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业的性别标识探论——兼谈师范类院校男女生比例失衡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识论文,教师职业论文,男女生论文,性别论文,比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51；G6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5)06-0065-08 一、教师职业女性化：为何“被问题” 教师作为一种社会身份，一向被视为较为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已具有明显的性别标识，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女性教师更是成为教育职场的主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显示：我国中小学女教师所占比例已达52.93%。其中，城市小学女教师比例高达79.39%。[1] 2014年一项由华东师范大学牵头、关于高等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的调查也显示：在27所师范类院校近万人的抽样中，在校师范生男女比例差距明显加大——女生达65.3%，男生仅占34.7%，也就是说，未来从事基础教育的女教师将是男教师的两倍[2]，甚至有的师范院校男女生比例已接近2∶8，被媒体直接冠之为“女儿国”[3]。这其中隐藏的“男教师危机”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如有人焦虑地表示，“男女教师比例悬殊不是一个小问题，这种悬殊必须矫正”[4]。香港《南华早报》就曾报道，南京每五位教师中就有四位是女性，比例之高令有关人士无比惊讶。有政府官员称，幼儿园到中学阶段为学生形成其性别意识的重要时期，若男性单纯被女性包围，便会错过这个培养其“男子气概”的机会，变得女性化。有人甚至为此在省人大会议上提交了建言书，建议在师范类院校招生和教师招聘中实行性别配额，以增加中小学男教师的比例。建言书中还写道，若女教师比例持续偏高，将增加学生患性别认同障碍的机会等等。[5] 面对这种情况，近年来，关于教师队伍里“阴盛阳衰”的隐忧，师范院校将变成“女子院校”的感慨，高考“女状元独领风骚”的惊叹，以及中小学教育中的“男孩危机”和所谓“男孩阳刚气匮乏”的焦虑等等更是频频被热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女性更愿意选择师范类院校和教师职业，或者说使男性(特别是学业优秀的男生)回避师范类院校和教师职业？教师职业又是如何陷入性别迷思的？当然，这其中还有一系列前置性问题更需要厘清：那些呼吁在师范类院校招生及教师招聘中实行性别配额政策的建言者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师范类院校男女生比例失衡和教师职业女性化趋势到底又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教师性别比例悬殊必须矫正的理由是什么？是否有确切的科学研究证据显示目前“女孩学业更优秀”、“男孩危机”、“男孩阳刚气匮乏”、“高考女状元多”、“学生性别认同障碍”等问题与教师队伍女性化存在一定或必然的相关性，即使有这种相关性的研究报告，它又是基于何种研究模式、方法及视角的？① 事实上，对于以上某些问题的关注，《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就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目前并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教师女性化对男孩子带来什么必然影响”[6]。尽管如此，这似乎并没有缓解人们对众多师范院校将变成“女子院校”的隐忧，也没有消除社会上关于“男教师危机”的普遍疑虑，要探究这个问题，还需要对教师职业形成的“性别标识”进行深入分析。 二、教师职业研究的几种理论取向及女性主义的检视与反思 1.职业社会学视阈的三种取向：功能论、互动论、冲突与批判论 从职业社会学的视阈看，关于教师职业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理论取向：功能论取向，互动论取向，冲突与批判论取向。[7]这三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都开始注意到了“教师职业比较容易吸引女性”的现象，但并未进一步探究性别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功能主义取向认为教师负有维持社会稳定与秩序的重要责任，同时也从“功能”的角度对女性教师在基础教育阶段占多数的现象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女性教师在学校扮演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她们在家庭中“母亲”角色的延伸，以协助儿童社会化。符号互动论则将教师视为具有主动性的个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不断调适自我，发展并改变自我的观点及策略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研究者较多地从教学、教师日常生活、学校生活等微观层面来探究教师职业与教师工作。[8]冲突与批判论的观点则视教师为资本主义的傀儡，是复制社会不平等的工具。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科技和市场控制之下，对教师职业的理解必须看到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互利互惠和相互作用。