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要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问题意识——“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学术研讨会观点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意识论文,要有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赵剑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关注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旨在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经历了古代的整体化到近现代的专业化、学科化，再到当代的综合化的趋势。这实际上是一种学科范式交融，包括研究主题、研究论域和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过程。过去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方式，当代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方式，这两种方式同时存在。二战后，学科高度分化，但融合也在加强。学科交融是新知识新理论产生的主要形式。反观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很有特色，学科研究的体制化、制度化，强化了二级学科的划分，制度上的因素更强化了这种特点，形成封闭的、垄断的知识研究方式。而国外更注重研究的整体性，以问题为中心。因此，无论是从哲学本身的思想形态、发展趋势还是研究的现状及存在形态，我们都有必要从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高度，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共同推进哲学发展和研究。此次会议希望通过小规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来探讨目前哲学各学科在研究什么问题、研究中还存在什么问题、还应当研究什么问题。希望在交流中相互启发，转换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研究论题上相互交叉。鉴于当前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够增强哲学研究的批判意识和问题意识，从办刊的角度讲希望推动哲学批评和哲学评论。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对于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发现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起点，哲学的本性就是反思和批判，批判意识具体化就是问题意识。
衣俊卿(黑龙江大学校长、教授)：当前哲学发展本身面临着时代问题与哲学自身问题哲学发展本身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面临的时代问题，一个是哲学自身的问题。因此哲学需要两种意识，即批判意识和自我批判意识。每一个文明转折时期，哲学要改变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哲学选择的主题和问题域的改变；另一个是哲学自身方式和研究范式的改变。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出现问题：如果一种哲学在转变的社会历史时期和文明时期，如果不能捕捉新的哲学问题，不能确立新的哲学主题，那它肯定落伍，这就是哲学在问题方面遇到的问题；而当一种哲学在转变的社会历史时期和文明时期，依旧用不变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来把握新的哲学问题和哲学主题，那就成为一种问题哲学。新问题新主题的捕捉和提出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哲学范式自身的自觉和转变是问题的关键。在过去的二十年，哲学在研究新问题新主题上进步很大。由于中西文化直接交流和对话的开放性，从马哲的角度看，人们已经从对外在的物质、自在的自然、客观规律性、给定的实在、超验的实体、普遍的真理等问题转向人、实践、主体性交往、价值文化等，特别是最近几年围绕现代科学技术和全球化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重大问题，比如生态问题、正义、公平公正、道德重建、理性启蒙、现代性等问题的反思，中国哲学研究开始向生活世界回归，一系列新的领域，如实践哲学、交往哲学、发展哲学等等，在哲学研究新的问题域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这提供了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哲学真的能向生活世界回归，植根在这个时代的文明，关注人类重大问题，另一个可能是提供了一个让我们可以和现代西方进行文明和哲学直接对话的平台。就当前的问题说，我们捕捉问题很重要，但更多的是范式的转变，因此应该从哲学的问题和问题哲学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哲学问题的实质与当代哲学研究的问题链哲学问题实质的核心是价值和意义，这是和人的追求相联系的。人要求知，但在更大层面是要求善、求美，尤其是生存要求他们关心的是价值和意义。哲学必须以高度抽象、普遍化的方式去探讨，但其受到个人的、历史性、时代条件的制约。因此它必然具有时代性、历史性和具体性。每个时代的哲学问题都会产生哲学的一个特点，可以把哲学思维的特点做两个概括：一是至极性，所谓至极就是追求极限。极限在知识的层面是靠科学来达到，而在精神的层面是靠哲学来追寻。哲学不断把理性精神推向前进。哲学的至极性会产生超越性，从至极到超越这是构成整个由古至今哲学运动的关节点。再谈谈关于当代哲学问题链的问题。对世界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实质是在人性的生存发掘和世界意义的探索与创造双向互动中展开的，一般说来，哲学关注的是直接的外部世界，外部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地向人展示，但更重要的是人类不断去发掘和探求的过程。