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七次党代会报告的回顾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党代会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3-0005-11
自中共十二大至十八大，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已经召开过七次党代会。每次党代会报告都是国内外媒体和社会高度关注的对象，因为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风向标，是执政党每隔五年一次的政治宣言。党代会报告涉及方方面面，我们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给予全方位的分析，只能设定有限的目标，即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布局的核心内容、具有重要理论性的内容、一度引起热议且具战略意义的论断进行检视。
一
中共十二大报告的主旨正如其标题所言，“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历史性伟大转折，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执政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换言之，历史转折至此已经基本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已被彻底否定，集中精力于生产力发展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党员干部和民众的共识。由旧路而新路的转轨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任务是确定新的战略目标并进行布局。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使命，就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1](P7)中共十三大报告评价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和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2](P4)这个新纲领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P13)
中共十二大报告的理论亮点之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富有时代特点的宏观回顾和总结，那就是对“三次历史性”转变的概括，第一次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第二次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第三次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由“文化大革命”向现代化建设的转变。这一概括体现着新时代的要求和认识特点，重在从指导思想转变角度看中共党史，从而为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有历史纵深的合法性论证。
中共十二大报告的另一个理论亮点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阐述，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这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没有的，属于理论创新观点。实际上，早在]97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的讲话就提出了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此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又多次提出和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时，其中之一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是在上述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中共十二大报告对精神文明的内涵、主要建设方针和举措进行了系统阐述。此后，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和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又先后通过了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由此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
中共十二大报告最为时人热议的内容是关于从1981年算起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经济发展目标。“翻两番”、达到“小康”是邓小平在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在一度封闭的国门打开后放眼看世界特别是亲身访日、访美后进行国际比较基础上提出的奋斗目标。1964年底1965年初，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曾经宣布中国要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在世界前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对世界和时代发展不断深入的了解，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这个目标难以实现。一方面不能失信于民，另一方面又要鼓舞人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即到20世纪结束之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左右。是年12月，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重申了这一目标，并使用了“小康”一词。而中国当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200多美元，1000美元的目标意味着要在现有基础上大约“翻两番”。经过70年代末以来的酝酿，再经过党代会报告的郑重宣示，“翻两番”、“实现小康”成为此后20年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口号和奋斗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共十二大留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遗产。
二
中共十三大报告的题目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自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成为历次党代会报告题目中必有的用语。当然，早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全党和全民与日俱增的认同，成为每次党代会报告贯穿始终的主题。
中共十三大以改革的大会著称。会议召开前，邓小平便指出：“十三大实际上应该叫做改革、开放的大会，要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十三大要作的报告将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十三大的主题。”[2](P2)中共十三大报告也讲“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综观十三大报告，确实是每个部分字里行间均体现着改革的要求。无论是历史回顾、成就总结，还是国情判断、理论阐述，无论是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还是党的建设，改革进取精神贯穿始终。据我们统计，报告中使用“改革”一词175次，“开放”一词55次，“改革开放”(包括“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37次。
中共十三大报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概括和阐释，其基本界定一直延续至今。中共十四大报告这样评价十三大：“这次大会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3](P7)中共十三大报告引人瞩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关于“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它在中共十二大报告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兼顾到中长期追求，更为完整也更鼓舞人心。
中共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是国内外舆论热议的话题。自1980年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任务后，中国在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方面已经迈出步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必须进行相应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现。十三大召开前，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讨论和制定中。邓小平曾谈到，十三大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使我们领导层更年轻化一些。[4](P249)中共十三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追求和主要举措进行了全面阐述，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尽管邓小平也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问题很多，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多。每一个措施都牵动成百万成千万人，所以每一个措施都要慎重、稳妥”。[2](P2)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党政分开遇到的问题比预料的更为复杂。经历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更为慎重稳进的方针和策略，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政企分开与政事分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已有基本政治制度完善与基层民主制度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
中共十三大报告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阐释，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前进了一大步。中共十二大报告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放弃了这一提法，标志着改革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决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突出贡献，就是强调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突破将二者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中共十三大报告在此基础上又迈进了一大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而在于所有制基础的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而且，中共十三大报告所言的计划主要是指导性计划，报告指出：“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2](P27)这一指导思想与报告中关于“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等内容结合起来看，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已经呼之欲出。