由于当代教育更强调绩效以及增加生产，教师工作只注重数量，而不关注质量和意义，各种考试及课程负担占据了教师大部分的时间，教师缺乏创造思维的能力与空间，教师的自主性与技能也逐渐被剥夺，教师工作的专业化程度日益受到质疑，解制主义的议程更是被解读为教师职业门槛的降低。也正是因为教师工作的专业性、创造性及技术性含量越来越低，教师工作就越发被视为“女性的工作”。[9]爱泊儿(M.W.Apple)就指出，对教师职业的过度操控，不仅导致了教师地位低落，男性大规模退出，更使得教师逐渐失去了自主权与控制权。[10] 2.女性主义对传统教师职业认知观的检视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学术的兴起，教师工作及职业生涯研究的性别取向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学者从性别视角检视了上述三种传统理论取向的研究，关注到了它们对“性别”因素的忽视和某种程度上的误解与偏见，并特别批判了主流教育社会学领域将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职业女性化”视为阻碍教师专业地位提高的重要因素的观点。如莱尔德(S.Laird)就尖锐地指出：“现实中存在一个很大的嘲讽，尽管教学参与者主要为女性，但教师教育项目却很少关注，甚至不考虑知识创造或学校组织结构中的性别问题。”[11]其中功能论虽然认识到了女性在教职中的存在，但却以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解释这种现象；互动论则完全忽略了性别因素对教师职业造成的影响；冲突与批判论有时虽承认性别在教师职业地位和专业化身份形塑上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因素，但仍未发展出具有解释力的共识。 女性主义学者对教师职业进行性别分析时，重点从理论上批判了将社会生活区分为公私领域的性别意识形态，认为这是影响社会职业分工的核心因素，也是父权社会对女性控制的重要手段。在公私领域分野的性别意识形态中，女性被视为“天生就适合”家务和照顾工作，而这又属于“私领域”范畴，其主要角色是妻子与母亲，而男性则是“养家糊口”的人，亦即是“公领域”中从事雇佣工作的人。这种性别意识形态对于个人职业选择和职业女性造成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绝大多数女性在社会结构性的控制下，首先考量的职业就是集中在所谓“女性的”职业岗位上，而这些“女性的”职业又与女性的“天职”——照顾、养育等特质密切相连，其中中小学教职在传统意义上正是一项能很好融合女性“天职”的工作。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也正是教师与母亲(私领域的身份)这两个角色内涵的联结，使得父权社会得以将女性扮演“母职”的角色期待借由“教师”的角色继续延续下去。再者，从时间分配来看，女性一旦步入家庭生活，结婚生子，又被要求必须担负相夫教子的责任，而稳定、时间弹性大又享有较多假期的教师职业因此被认为是最适合女性兼顾家庭的行业，吸引大量女性投入教育领域工作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12] 女性主义学者在批判公私领域划分的性别意识形态时，也反思了教师职业对女性解放的意义。教师职业原本是女性走出家庭，步入公共领域，改变既存父权秩序的重要途径，但是为女性争取教学机会的理由却没有为女性开创一个公正和性别平等的社会空间，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爱泊儿就认为，女性是年幼儿童的理想教师，教学也是担任母职的准备等理由，结果是再制了父权意识形态。因此，教师工作不但未曾解放女性，反而强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13]即使在现当代，女教师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工作，但她们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也并没有得到正确认知和合理回报，更没有被当作受人尊敬的“专业化成就”来对待，甚至大量女性群集教师职业还被视为阻碍“教师专业化”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就曾概括出一系列因素来说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政策和规章制度、教育体制内的父权制、性别角色模式、男性的领导方式、对于家庭的承诺、女性发展较小的空间、女性自身知觉方面的原因、缺乏技能和经验及缺少勇气和支持等等。[14]不仅如此，诸多研究还特别强调了教师职业的母性特质——爱心、耐心、温和、包容等，明确把“教师职业”视为“女性真正的专业”(women's true profession)，女教师也仅仅被看成生活照顾者、文化标准的传递者，而不是它的改革者。[15] 因此，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现代以来，女性虽然大量进入教师行业，开启了她们进入公共领域的重要管道，但女教师所从事的“教职”却并未在公领域被认可为真正的“专业”，甚至还被普遍理解为“母亲”角色的延续，依然属于私领域的一部分，这也使得公私领域的性别意识形态还得以存续并不被挑战，从事教职(尤其是到中小学任教)并不能协助女性突破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限制并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16]如果不对这种观念进行深度反思和批判，围绕教师职业性别标识的任何讨论、制度设计及政策建议都会带有性别意识形态的偏见。 三、教师职业性别标识的形塑 1.