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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 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5)02-0017-07
社会实践作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其内容、结构、形态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在当代，这种发展变化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使表现为民族性或地域性的活动日益转变成为全人类的整体行动。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由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由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由工业文明走向信息文明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实质上反映着人类实践方式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或当代视野，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深深地植根于当代的人类实践之中。因此，关注和研究当代人类实践的新变化、新特征，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入”当代的根本路径。
一、当代实践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整合过程
在当代，不断扩大的交往使得表现为民族性或地域性的人类实践活动日益被整合成为全人类的整体行动，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活动日益被整合到人类的总体实践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将要呈现出来的这种全球性特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88页、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5。)正是在世界历史的尺度上，各民族、 国家和地区以独特的实践活动投射着其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 国家和地区在普遍交往的碰撞、交流、融合中，日益被纳入全球一体化的结构而成为世 界性的存在。人类实践活动日益呈现出整体行动的显著特征，标志着当今的社会发展实 质上是一个被纳入到全球范围的总体性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不过是人类实践 活动的拓展形态，是人类交往活动的全球化。
当代实践活动的全球化整合，使民族经济以其独特的形态纳入到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力与交往方式呈现为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统一，开放的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原本存在于民族内部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矛盾运动由此越出民族的界限而在开放的世界系统内运作。一国生产力的发展、交往方式的变革既取决于本国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矛盾运动，又取决于其他国家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矛盾运动。全球化引发和驱动的普遍交往实践“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5。)一个民族内部的结构性变革不仅取决于本民族的生产力发展，而且取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和交往发展状况。在全球化条件下，商品、资金、科技、人才等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要求各民族必须遵守国际交往的惯例和规则。这些惯例和规则既是人类交往实践的产物，也是人类交往实践得以继续扩展的条件。因此，只有具备民族的和世界的双重视野，在顺应全球化历史潮流的同时，坚持历史主体选择性原则，才能在世界性的交往中把握本民族历史嬗变之契机。显然，民族经济的发展既要在宏观上着眼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又要在微观上立足于这种趋势确定自身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使民族经济以自己的特色在全球化经济发展体系中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
当代实践活动的全球化整合，在推动政府组织与政治理念变革的同时促进着全球政治交往的发展。政治交往是人类实践的重要内容，政治文明的水平反映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近代，在世界政治格局结构性变迁的整合中，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在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和国内民主革命浪潮的两面夹击之下土崩 瓦解，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也在经历相似的过程之后为世界政治格局所整合。政治文明 现代化作为全球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测度一个国家或社会纳入世界文明发展 进程的“融入度”的一项指标。西方工业文明和殖民主义的东进，打断了东亚各国政治 上封闭式独立发展的历史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新兴独立民族国家的建立开启 了亚洲国家政治自主抉择发展的新纪元。经过明治维新，在变革传统的基础上完成了制 度体制层面的转轨之后，日本便在不到三十年时间内崛起，成为与西方列强相匹敌的现 代化工业强国。但由于明治维新保存了天皇制军国主义传统，结果军事扩张毁掉了日本早期的现代化成果。二战之后，经过彻底的民主化改造，扫除了经济方面的地主制、政治方面的天皇专权制、社会方面的父权家长制、思想方面的天皇神化等封建因素，最终完成了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从而为日本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全球化的政治实践也正在成为促进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逐渐迈出了自主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努力革除政经不分、高度集权、以党代政等体制性弊端，逐渐改革重人治、轻法制的人治政治体系，逐渐改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失衡。加入WTO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强调“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