而人对其外部世界意义和价值的创造必定有内在参照，即对人内在心理、人性结构的不断探求、追问和创造，两者构成双向互动的过程。由此当代哲学一系列问题的问题链就可以分成以下几个大的方面：一是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理性和非理性的互动。人的心理复杂，但大体可以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二者从来都是矛盾的，这也是人性内在发掘中最难解的问题。我们在时代进程中不断强化了理性，实际上又不断受到非理性的激励，或者理性的强化又抑制了非理性方面。二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社会上的对峙。为什么二者在生活和社会方面会产生对立，是因为人的心理结构向外部社会和生活领域的延展。三是世俗和神圣的矛盾和冲突。宗教生活是理解当代世界的一种重大关系，宗教在中国被忽视，但是它产生的影响和引起的问题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生活世界是使人的内在心理得以释放和实现得最广泛的领域。但生活世界若离开了神圣崇高和宗教信仰就会无目标。四是个性的自由追求和社会化世界化全球化。个性解放的程度要以人类尺度来考察的，制约我们个性、影响心理结构的是全球化、多样性和一体化的环境。
任平(苏州大学教授)：对问题的考察和对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刻原因打破过去僵化教条的体系性视域必须要首先回到问题，但是对问题是什么，怎样看待哲学问题还需要反思。问题是依赖于提问方式的：1、马克思在哲学革命中提到怎样去看待问题。通常人们讲哲学革命时，把马克思的以感性活动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与旧的唯物主义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相对立，是批判过去的形而上学，但往往在这一批判的意义上讲超越了过去体系和形态的形而上学并不够。如果说马克思消解的只是它的解答层面，而非问题和提问层面，这种革命至少是不彻底的。但在此问题上马克思的更大意义在于提出了对问题的转换，他怎样解构、批判、消解问题的形而上学是我们应当注意的。2、应该回到问题本身，但关键是怎样回到。这就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个观点，即对问题的实证主义批判，我以为简单地回到现实生活的表象恰好是资本拜物教的一个前提。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怎样看待对问题的提法呢？首先，资本本身的存在是以物向化为前提。如果把物的关系当成哲学问题，最终会变成物化意识。研究社会本身需要有抽象力，且是对现存的事物进行一切无情的批判，这才是反思地发现现实问题中真问题的关键。其次，今天看待此问题，应当如何来坚持。马克思一生不仅是批判现存的一切，而且自我批判。这可以概括为反思的问题学的方法。第一他认为问题本身的提问方式首先是建立在改变世界的实践基础上的，而非直观的对现实事物加以把握，这是一个提问语境的问题；第二、把提问方式和问题本身高度合一，是马克思提问方式和路径问题；第三，资本从当年到当代的形态发展是马克思关注的主要问题域，当代马克思主义关注问题是资本如何走向当代，怎样成为当代形态，最主要的是全球化和知识化问题。
俞吾金(复旦大学教授)：美学应该追问有关美的讨论对人的生活存在具有什么意义对于美学来说不应该是寻问什么是美的本质，而应该追问有关美的讨论对人的生活存在具有什么意义。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悲剧精神的影响，导致我们对意义的理解无限夸大，意义本身在自我消解。美学研究长期热衷于在自身框架中的争论，没有关注时代精神的根本性转变。悲剧分为不健康的和健康的两种，不健康的悲剧是指表面上是严肃的但理念上不可能实现，其实是一种闹剧，健康的悲剧设定的理念和英雄人物有可能实现。喜剧也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健康的，庸俗的没有思想内涵多出现在相声中的，另一种是健康的，即有思想含量的，表面调侃滑稽实质严肃的喜剧，能对人性作出一些引导。从过去来看，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所接受西方传统，使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在悲剧美学的阴影当中。但我们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一波接一波，促使我们走出悲剧理念。二战后，西方出现了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以至后来又出现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等等，这些可以称为漂浮的能指，能指大于所指。其实哲学不可能终结，确切地说，在这种表述中哲学的能指太大了，说话的人说终结时真正的所指是指某些哲学观念、哲学学派、哲学家的思想终结，但在表述时却将其提升到一个普遍化的能指上，缺乏所指上的精确表述。漂浮的能指讨论的越多，可能离真理越远，意识形态的终结当时就隐含着喜剧精神的兴起，这种形态在美学上消解了过去人们所崇拜的理念，发现它们是无意义的。感觉的自我夸大是悲剧精神纵容我们做出的思考，一旦发现我们坚持的理念是个虚假的东西，出现在悲剧之后的喜剧精神就把理念消解为虚假的非实体，理念和意义本身被化解为等于零的东西。因此当今时代的美学精神，如果从和我们生命意义有关的角度来考察就进入了一种喜剧精神，在喜剧精神中人的笑、我们的轻松、幽默、滑稽、调侃应该成为我们在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范畴。