女性进入教师职业的历史 事实上，“教师职业”如同社会上的许多职业一样，最早也是属于男性精英的活动，只是当工业社会来临，学校大量兴起时，女性才开始逐渐进入教师职业。 根据爱泊儿的研究，英国在1870年时，男性教师的数量尚略高于女性(100∶99)，到了1930年时女性教师的人数已超过男性(366∶100);美国的情形也是这样，1840年时只有39%的教师是女性，但到20世纪30年代时，女教师的比例已经高达89.5%。对于这种现象，爱泊尔认为是父权与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7]女性主义学者威拉(K.Weiler)也曾对中小学教师女性占大多数的现象进行过历史分析。她认为，19世纪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学校大量扩充，义务教育的推行，致使对教师的需求增大。当时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由于各种社会偏见，其他行业对女性设置了诸多障碍使其无法进入。但对学校来说，大量雇佣薪资只有男性教师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女性教师，基于成本的考量是非常划算的。而对女性自己和家庭而言，相比于其他工作(例如工厂)，教师职业不仅社会地位较高，待遇稳定，工作环境也较好，且时间的灵活性使其能兼顾家庭。因此，教职的确为女性提供了一种更为理想的工作机会。[18] 这种将教师职业与经济因素、女性家庭角色相联结的想法，不仅在西方社会如此，在中国社会也是一样。清朝末年维新派人士力主“兴女学”而设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这虽是中国女子教育之肇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当时培养女性师范人才，也并非基于性别平等的想法，而主要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而早期师范院校公费、就业及相关待遇与地位身份的规定，不仅成为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出生于中低阶层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也为女性提供了向中上阶层流动的途径。[19] 可以这样认为，教师职业(特别是中小学教职)是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被形塑为“适合女性的职业”，甚至被定义为“女性的专业”的。[20]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女性的专业”所蕴涵的两个重要信息不容忽视：一是教师职业之所以接纳女性，与强调教师对学生的照顾和服务高度相关，且与“母亲”的职能高度同构，女性被视为管教年幼学生的最佳人选，而非具有学术价值的教育专业者；其二，即使女性教师成为了基础教育领域的主力，但数量优势并不能与权力、专业化程度画等号，因为女教师在学校的工作还潜意识地被视为家庭中“母亲”角色的延伸，而不是公领域里受认可的“真正的工作”和“专业”。而且，传统社会学家普遍对“女性特质”持负面的评价，如女性被认为重感性轻理性，甚至有研究认为女性更倾向于具有附属、臣服的性格，因此，女性的人格特质使其更需要科层组织的控制，女教师需要学校中的校长来监督、领导与掌控，而校长和管理者又往往是男性居多。[21]现实也是如此，尽管教师职业女性化已成为所谓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各级学校(即使是女教师占绝对优势的中小学)的决策群和领导者大多数还是男性也是社会普遍现象。 2.教师职业女性化的阐释与解读 (1)职业性别隔离。 教师职业女性化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在职业社会学的研究中，性别隔离是职业隔离中最显著的维度之一。职业性别隔离是指单一性别群体集中于某类职业领域的现象。从层级和类别差异来看，性别隔离可以分为垂直隔离和水平隔离。垂直隔离是指职业或职务有上下层级的区隔，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有机会拥有上层的位置；水平隔离则是一般所说的不同职业的区隔，有男性主导(或以男性为主要劳动力)的职业及女性主导的职业。本研究关注教师职业女性化主要是从水平隔离的角度来考察的。早期学术界对职业性别隔离的理论解释大致分为供给与需求两个维度，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偏向供给面观点，认为是人力资本差异或个人选择的结果；女性主义/社会学的解释则更倾向需求面观点，强调是结构性因素和雇主个人偏好与操作的产物。[22] 事实上，在职业性别隔离和女性职业研究尚未受到重视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奥本海默(V.K.Oppenheimer)就提出了非常具有解释力的“工作性别标识化”一词及相关见解。[23]他指出，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所谓女性标识的工作及男性标识的工作。女性标识的工作被定义为具有女性的、阴柔的特质，男性标识的工作则被定义为具有男性的、阳刚的特质。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女性或男性标识工作的区分呈现了两种意义。一是从劳动者的性别特征来看，工作具有性别标识代表特定工作仅能由特定性别的人来执行，异性的出现是特例或极少发生的现象；另一个意义则是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特征，具有明显的阴柔和阳刚特质。