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初年论文,北京大学论文,之争论文,新旧论文,马叙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5—0146—08
马叙伦亲历了民国初年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的两次新旧之争。如果说在第一次新旧之争中更多只是一个旁观者，那么，在随后而来的第二次新旧之争中，由于他在北大的地位日益重要，卷入已是不可避免。对于这一阶段北大的新旧之争，前辈学者已有过一些研究，本文主要考察马叙伦在这场论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由此管窥新旧思想、学术论争等因素对民国初年教育界的影响。
一
所谓“新旧之争”本为文学上的争论，实际牵涉政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①。第一次新旧之争主要局限于北大内部，表面上看是骈文和散文之争，而实质则“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②。论争的结果是北大文科里桐城派的衰落和章门弟子的崛起③。但章门弟子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成如下三派：“一派是守旧派，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他们刚进北大立足未稳时，面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出于夺取领导权的需要，彼此尚能采取“一致立场”。④ 一旦胜利来临，分裂乃是意中之事。
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1916年底抵达北京，次年1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随着陈独秀被聘为文科学长，胡适、刘半农等经常在《新青年》上撰稿，赞成新文化的学者也纷纷进入北大任教。这批学者到来后，与章门弟子中的“开新派”钱玄同等人相结合，形成了一股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力量，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革。⑤ 而章太炎门下的守旧派黄侃等人则与其先前攻击的对象桐城派一样，同处于被批判的位置，分别被称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关于这一时期北大的新旧之争，据蔡元培晚年回忆：“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派教员中为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引者，下同）、周岂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⑥ 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相号召，任新旧两派并存。⑦ 新文学及新思想的传播引起旧派学者的反对，遂再次出现新旧两派对立的态势。⑧ 据蒋梦麟观察：“新派竭力提倡思想文学之革新。旧派恐国学之沦亡，竭力以保存国粹为事。于是新旧两派作思想学术之竞争”，而北大则成为“竞争的中心点”。⑨ 1918年11月13日，章太炎致函吴承仕称：“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黄侃）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⑩ 这从另一角度描述了民国初年北大新旧之争的过程。
在此背景下，任教于北大哲学门同时担任哲学、国文两研究所导师的马叙伦亦无法置身事外。进入北大后，马叙伦颇受学生们的欢迎。1915年底，为了抗议袁世凯称帝，他与汤尔和、邵裴子等人一道辞职南下，临行前哲学门学生曾特地举行集会送行。文科学长夏锡祺另请一位学者接替他的功课，因学识不高，不久即为学生所撵。(11) 胡适进入北大后，与马叙伦同在哲学系任教，甚至还担任过同一门功课。当时马叙伦受学生欢迎程度之高，留美博士出身的胡适初到北大时亦不免相形见绌。据北大早期学生毛子水回忆：
胡先生在北大，于初到后数日，即于某晚在大礼堂讲墨学，到者百余人，反应不甚良好。……胡先生后来在北大研究所，与马叙伦同任中国哲学讲［导？］师。马氏担任老庄，而胡氏则指导墨学。马氏首言，欲讲名法，不可不先讲老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当时之胡先生，口才亦不甚好，遂使研究员十六人中，十五人皆随马氏研老庄。当时哲学系，班长为赵健，觉得不好意思，乃声称愿随胡先生研墨经，借以解围。(12)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胡适在学生中的声望直线上升。从1917年底北大哲学门研究所选课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共开设“希腊哲学”、“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逻辑学史”（章士钊）、“中国名学钩沉”（胡适）、“近世心理学史”（陈大齐）、“儒家玄学”（陈汉章）、“二程学说”（马叙伦）、“心理学身心之关系”（韩述祖）、“社会哲学史”（陶孟和）、“唯心论”（林损）等11个研究科目，报名的学生（“研究员”）共十七人（主要是哲学门三年级学生及毕业生，另有国文门及法科学生各一人，每人可以同时选修多个科目）。“伦理学史”和“唯心论”两个科目无人问津，最受冷落；而最受欢迎的是章士钊的“逻辑学史”、胡适的“中国名学钩沉”、马叙伦的“二程学说”等三门，各有八人选修。