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即人的本性——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本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关注需要，似乎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占有什么位置。只有伴随价值问题的凸显，需要才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应当承认，价值领域对需要的探讨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思想。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价值问题所引发的对需要的讨论未能越出价值领域，转化为对需要本身的思考，提升为对需要的总体性理解。
具体言之，当前学界对需要的理解至少包含三点缺陷：
其一，未能把人的需要真正理解为人的本性，或者对需要未能作人的自我生成的理解。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页。），这意味着对需要的考察实际是对人性的探寻。而目前学界对需要的大多数探讨均被人的具体需要所蒙蔽，仅仅留驻于人的具体需要中，未能上升到人性的高度。有些学者虽然意识到需要与人的本性的关联，但却把人置于主体与客体先在对立的框架中来考察人，他们的思维仍然是旧哲学的，即“主客先在二分”的本体论思维。由此得出的人只能是被动反应式的动物，人的需要最终也被归结为生存。
其二，没有把需要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相联。人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人的自由个性是其最终旨归。马克思的需要即人的本性的论断，实际潜含着人的本性与需要相互规定的话语：不立于人的本质自然无法揭示需要的真蕴，而不联系需要肯定也无以得出完整的关于人的理论。正是基于对需要的全新理解，马克思才建构了其自我意识学说、异化学说、人的自由学说和社会发展的理论等等。在一定意义上，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而当前学界却局限于价值领域探讨需要，由此消解了需要之于马克思理论变革的意义。
其三，缺乏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现今社会“流行”的需要观念是把需要归于生存，即视物质性需要为人之需要的根本。这从人们对贫富含义的理解便可窥见：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的水平是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判定个人贫富的标准是财产的大小或银行存款的多少。人自身隐而不现，凸显的是外在于人的所有物。这样一种需要观念的流行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市场经济要以经济利益驱动市场主体。而在温饱尚成问题的情况下，生存是人的“最基本权利”，把人的兴趣引向生存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此种“合理”只是相对于特定历史和特定实践领域才能成立。同时，现实的合理并不等同于理论的正当，也不应等同。而当前学界由于对人性和人的需要的非人的理解从而丧失了超越现实的维度，放弃了解构现实的权力，认同了需要的物欲化、平面化倾向。
由上述几点缺陷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尚在于没有领悟马克思思维方式的特质，没有基于此种思维揭示需要的本真。本文正是试图从人的本性的维度大致构画出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轮廓，以期推进需要理论的研究和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
二、人的本性与需要的本性
如前所言，需要即人的本性，对需要的考察同时是对人的本性的考问。那么，人是谁？对此，黑格尔在形式上给出了正确的回答：“人的真正存在是他的行为”（注：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3页。）。 马克思将这一思想提升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既然人的存在与其生产是一致的，那么“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易言之，对人的本性、需要的本性的考察应从人的生活或活动出发。而人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实践在人类活动系统中居于最为基础性的地位，因而从活动出发便应从实践出发，即对需要、人性，应当“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问题是，何谓“当作实践去理解？”是从个别实践活动出发，还是把实践视为满足生存的手段？就个别实践活动言，人之活动是围绕着吃、喝、住等具体的生存性需要展开的；从现阶段人类活动的表现言，人类活动也大都以维持生存为直接目的。因此，若从个别实践或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出发，只能把人归为动物，把人的需要视为生理欲求。但马克思恰恰反对的正是这种归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指出，劳动沦为生存性手段，人的需要堕化为动物性的机能，是异化社会的异化现象，并不代表人和需要的本真，看来，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并非个别实践或异化实践。他的实践观本质是一种历史性、总体性的视界。所谓从实践出发即是指从实践活动总体出发，是基于实践活动总体来透视人类活动总体。
从人的“整个存在”来考察，吃、喝、住等固然也是真正人的需要，但却不是需要的本性。人固然是在生存需要的压迫下进入活动，进而将活动提升为劳动的，但劳动的生成却是一个分水岭。劳动的生成同时意味着人之需要的产生，使人的生产超越了动物的片面而趋向全面。易言之，劳动的创造性使劳动不仅生产出维持生存必需的产品，而且有了剩余，正是剩余产品的存在使意识为人的活动提供的摆脱肉体需要支配的可能性由可能化为持续的现实。于是，体现人的活动的超越性的各种非生存活动，如艺术、理论、宗教等活动样式逐渐生发出来，并伴之以劳动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成为现今可堪与劳动并列的活动形式。而活动无非是为人的，活动样式的繁多实际蕴含的是人之需要的丰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是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由于需要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意识活动的语言符号中介使人的需要超越了现有活动形式的限制，带有了远为丰富的超越性，因而成为活动形式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前提和动力，如此递进，活动样式、需要和人自身均日趋丰富和完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否认诸如生存、安全、交往等具体需要的本真性。