这两层意义的结果是将职业本身扭曲分配为女性不仅适合，也应该从事符合女性特质的职业，而具有阳刚特质的职业几乎是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24]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奥本海默所指陈的情况已随着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职业由单一性别主导的局面已被陆续打破，但呈现的结果大都是女性取代男性进入某些职业领域，而仅有少数相反的例子，如男性进入幼师、护士等行业则相当罕见。后来，又有各种理论尝试解释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与单一强调个人选择或结构性因素不同，性别因素往往被置于更加多元复杂的关注中，与个人能力、兴趣、持有证照，包括与阶级相关的属性，接受教育的证书，以及进入特定行业和职位的通例与规则等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来共同阐释职业选择的问题。 近半个世纪以来，职业性别隔离问题已经成为职业领域重要的研究对象，从中发展出了众多的分析和解释框架。其中哥特弗雷德森(L.S.Gottfredson)在其建构的理论模式中，更是明确提出性别、职业声誉、兴趣三个维度是职业选择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职业声誉和个人的性别认同在选择职业时有相同的重要性。[25]这些理论丰富了对教师职业的认知，特别是在有关教师身份建构、身份认同、生活与职业生涯的研究中，“性别”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维度。 (2)教师职业何以被女性化。 社会学家对职业和工作的研究隐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如果抽丝剥茧地梳理与教师职业相关的文化信息，可以发现其中透露着诸多令人深思的性别意蕴。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形塑的“男女有别”的刻板印象：男性特质往往被归属于主动、进攻、坚强、理性、抽象等等；女性特质往往被归属于被动、退缩、柔弱、感性、直觉等等。在这些特质的区分下，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意识形态又被强化，因而家庭(私领域)成为女性“必然的”、“本质的”生存空间。这种认识特别强调“社会人”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男性或女性会下意识地将“性别本质主义”(gender essentialism)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进而影响其教育和职业选择。性别本质主义就是一种在性别问题上的生物决定论，它强调男女两种性别特征是自然化和稳定性的，从而由此衍生的男女特质也是天生合理的、本质性的，常常表现为人们对男性或女性的角色期待、身份认同及职业选择等特征固定的、僵化的认知。 因此，在阐释教师职业女性化的现象时，我们应该看到，女性选择教师作为职业，除了基于个人的兴趣、能力以及自由意志的考量外，社会结构性因素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结构性因素可由两方面来分析：一是文化信念，即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男女进入不同的职业，都与性别认同和社会期待有关。女性所从事的工作，更倾向于她们养育、照顾和支持他人的社会期待，女性在社会化历程中习得性别的文化规范，通常也会产生并认同“女性适合教书”的想法。有学者就明确指出，在一个对于女性角色有其传统预设的情境中，教师是一项能融合家庭与工作承诺的职业。[26]而男性，由于社会普遍对他们有“养家糊口”、“显声扬名”的期许，从而对成功和财富有着更高的渴求与追寻，大多数男性或多或少会比女性更希望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但是，师范类院校对男性未来职业是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和导向性的，多数男性或者说众多优秀男性选择放弃报考师范类院校及从事教师职业，按照哥特弗雷德森建构的分析框架，即职业选择三个最重要的维度是性别、职业声誉、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正说明了教师职业声誉和地位的尴尬。 二是现实环境及制度安排，即文化信念往往又是通过政治、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国家所推动的各项政策等实践操作来呈现并且更加固化的。如安德森(P.Anderson)在关于个人教育与职业选择的文献中就深刻地分析了这一问题并指出，教育和职业的选择“不能仅仅被视为在某一特殊时间点发生的事件，必须将之放在脉络中解释，包括个人的历史一直到发生的时间点，以及实际职业的结构和组织，而这些并非必然是静态的”。[27]因此，学生选择师范类院校和教师职业表面上似乎是自由、志愿的结果，但这种选择又是在一个选择已经被结构化的世界中作出的，这一点恰恰作为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被人们忽视了。大多数女性在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中，基本上都会无意识地认同社会赋予她们的母性、慈悲、关怀与亲和力等特质，从而觉得“教师职业”与自己的“本质”具有高度的一致和同构性，而男性也会不知觉地认同自己就是那个“养家糊口”，需要表现出坚强、刚毅、勇敢的男人。