赵敦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要进行自身范式转化马克思提出的“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是针对于特殊哲学而言，是指哲学是一种特定的体系。在我们的语境下，我们所提的一般哲学或大哲学就是指哲学的一级学科，分为八个二级领域，即特殊哲学。其实在我们国家只有特殊哲学，没有一般哲学。哲学界意识到这种危机，号召哲学各领域的对话。但打通中西马目前没有具体的路径和方法，仅仅是口号上的吹牛。如何对话就牵涉到范式的问题，中西马是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都要进行自身范式转化。中国哲学要采取国学的范式，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学不能仅仅研究传统文化，要以西方文化为参照，要有这个视野。国学要先立其大，要以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作为其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也比较多，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应当有个更开放些的概念，我们现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成为所有号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马克思主义不应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是相通的。作为根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马克思创立的，马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哲学，这种理解会使马学与西学的对话，与国学的贯通有更多的基础，摆脱意识形态束缚。西学的边缘化状态更多的是自我放逐，把其分的过细，就无法和现实生活世界相接触，我们所研究的西方哲学不过是和特定体系相对立的体系。我们提出西学概念，要用西方一般哲学的观点来打通各个特定体系之间的隔阂。只有三大分支领域都积极地展开自身范式的转化，才能更有利于相互交流和融合。
郭贵春(山西大学校长、教授)：科学哲学主张把语境看作一种方法论任何一个学科要发展都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根隐喻，如果没有这个根隐喻就没有办法在此基础上形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础。最近20年，语境论的根隐喻成为我们构建新的科学哲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说，语境论是反基础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是消解绝对偶像和对应论的，也是排除伪科学主义等等的这样错误观念和流派的一个必然产物。科学哲学主张把语境作为产出问题的机理，把语境论看作一种方法论，认为科学家的所有的认知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的、社会的、语言的认识的语境中来进行的，所以说科学理论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在一个语境中真的科学的认识在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或语境中有可能被修正或扬弃，就是再语境化的过程。语境作为构建科学哲学理论未来发展的基点和生长点，是可以求解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问题的，这种解决可以在五个层面上来理解：一是语境的原理论层面，即什么是语境？在给定的边界条件下，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对象相关的一切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就叫语境。第二是语言分析方法的层面。语言分析越来越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自觉的方法。第三个层面是语境分析方法，在应用层面上它主要用于具体科学体系难题求解中，并得出跟传统方法不同的理解，应当说这是构建语境成败的关键之所在。第四个层面是反实践论方面的研究，因为科学的发展是实践和反实践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在语境分析的研究问题上反实践论者往往比实践论者更敏锐，更能把握和洞察这种方法的精髓。第五个层面是科学实践论的辩护层面，我们需要给科学实践论一个新的辩护。因此，所有哲学问题必须在其特定的语境下做出回答和解决，即理性意味着在特定的语境下对相关问题做出论证和回答，这是非常重要的。
鞠实儿(中山大学教授)：逻辑学应注重研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说理方法从近代以来，逻辑就不断从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理论那里找到了非常有力的发展动力和理论技术。逻辑学应从数学和科学推理实践中概括推理的一般本质；逻辑学家应尽可能学习、掌握科学。当前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逻辑学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加快发展自己；而经验科学必能使得逻辑学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已经是被现代逻辑的发展史所证实。逻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对话和交流的互动关系，是一种逻辑交流。在此存在一个过渡文明的合理性问题，我们并不能以文明的复杂程度来作为判断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任何一种文明都包含在物理的、自然的和人工等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和判断，如果一种文明的基础事实判断和伦理判断不能用西方所熟悉的方式(运用实验，观察，判断，推理等方法)来表达，那么我们就无法研究之。如果能那么文明就有内容，它不是同一的反复，我们无理由论其好坏，从西方文明的观点和认识方式来看，它本身就要求尊重其他各种文明，各种文明都存在。各种文明有其不同的推理方式。例如，某些边缘地区居民和我们有着不同的逻辑，我们的逻辑规律是局部的和非全部的，而他们的思维空间可能是多维的。所以逻辑学家应该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等合作，共同去关心逻辑未来的发展方向，共同去研究不同民族的讲道理的方式方法。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了逻辑学发展的两个方向：一是逻辑的认知转向；二是逻辑学应注重研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说理方法。