当代实践活动的全球化整合，加剧了多元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导致民族传统在“断裂”中激变。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深层的心理结构和价值取向，是以该民族世世代代的实践活动为土壤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和地域特征。在全球化时代，民族的、地域的、本土的文化将走出原有的封闭状态而向世界文化开放。这种开放使民族文化始终面对着外来文化的冲击。面对外来文化，人们往往陷入“两难”困境：固守民族文化阵地以维护民族性特色，只能因循传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节奏；听任多元文化交融又不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纯粹性”，导致传统“断裂”、民族性失落。事实上，文化并非完全主观选择，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在交融中发展、在传统的“断裂”中激变，乃是文 化发展之不可阻挡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民族性是不会失落的，失落的只能 是民族的“劣根性”。文化多元发展的状态，使得每一种文化必须既吸收其他文化的优 秀内容又保持民族特色，而能够获得世界文化之殊荣的只能是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文化 的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给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在文 化全球化融合的进程中获得了不断更新发展的机遇。处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状态中的中 国文化在同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受到巨大冲击，这种状态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 ，“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它使得原本应 以历时的形态依次出现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中国 的嬗变和演进，由于中国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而转化为共时性的存在状态”。( 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在由处于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各民族共同汇成的全球化浪潮中，不仅存在着工业 文明精神与农业文明精神、现代性文化精神与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之间的 矛盾和冲突，而且还面临着生态危机、人口爆炸、能源枯竭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这些 矛盾和挑战，需要各民族国家的共同合作才能予以解决，从而凸现了当代实践活动的世 界性，凸现了当代实践主体的人类性。
二、知识经济以新的生产方式重塑着人类实践
“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注：衣俊卿：《社会发展与文化转型的特点》，奚洁人、陈章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第121—126页。)联合国研究机构 与经合组织提出这一概念旨在重新认识知识和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由于科技 革命的作用，当今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走向知识经济时 代，这一历史性变化充分彰显了科学知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反映着人类实践方 式的深刻变革。
在工业化时代，人类的生产实践主要是大工业生产。征服自然，开拓市场，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是资产阶级所追逐的主要目标。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则成为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汇率更重要的经济因素。美国经济学家彼德·德鲁克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知识已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的财富。知识的生产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实践形态，并且对物质生产实践产生着重大影响。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经济。在知识经济 时代，虽然物质生产和资本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物质生产的方向、资本的投向是由知 识决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物质生产的水平。“社会的再生产不仅 仅是物质的再生产，对于人来说，它始终是文化的再生产，也就是知识的再生产。”( 注：叶险明：《科学地规范“知识经济”范畴》，《哲学研究》，1999，(2).)相对于 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时代，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以知识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全球 化时代。同资本全球化时代相比，新全球化时代的控制方式正在发生转换：人才争夺逐 步取代原材料的争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输出逐步取代资本和商品输出，“知识霸 权”、“文化霸权”与“信息霸权”逐步取代武力征服。在以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知识经 济时代，知识和信息成为主导性经济资源，其结果是技术和信息所主导的生产方式逐步 取代物质生产方式。哲学家E.拉兹洛指出：“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 经改变。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基础 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注：徐国东等：《关于水利可持续发展的哲学 思想》，水利发展研究，2002(2)。)
