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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6)01-0039-14 “女性在科学中未被充分代表”是一个世界性现象，究竟是女性疏远科学，还是科学排斥女性？女性主义研究认为，是女性高等教育状况限制了她们参与科技领域的条件、资格和能力，决定了她们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少数民族”及其低层次者的结构和地位[1](P38)。在高等教育阶段存在着明显的专业性别分隔，形成了所谓“男性学科”(如计算机、数学物理和工程)和“女性学科”(如语言、人文、教育、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等)以及高度性别化的所谓“硬科学”和“软科学”之分。王珺认为，这是“高等教育复制、传承社会性别等级差序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学科等级化的基础[2](P20)。 教育史研究显示，高等教育早在接纳女性之初，就对她们的学习科目有所限制。由于社会传统观念对女性的要求，女性选择的专业与男性有明显的差异，她们大多选择教育和家政，而男性则选择机械和农业。女性多集中于人文学科的状况到现在也没有根本性改变[2](P17)，在女子高等教育史上，金陵女子大学(以下简称金陵女大、金女大)是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存在。金陵女大在1915-1951年的短短36年间，所培养出的毕业生不超过千人，但是其日后在“硬科学”方面成就卓著的却大有人在，如：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终身院士鲁桂珍博士①，诊断病毒学领域的领头人、耶鲁大学实验医学终身教授熊菊贞博士②，国际著名植物学家、哈佛大学终身高级研究员胡秀英博士③，牛津大学自然地理博士、女海洋学家刘恩兰④，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雷达研究室理论物理组副研究员、有“中国居里夫人”之誉的统计物理学家王明贞博士⑤，中国光谱研究先驱者之一何怡贞博士⑥……她们在世界名校求学和工作，也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中国女性的足迹。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多位蜚声海外、尽显中国女性科技研究才华的金女大毕业生，如中国第一位生化学和营养学家严彩韵⑦，化学家吴懋仪⑧、郁采繁⑨、陆慎仪⑩等，尽管这些女杰多是深造于国外，但她们的成就却奠基于金女大的理学基础教育，同时也受到母校继续深造的鼓励，很多人是由金女大直接推荐输送出国留学深造的。 而日后成为国内某个科技领域的拓荒者、先驱的金陵女大理科毕业生也不在少数，如中国感光化学界先驱陶其微，中国最早女性内分泌实验室的创建人俞霭峰，创建中国第一个跨国的高科技研究室、非晶态物理与光信息研究室的戎霭伦，中国引进CT和MR技术第一人李果珍，著名的原生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蕴珍，著名细胞生物学专家曾弥白，高山病药物研究的权威彭洪福将军，传染病专家皇甫玉珊将军，中国防化领域专家钟玉征将军，遗传育种专家徐静斐……金女大可谓科学群星灿烂、竞相辉耀。 工程实验技术往往因科学研究系统的内部的级差而被轻忽，但金女大却也培养出很多这类人才。如1936年毕业于金女大化学系的吕锦瑗，在日寇敌机空袭警报声中，成功研制中国第一张黑白感光照底片和乳胶制剂；再如金女大化学系毕业的王侠飞，在美国麻省总医院实验室给诺贝尔生物化学奖得主柯瑞(Dr.Carl F.Cori)做助手，1975年她发现可将葡萄糖六磷酸酵素的活性在2小时内增加5倍的方法，因此柯瑞教授和她联合署名发表4篇论文，她本人也因此于1976年进入世界名人录(11)。 可见，中国女性中并不缺乏有志于科学事业并具有科研所需要的能力、兴趣和意志之人，而且是可以在科技的“男性丛林中”取得不俗成就的。 那么在一个女性几与科技无缘的年代、在一个毕业生总共数百人的小型学院、在独立办学不过短短的36年期间，金陵女大何以能如此密集地涌现科技人才？她们在那个时代又是如何突破性别化的专业分离的藩篱？本文将使用金陵女大的历史档案文献、校友传记、回忆和访谈，从学校的历史渊源、教育理想、独立女子学院的机制和培养模式，以及科学救国和争女权相交织的现代话语下，金女大学生在软硬科学间的自主选择进行分析，将金女大的故事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脉络之中，分析她们艰难突围的历程，从中思考我们今天又能从这一段历史中得到什么启示。 一、独立女子学院：一个竭力摆脱性别身份束缚的微环境 如前所述，女性在科学领域“未被充分代表”无疑与高等教育的性别化专业分布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我们先来看一下金女大学生的专业分布： 在金女大有记载的1919-1950年893个正式毕业生中，毕业于理科(在未分科前)、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有220人，占24.78％(12)，这在那个历史时期对一个女子学院而言，是一个很高的比例。特别是化学和生物，是除社会学(22.89％)、英语之外毕业生比例最高的专业。早期金陵女大学生的理科偏好更显著。如1919年第一届毕业的5名本科学士中，就有3名是理科生。前三届23个毕业生中共有14个理科生。在细分科系后的1927年18个毕业生中，有8个学的是数、理、化、生，2个医学预科，3个体育生，而学英文、历史、经济的共5人。为什么金陵女大学生如此垂青于理科？她们仿佛很少受到女性不适于学习科学的观念束缚。这要由金陵女大的历史渊源和特有的办学理念、学院机制和办学模式说起。 1.精英主义教育和科学主义立基的办学理想 高等教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既是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包括性别制度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的推进器。由于教育体系对女性长期排斥，女子高等教育的发轫通常晚于男子。如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萌生比1636年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晚了200年之久，日本女子高等教育萌生比美国晚35年，而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萌生比美国晚近60年[3](P50)。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中国，所有国立、私立大学之门均对女性关闭，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之门是由华北协和女大、金陵女子大学和华南女子大学这三所教会女子大学开启的，因此教会女大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先驱且具“化外”的身份，因此有了不必受国内外教育体制严格规制和既有性别规范束缚的条件。 金陵女大建校于1915年，由美国浸信会、监理会、美以美会、长老会以及基督会五所差会共同创立。