邓小平对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评价是：“我认为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解答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能够持久地延续下去。”[2](P3)
三
中共十四大报告的主导思想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据我们统计，在报告中“加快”一词共出现33次，“加快……发展/培育/改革/转变/建设/步伐/改革开放”这一类的句式共使用25次。十四大报告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4](P16)这里有一个背景，1989年的中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阶段，发展速度放缓。翌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提醒道：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4](P35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中共十四大报告充分贯彻了上述指导思想。
中共十四大报告的一大贡献是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内在统一的。在当年，改革发展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将会极大地促进发展。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十四大报告在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这一中心环节上，在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问题上，在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问题上，在加快第三产业发展问题上，均有新的战略性思考和举措。
中共十四大报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系统概括和高度评价。中共十三大报告曾就此进行过简略总结，但远未展开。中共十四大报告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等九个方面对邓小平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梳理，并指出该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3](P10、13)
中共十五大报告评价说：“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5](P5)这一评价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
四
中共十五大报告的题目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一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一方面谋划跨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布局，是中共十五大报告的鲜明特色，也是贯彻始终的主题。
邓小平于1997年2月逝世，其身后的中国未来走向如何成为国内外关切的话题。是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其历史重任之一就是向世人宣布：中国将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世纪。中共十五大报告开篇即亮明，这次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的一次大会。报告突出强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5](P1)
中共十五大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是命名邓小平理论，并对其历史地位、理论特征、核心思想、精神实质、时代意义进行阐释。由于中共十四大报告已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过系统概括，所以十五大报告重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称之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5](P10)中共十五大报告的另一大理论贡献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阐释，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其基本界定一直沿用至今。
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是中共十五大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为此，十五大报告提出：“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5](P2)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报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阐释构成理论创新的重要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从此摘掉了自十二大报告以来总要戴的“从属”、“补充”的帽子，获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民待遇”。报告还进一步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5](P21)这些理论阐述，一方面是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以来的经验基础上作出的；另一方面针对性很强，即进一步打破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僵化观念，澄清模糊认识，鼓励大胆探索、实验。
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还有一些内容较鲜明地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新思考、新战略，因而引起广泛关注。其一，关于21世纪的阶段性奋斗目标：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5](P40)中共十五大是在20世纪行将谢幕之际召开的，而20世纪的结束对于中国人来讲则意味着总体上达到小康状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更给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执政党有足够的理由和依据相信在世纪之交实现“翻两番”的预定目标。旧有的规划即将实现，新的规划就需要及时出台，以鼓舞人心。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新世纪三个阶段性目标，在后来的党代会报告中被不断重申，其内涵亦不断得到充实和更新。
其二，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5](P30)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在法治问题上的思想演进十分清晰，先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认为执政没有宪法和几部重要法律不行，但国家治理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接着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过来人痛感人治之不可取，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反复强调要建立健全法制。最后是中共十五大明确揭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于政府依法行政和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所起到巨大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其三，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在“抓好大的”同时，“放活小的”，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等等。[5](P23)国有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而其改革始终难以深入。到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后，国有企业普遍陷入经营困境。而解决之道只有靠改革。所以，十五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全党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5](P24)事实上，国有企业真正伤筋动骨的改革确是在十五大后，“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下岗分流”一度成为指称国企改革的流行语汇，由此也可以看出改革之不同以往的力度和深度。
总之，“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6](P529)这是十六大报告对十五大主要贡献的总结。
五
中共十六大报告贯穿始终的红线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报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释。由于2001年“七一”讲话已经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和如何做到始终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以，中共十六大报告侧重于梳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如何贯彻落实。报告对“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十个方面的总结，包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实际上可以视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内容的梳理。江泽民曾经批示：“总结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很重要，其实也就是总结我们贯彻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实践。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进行归纳。基本经验总结好了，是十六大报告的一大特色。”[6](P439)报告关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四个必须”——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实际上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内容的进一步强调和展开。