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智力劳动正在逐渐取代体力劳动而成为社会劳动的主体，知识产业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科学技术研究、科技发明创造及其成果的推广应用已构成一个以知识为主导的生产过程。美国著名学者舒尔茨指出：“人类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取决于人类智慧的开发。”(注：赵新力：《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政策概观》，《学习时报》，2004-9-17。)总之，知识生产已成为人类实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 与表现为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的自然力量不同，知识是以精神、观念形态表现出来的理 性力量。前者在功能的发挥上具有受自然生理限制的物理时空界域，后者在功能的发挥 上则具有不受自然生理限制的观念时空。作为精神领域的意识和思维，知识能动地创造 着观念的对象和对象世界，并被人以自己的需要为尺度掌握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之中。知 识力量在技术性物化的过程中转变成为人们的实践力量，转变成为人们的活动方式与生 存方式，从而为人们参与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开辟新的领域，推动着人类以自己的 现实性力量改变世界的面貌、提高人类的活动效率和生活质量，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当代，各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的“一种基本资源”，甚至对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有人把这种社会称为“知识社会”，“因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机制和特性正日益受到知识的驱动”。(注：[加]尼科·斯特尔：《知识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知识社会”深化了人类社会交往的内容、拓展了人类社会交往的领域、重建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模态、更新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方式，使人们的社会活动在时间领域的即时性、延续性以及群体活动在时间的分布上都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从而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信息时代，因特网技术所造成的空间变幻与时序重构，冲破了人类交往的时空限制，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并由此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较之其他已出现的社会形态，“信息社会”“不但具有全新的社会结构特征”，“而且也具有全新的社会时间形 态特征”：工作与休闲之间的模糊性成为一种结构化、制度化的典型形式，人们逐渐退 出机器操作过程而主要从事知识和信息生产，创造知识和掌握信息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 形式，在工作时间大为缩短的同时而使得增强工作能力往往要通过目前仍被视为休闲时 间的那些活动方式来获得。上网、阅读、从事创造性和审美活动为个人“生产”着社会 资源(使广泛的社会联系得以建立)、文化资源(使立足于社会所必须的知识和信息得以 掌握)和经济资源(使丰富的创意和商务活动得以产生)，这使人们“感受和体验”着社 会生活中工作与休闲的界限趋于模糊以至消失的状态，体验那种不但“休闲越来越像工 作”而且“工作越来越像休闲”的变化。(注：王雅林：《信息化与社会时间形成的转 型》，《学术交流》，2000年第5期。)在行将到来的知识和信息生产方式占居主导地位 的社会里，物理时空不再成为交往的屏障，即便居住在今天看来十分偏僻的边远山区， 也可能成为大洋彼岸的一家公司的职员，使个人真正成为世界性存在。
三、“虚拟实践”拓展了人类实践活动的领域
虚拟实践(virtual practice)不仅拓展了人类的实践领域，开辟了新的实践空间，使人的认识能力获得了新的飞跃，而且为理论的创新与检验提供了新的途径。虚拟实践是主体依托虚拟现实技术、面向虚拟现实模型展开的一种特殊的预实践活动。现有的虚拟 技术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出现了虚拟办公室、虚拟企业、虚拟课堂、虚拟 社区甚至虚拟自然灾害、虚拟战争等等。随着网上聊天、网上交易、网上购物、网上娱 乐的出现，“网上生活”正在成为一种时尚。虚拟技术使人类第一位人们拥有两个生存 平台，一个是现实的自然平台，一个是虚拟的数字平台。这两个平台相互依存、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正在引起人类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教育方式、消费方式、社会组织 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革。
按照传统的观点，人类实践的形式主要有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科学实践和日常生活实践。现在讲实践的形式，一方面应当把虚拟实践也作为一种基本的实践形式，因为它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另一方面，虚拟实践进一步丰富了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科学实践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内涵。比如，网上交往已成为社会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网上生活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虚拟实践已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科学实践形式，引起了科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传统的科学实践主要是实物实践或者说利用实物模型进行的一种实践。虚拟实践则是通过数字化模型进行的，是在计算机上进行的数字模型实验，它以图形的直观形式显示在屏幕上，使人获得一种视觉效果，观察到实验对象的动态变化，这就为科学实践开辟了新的空间，丰富了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实践的内涵。