当时美国教会的海外传教和办学也经历着一个重要转折，传教士的人员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自19世纪始，许多来华的美国传教士都是从学生志愿者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中招募来的大学或学院毕业生，被称为结合了“传教热情和学院精神”的“浪漫主义学生运动”[4](P49)。他/她们大多受过更高的教育，本身就是科学知识与信仰体系结合的产物，先进的科技文明以及他/她们自己的专业特长与信仰一样，是其值得骄傲的本钱，也是他/她们对于自我价值的认知。 海外传教人员的性别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世纪末，女性传教士已开始超过了男传教士，到1905年时，在来华的3445名传教士中，女性几乎占到了2/3[5](PP234-235)。这些女传教士大多毕业于最早挑战男性统治的高等教育体系的那一批小型女性教会学院，她们在拥有基督信仰的同时也有较高的学术修养和女权意识。来华办女子教育对她们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彼时作为男权社会的美国很少能给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足够的工作机会和升迁空间，而海外传教在当时的美国却受到尊重，甚至于一些以往是女性禁地的教堂讲坛也因此为女传教士开放。可以说，此间亟待走向现代文明的中国，正像一艘蓄势待发的航船，女子高等教育更像一片有待拓荒的处女地，为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传教士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一个比国内更广阔更自由的新舞台[6](PP3-4)。她们离开美国的同时，也摆脱了本土社会文化中的男权压制机制和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气质要求对她们的束缚。 特殊的身份以及独立女子学院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性别主义建制，给了她们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具有专业精神的中国女性精英、改变中国妇女生活(包括宗教生活和职业生活)的实践场所。金女大第一任美国校长德本康夫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她和金陵女大其他创建者多属于传教士中的“现代主义”派(13)，她们的兴趣更着重于训练中国精英女性成为“有基督信仰”的知识界和精神界的领袖。1928年吴贻芳开始主政金陵女子大学，她在就职演讲中阐释道：“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所用。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各种工作……学校于国家科学并重，既培养了中国学者的思想，又能得到科学家的方法，然后到社会上去，才能应各种新的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给各种工作”[7]尽管学校强调金陵女大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女界精英”，但这个精英是以“社会精英”为模版的，是分布于经济、科技、教育和社会、管理各个领域各个界别的。它内在隐含着通过高等教育为女性进入公共诸领域做准备的女权意识，这一暗含女权的精英主义教育理想，体现在金陵女大的标准化办学和课程设置中。 建校之初，德本康夫人的第一努力目标就是使金陵女大“标准化”。所谓标准化即以英美的现代教育为参照。金女大所用教材皆为英美大学教科书，采用的教学方法也是英美式的，如采用开放式教学、强调师生互动等。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蓝图中，英美化被视为体现教育现代性和科学性的标准，德本康等金女大创始人概莫能免，而另一重标准化则意味深长，表现在金女大的课程设置要向男性看齐。金陵女大并不强调女校专业要有所谓“女性特色”，办学第一年，金女大虽然只有9个学生，但“凡大学所应有的课程，均能开设”[8](P2)。初创时期学校仅分文理两科，哲学、英国历史、化学、数学，所有的学生都要学。1922年开始分系，到1925年时，除了主修课国文、英语、宗教、历史、教育、化学、数理、生物、音乐、体育，辅修课还开有地理、卫生、心理、天文、法文和德文——早期的金女大力求门类齐全，走文理兼修的博雅教育之路，这和美国早期女子学院走过的路非常相似。如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在建校初期就力求与最优秀的男性大学保持同样水准，课程目录介绍十分清楚地说：“学院不打算使妇女适合于某一领域或职业，而是通过哲学和经验所建议的最好方式来完善她的智力。”[9](P55)另一所著名的女子学院韦尔斯利学院也要求学生必须接受为男性准备的所有传统课程，包括数学和艰深的希腊语。在课程设置问题上，她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女子职业发展，而是力求以教育证实女子的智力并不弱于男性。盖因这些美国的女子学院都受到男性主导的教育系统的排斥，她们必须以女校的“高标准”向社会证实自己和男校有同样的水准和同样办学价值。在专业设置和专业标准上向男校看齐，既是对男性知识生产谱系和价值的认同，也是一种试图填平高等教育“性别鸿沟”的努力，是对教育贬抑、排斥女性的一种抵抗。 此外，独立女子学院都是私立学院，因此可以暂时逃脱国家教育体制的规制，在专业设置上较少受到所谓女生需学习“女性化专业”的束缚，形成一个女性可以根据自己兴趣选择专业的微观环境。 早期美国的女子学院都曾拒绝设立家政专业。如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特罗伊女子学院(成立于1821年)的创始人埃玛·威拉德(Emma Willard)就说过：重要的是培养妇女的数学计算能力，而不是如缝纫技巧一类的实用科目[10](P68)。而当时所有男女同校的大学(基本为公立学院)，都把家政课作为女性高等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学生专业课程选择反带有明显的性别分化倾向——男生一般选择机械和农业，女生多选择教育和家政[10](PP80-82)。中国也不例外，1919年成立的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设国文、数理化、博物、家事四部。而金女大直到1940年，也就是说在建校25年后，才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强烈“建议”下，开设了家政系。这种在女性高等教育发展初期，女子学院和男女同校的大学对于传统性别角色定位下的学科设置的不同态度，及其对于就学的女性学生可能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考虑到女生的专业兴趣和毕业后就业出路等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起，金陵女大就开始以一种务实精神对原有的课程设置不断进行调整，逐渐停办了宗教、政治、经济、哲学等系，又将数学系和物理系合并为数理系，同时强化了社会学系，使之在40年代成为金女大第一大系。加之英语系和新增的家政学系，三大系比重加重，开始形成文科偏重的“女子学院特色”，这是40年代后期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扩张，精英主义教育的色彩也已减退。但是尽管专业设置中多了务实精神，金女大并未全然受功利主义的影响。