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一致抑或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增收论文,粮食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农业集体化的瓦解、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流通体制 的放松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Lin,1992;Fan,1991)。表现在，农产品总 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0亿吨迅速上升到1984年的4.0亿吨，年 均增长率为4.7%；伴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之 比从1978年的2.57下降到1984年的1.83。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农村出现了“增 产不增收”的单边恶化倾向，甚至出现了“既不增产也不增收”的双向恶化趋势。粮食 年均增长率从1978—1984年4.7%下降到1985—1998年的2.5%，1998—2003年粮食产量甚 至出现了负增长。在粮食增产乏力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增长趋势也在减缓，城乡居民 收入之比从1985的1.86逐渐攀升至2003年的3.23。“尽管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并不是中 国独有的，但是在中国这种差距的幅度却是绝无仅有的”(D.G.约翰逊，2004)。中国是 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其中有近9亿人是农民，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对于社会 稳定和经济发展而言，具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界以及学术界有足 够的理由对这两个方面予以高度重视。2004年1月政府发布的建国以来第六个“一号文 件”，就是以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为主题的，在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提高粮食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被列为2005年全国经济工作的目标之一。
问题在于，经济发展中的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到底是何种关系，为何在改革开放之后 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如何促使这两者之间实现协调。针 对这些问题，现有的研究似乎没有进行详尽的讨论。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具有多重均衡性 质的供求模型，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是否可以兼容，如果可以 兼容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文章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模型与命题，第四部分 利用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政策含义与可能的拓展。
二、文献综述
中国在工业化和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为何出现了粮食增产不增收、或者既不增 产也不增收的情况，进一步的，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在 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现有的将此两者联系起来讨论问题 的文献并不多见，多数的研究工作是沿着两条线索分别展开的：
第一条线索侧重于分析促进粮食增产的问题，一般思路是先设定生产函数，然后利用 实证数据对粮食生产的要素贡献率进行分解，最后在政策含义中得出中国提高粮食生产 的主要方案。由于对要素的贡献度存在着不同判断，因此研究者往往强调不同的粮食增 产路径，例如：有学者强调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作用(周天勇，2003；张红宇，2002)； 有学者则突出了物质资料或劳动投入的作用(严瑞珍、程漱兰，2001)；有学者坚持认为 技术进步在粮食生产中具有主导性的作用(Fan and Pardy,1997;Huang & S.Rozelle,19 95;Fan & Zhang,2004;Zhujing,2004)，此观点似乎也能得到国外类似研究的支持(
Y.Hayami & V.W.Ruttan,1985;M.W.Rosegrant etal,1998;D.W.Larson etal,2004)；有 学者突出追加投资和完善农村信贷体系对粮食生产的作用(杨明洪，2000；郭敏、屈艳 芳，2002)，国外研究也有相近的见解(S.Holden & B.Shiferaw,2004)；有学者指出应 通过规模经济及其产业化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胡鞍钢、吴群刚，2001；张晓山，2002)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政府价格规制和财政补贴的积极作用(赵德余、顾海英，2004； 李成贵，2004)。