张曙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从马克思关于此岸和彼岸的语境看哲学的张力马克思本来对此岸和彼岸无论在哲学还是在宗教意义上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过本质的二元论是不存在的，但后来他又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此出现的此岸和彼岸，不同于《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所提的哲学和宗教上的此岸和彼岸。但我以为两者是相通的，他后来所说的此岸和彼岸涉及人类的最基本的生存状况，它涉及三个方面：首先人在自然必然性领域中的自由才能做到最大最小，按照效率的原则展开自己的活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既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也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另外一个自由是超越了自然必然性领域的自由，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由王国，在这个自由王国中马克思认为人的能力可超越能力本身。但自由的完全实现只能在我们精神和信仰里，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实现。第三个意义上的自由是形而中的，是介于以上两个自由之间的，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人的自由的联合体，即人的自由交往，它受到以上两者的制约。以上给我们提供了新的马克思往下讲的很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首先，那种只能在精神和信仰领域中存在的完全的自由王国要不要在我们的意识和精神领域里把它确立起来，而作为我们的信仰？第二，既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只能达到相对的有限的自由，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如何作为个人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确立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历史领域里面如何安身立命，不陷入到恶的无限之中。
张能为(安徽大学教授)：从西方哲学视野来看哲学普遍主义的不断消解和重新诉求西方哲学自希腊哲学后，一直以理性主义为基础，他们所建构的是对世界最普遍、稳定与绝对的知识，到康德首次遭到反思与批判。康德摧毁了最高的上帝存在，给人们带来了知识有限性的世界，但他不惜以自己思想的矛盾，在坚持上帝作为实践理性公设之下来肯定人们的道德和理想还是有普遍与绝对价值的。尼采在宣布“上帝死了”的口号下，消解了传统的绝对普遍主义，却将哲学带入了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这一道路。康德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他认为需要普遍性，但需要从理性本身去确定这种普遍性。我认为现代解释学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为代表，正是在这两条路之间选择一条更中性的路子。现代解释学给我们了一条新的路向：需要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又是通过人们的理解、对话来建立起来的普遍性，这条路子后来为哈贝马斯所继承。哈贝马斯也强调普遍性，他的普遍性就建立在交往行为基础上，是由理解、对话、协调、共识等而来的一种普遍性，今天，后现代主义那种极端性的相对主义、解构主义、多元主义，完全消解普遍性的东西引起了哲学的一种深度反思。西方哲学普遍主义在不断被消解之后又开始了重新的诉求。我觉得哲学需要普遍性，问题是怎样去重建这种普遍性？我们依循古典理性主义的思路已经不可能了，我们也不完全赞成后现代主义这种完全消解普遍性的做法，实际上我觉得现代解释学给我们了一条路子。这条既不同于康德又有别于尼采的第三条路子到底能走多远还要进一步地去研究。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治哲学将为西方政治哲学开辟理论视域中国政治哲学发展比较慢一点，但这些年是很热的，还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新左之争诸如此类的。政治哲学今天在世界上可以说是一个显学了。政治哲学简单地说就是想建立一种制度，让这种制度对利益和权力进行分配。但是现在的政治哲学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除了利益和权力之外多了一样东西，也就是权利，这是所谓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成果，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今天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当下有两个流派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是罗尔斯这条线，认为一个制度只要是正义的就是合法的；另外一个路子是哈贝马斯的，他认为如果建立一个听上去好象很不错的制度，仍然不能保证有一个很好的社会，因为制度是要操作的，好的制度有一个坏的操作，结果还是坏的。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政治操作上，所以他强调对话的理论、交流的理论道理就在这。另外两个流派讨论的不是制度，而是一切政治活动隐藏什么样的实质，一个是卡斯米特的理论，在他看来，政治就是区分敌友。另外一个就是里奥斯·托尔夫斯，他说政治就是有的人想要保守，有的人想要改革。这些都是西方一些比较主要的流派，在我看来，这些流派都有一个基本框架上的错误，我想打破这个框架，给政治学换上一个中国的框架，会比他们的好得多。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西方的所有政治理论都是由一个说明国家的问题发展起来的，最开始是城邦，然后是帝国，再然后是民族国家，现代国家体系就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没有更高的政治单位了。但是今天全球化迫使我们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政治单位去思考，西方没有这个理论，而中国的政治体系从来都把世界当成一个优先的政治单位，就是有世界，所谓天下，然后是国，再是家。没有一种西方的政治学理论能够说明世界规模的政治问题，这就是他们的致命缺点，所以我做的就是把中国的天下观念引进来，创造一个比西方规模大得多，能够解释世界政治体系并且能解释把原来包括在内的政治问题。