例如地理系一直是金女大规模最小的系，曾经有过一届只招收到一人甚至没招到人的记录，但是学校从未有停办地理系的计划，反而支持系主任刘恩兰博士坚持教学的高标准，延请最好的教师、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把地理系办成一个学术一流、有影响力的系科，而文科学生选修地理的也不在少数[11](PP156-157)，这是要有一定的远见卓识才能做到的。 毕业于美国老牌的曼荷莲(Mt.Hollyoke)女子文理学院数学系的校长德本康夫人，在虔诚的宗教信仰下有着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她认为此时衰弱落后的中国最缺少的是科学精神和科学训练，而哀叹当时中国人不热衷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多么需要科学!她在给纽约金陵托事部的信中写道：“以一个如此薄弱的科学为起点我感到很悲哀。”她坚持金女大要建立强大的理科部，要求从美国派有能力的人来教授化学、物理和生物[12]。一般人会认为学习科学会使人滋长怀疑主义精神从而远离基督教，但德本康夫人这些现代派教徒则极力以“学习天文学可以帮助消除学生本土的迷信”“数学授人以理性与分析能力，可以弥补中国民族性中不利于接受基督精神的缺陷”等为理由向保守的总部证明科学教育和宗教信仰二者并不矛盾[13](P42)。德本康并不是孤身奋战，长期执教于金女大的美籍教师如化学教师蔡路德博士(Ruth M.Chester)、生物学教师黎富思博士(Cora D.Reeves)等一批外国女教师和她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推动金女大的理学教育。黎富思发现并培养了吴贻芳和胡秀英等优秀的学生，她不仅推荐吴贻芳到美国攻读生物学博士，还力荐其成为金女大的第一个中国女校长。蔡路德为金女大工作了34年，除了教授化学还长期担任教务长，培养了吴懋仪博士等优秀的专业人才，她的科学主义精神也影响了金陵女大的几代人。 尽管1930年以后，金陵女大文科渐强，但女大重视学生科学素养训练、坚持文理兼修的博雅教育理念没有改变，每一个金陵的学生，无论选修什么专业，必须文理兼修，文科生也需修满一定学分的理科。 2.崇尚女性独立和献身科学的培养模式 很多金女大老校友在回忆中都说道，金陵女大是受到传统性别规范束缚最少、得到成才鼓励最多的地方。学校刻意培育女生独立自强的信念，培养她们成为心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鸿志的新女性。校长吴贻芳是金陵女大的第一届毕业生，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生物学博士学位。她在大学时代就“性近科学，喜研究”[14](P391)，追求独立平等，在民族危亡之际更是立定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志向。她在掌政金陵女大的23年中，反复给学生灌输的理念第一就是女儿当独立，“最应注意者以自立自强为重要，无论在学业上，品格上均须以自立自强为原则”[15]。其次，就是强调女生要像居里夫人一样勇于献身科学。在女大老校友回忆录中，大家都谈到，她们心中有共同的偶像：花木兰和居里夫人，前者直接从军报国，后者追求科学真知矢志不渝。而且与前者相比，居里夫人存于现代，享誉学界，并在当时的中国被广泛宣传，可以说是为所有的在校女生、知识女性树立了一个榜样。而她成功的领域正是在科学界，这让所有女性的建功立业之梦戴上了科学的花环，也鼓励了一批中国女性，在女性高等教育发展之初，就直接涉足物理领域。 应该看到，同性别的偶像、可仿效的榜样对女性成就动机有显著的增强效应。对日本女子教育的研究表明，日本女生成就动机不足，主要因为身边缺少杰出女性的榜样，而她们看得见的女性榜样就是学校里的女教师和家中的母亲，而这两类在日本社会恰恰是缺少成就机会的人[16](PP125-154)。而在金女大，学生们除了居里夫人还有身边的偶像，像校长吴贻芳、化学系主任吴懋仪博士、地理系刘恩兰博士、生物系鲁桂珍博士、营养和心理学家李美筠博士、心理学张芗兰博士等(她们都是成长于金陵女大，留学归国后又服务于金陵女大的女教师)都为学生所崇拜。 即使学校在30年代后做出了学科调整，但学习钻研自然科学在金女大仍然得到特别的鼓励并为学生所崇尚。“许多人觉得念科学是最枯燥无味且又极烦琐的，可是我们这位李小姐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反而觉得有趣，她把化学楼的实验室看得像她的娱乐场，星期天也留下她的足迹；把化学方程式像歌谣一样背得烂熟”——这是1943级“级友”为李葆真画的“素描”[17]；“出水芙蓉映面红，钙汞氢氧兴无穷，中华儿女精科学，救国全凭一寸衷”，这是1941级金女大女生毕业时的临别唱和。化学系毕业生景荷荪和道：“科学精神百炼身，胸怀壮志欲凌云，旦教杀尽倭奴日，吐气扬眉怨始平”[18]。景荷荪的丈夫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她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辗转入川继续学业，她和女生们坚信“精科学”方可实现报国仇家恨之愿，而科学研习无论枯燥与否，在为救国钻研中也可变得“兴无穷”了。 学校还经常通过学术活动培养女生对科学的兴趣。如据《金陵大学校刊》记载，一次德国克莱脑教授到金陵大学做《云南山川与生活之景况》的学术报告，克莱脑曾率队到中国做云南地理科考，是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但金大本校听众中没见有一个女同学，而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博士则亲率五十多名女生赶来，占了全部听众的三分之一。令金陵科技男们大发竟能在金陵女大的女生中找到知音的感慨：“足证现代男女的眼光，对问题有同等兴趣矣!”[19](P4)学校的科学救国教育和校园热爱科学的氛围，在学生心中播下热爱科学的种子。吕锦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她当年研制中国自己的感光胶片的动力，就来自她在金女大读书时立下的志愿[20](P120)。 而女子院校的特殊环境更是为女生们的实践能力提供了锻炼机会，并造成金女大学生在这方面的特殊优势。老校友梅若兰回忆，因为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有共享教育资源的机制，一次两校学生一起做一个难度很大的化学实验，因为金陵大学的女生以往遇到有难度和有一定危险的实验都由男生动手，女生被动旁观，所以缩手缩脚，不知如何做才好；而金陵女大学生从来都是天大的难题自己独立完成，素日教师对实验要求又极严，所以轻松上阵、干脆利索，完成得十分漂亮，其间的差别令两校指导教师感叹不已(14)。另一位校友曹怡则是在毕业分配时，展示了扎实的实验功底，通过了本来对女性参加科研工作持保留态度的著名化学家王保仁先生的考验，进入在此之前基本不收女生的有机所工作[21](P298)。 “硬科学”之“硬”，除因数理逻辑推理抽象思辨居多之外，科学实践之高冷离世、艰苦卓绝也是其通常被认为是高度男性化而柔弱的女生难以胜任的原因。但因金女大特别崇尚科学的实践精神，鼓励学生不受约束地去实践，因此培养了若干敢于迎“硬”而上的学生。 例如刘恩兰，她在获得硕士学位后从芝加哥大学返回金女大任教。她没有选择从太平洋直接返回的路线，而是选择了一条漫长艰险的地理考察之路作为返程。在芝加哥大学的支持下，她和另一校友黄丽明结伴由美国到加拿大的魁北克，然后横渡大西洋到地中海，入法国，经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到荷兰，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再渡北海到挪威、瑞典，再渡波罗的海到波兰，最后横穿苏联全境，入满洲里回国，成为中国连续考察北美、西欧的女地理学家第一人。