第二条线索侧重于分析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基本思路是先描述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 现状，然后再进行成因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在这方面，研究结论也 有较大差异，例如：有学者指出为减轻入世对农民收入的不利影响，应在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的同时，设置农业支出和保护体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郭占庆，2002)；有学者从 二元经济结构入手，认为要在城乡统筹框架下增加农民收入，城镇化是农民增收的有效 途径，是治本之策(陈锡文，2003；张车伟、王德文，2004)；有学者认为应在稳定农民 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促使农民分工分业，健全市场体系，调整农产品结构，同时大力发 展农村合作组织载体，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和增加收入提供良好的组织载体(潘盛洲，2 003)；也有学者从农业支持、农民减负出发，认为要增加投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 力度，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和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范小建，2002)；另外， 还有学者从增收的环境出发，认为市场化不仅对农民收入具有决定作用，而且我国市场 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正处于收益递增阶段(刘拥军，薛敬孝，2003)。
上述两条线索在分析指向和逻辑起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研究没有考察粮食增产 和农民增收之间的内在关系，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由于“顾此失彼”而影响到效力的 发挥。当然的，当前多数研究是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分散开来进行，但这并不排除少 数的研究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虑问题。这些工作，由于对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关系看 法不同，因此可以划分成两类。
一是协调论。速水和拉坦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农业发展的诱致性技术一 制度创新模型，此模型的一个要点是：对于农业发展而言，“那些符合效率和生产率的 检验标准的技术，也是最有可能推进公平目标的技术”(Y.Hayami & V.W.Ruttan,1985) 。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同时实现增长和公平，发展更富有生产力的技术已经成为 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不能有效地实现快速的技术进步，那么农村的更加贫困和更大不公 平将是必然结果。在这种意义上，用来增加农业产量、特别是单位产量的技术进步和制 度变迁，是抵消由于人口压力而造成的农业部门收入分配日益恶化趋势的一个关键因素 。为了验证这个增长与公平可以协调起来的观点，作者对印度农业的“绿色革命”进行 了实证性研究，指出通常将“绿色革命”视为农村收入不公平的一种根源，这种观点与 经验事实不一致。这种看法在D.G.约翰逊(2004)中得到了支持，即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 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按照这种理解，只要能够进行有效的技术创新 和相应的制度创新，那么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标是可以协调起来的。
二是冲突论。卫龙宝(1990)注意到农业政策的多种目标存在着矛盾，此观点在陈吉元 、韩俊(1996)中也有所体现，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的政策目标应在强调农产品实物量增长 同时转向农民收入的增长。侯东民(2002)指出从1984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粮食短缺 ，到1994年压缩农业生产结构以保证粮食生产，再到本世纪初提倡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压 缩粮食生产，说明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粮食生产之间存在“跷跷板”关系，我国在提 高农民收入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解决粮食问题又要压缩非粮食生产之间没有形成一种 良性的均衡关系。此外，针对速水等人农业技术进步有利于实现公平的观点，还有学者 从威拉德.科克伦(1958)的农业“踏车效应”(Treadmill-effect)出发，检验了中国农 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增加之间的关系，发现技术进步与农民农业收入增长弱相关，甚 至技术进步导致农业边际收益下降、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刘进宝、刘洪，2004；黄祖辉 、钱峰燕，2003)，这表明，农业技术进步即使可以增加粮食生产，但也难以增加农民 收入。可见，在现有的条件下，中国农业发展政策似乎无法承载起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的两重目标。