虚拟现实模型是对客观实在的数字化仿真与超越。虚拟现实模型对客观实在的仿真，就是将客观事物的声、光、电等属性中的可以量化的部分通过计算机仿真技术以数字化形象的方式在虚拟空间中展现出来，从而使人们获得一种仿佛身临其境的“真实”体验 。应当看到，这种借助于一定技术手段模拟出某种“仿真”效果的根据离不开客观实在 。然而，“仿真”的本质不是“照镜子式的直观反映”，而是依照实践主体价值观念的 基本尺度对所要作用的客观对象的能动性超越。这种超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虚拟现实模型的抽象功能在主体价值结构中典型化地凸现客观实在。虚拟现实模型是实 践主体对客观实在的反映、概括和重构。虽然它只是部分地体现着客观实在的属性，但经过主体认识图式的选择，其中蕴含着主体的价值需要。虚拟现实模型因其对客观实在的概括和提升而具有典型性，其各构成要件都是主体关于客观实在的量化认识在虚拟空间的重新组合。因此，虚拟现实模型实际上经历了类似于“客观实在——思维抽象—— 思维具体”的过程。虚拟现实模型是可控的，人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某一层面、属性 和趋势进行集中思考，排除来自实体模型或客观实在的其他层面、属性和趋势的干扰， 使所要解决的问题鲜明地凸现出来。其二，虚拟现实模型超越固有的时空解构束缚在自 然规律中的客观实在。传统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是人的认识和经历的先天条件。正如庄 子所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注 ：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1964年版。)在虚拟现实模型中，人们通过变幻空 间结构和改变时间序列以突破“虚”与“时”对认识的限制，既可使认识“进入”原子 内部，又可“到”星系旅游；既可“目睹”地质的变化，又可“看到”子弹的轨迹；既可“回到”古代经历一番古战场的厮杀，又可“超越”当下去体验未来的战争。借助虚 拟时空，使人们得以更为便捷、更为迅速、更为有效地认识客观事物。其三，虚拟现实 模型借助对客观实在多重属性的自由组合能动地创造新事物。虚拟现实模型可以“挣脱 ”物理规律、化学规律等的限制，使客观实在以新的面貌呈现在虚拟模型之中。借助于 虚拟现实技术，人们可以“创造”出只能在想象中存在的事物，使主体进入魔幻般的世 界。虚拟现实模型对客观实在属性的自由组合与创造，可以极大地激发主体的创造性思 维，给人类的想象力插上翅膀，使想象也具有了一定的真实性，从而在现实与想象之间 构建了一座桥梁。
虚拟现实模型为实践主体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除了对客观实在的超越，虚拟现实模型还能让主体以“影子”方式进行自由操作，而不必受社会关系、等级制度、生理因素等方面的束缚与制约。彼得·斯坦的单格漫画(刊载于1993年7月的《纽约客》杂志)描述了这一发人深省的现象。甲乙两狗坐在电脑屏幕前，狗甲突发奇思妙想地对同伴狗乙说：“只能你能上网，就没有人能知道你是一条狗。”显然，在虚拟现实模型中，交往主体的虚拟身份和虚拟关系取代了现实身份和社会关系。虚拟实践在隔离性的网络层面展开，人被符号化为一个个IP地址或网名，虚拟现实模型的操作者变成了一个个“影子”。在这种状态下，交往主体只要知道对方存在着而不必顾及其身份、地位和权势。于是，“影子们”可以平等而自如、轻松而洒脱地展开交流，实现了认识主体间的全方位互动。由于网络世界隐藏了人的真实身份，极大地解除了各种束缚和约束，交往主体因而能潇洒自如地发挥着想象力，时常提出一新耳目的观点和创见。当然，在虚拟世界中人的自由实质上受着技术理性的强制。现实的情形是，计算机操作模式上的人性化趋向，使技术越来越适应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方式和思维特点，三维空间传感器、数据手套、头盔式显示器等新的人机接口为人们顺利地进入虚拟世界提供了方便。主体对技术的高度依赖，有可能造成主体能力的退化。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曾从人本学的角度批判过技术异化的现象。马尔库塞指出：“技术作为工具的领域，既可以加快人的衰弱，又可以增长人的力量。在现阶段，人们对他们自己的机械装置或许比以前更加软弱无力。”(注：[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虚拟实践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渗透着技术专家对虚拟世界的理解，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和情感，这就使主体能动性被限定在技术专家给定的范围之内。同时，虚拟现实模型为人的活动提供的高自由度也会导致个体社会责任意识淡化，随意在网上发布错误甚至有害的信息 ，给人们的社会活动造成困难和风险。因此，实践主体只有努力克服虚拟现实模型带来 的负面效应，增强信息辨别力，才能避免或降低风险。
虚拟现实模型为获得认识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提供了新的手段。理论创新方面历来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面向历史的致思取向，把理论创新定位在审视既往实践经验的视角上；一是面向未来的致思取向，把理论创新定位在鉴往知来的视角上。其实，这两种致思取向都是创新和发展理论所必需的。理论创新应当是在现实的基点上反省历史、展望未来，历史是融合在未来视域中的历史，未来是延伸历史道路的未来。历史的意义在于它的未来，未来的根基在于它能够生成历史。因此，面向历史与面向未来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真理性认识规律，我们必须从实践本身中来理解。事实上，实践发生和统一于它的历史根据、现实基点及其未来指向，这正好意味着真理性认识是在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起来的实践发生发展之诸环节上形成的。虚拟实践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重构空间与整合时序的功能，能够将面向历史与面向未来两者统一在所构造的虚拟现实模型之中。因此，虚拟实践可以站在历史与未来相统一的基点上，在宽广的历史时域(一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起来的宏大时域)中推动着理论创新活动走向新的起点。与此同时，虚拟实践将理论的创新与检验置于同一过程。在虚拟实践构造中可以预演真实的实践活动，即“预实践”。通过预实践，人们不仅能够得到近乎实践检验的效果，而且可以避免因现实实践活动的消耗或失误而付出的昂贵代价。在新的理论、计划、方案付诸实践之前利用虚拟实践对其进行验证、修正、补充和完善，已经成为当代理论创新活动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和途径。当然，由于虚拟实践毕竟不是直接作用于物质对象，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同现实实践相比，在可控化的现实模型中的虚拟活动都是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的，不会出现意外情况，而在现实实践活动中，即便再完美的预案也不能确保意外情况的发生。因此，我们要客观地、辩证地看待虚拟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功能，不可将其简单化、绝对化。虚拟实践不会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现实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作用。
四、科学发展观引导人类实践走向历史新境界
实践是一个反映着人的存在的范畴，实践活动是为历史的意义所规定的，它以历史为 尺度存在于历史的视域之中。所谓实践活动的历史意义，又是以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 为向度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以人的存在和发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为历史尺度的人类 实践活动中形成的。