她沿途跋山涉水，在挪威还曾经历冰山崩塌的惊险一幕，表现出为科学献身的无畏精神[22](P17)。她在金陵女大创建的地理系，尽管是金女大最小的系，但却是本校科研活动最活跃、最接近学术前沿的系。作为系主任的刘恩兰博士亲自带领学生徒步三千里，历时两个月，考察了金沙江、岷江、灌县、威州等地的自然地理、矿产物藏和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23](P124)。在二战前夕，刘恩兰还在英国军方的支持下，乘小型潜艇考察海流湍急、水下地形异常复杂的英吉利海峡，取得大量科学资料，为后来英国海军战胜法西斯德国海军贡献了力量(15)。 胡秀英钟情于植物分类，她对所爱专业研究亦投入极深。为采集植物标本，她踏遍四川的峨山、穆详官古山、里番老启山、济川草坡山、灌县赵公山，她曾以在一个“飞机代步的时代”，一个中国女子可以靠自己的两脚攀上1.5万英尺的雪山而自豪[24]。90岁的时候，她还能荷锄劳作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植物园中。 3.为女性保留主体性和成长空间创造有利微环境 作为一个独立女子学院，金女大的结构十分独特：从校长、教导主任到系主任都是由女性担任(仅个别系主任是男性)，且学校拥有最高比例的女教授，因此她仿佛成了一块女性独大的“飞地”，可以让女性最大限度避开男性的干扰，独立订立、执行女子教育工作，创建了一个女性为主体、女性掌控的微观环境，鼓励女孩独立、不受传统习俗约束自由选择专业。 金女大的学生在此读书期间不仅可以不受束缚地成长，自由选择自己专业(16)，而且有志于学业和未来事业成就的学生还可以获得特别的机会，比如勤工俭学。学校允许学生因贫困而暂时中断学业，会为她们保留学籍(甚至因婚姻和生育中断的，求学意志坚定者也有恢复学籍的)，孤儿李美筠和贫寒子弟张芗兰都曾工作一段时间积攒够学费再回校学习，张芗兰甚至四出四进学校才完成大学学业。 当时的中国暂时还未为这些受了良好科学教育的女生提供足够的用武之地，而如果选择继续深造的话，国内的教育也尚不能给女生提供进一步研修科学的机会。金陵女大的教职员工们便积极鼓励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女生赴国外深造。在校青年教师教育服务满6年就可出国进修和深造。吴贻芳更是利用学校与海外教育团体的广泛联系以及个人声望极力向外推荐，使金女大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定优势，不仅学生有很多机会出国深造，教师出国进修、讲学也机会颇多。在校刊中，不少年份都记录着一个学年终了，20多个金女大师生同乘一船联袂出国的盛况[25](PP361-362)。金女大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的比例很高，女大前4届毕业生不过33人，赴美深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就有20人，至1947年金女大共有29届本科毕业生703人(去世的不算)，毕业后继续深造的有191人(占27.1％)，获博士学位38人，硕士学位73人，另有2人在国内继续研究[26]。 即使深造后毕业，中国这个尚待发展的国家，也没有能力为这些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科学救国的舞台。金女大努力为她们提供出路，包括回母校任教。金女大教师中本校毕业生深造后回来任教的比例极高，教育成为女性人才的储备库(这大概也是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开始，科技救国的热潮逐渐为教育救国所取代的原因之一)，王明贞、张肖松、邬静怡等都在母校任过教，而其中一些人成为系领导，如地理系系主任刘恩兰、化学系系主任吴懋仪、数理系系主任鲁淑英、营养系系主任容筱韵(17)、教务主任张芗兰等。金女大作为一个独特的女性主导机构，为女性专才特别是女性理科专才提供了很大的上升空间，在当时其他大学女教师能升至系主任是极为罕见的。 二、追求独立与科学报国：女生选择硬科学的动力 如果说金女大独特的精英主义和独立办学的理念，有利于女大学生摆脱专业性别分化的束缚、培养对科学实践精神的崇尚，推动了更多女生去学习理科，而专业更多是出自学生个人的选择，金女大那么多学生对理科情有独钟有没有内在原因？这要放在内外交困又励志图强的20世纪中国的背景下、放到现代化的脉络中解读。 1.科学救国与女性使命 女子接受高等教育之始，等待她们的绝不是友好的目光和掌声，甚至在社会上看来读大学很奢侈，不是一个女孩的好选择——没有适合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职业提供给她，而她又因岁月蹉跎会错过出嫁的合适时光。金女大第一届9个学生加上后来插班的吴贻芳，只有5个坚持到毕业。这些选择了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选择学习“男性化硬科学”的女性，必定有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这个驱动力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 学习科学以拯救民族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动力。这种爱国主义的渊源由来久远，到20世纪变得格外强烈。王明贞的家族故事是一个历史缩影。王明贞的祖父王颂蔚官至内阁侍读学士，是朝内第一流学者。他研究地理学用于战争决策，甲午战争时期，他曾与翁同龢等一起在军机处筹划备战，最终中国败于日本，他在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后悲愤郁结而终。她的祖母王谢达长秉承中国启蒙运动“禁缠足”“兴女学”的强国理想，是苏州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一手创办苏州振华女子学校，取其振兴中华之意，著名的何氏三姐妹和杨绛等都是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王家几代人中，从事数学、物理和机电研究者甚众，特别是她的哥哥王守竞、弟弟王守宽都是中国一流的物理学家。王明贞对物理学的热爱也许有家族的渊源，但是，兴趣只是一种专业选择的触媒，如何以最有利同时也是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报效祖国才是首先考虑的。这从她50年代辞去研究条件优越的美国雷达所工作，甚至从此告别她心爱的物理学研究，排除万难回到祖国报效新中国的行动中得以体现(18)。 物理学家何怡贞，与胞妹何泽慧、何泽瑛享有科学界“何氏三杰”之誉。作为老同盟会成员的父亲何澄曾放言：“我有八个儿女，将来分别让他们到打败我们的八国联军国家去学习，等学到科学技术后再想法打败他们。”[27]作为长女的何怡贞选择了物理学，她的弟弟妹妹受其影响也都选择了理工科，或许是为了实现父亲科学强国的梦想[28]。 科学救国作为彼时中国压倒一切的爱国主义主调，对她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德本康等西方人士认为中国落后，落后在科学技术和科学教育不如西方，而如王明贞、何怡贞等祖辈、父辈们则认为，中国输给列强，输在没有先进的科技，而要战胜帝国主义列强，唯有科技救国，在学校“女国民”教育的影响下，科学救国也成为女性的使命。 科学救国的理想对当时女生专业选择的影响有多大？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巴伯奖学金专业分布业的国别差异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背景资料。