协调论从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角度谈农业发展问题，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但 此观点只指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协调的可行性，而没有讨论两者协调的条件和内在机 制。冲突论就我国实际来谈问题，这反映了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取向，但这些文献大多采 取的是静态分析法，在农村范围中谈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问题，这有可能漏掉实现两者 协调的某些重要变量。概括起来，现有研究没有在理论上剖析冲突或协调的机理，没有 很好地解释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关系。基于此，本文试图在一个粮食市场的均衡模型 中，从部门关联的视角分析粮食供求背后的因素，借以说明经济发展中的粮食增产与农 民增收之间的内在关系。
三、模型与命题
假定农户以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为目标，他们面对完全竞争的粮食市场，因此农 户是市场价格的接收者，粮食价格由集合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假设粮食供给函数是 S = S(P)，需求函数是D = D(P)，P和Q表示粮食价格和数量，-η和β是常量，分别代表粮食需求和供给的价格弹性，考虑到粮食作为生存资源的特性，因此0＜η＜1，0＜β，k为技术进步(被定义为供给函数变动)的速度。技术进步可以使粮食供给曲线整体向右移动，S[,0]表示在技术创新之前的粮食供给曲线，而S[,1]则代表在技术创新之后的粮食供给曲线。考虑到农户在其粮食总量中要留出一部分供自己消费，因此DE是不受市场影响的农户自身的粮食需求，EF是粮食市场需求部分，DEF是完整的粮食需求曲线。
情况一：粮食短缺或粮食限价
对于上图而言，假设有两个均衡点，A(P[,0]，Q[,0])，B(P[,1].Q[,1])，显然有P[,1 ]＞P[,0]，Q[,1]＞Q[,0]，因此Q[,1]·P[,1]＞Q[,0]·P[,0]，这意味着如果均衡只是 沿着供给曲线移动，那么粮食需求曲线将对价格不发生显著作用，粮食供给增加不仅不 会导致价格的下降，甚至会促使价格的上升。这样，粮食生产、粮食销售和农户收入之 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这显然是在粮食市场存在短缺、或虽处于过剩但政府实 行粮食最低限价情况下才可能发生的故事。由此，很容易得出：
命题1：在粮食短缺、或者虽过剩但是政府实行高于均衡价的最低粮食限价的情况下， 不管是否存在针对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粮食价格上升都会促使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目 标同时实现。
情况二：技术进步只影响供给曲线
在此背景下，不存在粮食短缺和政府限价，市场均衡由供求自发决定。如上图所示， 假定需求曲线DEF固定不变。技术进步会导致供给的变化，假设技术进步k%的变化导致 了供给曲线由S[,0]向外移动到S[,1]，此刻均衡点也由A(P[,0]，Q[,0])变为B(P[,1].Q [,1])，为了比较这两点的收益，对于粮食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可以近似地表示为泰勒 一阶展开式：
从上式中可以得到：第一，考虑到粮食需求弹性0＜η＜1，因此始终有п＜0，说明技术进步所引致的粮食供给增加导致了价格更大程度的下降，农户收益水平在总体上降低，粮食增产并没有带来农民的增收，这正是农业踏车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我国许多研究中所揭示的现象。第二，在п的表达式中对k求一阶偏导，其值小于零。因此农户为了实现损失的最小化，使п值尽可能大，理性的选择是减小k。这意味着，农户为了规避市场上的降价风险，将会放缓技术改进并减少粮食供给，可见，粮食增产不增收的长期结果将是粮食减产，如果农民没有其他收入的来源，那么就会出现粮食既不增产、收入也不增收的情况。进一步考虑，在何时会发生只有粮食供给曲线变化、而粮食需求曲线保持不变的情况，按照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类别，在劳动投入性的技术进步条件下，粮食生产效率提高没有迫使部分劳动者流转到其他部门，并形成对粮食的进一步需求，结果是技术进步会增加粮食供给但不会刺激粮食需求。基于此，可以得出：
命题2：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如果技术进步只导致了粮食供给的增加，但整个社 会没有形成对粮食的更多需求，就会导致粮食产量的增长幅度难以跟上粮食价格下降的 幅度，从而在短期粮食增产但农户难以增收、在长期既不增产也不增收。
情况三：技术进步影响供求曲线
上述情形的一个隐含假设是技术进步不会导致粮食需求的变化，事实上，在以劳动生 产率提高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条件下，粮食生产领域将会流出部分劳动力，其在转向其他 领域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粮食自给率，提高对粮食的市场需求。这表现为DE更靠近于横 轴，而EF部分向外移动，假设移动幅度是t%，新的需求曲线为D[,1]E[,1]F[,1]，同时 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供给曲线变动k%。如上图所示，结果是粮食市场的均衡点从A(P[,0] ，Q[,0])变为B[,1](P[,1].Q[,1])，而不是需求曲线不变时的均衡点B。这样就可将粮 食的技术进步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双向变动相联接。此时，粮食价格和数量的变化 ，可以近似地表示为泰勒一阶展开式：
п＜0，当且仅当：f＜0
其中f = (t - k)·(β + η) + (t + k)·(β + η) + (t - k)·(t + k)·η