这种情景有些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所借用的“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情景当作是真实的，那么其结果将成为真实的，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预言可以用来解释和说明为什么值得怀疑或错误的文化观念会长期存在，并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28] 总体来看，社会与经济过程以不同方式影响了男性和女性的职业选择，但其中性别差异不是遭到忽视，而是以自然主义、本质主义的方式加以解释，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深刻反思的。换句话说，在考量教师职业女性化和师范类院校何以更吸引女生等问题时，很多人头脑中都有预设的，并被认为“先验合理”的观念存在，那就是男性与女性的“自然”天资，而非基于性别的歧视，被当成男性归属于男性主导职业、女性归属于女性主导职业的理由。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现在诸多教育者、家长和学生自身对教师职业女性化、师范类院校男女生比例失衡大都持理解态度，认为这一现象包含某种“天然”的合理性。②同时，在结构化的规训中，即使女性自己往往也大都认为，如果不是男女与生俱来的差异，她们的地位和成就很可能和男性一样高，这种“自我歧视”也导致女性对找出一直以来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约束缺乏兴趣。[29] (3)教师职业女性化与教师职业地位。 社会学家在归纳个人工作类型，进行身份地位排序时，最常用的分类指标就是职业。不论是在政府统计还是学术调查中，职业一向是区分劳动者的工作特质与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维度，同时职业类别及其所代表的特征也是区分阶层、阶级的主要基础。在所有的社会中，个人职业身份又都交织于权力之中。因为每个人所建立的职业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动力会有力地影响着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她)改变这种结构的能力。 事实上，女性群集教师行业的现象与教师的职业声望、职业地位、职业待遇之间确实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早有研究者指出，女性集中的行业也恰恰是职业声望较低的行业，甚至被称为“半专业”(Semi-Profession)，如护士、社会工作与图书管理员等。中小学教师职业也经常被研究者作为一个“半专业”的典范进行分析，主要原因包括训练时间短、欠缺对知识与技术的掌控、专业化程度低、较之其他专业较少免受监督的自主性等。研究者所列原因虽多，但均与中小学教师职业女性化有相当的关系，有研究者更是直接指陈中小学教学永远无法成为专业，就是因为女性占了多数。对于女性占多数而造成教师职业地位低落这样的推论，埃克(S.Acker)则斥之为过于简化的因果关系。但究竟是教师职业的专业地位反映了女性的地位，抑或是女性占多数的结果，值得深思。[30]历史和现实似乎都显示了这样的现象：当教职成为更适合女性的工作之后，男性就开始逐渐退出教坛，转任其他因工业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更理想、更有发展前途、更有创造性、更有挑战性，收入也更丰厚的工作，或去担任更高级的教育行政工作。职业是人们的经济身份，也是人们获取社会资源的基础，甚至是人们社会地位的表现。社会中常常出现的现象是，当一个男性职业在社会分层中快速下滑时，往往很快就向女性开放其职业通道，教师职业的性别化变迁也基本契合这一发展路径。 因此，教师职业本身并非价值无涉和性别中立的，它是被塑造成为了适合女性的职业，其中隐含着男尊女卑的价值等级观念和性别意识形态，体现了深刻的文化内涵，是男性中心(优越)文化在职业领域的体现。教师职业“女性化”趋势说明，正是由于社会中“女性地位”和“教师地位”都尚不如人意，才会出现教师职业与女性之间这种“选择性亲和关系”，因此，职业领域的平等和性别领域的公正都有大量工作要做。 四、问题阈的重构与再思考 1.问题反思与重构 不论对教师职业女性化的现象如何解释，我们仍需要更基础的研究来解答根本性的提问：人们关于高校类型及职业选择中呈现出的性别差异哪些是男女“自然属性”使然，哪些是“被建构的”，不得不然？但令人纠结的是：关于性别的“本质论”与“建构论”以及关于“平等”与“差异”错综复杂的关系依然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特别是在具体问题和现实操作层面，两性“本质性”差异与“被建构”差异之间的边界常陷入见仁见智的无解，“差异”与“平等”的对话也常陷入各说各话的尴尬。 作为关涉性别的教育议题，我们追求平等，同时也要关注差异，但在思考、提问以及给出政策建议时，又不得不谨慎待之，绝不能对两性之间的差异进行本质主义的理解，更不能以性别差异作为合理、合法的借口而阻碍性别公正，尤其是要警惕那种以“差异政治”取代“平等政治”的话语，如对高考招生中相关院校和专业实施性别配额，以及有人提出的在教师招聘中也要实施性别配额等等，都是明显有违性别公正的。现实话语中之所以有人把“师范类院校男女生比例失衡”与“教师职业女性化”视为“不正常”的问题而强调必须矫正，也并非出于教育平等的诉求和对性别差异无歧视的理解。我们应该进一步去追问：“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是由谁定的？又依据什么而定？特别是现有的一些关于女大学生过多影响“专业平衡”、“学科地位”、“教学效果”和“就业率”等话语，女教师过多会影响“男孩学业发展”及导致“男孩阳刚气匮乏”、“男孩性别认同障碍”等理由，更是无法经得住合理差别的检验。这样的忧虑及提议本身就反映了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本质主义偏见。 