美国密歇根大学在20世纪前叶是美国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大学。它在接受国际学生方面一直排名美国前五位[29]，它还有一个专门针对亚洲妇女的奖学金——“巴伯奖学金”。在1917-1955年的38年间，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19)282名亚洲妇女受惠于巴伯奖学金留学美国，其中来自中国的女生130人，几乎占了半壁江山(45.8％)，金陵女大的吴贻芳、何怡贞、王明贞、邬静怡、张肖松等都是巴伯奖学金的获得者。而在对亚洲女留学生专业分析中更显出中国女留学生的与众不同(20)——中国女生选学物理、化学、数学、医学、建筑等“硬科学”的比例高达62.5％，特别是物理学，该奖学金获得者中学习物理的学生(10名)全由中国女生包揽；而选择传统女性“软科学”(文史哲、教育)的仅占28.9％，选择经济管理类的占3.1％。而其他国家女生的专业大多限于所谓女性学科，如印度女生中有42％选学教育，日本女生中有38％学习英文，选择理科的比例低得可怜。在理科方面，唯一可与中国媲美的是菲律宾(34.2％)，但她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植物学。 我们暂时还无法解释其他亚洲国家的女性偏爱“软科学”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中，科技强国的影响对这些中国早期女留学生的专业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反过来说，其他亚洲国家女生偏爱软科学是符合当时亚洲和整个世界的性别气质规范的，而中国女留学生的选择则是“偏离常态”的，这种“偏离”可以说是近代以降中国一直处于随时可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民族危机的产物。民族危机对那些有强烈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女性产生了明显的应激效应。 2.追求女性独立，一个强有力的选择驱动 有研究认为，相较于美国女子高等教育产生于对女性的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追求之中，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则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时刻被动产生，在于追求国家和民族独立与富强[30](P85)，这种性别与民族的缠绕，似乎限制了中国女性的独立选择。但笔者认为，追求女性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强盛都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之意，争取女性独立、不受束缚地自由选择专业的权利和科学救国一样，恰恰构成了女生主动选择“男性化科学”的强大动力。如陈诒在金女大毕业后到美国费城学医，那时医学在美国也仍被视为男性的天下，全班只有她一人是女生。她说“我为什么要学医？我要问为什么女人总是做护士？我立志要改变它”，她说她这种挑战传统的志向来自开明父母的影响，从小父亲就鼓励她：“一个女孩可以做男人的工作，(学)化学、机械、都可以。”而就读金女大进一步激发了她学习科学的志向，“我喜欢进这道门，我愿意代表女界做别的事情”(21)。 另一方面，科学救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也给中国女性突破科学的性别禁忌和束缚以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女性进入男性传统优势领域的阻力。科学主义话语与救国强国责任理想、现代性话语与妇女解放的各种话语的交织缠绕，既有压制女性主体的一面，但也为中国女性提供了通过教育和职业化挣脱父权制家庭束缚、释放和发展个人科学潜能的更强有力的支撑。 以王明贞为例，尽管出身书香门第，但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父亲并不像培养家中男孩那样培养她，10岁那年她还被继母留在家里做家务，如果不是祖母的强力干预，这个极富天分的女孩，只能成为封建时代的家庭主妇(22)。日后她读大学选择理科解除父母包办的婚约，留学海外，每一步都障碍重重，而她选择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争取独立。不抗争，就别无出路。在封建家庭压迫下，必须以一种决绝的姿态选择最艰苦的学海生涯。献身于科学研究的金女大女生不止王明贞一个，例如李美筠当年就是被遗弃的孤儿，她到国外连读营养和心理学两个博士后回国服务。可以说，这些选择了科学研究的女生，争取女性独立、女性权利和科学救国的理想始终是两个不可分的主题。陈诒、王明贞、胡秀英在留学海外时都曾经是所在学校本专业的第一个女生，也是第一个外国女性，她们以自己的能力(23)敲开这扇对女人关着的门，因此得到的是民族的和性别的双重尊严。 3.在科技史上留下中国女性的印记 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撞开中国的大门，中国民众自强图存、强国健种的民族主义思潮前所未有地强烈，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成为有志青年的理想，也成为知识女性选择何种专业的重要考量；而面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又呈现出矛盾纠结的心态。作为一所教会女校，身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更能体会这种矛盾冲突。一方面所有学业除了国文都要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要使用美国的教材，也曾使金陵女大的女生们产生强烈的抵触，感觉到“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另一方面，她们又意识到为了实现强国梦，必须学习并进入这些国家的知识体系。鲁桂珍在进入大学前，就曾拒绝学习英语，她曾质疑“为什么一个中国人必须学外语？”[31](P34)这些矛盾，最终在民族主义话语下得到化解，而金女大第一届毕业生徐亦臻的父亲说得更为直白：“要学习英语以及这些国家的历史，了解它们的用心。它们没有善意，不会让我们受惠，它们的目的就是填饱自己”[32](P4)，强调了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学习西方语言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意义。 而当鲁桂珍初到伦敦求学拜会李约瑟时，李约瑟已经是院士，他的老师是近代生物化学的奠基人，因研究脚气病在1924年得了诺贝尔奖。但鲁桂珍不卑不亢地告诉李约瑟，早在几百年前甚至更早，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脚气是维他命缺乏症并用米糠治疗。这使李约瑟意识到，人类无论肤色种族在科学面前都是平等的，也由此导致他对中华文明产生终生“皈依”，说这“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外，我已别无所求”(24)。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鲁桂珍改变了李约瑟，改变了西方中心传统的科技史观。 胡秀英在开始其科研之初，深感中国的植物分类学还是一个空白，而国外的分类学虽臻完善，但是却没有把中国丰富的物种收集在内，她遍踏中国的大山采集发现大量中国独有植物，并将之介绍进西方植物学界。