从实践的方面来看，实践本身蕴涵着发展的寓意，实践通过人的活动展现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多重关系。总的说来，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内容复杂、形式多样的人的关系系统，形成了一个以 人为中心的、符合于人的目的的、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世界。这个统一的世界，反过来 又成为人们发展的条件和现实的出发点。在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使自然人化而进入历史的领域；人与人交往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内涵；人与社会相互渗透使得人日益社会化的同时社会日益人性化。从发展观的方面看，发展蕴涵在实践活动之中，发展观源于实践，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因为人们是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关于自然界、人本身和人类社会的认识的，蕴含于这些认识中的发展观必然会在实践的历史展开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内涵。概言之，实践产生了发展的事实和发展的观念，而发展的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在实践的推动下影响和作用于发展的事实并造成发展的实践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观就是实践观，是实践活动在其展开过程中的能动的自我反思的环节，这个内在的环节一旦凸现出来就会深刻地改变着实践自身的面貌。发展观决定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方式，从而决定着实践的形态。由此可见，当代实践之所以凸显出科学发展观这一内在环节，首先标志着实践自身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是一个能够凸现科学发展观这一内在环节的阶段。
由于实践一般地表现为一定时代的人们在特定环境下的具体实践活动的形态，因此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发展观的片面性和有限性使得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也往往是片面的、 狭隘的，由此导致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修正着实践的形态，并在这种修正过程中 使历史随着实践的曲折发展而呈现出螺旋形的上升运动。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迫使人们反思自己的实践，消除实践活动中的非科学成分。这是当代实践发展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也是科学发展观得以孕育和形成的内在机制。作为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及其神学历史观要求把人的一切都归于上帝，人被神剥夺了自身的价值。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神创论，在把产生于人的头脑而反过来支配人的“神”从人的头脑中驱逐出去后，又把货币拜物教注入人的头脑，使人受到由自己的异化劳动所创造的资本的控制。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成果，但其物质财富的增长 却是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是物对人的统治。人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沦 为资本、商品、机器的奴隶。无论“神本主义”还是“物本主义”，都无视人们创造历 史的事实。科学发展观认为，人不仅仅是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手段，而且是社会发展 的目的。马克思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 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坚持以人为本、以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发展观，把发展内涵由经济推向社会构成的各个方面，特 别是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人与物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以人为本”的发展 不只是经济的单方面的增长，还应包括卫生、教育、环境、道德、政治文化等社会的全 面发展，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发展观规定着实践的目的和方式，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实践。科学发展 观的确立，必须转变传统的实践观念赋予实践活动以新的价值观念。首先在人与自然的 关系上，注重生态伦理，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为可持续发 展创造条件。其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倡导关爱他人，尊重他人，保持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使人的价值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再次在人与社 会的关系上，坚持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社会的发展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价值目标 ，人的发展又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条件。科学发展观确立了实践发展的协调意识。能否实 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方式。科学发展观坚 持以人为本的实践理念，把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 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根本原则和价值 目标。科学发展观注重可持续发展。传统的发展观片面地追求经济指数增长，而这种增 长又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恶化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要以最小 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换取最大的经济发展，即“在全面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 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自然资源的持久利用和社会 的持久发展。”(注：刘江涛：《知识经济与科学发展观》，《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 004年第3期。)总之，科学发展观作为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反思，赋予了人类实践以新的 时代内涵，将引导人类实践走向新的历史境界。这正是当代实践发生发展之最深刻的社 会历史的、文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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