甘绍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伦理学基础理论建构的核心问题是人权的哲学探讨问题当前伦理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人权的哲学探讨问题，关于人权哲学基本上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关于人权的内涵，另一个是关于人权的论证。第一代人权是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所提出的关于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也称之为消极性的权利。第二代人权是19世纪出现了经济社会权利，它同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满足密切相关，人们称之为积极性的权利。到20世纪又出现了第三代人权，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以发展权、和平权、环保权和自然文化遗产共同拥有为特征的所谓集体人权。第三代人权是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权得以保障的前提下，是人权理念的一种扩展。关于人权论证的问题。所谓人生终极的价值追求，也不是哲学最终论证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问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作为哲学终极论证对象还有一点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那就是人权原则能不能实现终极的征程。康德抛弃了古典的自然权利的说法，在他看来，权利和义务并不来自人的自然生物属性，而是来源人的理性、自主性，所以人权不是一种自然权利，而是理性的权利，来源于人的道德自主性，对人权的论证就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后来的人权论证正是沿着康德的理性权利说的思路来走的。当代契约论对人权的论证使康德的理性权利说获得了更加完备的形态，因为康德的理性是指个体的理性，当代契约论理性的出发点是群体的人的理性，是通过利益交换来进行论证的。
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法国当代哲学需要转换知识结构近几年一直做法国当代哲学的研究，哲学怎么说话才是哲学？我觉得是结构主义的问题，法国当代哲学和18世纪哲学一个很大的一致之处是，在我们看来启蒙时期没什么东西，回过头看不是那样。法国当代哲学我们很少进入进去，这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像一些叫上名字的哲学家，如拉康、德里达、福柯等，其实都不是哲学家。哲学的说话方式变了，这种变化让我们很不适应。我觉得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才会出现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跨学科的问题。以前的哲学是一种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是追求真理的方式。但是现代就是一种横向的、网络的思考方式。一些人提出一些公式就是：没有X的X，举个例子说，非理性是不是一种理性，没有逻辑的东西是不是一种逻辑，不可宽恕的表示原谅才是宽恕，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把精神进行叠加，然后暴露出一种新的思维空间来。我们很少能面对恶的问题，我们很少对恶进行思考，这个恶要广义的理解，我认为是一种恶的乌托邦，福柯说是异托邦。比如说废除死刑问题，德里达说，对不能宽恕的罪行表示原谅，才叫真正的宽恕，这就把原来正义的概念给拓宽了，所以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已经废除死刑。同性恋、克隆人等问题，也是宽恕的问题。还有网络上人的感情问题，是要改变人的感情方式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人性的问题。这些东西都可以归结为广义上的恶，有些东西我们不愿直面它，但它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存在我们哲学如果不讨论它，它会引起人的内心的痛苦和激励。什么是哲学的话题？我觉得它不是实证的，意义上是悬置的东西就是哲学的。
