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的缺陷与革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缺陷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地区经济的毛病出在哪里？为什么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的地区，今天会突然陷入困境，一些国家甚至落到忍辱负重地接受国际货币基金苛刻条件援助的地步？这些问题涉及到发展模式，特别是对“东亚模式”的评价。
一、东亚模式是历史形成的综合发展模式
“东亚模式”是二次大战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相似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为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从各自的情况出发采取的一些相似作法，其中包括实施经济战略、经济政策建立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这一模式首先由日本实施，60年代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等相继效仿（韩国把它发展到了极点），70年代后，它对东南亚一些国家又有重要影响。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946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及战前的65%，工业生产仅为28%，整个日本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东亚“四小”都曾有被殖民统治的历史，不仅人多地少，工矿资源贫乏，经济十分落后，而且也都遭受战争的破坏。直到50年代初，新加坡、香港只是一个转口贸易港，韩国和台湾还是以农为主。当时一些拉美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比韩、台高出10—20倍之多。
日本和东亚“四小”的当权者，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识到，要稳定政治统治，就必须加快经济发展，解决社会贫困。它们抓住了战后初期国际政治经济深刻变化提供的有利机遇（战后新科技革命下引发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经济关系调整对生产力的推动；战后两极体制下东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其他一些政治经济事件等），实施了一些大同小异的推进经济加速增长的做法，其主要内容：
一是较早地实行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和政策，奉行“出口第一主义”，以扩大对外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推进器”。虽然它们在推进外向战略方面，如资金筹措、进口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各有不同，但也有共同处，如由于资源和市场有限，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方式；为吸引内外资本，都十分关注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为提高本地产品的竞争能力，多数成员注意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二是与发展外向型经济相适应，日本和东亚“四小”都逐步建立了不同特点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香港除外）。其共同处在于：（1 ）由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此私有制是基础；（2 ）逐步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的主体是现代企业；（3 ）市场机制是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4 ）除香港（它奉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后发型的经济体，它们扶持私人资本成长；一度发展起相当规模的国有经济实体；而且还通过制定计划，实施有关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资源配置的方向，并积极发挥在制度供给、制度创新和制度保证方面的作用。
三是在战后特定的内外条件下，日本和东亚“四小”都建立了形式各异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作为实施经济战略，建立东亚特色的经济体制的保证。它们一面制订集权法律，强化国家机器，限制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的权利；同时又程度不同地推行了一套社会改良政策，以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保障穷人的最低需要。
由此可见，东亚模式实际上是包括经济和政治在内的综合发展模式。从深层上说，它又和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因为正是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提供了这一模式建立和实施所要求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基础。
应该说，这一模式的历史功绩是不容置疑的。日本在二次大战后用了不到20年时间，在经济上超过了当时的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强国；东亚“四小”从60年代起，只用了30年左右时间，实现了经济“起飞”，从一些落后的经济体一下跨入高收入地区的行列，走完了发达国家曾用一、二个世纪所走的路程；即使是东南亚一些主要国家，从80年代中期以来，也保持了10年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所说：“东亚的奇迹是实实在在的，东亚奇迹对亚洲经济的改造是历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二、东亚模式的毛病在哪里？
由于东亚模式是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产物，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为尽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目标所实行的模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在人们对这一模式的一片盲目的赞扬中，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对“东亚模式”有关增长方式提出了尖锐批评，引起了东亚地区的震动。尤其是去年开始的这一次危机，是东亚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总爆发，使人们能够比较冷静地来评价“东亚模式”。
对危机原因的各种探讨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出现类似问题？根源在于它是和“东亚模式”所固有的缺陷分不开的。具体地说，表现在：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赶超模式。战后初期，东亚国家或饱受战争摧残，或受长期的殖民统治，经济已经破败不堪，于是从日本起，就希望通过高积累，高投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以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说，这一战略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使矛盾逐渐积累。
