镇相接，南与固原镇相接，西至宁夏中卫，北至黄河东岸的内蒙古巴音陶亥，重在防御北胡由此南侵。甘肃镇是明代九镇中位处最西端的边镇，同时又是设镇最早的边镇之一。甘肃镇处于北方的蒙古与西北诸番的接合部，可以有效阻遏二者联合，在明朝的长城戍防体系中占有其他边镇不可比拟的地位。甘肃镇戍防区东起兰州，西至嘉峪关，南到青海西宁，北至甘肃民勤，所辖区域主要为河西走廊地区以及青海省东北部。固原镇又称陕西镇，在九镇中占有比较特殊的地位。明中期以后，固原镇的战略地位日显重要，既是蒙古南下的必经之路，也是御敌的要塞。固原镇戍防区东起甘肃环县，西至甘肃靖远，北至宁夏同心，所辖区域主要为宁夏南部及甘肃中南部，是西北边镇戍防区抵御北胡的最后一道防线。西北边镇戍防区根据“分地守御”的原则，担负着防御蒙古南下、保卫京师重地的要职，相互协同，遥相呼应，构成了互为一体的防御格局，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南下对西北地区的侵扰，大大地减少了西北地区的边患。
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明朝将其主要兵力配置在九边防线，每镇的兵力达10万以上。长城戍防区的驻守士卒分为主兵与客兵两种。凡长期固守本地、驻本镇卫所者称之为主兵，遇警调往其他卫所住戍者称之为客兵。大体而言，九边以主兵居多，客兵亦为数不少。戍防区驻军兵员采取垛集、抽籍与投充、募兵制、谪兵制等征集方式，兵员则主要由京军、营兵、家丁、班军等构成。明代的卫所可分成沿边卫所、沿海卫所、内地卫所、在内卫所4种类型。长城沿线卫所属沿边卫所，也有少数属沿海卫所。沿边都司与卫所的设立，是明代北部边防的基本建设，构成了一条绵亘万余里的北边防线。长城戍防区建立了严密的军事组织机构，包括中央军事机构与戍防区军事组织机构。前者分为军政机构与统兵机构，各由兵部与五军都督府职掌。后者由九镇构成，每镇设总兵领辖，其下级依次为副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守备、把总等。
经过百余年的建置兴革，明朝逐渐在长城沿线形成了一套由武官、文官和内官三部分构成的指挥体系。明代长城戍防区军事指挥体系主要由皇帝临时任将调兵指挥体系、武将指挥体系、文臣指挥体系构成。明初于各地设立卫所，都司官即为主帅，卫所官即为偏裨。唯有重大战事才命大将为总兵，挂将军印指挥军队作战。一旦战事结束，将军立即返回京师，向朝廷归还所佩挂的将军印，士兵各自返回卫所。由于边患时有发生，为加强边防建设，明廷委派大将坐守北部重要边镇，逐渐形成了戍制。明廷在长城沿边九镇各设总兵一员节制，指挥本镇所辖长城沿线系统，平时戍守，战时听从朝廷调遣，救援其他边镇防务。按照所承担的不同作战任务，明廷将九镇边防兵区分为正兵、奇兵、游兵、援兵四类。史载：“总兵官总镇军为正兵，副总兵分领三千为奇兵，游击分领三千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① 《明史·兵志三》，第2243页。 遇有敌军大举进犯，九镇边军须往来策应。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明朝统治政策逐渐由重武向崇文转变，表现为巡按御史、巡抚、提督、总督、经略、督师的相继设立，文臣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取代了以总兵为首的武将指挥体系，最终确立了文臣统军、督抚经略节制总兵的指挥体制。这一时期的烽燧报警体系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戚继光就任蓟镇总兵后，“创立烽燧”，并且“设专官督之”② ［明］戚继光：《戚少保奏议·戚少保奏议补遗》卷2《条议·额设守堠军卒定编传烽警报法》，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32页。 ，常年派出明哨、暗哨侦探敌情，增强了戍防区的防御力度。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明朝的监军体系在长城戍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以宦官制约长城戍防区的武将是明朝统治者“以内制外”思想的重要体现。明廷在戍防区先后设置数量不等的镇守太监，以期达成监督总兵、制约边将领兵、行事之权的目的。镇守太监代表皇帝监察文武诸臣，地位远在总兵、巡抚之上。自镇守太监设立之后，宦官统军、监军严重打击了武将的积极性，极大地削弱了戍防区的军事防御功能。
矿物成分简单，矿石矿物主要有闪锌矿，次为方铅矿、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有方解石，见白云石、重晶石等。闪锌矿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晶较粗，一般粒径为0.25～2 mm，约占80～90%，多为淡黄色～米黄色，肉眼清晰易辨，少量高角度细脉中闪锌矿为棕褐色—黑褐色；方铅矿以自形晶为主，粒径一般1～4 mm；黄铁矿自形—半自形晶粒状产出，以粒径0.2～0. 5 mm为主。方解石很普遍，存在于各种矿石类型，白云石、重晶石主要分布于细脉中。
中图分类号： K878 E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4883-（2019）05-0084-07
［作者简介］ 邱剑敏，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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