中共十六大召开之际，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01年人均GDP超过800美元，2003年超过1000美元)。当然，用十六大报告的语言讲，这样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而需要在21世纪头20年，抓住机遇，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包括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到二○二○年力争比二○○○年翻两番”。[6](P543)正因为如此，十六大以首次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而载入史册。
需要指出的是，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十六大报告对各项工作与任务的阐述和部署，鲜明地体现出改革创新的精神追求。据我们统计“改革”一词共出现102次，“创新”一词出现33次。2002年2月，江泽民在关于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的批示中指出：“要突出改革，勇于推进各个方面的改革。体现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要求，这是最基本的。”[6](P440)这一要求在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关于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关于所有制问题上的两个“毫不动摇”等，均蕴含诸多新思考。再如，关于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论述，标志着执政党在文化发展思路方面的重大调整。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制约，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主要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政治功能。改革开放后，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功能的认识逐步扩展，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逐渐被突破。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和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所带来的敏感性、复杂性等因素的作用，文化领域在许多方面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思维、体制和做法上，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十六大报告明确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二分的发展思路，其意义重大。因为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壮大文化实力与竞争力是当今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当代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中共十六大报告有关执政党建设的内容，也是较能体现理论创新的部分。报告关于执政党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的阐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关于四位一体的党建总布局思想——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等，均反映了中共中央在党建问题上新的战略性思考。
在中共十六大报告起草过程中，江泽民便明确要求：“‘七一’讲话已经提出的重要提法和观点，十六大报告要充分反映，如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对我们提出的挑战、两个先锋队的问题、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等问题。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阐述。”[6](P439)这一要求在报告中得到全面落实，报告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的阐述，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分析，关于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做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的论述，关于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的要求等，虽然基本上延续了2001年“七一”讲话的提法和精神，但在党代会报告中加以重申自然更显其郑重和意义。
六
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中国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因而，中共十七大报告的亮点之一是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回顾和高度评价，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等。[7](P8)报告关于改革开放的评价，关于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各自对于改革开放的地位与作用的分析，关于作为改革开放经验总结的“十个结合”的阐述等，成为翌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总基调，也成为日后相关言说的基本依据或出发点。
此外，中共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作出了明晰的新解读。依据报告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方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布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追求，共三个层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7](P9)而以往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上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代名词。
中共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阐释。自2003年科学发展观提出后，随着实践的发展，其内容不断充实。在此基础上，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理论核心、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等作出了系统论述。中共十七大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在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基础上提出新要求，包括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关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或翻两番的言说讲的都是总量，唯独十七大讲人均(当然，邓小平在提及小康社会时多数情况下也是讲人均)，这表明执政党领导经济建设的信心与日俱增。
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共十七大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进行布局。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面，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放在首位，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高度重视。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撰写的闻名全球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提出，锐意创新和试验，求新求变，是北京共识中的基本措辞，在中国的报刊文章、吃饭聊天和政策辩论中像祷告一样反复出现。“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与“旧物理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后沿技术(铜线)入手开始发展的主张不同，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光纤)必不可少。雷默教授的这一观察应该说是有洞察力的。实际上，中共十六大报告贯彻始终的精神甚至灵魂之一就是创新，这个词汇曾高频率地出现在报告中，而十七大报告更是使用了105次，并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重申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目标的同时，进一步阐述和部署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七大报告讲经济建设的第二项内容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7](P17)这一战略思想也广为人瞩目和言说。
中共十七大报告的一个特点，是在一些重要方面重申了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相关思想，如报告中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论述，关于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总战略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论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论述。当然，重申中也有丰富和发展，有视角不同的言说和侧重。特别是在社会建设方面明确提炼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宗旨。在与改善民生息息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上，十七大报告显然比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并且标志着执政党在该方面指导思想的战略性变化。报告讲“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出于加快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均关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基本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越来越成为执政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十七大报告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此后在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也不再提及。以十七大(及之前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执政党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关注与日俱增。