从上式可以看到：第一，在考虑技术对粮食需求的影响之后，变化后的净收益п＞0或 者п＜0，粮食增产和农户增收的关系不确定，粮食增产完全有可能导致农户的增收。第二，在方程f中对t求一阶偏导，其值为正，说明f与t成正相关，需求上升幅度越大，则粮食增产和农户增收越能在较高的水平上达到均衡。第三，粮食需求变化程度t取决于三个变量：粮食生产领域的人口流出程度、流出者在非粮食生产部门获得报酬的程度、流出者通过市场购买来获取粮食的程度，t与这三个变量成正相关。进一步的，t与k之间也存在着紧密关系，原因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意义上的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在土地整合的基础上提高粮食生产效率，而且可以导致粮食生产中劳动力的节余，从而为从粮食领域中的人口流出数提供条件。这意味着，技术进步或制度创新如果不能使粮食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增加，那么即使可能增加粮食产量，但也无法增加农户收入；既能促使粮食供给大幅增加、又能刺激粮食需求弹性大幅增加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安排，将能够较好地实现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兼容。按照这种分析，可以得出：
命题3：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如果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导致了粮食领域的劳动生 产率提高，同时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形成的其他领域的扩张性就业能够产生对粮食的 更大需求，则粮食供给增加越是伴随着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之间越能 协调。
命题3的核心是在粮食供给增加的情况下会同时导致粮食需求的增加，考虑到影响粮食 供给和需求变动的因素，可以很容易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1：粮食生产坚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技术进步，而农业内部其他产业采取 土地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这两类产业之间越能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则对粮食的市场需求 越大，越能在不降低粮食产量同时提高农民收入。
推论2：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导向的技术进步会形成粮食生产剩余者，流出者越能以较 低的交易成本在其他部门就业，越能获得可靠、稳定的报酬，则越会形成对粮食生产的 潜在刺激，有利于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目标的同时实现。
推论3：从粮食生产领域流向农业内外部的人口越多，越能够降低兼业粮食生产的比重 ，越能通过市场购买来满足自身的粮食需求，同时粮食市场体系越是整合，市场交易越 是活跃，则粮食增产与农民收入增加越能保持一致。
推论4：在进行农业内部和外部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农村土地如果能有较好的流转机制 ，从而实现土地向种粮户的适度集中，则以劳动生产率为导向的技术进步越能有效进行 ，粮食生产与农民增收的一致性越有保障。
推论5：在进行农业内外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农村社会中越具有筛选出“优秀粮 食种植者”的机制，并越能使这些人进行专业化经营，则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越有可能 实现一致。
推论6：政府、农户和市场应是良性互动关系，政府越能投资并推广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指向的技术进步，越能改善与粮食生产和交易相关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粮食增产 与农民增收之间就越能形成一致。
概括起来，在市场化和工业化同时推进的经济中，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存在“双赢” 的可能，其要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促使部分粮食生产者流向其他部门，粮食生产朝 专业化、集约化方向迈进，流出的劳动者在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增加粮食的市场购买量 ，这样粮食供求曲线将在更高的水平上达到均衡，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能够同时实现。 为此，粮食供求曲线的变动将至关重要，上述推论1—3着眼于需求层面，而4—6则侧重 于供给方面。
四、实证检验
1978年以来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 分析，可能难以反映不同阶段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特征。因此，本文放弃了这种方法，而 利用表格来反映不同时期的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内在关系。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4》。
表1显示，1978—1984年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纯收入增长速度很快，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有逐年缩减的态势。此阶段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尚处起步阶段，农民纯收入来自 于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84.95%下降到1984年的70.46%，可见，农民收入主要来 自于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业。