孙周兴(同济大学教授)：后哲学要解决技术层面和价值虚无两大难题我们这个时代是后哲学和泛哲学的时代。普遍哲学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很多思想课题，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三大主题：第一是后哲学支撑的是多元思想的可能性，而不是西方哲学。第二个主题是文明对话和文化沟通。第三个主题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也就是个体、集体、共同体如何可能自为或者无为地过上一种美好的、公正的生活。后哲学时代，这个问题变得有点特殊，关于人和人类生活的困惑是更加强烈了。关于人类的处境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文化失控的命题：我们处于文化失控的状态当中，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机制，失去了自控的能力，这种状态是由现代技术、工业带动起来的，是现代技术文明的一个本质性后果。这种失控在现代艺术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尼采曾经说现代艺术将成为制造残暴的艺术，哲学艺术的形式是现代文化失去控制的最好表征。在不确定的对象和同样不确定的自我之间重新塑造艺术创造这种确信的感觉，我觉得后哲学也处于这样一种双重的动摇当中，要重新确定自身的使命。这种思想肯定是艰难的，一方面它是世界性的，不是种族中心的，但是又要取得更新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它是政治的实践指向的，但又不是形而上学的和知识学的，要取得一种普遍的意义和严格的法则，在程序上超越了本体论的精神和知识学的怀疑精神，但又难以在这种毫无节制的、飘忽不定的时代里面取得一种坚定的稳固的姿态。我个人觉得，后哲学的哲学思想情景取决于它如何解决技术层面和价值虚无这两大难题。
谢地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哲学危机的根源在于其与现实需要脱节现在整个哲学界发展都碰到一些问题，除了伦理学的现状还比较乐观，其他学科都不太乐观。我想即使碰到那么多问题，我们也不应该自暴自弃。自从黑格尔哲学崩溃以后，西方一直在谈论哲学的危机。马克思讲“贫困的哲学”，笛尔泰要建立“精神哲学”，胡塞尔讲哲学要面对现实问题，尼采要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实际上他们都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即都对以前的哲学不满意，要进行批判。实际上，几千年来，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都会对同一个哲学问题进行发问，但每一个时代毕竟有自己的特点，提出的问题、发问的方法以及进行解答都是不同的，完全的悲观或者觉得完全没有出路了是不对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又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哲学的一些工作与我们整个社会的现实需要发生了一些脱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那么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是我们主动地边缘化还是我们积极主动地在哲学创新上做出我们应有的工作。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哲学创新上做出我们应有的工作，我想根本的局限是我们的学科划分有问题，人为的划分太厉害。哲学家只管做自己的学问，用自己的学问去研究、回答一些社会问题、现实问题。世界哲学大会一直在强调非常大的哲学主题，当然传统哲学讲的是内容，包括形而上、非形而上，包括分体哲学，实际上都有点不是主题了，真正的主题是政治哲学、伦理学，尤其应用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政治哲学为什么成为显学，说明它与现实生活关系得更密切。应用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为什么受到大家的重视，是因为它与现实结合得比较紧。所以从这个方面得到一个体会，就是我们在谈哲学问题时，我们不能被动地边缘化或主动地放弃。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克服哲学学科之间的相互遮蔽和自我遮蔽首先讲一下现在的哲学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同处在荀子所说“近为蔽，远为蔽”的遮蔽状态，我们在自己学科内被遮蔽。同时呢，以前我们也相互为蔽，集中体现在马哲学科对其它学科的遮蔽。跨学科对话是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我想它也是一种有限度的方式，是一个不得已的反应。在这种跨学科的对话中，强化的恰恰是该学科的角色。那么要从根本上打破它，应该指向哪呢？一个是学术体制。我们应从哲学人才的培养模式上做根本的改革来改变这种苏式教研室机构。那么现在可行的做法就是设立各种各样的研究所，它是经常性的、尝试哲学一级学科去培养人才。但是对于已经培养出来的人才或即将毕业的研究人才来说，我觉得最根本的方式恐怕还是用遗忘的方式、悬置的方式、怀疑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自我敞开，然后深入到各个领域去学习、讨论。如果没有这种主观上的姿态，我们实际上无论怎样讨论都限定在一定的角色内。其次，中国哲学这几年地位在上升。中国哲学在上世纪80年代至上世纪末，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处于分离状态，从这方面解“蔽”。到本世纪初，讨论合法性的问题，主要是解西方哲学之“蔽”。现在它处于找回自我的主体性，找回自我的“解蔽”过程之中。找回自我之后，要重新去走融合之路，与马哲、西哲融合。但是主要是重新找回自我的主宰，找回自我的出发点。最后，无论是学科之间的相互解蔽或是自我解蔽，都不是别人放逐，只肯定是自我放逐。那么怎样走出自我放逐的状态呢？我认为一是介入现实；二是哲学要有预言世界的能力。人类往哪去，哲学要设想。中国哲学现在还有一个危机，即理论的危机或创造力的危机。我们的时代是需要创造性地提出独立理论的哲学家的时代，我们的时代需要理论解释的创新。