显然，师范类院校男女生比例失衡、教师职业女性化确实是一个需要关注的议题，但“问题”不是竭力找出“女性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女学生、女教师多会带来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性别与职业观念出了什么问题？师范类院校和教师职业地位何以不堪到让男性集体退避的境地，其背后到底隐含着什么样的权力逻辑、功利化逻辑以及性别化逻辑？遗憾的是，如今绝大多数关于教育领域的性别提问都是被权力话语，特别是隐而不显的父权制话语建构起来的“伪问题”，它反映了人们对性别议题与性别公正的盲视与误读，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对教育的操控，这或许才是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对“男教师危机”、“师范类院校男女生比例失衡”等问题的思考，建言者并不适合轻率地给出一个“性别配额”的答案，而是应该对问题本身进行反思与重构。 2.思考立场与策略 针对2014年对27所师范类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调查的结果，华东师范大学的丁钢教授认为，鉴于高等师范院校男女生性别比例日益悬殊的情形，未来男性师资堪忧，应在加强师范专业宣传的基础上，吸引更多的男性投入教育事业，对于师范生中的男生群体，也要采取各种措施提升他们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他还表示，“同时也需要注意师范男女生在课程学习中的差异现象，在课程内容和教学中予以男生更多的鼓励和关注”。[31]但宣传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提升职业认同感以及在课程与教学中给予男生更多关注与鼓励是否是使师范类院校男女生比例趋向平衡，未来教师性别生态改变的有效手段，笔者对此心中存疑。因为男生较少涉足师范类院校及相关专业，根本原因可能并非是宣传力度不够，也不是课程教学中教师鼓励与关注的欠缺，主要还在于文化层面的性别本质主义偏见、制度层面结构性的职业性别隔离。如果教师的职业地位得不到提升，社会上的性别刻板观念没有被反思并得到改变，仅靠宣传教育、提升职业认同感、调整教育策略、鼓励和关注男生，甚至营造某种虚幻的道德优越感和奉献精神等等恐怕都成效有限。 笔者以为，对于教师职业女性化与师范类院校男女生比例失衡也许并没有像有些人想象和推测的那样严重和可怕。在过往的时代，当只有男性能够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并且绝大多数教师是男性的时候，学校也没有把女学生个个都塑造成具有“阳刚之气”的“女汉子”，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女性都走向了自主与独立，这难道是学校教育的失败吗？况且，性别的社会化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高度相关，既然学校因素并不是学生性别社会化的唯一途径，所以，妄断教师数量“阴盛阳衰”一定会导致男生女性化及性别认同障碍就非常牵强了[32]，教育实践中，也许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比性别之间的差异更应该受到教育者的关注。 在一个追求正义与和谐的社会里，任何关于性别、种族、身高、容貌、家庭出生等因素都不应该成为阻碍教育公正与性别公平的借口，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反思的是那种已成为集体无意识的性别意识形态，需要改变的是对男女角色及职业的刻板印象，需要提高的是教师地位、职业声望和专业化程度，并从国家政策、制度等层面去干预、去变革。如果教师社会地位足够高，教师职业声誉日隆，女性与男性达到了真正意义的地位平等，师范类院校男女生比例失衡以及教师职业女性化趋势还会成为一个必须矫正的问题吗？ ①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女性化已经成为世界基础教育领域的普遍现象，而且这种性别失衡还有明显加剧的趋势。正因为如此，许多研究者对教师性别生态对学生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大致而言，大多数人认为教师性别生态对学生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对在哪些方面对学生产生了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对男女生影响有何差异等问题都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特别是教师性别生态对学生性别社会化、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研究最受关注，争议也最大。 ②如华中师范大学2012级本科生男女比例已达到3∶7；2014级男女生比例更是接近2∶8，多家媒体对此数据大肆渲染解读，学校领导和管理层也曾把此问题作为一个议题讨论。为此，该校“华大在线”记者曾对新生和家长做了一个小样本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大多数新生认为，男女生比例失衡问题是他们在填报师范大学前就早已预料到了的，女生高比例的数据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很令人惊异，认为很正常，也无所谓；家长也普遍看得开，都能理解师范院校女生多。新浪网2014年也曾做过一项关于职业的调查，调查显示：近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教师职业更适合于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