哈佛大学于2001年将胡教授多年来搜集的中国植物数据卡片数码化后，发放在互联网上，命名为Hu Card Index(胡氏卡片)。以研究中华植物为基础，她成为冬青、萱草、泡桐、菊、兰等植物研究的世界权威，400多种冬青中，3/4由她命名(25)。 还应承认一点，钻研硬科学虽然比软科学更为艰苦漫长，但是其标准化衡量的特点使成就容易凸显也易得到认可，即使是存在种族和性别偏见的西方，也会在真才实学前表示折服。例如金女大第一个出国留学攻读营养学学位的严彩韵，以全A的成绩使得高傲的美国大学认可了金女大科学教育水准[33](P26)。成效和成就，往往成为一种有力的激励，反过来会再次强化选择动机。她们的成功，激励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妹们纷纷投向理科。 三、父权围城：限制与突破 如前所述，金女大因历史渊源、独立女子学院的建制以及两任校长的教育主张，成为一块相对不受传统性别规范约束的“飞地”，但是这种女性的“脱序”永远只能是特例，而且只是一时的特例，她终将会受到男权体系的压制和排斥。 1.来自国内外教育体制的排斥 在基督教海外教育体系中，金女大也是一个另类。在基督教教育联合董事会负责人葛德基的一份报告中，就把金女大等两所教会女子大学都归为偏离正常的“非特别健全者”(26)(而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基督教大学则是“特别健全者”)，葛德基还特别批评金女大“独来独往”，“不太符合大学生水准”[34](P1045)。在专业性问题上，葛德基说，金女大学生更喜欢通识性的课程，不像金陵大学男生那样要求更专业性的课程。而德本康夫人则坚决否认，说金陵女大的学生也要求有更为专业性的课程[35](P346)。对不守规则的金女大，“惩戒”之一即联合董事会多次提议将金陵女子大学并入金陵大学，以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终因金陵女大的坚决抵制而未能实现。“惩戒”之二即资源的剥夺。金女大的海外教育资源，大多来自民间，例如作为姐妹学校的史密斯女子学院的捐助，但从教会体制内则几乎一无所获。康本德夫人曾多次向英国庚款委员会申请研究经费和希望加入哈佛燕京学社，都以缺少研究队伍为由遭到拒绝，虽然金女大并不缺乏国内知名学者。而其他非女子的基督教大学都得到过燕京学社的资助[25](PP403-404)。 而当国民政府“收回教育权”，作为教会学校的金陵女大向民国政府注册成为中国的私立女子文理学院之后，国家也通过行使其教育统治权以及它立基的性别化制度来对金女大加以改造和规制。191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女子中学家事一科应注重实习案”训令，明确表示家事科是女子中学的最重要科目，并敦促女子学校把教学力量倾注于家事科的教育。1924年教育部再发布了“女学校注重家事科”令，使政府性别保守主义倾向暴露无遗。到了20世纪30年代，政府的女子教育须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的保守主义立场更趋强硬，在教育部1938年所颁布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明令“中小学之女生应使之注重女子家事教育”，而女子师范学院“应设家事师资养成科和专修科”，为中小学提供家事课的师资[36]，家事科又回复到了女子教育的原初位置。因此，长期不设家政系的金女大承受了很大压力。吴贻芳不断被追问作为一所女子大学为什么不设立家政专业，她在回应时说，男人们只懂得家政学大众化的实际用途，不懂大学若开办家政专业，就“要有高度科学化的标准”[37](P255)。吴贻芳巧妙地把关于设不设家政的性别立场的矛盾，轻轻一转变成大众化(家事)与专业化(家庭科学)的争议。在这里科学主义和专业精神又成了化解教育性别分化的利器。尽管金陵女大在1940年终于在教育主管部门“建议下”做出“妥协”——在建校25年后开设了家政系，进入了“女性化学科”，但与众不同的是，金女大的家政系下设营养、儿童福利和家庭应用艺术3个专业方向，且属于理科类专业，学生要学物理、化学、生物(包括动物解剖学)、心理等理学科目；其宗旨是培养家庭科学、儿童福利管理的专业人才而不是主妇角色。 2.无处不在的男权文化 在一个男权意识浓重的社会，女性要想进入科学领域，特别是“硬”科学之冠的物理学领域，无异于是对男性垄断的优势领域的一次“入侵”，必将遭到强硬的排斥。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习期间，王明贞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她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物理博士时，理论课全是A和A+，数学课还得到A++，作为班上唯一的外国女生，在校4年就得到了3枚金钥匙奖，其中一个“ΦβΚ”(Phi beta kappa)奖是全美学生的最高荣誉奖(27)。这样一个物理学天才的留学之路却困难重重，1935年她考公费留学，物理考了第一名，但物理学权威吴有训说：“送一个女的去学物理不是浪费吗，不如让第二名去。”一句话就断送了王明贞的公费留学之路。直到吴贻芳在金陵女大西迁的路上，主动为王明贞向她的母校密歇根大学写出有力的推荐信，她的深造之梦方才得以实现。无独有偶，她的表妹何泽慧考上了清华物理系，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和其他教授都认为女生学不好物理，一个女生也不准备要，他要让何泽慧转系。何泽慧也很迷茫，写信给正在美国攻读物理学学位的姐姐何怡贞，问是否应该转到化学系？何怡贞是一家三姐妹皆攻读硬科学的领头羊，她的回复非常强硬：“坚决不转!”不转系的决定意义非凡，日后何泽慧成为物理系班上最优秀的学生，甚至领先于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同班同学钱三强[28][38](PP5-6)。 仅仅因为性别而遭受如此不公，但我们不能将之简单归结于吴有训、叶企孙等男性学者的性别偏见，尽管那时认为女性学不好科学、科学与女性“天性”相悖的成见是普遍的。王明贞和何泽慧等受到的排斥，不是来自某一个人的，而是男性对女性进入科学高地的集体排斥(吴有训的意见也是庚款委员会的全体意见)。科学对女性的排斥，既是文化性的，也是体制性的。 3.婚姻：阻挡女性进入科学领地的一道“幕墙” 婚姻常常是女性持续从事科学研究的硬障碍，因为科学研究需要高强度、不间断的长期投入时间和精力，而对女性最不利的是，攀援科学高峰的关键时期，常常与女性生命周期中婚育的阶段交叉重合。女校中女生很高的流失率往往与婚姻和家庭变故有关。在男权主导的时代，来自婚姻的障碍常常以制度性形式出现。在1928年的巴伯档案中有这样的记录：“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通过了一项政策……同时规定，已婚女性除有特殊情况外没有申请巴伯奖学金资格。巴伯奖学金获得者如在授奖期间结婚，立刻取消资格，她的月津贴也立刻停止，特殊情况必须经委员会审批。”(28)1940年5月29日巴伯奖学金执行委员会秘书W.Carl Rufus给巴伯奖学金的执行委员会主任的信中再次提到，除非有委员会特别干预，已婚女性无资格申请，如在获奖期间结婚也不能继续要求奖学金(29)。一个以资助亚洲女性留学为目标、对女性堪称友好的奖学金，也存在对女性婚姻状况的严格限制，这也许不能简单说是歧视，而是说明，一个教育系统整体与整个国家社会性别制度往往是“同构”的，基于妇女无法兼顾婚育生活与科学研究的陈规定见。 巴伯奖学金最初的两个获得者都是日本女性，但是随后获得奖学金的中国女性人数超过了日本，巴伯奖学金25周年纪念册上的一段文字似乎提供了某些解释线索：“在日本很难招到候选人”，一方面认为当时日本女子院校水平大概只等于美国初中；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她们出来读研的年纪，按照当地习俗应该是结婚的年纪。