景海峰(深圳大学教授)：从儒家伦理与全球化关系反思伦理道德建设东方人文论坛今年做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与儒家伦理”的话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能构成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儒家伦理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至今仍然在当代中国人头脑中跃现，只不过经过100多年的解构后，现在把他作为一个体系来谈显得问题多多，甚至很多问题很难得到大家的响应和认可。我认为儒家伦理近一百年来在中国现代背景下的机遇有很多独特的东西：一方面作为传统社会或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伦理形态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同样面临解构的历程，这个历程西方经历了，东方社会也经历了。在这个过程中，近20年伦理观念的巨大变革在加剧，因为都市化，现代化建设的步履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因素大家关注比较多；但另一方面，很明显，与同样受儒家伦理浸润的其它国家相比，大陆的精神面貌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必须反思伦理道德建设。这种差别我认为更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解构的后果。对这个问题我们如何重新界定，对今后中国人道德精神的重构是一个很大的很严肃的课题。这是我们今天讲全球化与儒家伦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今天人的道德观念之间有一个断层，除了现代人在生活中的改变形成的一些隔膜以外呢，主要是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在起作用。这些东西如果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话，也要重新进行反思。
陈学明(复旦大学教授)：谈哲学范式转换就要坚持哲学家的立场我主要感兴趣当前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要谈范式问题首先要谈立场问题。中国哲学家谈范式与方式转换，首先要反思我们的立场，哲学家究竟站在什么基点上、站在什么立场在探讨或研究哲学问题。哲学家不仅仅做事实判断，还要做价值判断。做价值判断就要有价值立场。立场方面我们要思考几点：第一要思考哲学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的哲学不能做贵族哲学，资本哲学，而无视弱势群体、劳动人民利益。劳动人民、弱势群体的哲学需求、期望要通过我们哲学家的工作，我们的理论反映出来。我认为近二十年来，中国哲学界所做的工作还是很好的，起码比经济学界要好，我们还是站在人民中间。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实践的两次讨论，物质本体还是实体本体的讨论，人的发展的讨论，中国哲学的立场基本上是站在劳动人民中间的，这一点需要我们继续发扬。第二是实践的立场，现实的立场。这一点大家体会很深。中国哲学的主流不能离开中国的现实问题。当我们有很好的理想要去面对现实时，我们还要反思中国哲学家如何面对现实。我们要以哲学的方式联系事实，用哲学的方式来面对现实，指导现实。我们的宗旨是“守护思想、引领时代”。
陶富源(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当代中国哲学家要为中国人民如何幸福生活提供哲学支持当代中国哲学家应持的哲学立场是什么？就是要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如何生活地幸福支持哲学理论，提供哲学支持，这是我们中国哲学家的唯一立场。这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存在的价值、存在的使命，是哲学家职责所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关注当下中国的性质。当下中国最大的性质是中国人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认为中国的哲学社会工作者都要围绕着这个最大的实际谈问题，想问题。作为中国哲学家整体来说，应该有比较多的人去关心我们时代的主题，否则中国哲学就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一旦边缘化就会失去生命力。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学者呼吁哲学要回归生活，回归实践，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但我认为仅仅回归生活世界还不够，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不能停留在表象的、经验上的、感性的世界，不能做肤浅的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抽象的，是要从本质上、总体上去揭示事物的真相。我们还要坚持马哲是科学的世界观，引出一些科学的结论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
冯平(复旦大学教授)：哲学在批判和建构时都需要关注现实哲学现在到底应该干什么？这个问题我想分三个层次探讨：1、哲学能干什么？哲学不可能提供客观真理，只能提供价值判断、价值观念，通过价值观念来引导我们的生活。这才是哲学在科学发展的今天的一种合理的定位。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哲学有两大功能：一是批判功能，批判现存制度或现存社会背后所存的观念，批判一种价值理念、价值理想。二是建构功能，就是建构价值观念。哲学并不是通过直接影响百姓生活就叫影响了社会生活，哲学可以通过影响不同层面来影响社会生活。我认为这是我们进行哲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2.我们能够提出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观念来引领社会生活，这对哲学来说很重要。哲学家不能呆在象牙塔里做自己的事情，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能否提升到哲学课题的高度进行研究还是需要花很大功夫的。哲学在批判或建构的时候，都需要对现实生活有一个关注。3、哲学内部多学科之间的交流是很形式的东西，而且把对话作为目的我认为是更不应该的。大家都在很泛泛的层面做学问，其实是做不好的。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做的是“片面”的发展，但要有一个“全面”的观念引领我们的“片面”发展。这样我们在研究同一问题时才可以提供不同学科的思想资源，在这样的交流下我们才可以看到本学科更深的一些理论或问题，这可能是现在更合理的做法。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当前哲学要抓住真问题就不能热衷于搞宣传当前哲学到底有没有研究？