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党的建设主线和五位一体的党建总布局思想构成另一大亮点，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7](P38)这一概括既是回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七
中共十八大报告引人瞩目的理论阐述，首推对科学发展观的新评价、新定位。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等等，这些用语过去一般是用来评价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与这种高度评价联系在一起的是，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过去讲到科学发展观，总是冠以“贯彻落实”四字，似乎比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体一个层次。事实上，随着实践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不断充实、丰富，已经形成了理论结构比较完整的体系，并得到党员干部和民众的广泛认同。中共十八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新评价、新定位可以说是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与结果。
其次，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阐述亦是引人瞩目的理论亮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虽然，这一阐述在2011年的“七一”讲话中已经有了。但是，在党代会报告中进行阐述还是第一次。过去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言说道路和理论体系两个方面，自“七一”讲话始，加上了制度。二是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P1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它第一次被系统阐述是在十三大报告中。十年之后，十五大报告又展开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又过了十年，十七大报告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进入新世纪后的阶段性特征。由此可见，初级阶段理论对于执政党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将之定位为建设总依据，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8](P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报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最初是物质文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和政治民主的三分，自十五大开始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布局，十七大报告增添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项，变为四位一体，十八大报告又加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的总布局。需要说明的是，在十六大报告首次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时，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被作为一项内容单独提出来，到十七大报告就更为明确而展开了。但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角度看，它们又是被放在经济建设部分里讲的，因为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最直接。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建设布局的独立方面加以阐述，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构成了报告的重要亮点。
再次，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过程中，有许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内容，也有诸多新思考新提法。
就经济改革发展而言，无论是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等宏观判断，还是“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等微观言说，[8](P20、21、22)均是基于经济发展现实而总结出的结论和对策。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把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单独一项内容提出来，构成一大理论亮点。作为与选举民主对应的协商民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早已经存在，其最重要的制度载体当然是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十三大报告曾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其主要指向是普通民众，意在制度新建。中共十八大报告所讲的协商民主实际上包括了上述两个方面，但主旨是在已有协商民主制度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完善，即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构成另一理论亮点。2011年，在起草提交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过程中，一些人士便提出应该提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由于众说纷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全会闭幕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度成为社会尤其是理论界热议的话题。中共十八大报告概括的富强、民主、自由、平等、爱国、诚信等24字价值观，显然是充分吸收了有关讨论的思想成果，实际上为将来更为精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提供了框架、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十八大报告在该问题上迈进了一大步。
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建设的阐述，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二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报告对社会建设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其具体工作部署方面，而且体现在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要求中。值得关注的是，报告在论述“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基本要求中，有三个与社会建设直接相关——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8](P13－14)由此不难看出，社会建设在中共中央心目中的地位。
中共十八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字数最多的，而且有许多新思考新论断，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建设海洋强国”；“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等，[8](P36－37)这些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民众热议。
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阐述亦有新思考新提法，如将纯洁性同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一起放入执政党的建设主线中。虽然这三个字列宁、毛泽东都曾用过，中共十三大、十五大报告也使用过。但是，纯洁性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被高度重视并加以阐述主要是从2012年开始的。是年1月，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讲话，突出强调了在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问题。3月1日，主管组织与党建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又进一步阐述了该问题。重视纯洁性建设，显然是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巨型政党之现实出发的，表明了更重视党员质量的寻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是像以往用“建设”，一字之差，寓意深远。它表明，一方面距离2020年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已经很近，另一方面也表明执政党对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充满信心。
结语
首先，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七次党代会报告，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高扬的旗帜与核心指导思想。中共十二大报告虽未明确言说，但是报告中贯彻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精神，完全可以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追求。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旗帜或核心指导思想一定会继续成为党代会报告的灵魂。其次，每次党代会报告都会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思想成果加以系统概括和评价，以指导新的实践。从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总结，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阐述，莫不如此。再次，每次党代会报告都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以及围绕这一目标而提出的阶段性任务或要求进行分析和阐述。如果说，从中共十二大报告到十五大报告，该方面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小康社会或达到小康水平，那么从中共十六大开始则是全面建设或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每次党代会报告贯彻始终且全方位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布局和执政党建设中的精神实质。正是这种精神，使每次党代会报告无论在宏观理论创新，还是在具体改革发展思路上，都能作出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的阐述和部署。
［收稿日期］201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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