如果留学再回国后她们就属于“很奇怪的女性”了[29]。 那么那些选择了出国深造而且选择了科学的中国女性呢？攻读理工学位的年限显然要比教育等学科更长，其同样会面临学业和婚姻时期两相重叠的冲突。金女大那些有理工科学位的女性相当一部分选择了独身，如吴贻芳、刘恩兰、吴懋仪等(但也有如王明贞、何怡贞、严彩韵、胡秀英、鲁桂珍等是后来成婚的)。她们的故事似乎说明，在那个事业和婚姻难以两全的时代，女性选择了科学就要有舍弃婚姻生活的勇气，如金女大张芗兰、李美筠等在国外攻读了两个博士学位的人，则早已做好终身不婚的准备(30)，而王明贞、何怡贞、严彩韵都是选择同行做伴侣(31)，在那个时代，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途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侣，是幸运的少数。 四、结语 金女大在短短的36年中培养出众多杰出的科技女性，或许只能说是特殊个例。特定的年代、特殊的历史因素为一个独立女子学院的诞生提供了的条件，一群禀赋优异又意志超强的女性，发挥其能动性，建立了一个追求女性独立平等、由女性主导决策管理和教学的微型机构；这个微型的教育机构鼓励女生不受性别身份束缚自由地选择专业，鼓励她们热爱科学甚至以科学研究为终身的奋斗目标；这个微型机构为女生发展自己的科学研究潜质尽可能地提供了良好的微环境，也为她们走出新天地创造了条件；一群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科学救国与争取女性独立志向的年轻女性，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科学研究的人生。处于民族危机之中、急于振兴强盛的中国，以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以科学和教育为救国和图强的良方，中国的现代化亦提供了对科技人才的新需求，也为部分女性进入“硬科学”的非传统领域提供了强大动力，为她们挑战学科的性别隔离提供了正当性。多种历史因素和女性群体乃至女性个人际遇交汇组合，由此演绎了一段女性“侵入”硬科学的壮美故事。这一女性科研后备力量密集涌现，并在日后能在国际国内的相关领域发出中国女性声音，是一个成功的实践。它一方面证明了女性与男性一样可以培养起热爱科研的“亲科学性”，一样具有科学研究的潜质和能力，一样可以成长为一流的科学家，只要这个环境对女性友好一点。当然局部的微观环境下的经验无法在宏观社会复制，它也无法提供在一个男权社会中消除社会的性别制度和观念意识对女性进入科学领域存在排斥的解决之途，无法解决婚姻与事业难以兼得的矛盾。 2001年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宇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Kimberly Shauman做了一项系统研究以解释“为什么女性在科学领域中被低度代表”。该研究使用了来自17个全美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数据库资料、对研究对象的学术生涯追溯10年以上，研究结论为：并非女性能力不及男性，而是女性受到婚姻和生养小孩的影响[39](PP91-93)。这个研究结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肯定了女性在科学学习研究的能力方面并不逊于男性，障碍主要来自社会。而令人悲哀的是，将近一个世纪过去，婚育仍然是横亘在女性从事科学学习和研究的一道“围墙”(尽管不再是不可逾越，但依然存在)。当年金女大学生遇到的发展障碍在今天尚未根本消除。即便是今天女性受教育程度得到较大提高，女性科技人员队伍得到扩大，性别差异至今仍是不可攻破的堡垒[1](PP36-37)。 金陵女大在中国女性高等教育史上永远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在此纪念金陵女大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回顾她的教育理念、培养模式以及建构有益于女生成长的微环境，对思考今天我们如何打破教育专业的性别隔离、改变科学领域中女性中被低度代表的现状，也许不无补益。 注释： ①鲁桂珍，1922年进入金陵女子大学主修化学生物，获英国剑桥大学营养学博士，是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古代科技史权威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项目的重要研究员和作者，曾任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然科学部秘书处、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1965年被选为剑桥大学路西·卡文迪许学院院士，1979年被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授予终身院士和评议员。 ②熊菊贞，金陵女大理学学士、密歇根大学细菌学、微生物学博士，耶鲁大学实验医学终身教授，1983年她因在诊断病毒学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和突出贡献，获临床微生物学Becton-Dickinson Co奖，1988年9月，当熊博士70寿辰之际，耶鲁医学院为她召开了“诊断病毒学先驱者会议”以示庆贺。 ③胡秀英，1933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生物学专业，是首位在哈佛获取植物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女学生，为哈佛大学终身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荣誉讲座教授。2001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铜紫荆星章，2002年荣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一届院士。 ④刘恩兰，1925年毕业，1929年赴美留学获自然地理硕士，1940年获英国牛津大学自然地理学博士，是中国该领域的第一位女博士。她和竺可桢共同创建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1949年之后，她受周恩来总理之邀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组建，为发展新中国的海洋科研事业做出贡献。 ⑤王明贞，早年在金陵女大物理系学习，燕京大学物理硕士、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专业博士。20世纪20年代和导师合作发现电子自旋现象。她对统计物理学，尤其是玻耳兹曼方程和布朗运动有深入系统的研究，首次独立从福克—普朗克(Fokker-Planck)方程和克雷默(Kramers)方程中推导出自由粒子和简单谐振子的布朗运动。她与导师G.E.乌伦贝克(Uhlenbeck)合作完成的《布朗运动的理论》一文，至今仍作为研究布朗运动最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博士毕业后她经导师力荐进入美国顶尖的理工科大学雷达研究室工作，是该研究室唯一的女专家，归国后也是清华大学第一个女教授。参见王明贞：《转瞬九十载》，《物理》2006年第3期。 ⑥何怡贞，1930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学院数理系，美国蒙脱霍育克学院化学硕士，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美国物理学女博士。