全面的人是人的活动的指向。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实现自己的全面性说明：是人自己创造了自己，人是自我生成的，只有在人的自我生成意义上，实现人的全面性或趋向于全面性的自我实现才成为人的根本需要。而正是基于对需要的全新理解，马克思才能对富有和贫困进行重新界定：“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与此相应，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迫使人直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另一种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9页。）——需要有完整生命表现的人。这样，由于人不再被外在于自己的他物所规定，人因而也不再以外在于自己的他物作为自己的需要。
全面人的“存在”说明，人是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和理想性的存在物。全面人只是从人类历史总体所得出的逻辑结论。它是人类历史的逻辑终点，而非现实终点，全面即是圆满、大全，是人永恒趋近却永不能达致的目标。它是一个终极的否定、最高的理想，判定着人的阶段性理想达致后的非现实性，驱迫人设计更高的理想去追求。因此，人是其非是，非是其所是。人和他的需要都处于永恒的自我生成之途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也使它与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区别开来。传统哲学用“一切既定”、主客二分的思维去看人和需要，现代西方哲学则在凸显人的自我生成性的同时，却使人的生成失去了指向，而马克思既主张人是自我生成的，又由于确认人的对象性而使生成指向全面的人，从而实现了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
三、人的对象性与需要的满足
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位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2页。）。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对此一直感到迷惑不解，这根本是由于他们的视域仅限于劳动的有限目的或平面化的需要即维持生存，而没有对需要作自我生成的理解，没有进一步追问人如何实现自己，没有探寻需要得以满足的方式。
作为为我的存在物，人之为我并不是直接的，而是经由对象或自己的“他在”回到自身。经过对象回到自身的过程即是人的对象化过程，对象化是人实现自我的方式，也是人之需要得以满足的路径。人的自我生成性在人的活动中涌现出来就已隐含着人的生成只有在这种活动中才能完成。
人的对象化活动过程一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另一方面也是人的自我生成过程。在对象化之先，人并无固定的本质需要表现，只是由于人进入了活动以及对活动的结果的“自我享受”，人的本质才得以生成和确证，对象化是人之本质生成的唯一途径。马克思指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人的对象化活动可分为二类：实在对象化和象征性对象化。前者指劳动、实践，后者包括理论的、艺术的等活动，二者分别代表人的两种不同的力量或实现自我的方式。劳动、实践展示的是人之实在或物质性力量，它是借助主体的物化、感性化来实现的；象征性对象化所体现的是人的精神力量或精神境界，由于这种活动的对象是精神客体，其中介是语言符号，如此使人摆脱了外在尺度的实在限制，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根据自己的愿望创造出符合自己本性的客体。
从历史上看，象征性对象化活动是从实践中分化出来的。在现实中二者呈相互促动的关系：理论、艺术活动要以实践为基础，实践的发展又必须以前者的“先有”为条件，人的自我生成性说明人是可能的存在物，人的每一次活动均要面对多种可能，均是对可能的选择。而人选择的可能性空间的获得一方面源于活动中人对对象的展开，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具有操作语言符号的能力，人操作语言符号的过程即是由语言的所指到能指的过程，所指即实然世界，能指为可能之域，象征性对象化活动正是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空间的揭示，实在的对象化不过把象征性对象化所揭示的可能由可能化为现实。因此，人是自我设计、自我选择之果。
两种对象化活动的特点及其关系表明，它们分别展示着人的不同力量，因而是实现自我的不可或缺的方式。二者缺一，人均无法完整显示自身，无以向全面人趋近。而既然对象化活动是人之自由实现的必由之路，那么人实现自我的需要便具体化为对象化需要。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断言那种以自身发展为目的的劳动将成为自由人的第一位需要。
四、需要的异化及其消除
人的存在与人的本性是不一致的，人并非生来即意识到自己的本性，人的活动至今仍然以生成为直接目的。易言之，自我实现成为人的内在需要、对象化成为人实现自我的方式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完成之前，需要和对象化均发生了异化。
需要的本性是在人的自我生成的活动中浮现出来的，因此需要的异化“源于”或者同时是人的生成性活动的异化，异化的需要也是在异化活动中呈现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劳动本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实现自我的必由途径，但在异化社会，劳动却异化了。劳动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资料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以及劳动本身的异化四个方面。劳动本身的异化蕴含着人之需要的异化。劳动的异化意味着对象化不再是人需要的内容，意味着人需要劳动不再是出于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劳动需要之外的需要，即生存，这是一种纯粹的动物性需要。需要的动物化是异化劳动的必然产物，因为在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的情况下，劳动者进入劳动的前提即是“满足”生存，而在人生成之后，自然界已无法直接提供生活资料，劳动者只有经由对象化活动才能维持生存，于是异化的劳动和需要遂成为现实。
需要的动物化使劳动不再关注活动过程本身，而是指向产品。由此，对生存的关切势必化为对产品的占有。而在商品社会，产品被它的符号——货币——所取代，占有便转向货币。需要的异化还使得对产品的享用成为浪费，使需要者不再有满足之感。产品本是人的力量的确证，对产品的享用必须以享用者存有相应的本质力量为前提。如马克思所言：“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页。）然而，由于产品和生产者分离， 享有产品的人并非拥有与对象相应的本质力量的人，在无力享用而又强要占有的情况下，享用者只能采取自己所有的与对象不符的方式或手段，如用金钱购买爱，不懂音乐的人去听音乐会等等。这不仅是对产品的浪费，而且是对消费者身心的摧残。消费者从中得不到丝毫满足，反而成为其畸形需要的诱因。
可以看出，需要和劳动的异化根本是由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即私有制。分工和私有制把人钳制于片面的、维持生存的领域，使人只能满足于生存。因此，消除异化的唯一途径便是消灭分工和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进言之，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且是符合人性的理想，而正是这后一方面是驱使他探寻历史规律的根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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