因此，这个阶段实现了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两个目标的协 调，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产生了激励效应，加上农业生 产技术有所提高，这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制度和技术条件。更重要的是，作为对粮食长期 短缺的一种理性反应，国家制定了较高的粮食定购价格，市场的调节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逐渐由制度抑制的均衡点向真正的均衡点回归，所以此阶段的粮食价格处于上升态势 ，上表的粮食价格指数证实了这点。粮价提高诱发了农户增加粮食供给，同时价格上升 没有对粮食需求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农户收益也在增加，这样就实现了粮食增产与农民 增收的兼容。但这种兼容是有条件的：粮食供给相对短缺、或者过剩但政府实施最低限 价，从而粮食价格不会下降，不会对粮食产销量的增加形成抵消效应。1978—1984年中 国农业发生的故事恰好符合这些条件，同时也证实了命题1。
表2说明，1985—2003年粮食生产量存在明显的波动，其中1985—1989年在4.0亿吨左 右徘徊，1990—1995年在4.5亿吨左右徘徊，1990—1995年在5.0亿吨上下浮动，2000— 2003年下滑到4.5亿吨左右，2003年只有4.3亿吨，同时粮食价格指数也经常波动，不像 改革开放初期那样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在粮食生产有升有降、价格有高有低的背景下， 农民收入增长率从1985年的15.2%下降到2003年的7.3%，呈现出持续下滑的态势，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1985—1994年在持续拉大，1995—1997有微弱的缩减，此后两 种差距又呈现出扩大的趋势，2003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是3.23和3.5。可见，粮食产量有 时增加有时减少，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趋于降低，粮食增产不能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这 已经不是1978—1984年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双赢”的格局，而是出现了粮食增产但农 民不增收的单向恶化倾向，甚至粮食既不增产、农民也不增收的双向恶化倾向。
表2 1985—2003年中国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情况
年份 粮食总产量 农民真实纯 农民纯收入 城乡居民 城乡居民粮食价格
(万吨)
收入(元人) 增长率(%)
人均收入比 人均消费比
指数(%)
1985
37911 383.05
15.21.86 2.3105.2
1986
39151 410.32
13.62.12 2.4103.1
1987
40298 445.80
12.62.17 2.6106.9
1988
39408 492.15
12.02.17 2.8106.8
1989
40755 536.22
10.72.29 2.8 96.9
1990
44624 612.349.92.20 3.0 93.1
1991
43529 700.049.32.40 3.1 95.1
1992
44266 750.359.02.59 3.3100.3
1993
45649 809.088.62.80 3.5101.4
1994
44510 967.988.42.86 3.5119.4
1995
46662 1285.69
8.22.71 3.4104.5
1996
50454 1719.47
8.32.51 3.1 98.1
1997
49417 2054.73
8.22.47 3.1 94.5
1998
51230 2180.10
8.02.51 3.3 94.1
1999
50839 2244.14
7.82.65 3.5 90.2
2000
46218 2256.76
7.52.79 3.6 97.5
2001
45264 2348.06
7.32.90 3.6104.0
2002
45706 2475.60
7.43.11 3.5 99.2
2003
43070 2622.27.33.23 3.5102.9
注：表中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真实增长率是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得出的。粮食价格指数 使用以农村工业品收购价格指数为100的工农业商品综合笔价指数来代表的。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4》。
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源是粮食供求的不对称：一方面，粮食单产与粮食总产量之间存在 着一致性，说明通过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粮食的生产能力可以提高。问题是 ，技术和制度供给能否为生产效率的提高提供基础，更重要的是，市场能否对农户增加 粮食供给产生持久的激励。这涉及到另一方面，在粮食供给具有弹性的情况下，粮食需 求却难以增加，原因是：1，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还像历史上对付人口增长而形成的 粮食需求那样，采取劳动过度投入的“粗放型”方式，这不仅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而使粮 食增产的微观基础很不稳固，而且导致在粮食种植领域中“束缚”着大量的劳动力；2 ，即使粮食生产中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但由于制度约束，这些农民不能顺利流转到 其他部门。这反过来会强化粮食生产过度依靠劳动投入的模式，不利于对粮食的专业化 生产形成刺激作用；3，即使农民能够从粮食生产部门中流出，但他们大多采取兼业型 生产方式，仍在生产自己消费的粮食或获取社会保障，这不能对粮食的专业化生产形成 激励，不能对土地适度集中和追求规模经济形成激励，也不能对粮食需求曲线向外扩张 形成激励。可以说，当前粮食生产处于一种农户都种粮食、同时都兼业—生产效率损失 —市场需求抑制—粮食价格低迷—收入难以增加的低水平均衡状态。