问题在于，这种赶超模式容易导致政策上的急功近利，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上的扩张。由此容易注重人力和资本的投入，而忽视技术、教育和管理在提高综合劳动生产率方面的长期作用；容易注重某些部门的孤立突近，而忽视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容易注重物质上量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这些国家都实行外向型战略。这一战略，在推动其经济和贸易发展中确实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战略能否持续，关键在于能否保持自身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为此，就必须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然而，这又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东亚地区成员战后的工业化进程，都是从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入手的，这在当时困难并不大。但这种比较优势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到一定时候（通常可维持10年左右），就会遇到“前堵后追”的局面。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是轻纺工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一般属重化工业）转变，以及由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一般是高科技产业）转变，则要困难得多。它不仅需要更多的资本，更大的市场，而且需要更高的技术和人材，更好的投资环境和更有效的管理和组织。但这一切很难在短期解决，发达国家是在长期工业化过程中逐步解决的，东亚模式本身并没有自动提供解决这些困难的机制。我们看到，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有些（如泰国、印尼等）在第一次跳跃中就遇到挫折；在第二次跳跃中有些（如韩国）步履艰难，有些（如新加坡）靠外资来实现，有些（香港）则还没有跳。
3.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和调节，对市场体系尚未建立，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为加快发展无疑还是必要的。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政府的作用不可能取代市场，相反，它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并积极去实现在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方面的任务。特别是当经济向纵深发展时，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经济体制作相应的转变，既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又不放松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职能。
东亚一些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的问题是，在相当一个时期，它们对经济干预过大，控制过严，不利于推进公平竞争，严重制约了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如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政府对企业集团的扶植，不仅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抑制了中小企业成长，助长大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而且由于“政策性金融”不是按企业效益和偿还能力提供，而是按政府官员意志贷款，不仅给官商勾结提供了沃土，而且使金融体系的素质也日益恶化。而在80年代后，当全球金融自由化席卷东亚时，这些国家政府对由此产生的风险又估计不足，仓促地开放资本市场，过快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放松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特别是外债、汇率）的监控和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以至为危机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4.在经济发展初期，东亚很多国家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如果这一体制在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政府之下，它在扫除旧制度的障碍，维持社会的稳定，弥补市场的不足和缺陷，培育市场体系等方面，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一体制的致命缺陷也在于权力的封闭性和垄断性。如果官员的素质不高，它容易造成宏观决策的失误；特别是在这一体制下，由于权力不透明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
由此可见，东亚模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需要通过改革，使模式不断去芜存精。同时，客观环境也在不断变化，也需要通过调整，使模式不断除旧布新。
三、“东亚模式”的革新之路
就东亚发展模式而言，危机提供的启示和教训在哪里？
1.必须转变战略思想。彻底改变过去那种片面追求高投入、高增长的传统模式，真正转到以效益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模式上来；转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和以增长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增长速度必须以效益为基础，在效益中求速度，并把速度建立在客观条件可能的基础上，否则，欲速而不达，这是无数教训一再证明的道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在稳定和协调中求发展。
2.实行外向型战略，必须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为此，必须切实地把提高科技教育和改进管理置于战略地位；同时要正确处理扩大开放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正确处理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关系。在这次危机中受打击最大的是那些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国家，以及那些不顾自身条件，过快实现金融自由化和盲目引入过量国外短期资金的国家，如韩国等，其教训值得重视。
3.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并不断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将会加快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是必然的趋势。为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干预方式和干预力度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即应坚持政府干预的非自顾性、规模性和公开性的三原则。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决不是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相反，今天所有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都在于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次危机的深刻教训之一就在于，在金融自由化过快实施的同时，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没有跟上。因此，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领域越是放开，市场化和自由化进程越快，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越是有力、有效和灵活。
4.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应该看到，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矛盾将日益突出，并将严重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次危机中，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和政府更替都与此有关。因此，除了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外，更重要的应该建立法治，不断健全民主制度，政府决策和信息要公开，真正把政府行为置于群众广泛参加和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