现在有太多的压力或诱惑力让学术研究在淡化。有人问近年学术研究动态，我的观点是：当前哲学无热点，在平静中深化和分化。哲学在最近这些年不像经济学那么火，但哲学做了很深的事，哲学的治学方式、理论倾向、研究兴趣都在走着多元化的过程。哲学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虽然哲学做了很多事，但改革以来所做的理论工作没有得到理解，没有得到认可，没有“拾到篮子里去”。不但学界外的人不承认这些年哲学研究有什么成果，就连我们搞哲学的有些人也不承认，互相不承认。有的时候这不是学术探讨的问题，它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体制不解决，我们“文化沙漠化”的现象会很严重，也即只有精神消费，没有精神生产。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要么媚俗，要么媚官，要么图热闹，真问题抓不着，争论没有展开，所有的学术活动展不开。长期下去这个精神生产创造力势必就要萎缩。虽然按数量上来说近年哲学出的书很多，但有的人热衷于“鹦鹉学舌”，有的人热衷于搞宣传。当初中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有关文件时，我提出三个问题要解决：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二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三是研究与宣传的关系。研究是要在没说法的地方找说法，宣传不是研究，是把既有理论放大，没有自己研究。大部分人把精力投在有了一个说法之后一哄而上，“这个伟大意义，那个深刻背景”，都在干宣传的事。而且体制也要求你做这样的事。这样的氛围就把学术研究搞淡化了。
胡大平(南京大学教授)：哲学研究必须要有明确的主体自觉意识首先，解决当前哲学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学者的理论自觉。我们哲学工作者应该具有三个方面责任：1、呵护理论尊严的责任2、捍卫学科荣誉的责任3、对理论和现境的变境做出积极变应的责任。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推动自觉的理论生产。我坚决反对用创新来理解自觉的理论生产。现在创新是评价学术研究的标准，与此相对应的现实却构成了一个反讽，一个大量的虚假的创新。传统研究比创新更重要，因为正是在悍卫中我们也真正领悟到该学科的范式是什么。必须通过规范的研究、通过学者的责任来努力改善体制，这也许是我们所有努力的起点。其次，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意识有三个：一是危机意识，二自我批判意识，三学科意识。我重点谈怎样落实学科意识。首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对象化，至少我们在谈马克思主义时要有一个共同的范式。其次是审理历史，追求方法论的创新。再次加强马哲独立的本土适应性研究。最后谈一下哲学的模式化研究问题。在模式的建设过程中，能够完整地包涵问题意识、方法意识、自我反思意识，还包括马哲研究者的具体责任。这套研究模式我称之为主体的有效的框架。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必须遵循这样的逻辑：哲学研究必须是具有明确的主体自觉意识能够和其他人在同一规范平台上竞争，即使达不成科学共识至少也要达成科学分歧的研究。
朱士群(安徽大学教授)：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以共同体意识去引领传统我们在走向持续繁荣与复兴的过程中，感觉到缺少共同体意识。这与缺少对传统的明确表述，缺少对传统的反思有关。也许我们意识到有传统，但这个传统可能是书本上的，而传统的社会功能表现在公众面对一个问题时比较容易找到一个解决的方式。我们对传统的反思，或对传统的引领，哲学家所作的工作远远不够。我们至少可以解答传统是什么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传统。如果没有，应该以一种引导方式，或以学术工作、思想成果去引领共同体具备这样的传统。我们还缺少公众可以理解的类似绝对命令的道德语话体系。没人告诉我们当遇到一个问题时，按照中国的传统，我们优先应该怎么做，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发自内心的一个什么样的习惯。我们还缺少一个最基本的信任，我们的互动往往从不信任开始。我们缺少合作精神，到处陷入集体精神的悖论形式。共同体内部还缺少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的框架，一个平台，我把它称之为共同体意识。
朱平(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评判哲学命题的基本标准是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评判哲学命题有两个基本标准：一是认识上的真理标准，认识的客观性、新颖性标准。即看一个哲学命题对世界人生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信息；二是价值的标准，也就是意义赋予和价值导向的标准，即看一个哲学命题是否赋予人的生存和生活以积极的意义，和产生满足快乐进取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导向。如何形成这些有意义有价值的观念，就需要哲学工作者在了解和把握古今中外哲学家对世界人生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成果的基础之上，深入生活实际，拓宽生活领域，丰富生活积累，对时代和生活进行新的反思、批判和探索，提炼和概括新的时代精神和生活智慧。目前哲学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脱节：一是哲学与生活的脱节，哲学选题、哲学文章论著缺乏研究的现实感和针对性；另一是哲学内部的脱节，即哲学工作者分工后相互联系交流互动不多。要打破研究壁垒，最重要的是要以重大的普遍的现实生活问题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和关注热点。学科的划分是出于专业研究的需要，而任何现实的问题都是综合的，现实的问题才是真问题。
标签：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