注：中国人均粮食净生产指数和世界人均粮食净生产指数是基于1999—2001年算出的 。
资料来源：中国粮食每公顷产量和每个农业劳动力产量是作者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 鉴2004》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的，中国和世界谷物每公顷产量、中国和世界人均净粮食生 产指数来自于世界粮农组织数据库(FAO Database)。
表3显示，我国每公顷的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322.3公斤上升到2003年的4332.6公斤， 最低值是1952年的1322.3公斤/公顷，最高值是1998年的4502.3公斤/公顷，不考虑这些 极值，则52年增长了227.7%，年均增长4.4%，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谷物单产一直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中国粮食的土地生产率较高。在另一方面，我国每个农业劳 动力的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947公斤上升到2003年的1362公斤，最低值是1965年的862公 斤/人，最高值是1998年的1574公斤/人，不考虑极值，52年共增长43.8%，年均增长0.8 %，国际比较说明中国人均粮食净生产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增 长缓慢。可以说，我国的粮食生产基本上是通过土地生产率提高、而不是靠劳动生产率 提高来推动的，这也许符合中国农村劳动力充裕的资源禀赋，但结果却是粮食增产主要 靠劳动的过度投入来完成，粮食生产领域“拥挤”着过多的劳动力，生产的“内卷化” 特征非常明显。
表4说明：第一，劳动力从粮食种植领域中的流出人数，从1986年的7521.9万上升到20 03年的17712.0万，但乡村人口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1985年的85007.2万上升到2003 年的93750.6万，这说明粮食种植者选择的是一种“候鸟式”“兼业型”的流转方式。 第二，粮食生产者的流出比例在逐年增大，但总体上仍然较小，2003年不足农村人口的 19%，这说明大量的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大多从事粮食生产等传统的种植业，粮食 生产中过度依靠劳动投入的情况依然比较严重；第三，农民收入来源已经发生了变化， 来自于第一产业的比重从1986年的74.34%已经下降到2001年的49.29%，而农林牧渔的劳 动占比从1985年的80.20%下降到2003年的63.83%，就业结构转化速度落后于收入结构转 化速度，两者的差距不断拉大。因此，粮食生产领域的劳动力向产业内外流转时存在着 阻力，即使可以流出，也只是个人工作的流出，不是家庭整体的流出；是农闲时暂时的 流出，不是职业性常年的流出；是保留粮食生产以供自身消费的流出，不是通过市场购 买来满足消费的流出。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市场的潜在需求没有得以拓展，自给性粮食 消费仍然占很大比例，另外，流出者仍然与土地保持直接关系，土地没有因为部分农民 的流出而有效整合，如表5所示，粮食劳均播种面积始终在0.32-0.36公顷左右徘徊，近 年甚至有更加零碎化的趋势，这进一步制约了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形成、规模经济实现和 劳动生产率提高。
注：表中的流出人口是用乡村劳动力人数减去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得出的。表中的流出 比例 = 流出人口/乡村人口，农林牧渔劳动力占比 = 农林牧渔劳动力/乡村劳动力。由 于现有资料缺乏粮食种植者的流出数据，本文在这里用农林牧渔来间接表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相关数据计算得 出。
注：表中的农业劳动者是指乡村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渔的部分。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4》相关数据计算得 出。
注：纯粮户粮食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80%以上，粮兼户占50%—80%，兼粮户占20%—5 0%。
资料来源：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观察研究》、《农村经 济研究参考》1997年第11期。
注：消费量是指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出售量是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粮食出售量 ，粮食商品化比率 = (出售量 + 消费量)/出售量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4》。
表6展示了1985—1995年典型年份不同类型粮农的经营效益，结果显示在纯粮户的粮食 收益始终大于兼粮户和粮兼户的收益。所以，使纯粮户专业化生产粮食，使兼粮户和粮 兼户专业从事其他行业，将会导致两类农户同时实现分工经济。但中国当前的农村经济 离这种情况还有较大的距离，这可以从粮食的商品化程度反映出来，表7揭示了农户粮 食的消费和出售情况，结果表明虽然1986—2003年农户的粮食商品化程度整体上不断提 高，从1986年的36.1%上升到2003年的56.9%，显示了农户粮食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 密。但应该注意两点：一是粮食的商品化程度依然较低，即使在商品户程度较高的2003 年，粮食商品化程度仍不足60%，这个水平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是偏低的。二是对于 中国农村而言，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更有可能是由于粮价持续下降，导致农民为保 持流动性偏好而被动选择多卖粮食，而不是农户在市场需求刺激下的积极反应。