40年代再度赴美在剑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等机构工作，最早标定了从可见光到紫外线的钇的光谱线。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⑦严彩韵，在美国获营养学硕士，先后就职于美国阿拉巴马大学、联合国基金会食品保护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营养学院公共营养系，一直工作到85岁才退休，因其学术成就被列入《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第五卷(1983)、《美国科学界杰出人士》《美国女性名人传》《美国科学领袖》《(英国)皇家蓝皮书》等，资料来自严莲韵：《我的大姐——营养学家严彩韵》，载于《严莲韵蓦然回首一百年》，香港：语丝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⑧吴懋仪，毕业于金陵女大化学系，美国麻省剑桥越第夫学院化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员，归国后任金女大化学系主任，编写了教育部教材《有机化学(上)》。 ⑨郁采繁，因攻克痛风病而在美国声名昭著。 ⑩陆慎仪，在美国大学教数学物理，后加入国防研究所从事研究。 (11)见金一虹2011年10月17日、10月21日、10月24日于美国新奥尔良对王侠飞的连续访谈。王侠飞本人非常低调和谦逊，如不是访谈者追问，名人奖牌证书从未示人。王侠飞在与Dr.Carl F.Cor联合发表的论文上，署名为：Hsia-Fei Wang Chang。 (12)数据来自南京第二档案馆藏：全卷宗668号，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50号，《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生学生名单及毕业调查》。 (13)参见Harris.American Mission,Chinese Realities: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Union Women's College/Yenching Women's College,1905-1943(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1994.)中关于美国传教运动中保守派与现代派之间关于中国教会教育的争论的记述，PP38-39，PP54-55。 (14)见金一虹对梅若兰的访谈记录，访谈日期：2004年5月10日。 (15)参见百度百科刘恩兰词条。 (16)老校友甘克超在刚入金女大的一年中换了4个专业，从化学转地理又转医预，最后转到营养专业，发现这才是她所爱，每次转专业都没有任何障碍，见金一虹对甘克超的访谈记录，访谈日期：2004年6月10日。 (17)容筱韵是燕京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归来，抗战时期的鲁桂珍接替其担任营养系主任一年，鲁桂珍不要任何报酬为母校工作。 (18)王明贞1953年为了回到祖国，忍受失业、贫困和被中情局监视等长达两年之久，历尽艰辛回到祖国。但从此她也告别了对布朗运动和“噪声理论”的研究，全心投入教育，足见在她的人生选择中，爱国是放在第一位的。 (19)在这份巴伯奖学金的统计中，夏威夷也作为一个国别统计在内，故笔者将其作为一个地区。 (20)参见Dean's Topical File,1916-1958 Barbour Scholarship Committee; Barbour Scholarships for Oriental Women,Papers,1918-1969; Michigan Historical Collections,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University of Michigan. (21)摘自笔者2002年5月对回国探亲的陈诒和、陈譓姐妹的访谈记录。 (22)王明贞的家族故事来自本人自述和王明贞访谈，参见王明贞：《转瞬九十载》(《物理》，2006年第3期)；童蔚：《一代女才玉汝以成——记我的邻居》《精神薪火 代代相传——记王明贞的祖母和姑姑》(载于史际平等编：《家在清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23)王明贞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期间连得三个金钥匙奖。刘恩兰在牛津一年半读完四年课程。胡秀英在自述中说，因为她入学前已经打下扎实的科研基础，在哈佛的学习非常轻松，班上的白人男生都要借她的笔记参考(此处资料来自金一虹对胡秀英的访谈，访谈时间：2003年12月29日，访谈地点：香港中文大学科学馆胡秀英工作室)。 (24)根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网站据访谈录音整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李约瑟的世界难题》，2003-04-07。 (25)参见百度百科胡秀英以及黄幸平词条，另见《第一位哈佛华人女博士，著名植物学家胡秀英》，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5ad7a0102e5dr.html。 (26)《教会学校之四大问题》，原载《中国基督教年鉴》，1936年，转引自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82页。 (27)参见王明贞：《转瞬九十载》(《物理》2006年第3期)；童蔚：《一代女才玉汝以成——记我的邻居王明贞》《精神薪火 代代相传——记王明贞的祖母和姑姑》(载于史际平等编：《家在清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28)News letter,1928.1.30,(Dean's Topical File,1916-1958.Barbour Scholarship Committee; Barbour Scholarships for Oriental Women,Papers,1918-1969; Michigan Historical Collections,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University of Michigan。 (29)Dean's Topical File,1916-1958.Barbour Scholarship Committee; Barbour Scholarships for Oriental Women,Papers文件，1918-1969; Michigan Historical Collections,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University of Michigan。 (30)鲁桂珍原来也有终身不婚的意愿，但遇到了李约瑟，终在迟暮之年结婚。 (31)2010年，美国化学学会对3.7万会员中1万名居住在美国的40岁以下年轻会员调查发现，女化学家单身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有趣的是，女化学家选择同行做婚嫁对象的比例也远高于男性。资料源自：http://pubs.acs.org.c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