综上所述，我国粮食生产主要是通过土地生产率提高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非常 有限，部分生产者在农业内外的流转受到约束，流转速度呈下降趋势，粮食生产的商品 化程度仍然较低。这暗示着粮食生产的“兼业化”特征非常明显，农村没有筛选出“合 格且优秀”的粮农进行专业化经营，同时促使部分农民在资源禀赋比较之后流转到其他 领域，并形成对粮食市场的需求刺激。现实是，多数农户边生产粮食、边到其他领域兼 业，一方面粮食生产中“拥挤”着过多的劳动力，土地难以适度整合，合格且优秀的粮 农难以选出，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导向的技术进步难以实施，粮食增产缺乏稳定的技术 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顺利流转到其他领域并获取稳定报酬，即使可以 流转也要自己生产粮食满足需要，其粮食自给部分没有转化为市场需求。结果是，粮食 生产的组织化、专业化、社会化程度难以提高，固化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 不对称。兼业化使分工经济难以实现，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影响了技术进步和粮食增 产，即使有短期的增产，兼业化也不能使流转出去的农业人口扩大对粮食的市场需求， 因此技术进步只影响了供给曲线，粮食真实价格下降将不可避免。粮食需求缺乏价格弹 性，增产不能弥补价格下降，于是导致了粮食增产但不增收的情况，农户在损失最小化 的目标下，减少投入将会导致粮食产量的下滑，而农户又不能流转到其他领域来增加收 入，这就出现了既不增产也不增收的情况。可见，中国1985—2003年粮食增产和农民增 收发生的故事恰好验证了前面的命题2，如果在上述分析中考虑需求的变化，则命题3也 能得到说明。
五、结论及拓展
本文从部门关联的角度出发，通过一个粮食供求模型，说明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有 可能一致、也有可能冲突，关键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粮食供求曲线是如何变动的。按照本 文的理解，在粮食短缺、或者虽过剩但政府实行最低粮食限价的情况下，不管是否存在 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两个目标都会同时实现；在市场配置资源的 条件下，如果技术进步只导致了粮食供给的增加，但整个社会没有创造出对粮食的更多 需求，就会使粮食产量的增加幅度小于价格的下降幅度，从而出现短期增产不增收、长 期既不增产也不增收的情况；如果由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提高了粮食的劳动生产率， 同时部分粮食种植者流转向其他领域并能够形成对粮食的更大需求，即粮食供给和需求 都大幅增加，则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之间就具有一致性。
当前中国的粮食生产中“拥挤”着过多的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土地适度整 合进程迟缓，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济难以实现，遂使粮食生产和供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 性。即使粮食可以增产，但由于兼业型的粮食生产方式，部分粮食种植者不能有效流转 到其他部门，即使可以流转也通过自给来满足粮食需要，不能降低粮食自给率并增加市 场购买数量，这抑制了粮食需求曲线的向外扩展，结果是在价格下降的条件下短期内粮 食增产不增收、长期内既不增产也不增收。所以，在兼业性粮食生产和农民不能顺利流 转的背景下，粮食生产和粮食需求走向了“双向制肘、彼此纠缠”的境地，而粮食生产 和农民增收也只能陷入“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之中。
但这不意味着我国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协调已经无路可走，摆脱困境的出路恰恰在 于通过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改进，促使粮食供求在更高的层次实现均衡。从供给的角度讲 ，应继续加大对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和基础建设的投入，在稳定土地生产率的基础上，着 力提高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同时通过农地制度的改进和要素市场的完善，加快土地的有 效流转，促使农业选拔出“合格且优秀”的粮食种植者，鼓励粮食生产者的组织创新， 并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培育粮食流通主体、完善粮价形成机制、提供粮食价格信息 。这些努力的指向是通过微观的组织创新实现粮食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为 粮食的稳定供给奠定坚实基础；从需求的角度讲，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农民的流转 成本，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同时拓展劳动渠道，提供社会服 务，使粮食生产者能够在农业内外部顺利流出，并在强化培训体系和完善劳动法的前提 下使流出者能够获取稳定报酬，着力使粮食生产者的流出类型由个人、暂时、兼营粮食 的流出转向家庭、常年、专营业务的流出，促使这些人员的粮食需求通过市场购买来实 现。这些努力的指向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促使粮食需求保持较高水平。这两个方向的 努力将促使粮食产出水平提高，农民收入由于价格相对稳定而得以增加，粮食增产和农 民增收就可以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