(13) 从中也可以看出，此时马叙伦在北大哲学系仍属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随着新旧之争的激化，马叙伦逐渐面临一些挑战。正如当时不少学生嘲笑胡适“胆大脸厚”一样(14)，支持新派的学生中也开始出现批评马叙伦的声音。陈嘉蔼在晚年回忆中仍称：马叙伦讲授“宋学”，“反反复复，刺刺不休，竟不能说明其道理。不特学生不能明白，马先生亦不能自圆其说”；讲授《庄子》则“常常引用佛理，作附会解释，艰深矫揉，至难索解。我们都不感兴趣”。(15) 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的创刊号上的《出版界评》一文中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极为推崇，而对马叙伦（《庄子札记》）、蒋维乔两人的著作则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褒贬之间反差极其明显。在一一举出他认为的《庄子札记》一书存在的不足之处后，傅斯年总结称：“以效仿魏晋文词论，则先生（指马叙伦）道诚高矣，然而非所以语哲理也。”(16) 文中所用言辞颇为激烈，以致引起旁观者梁漱溟的强烈不满。(17) 陈嘉蔼、傅斯年均为北大早期学生里拥护胡适最力者，他们的批评或不免带有偏见，但至少也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学生的看法。尚未到北大任教的鲁迅看过该刊后，致信许寿裳，对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文章大加赞赏。(18) 马叙伦这一时期所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学生，还来自于革新阵营里的同事。1918年10月7日起，马叙伦所著《读书小记》开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19) 12月11日，钱玄同在致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信后，附有其所作的《读书小记补》八则。(20) 这些文字里钱氏极尽滑稽之能事，初读时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以为只是一般友朋间的调侃之辞。参阅这一时期《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马叙伦所著的《读书小记》及钱玄同此后对马叙伦的另外一些批评(21)，方知这些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钱玄同似乎是在通过模仿马叙论《读书小记》的笔法来对他加以揶揄。当然，来自同事的这种批评主要还是限于密友间的私下议论，当时很少公开发表。
对于傅斯年的批评，马叙伦在1919年1月18、20、2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长篇答辩，其中针对“仿魏晋文词”一点称：“伦（马叙伦自称）之遣词，尚不足以望魏晋人肩背，然亦未尝以魏晋文为规范而效仿之，充吾力自为吾文而已，其所至亦不自知其何如也。乃辱加以效仿魏晋之名，在吾国文学上论之，称其文至魏晋，可谓誉之。然伦不愿承此誉，以伦未尝效仿于此也。在傅君之意，以其方提倡所谓新文学，则伦所为文，当然不合傅君之主张，因之称心牵率，必置伦于所谓选妖者而后已。然伦于吾国固有文学，非绝对主保守，而于所谓新文学亦非绝对宾主斥（原文如此，似当为‘主摈斥’）者”(22)，表明其不绝对保守旧文学、亦不完全反对新文学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当时北大新、旧两派持不偏不倚、完全中立的态度。仅数日之后，1月26日，《国故》月刊创办，马叙伦列名编辑之一。《国故》月刊自称“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内容分通论、专著、遗著、艺文、记事等九大类，由刘师培、黄侃担任总编辑，教员中列名编辑的除马叙伦外还有陈汉章、朱希祖、屠孝实、梁漱溟、康宝忠等五人。(23) 3月20日，《国故》月刊正式出版时，教员编辑改称“特别编辑”，朱希祖、梁漱溟两人因故退出(24)，另增吴梅、黄节、林损、陈中凡等四人(25)。马叙伦除列名特别编辑外，还致函该社，指导具体编辑事宜(26)；并陆续为该刊提供了《列子伪书考》、《读书小记再续》、《说文六书疏证》等文。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亦迁到北京出版，马叙伦不曾在上面发表任何文字。比较马叙伦对两者的态度可以看出，当时他是倾向于《国故》一方的。(27)
此次新旧之争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京沪各报争相报道。由于列名《国故》月刊，马叙伦被当时舆论视为北大的旧派学者之一。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在描述北大的新旧之争时称：“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益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而旧派则以刘师培为首领，“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加以国史馆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张相文之流亦复而深表同情于刘、黄”，“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朱希祖则介于新旧两派之间。(28) 3月21日上海发行的《民国日报》对北大新旧学派之争也作了报道：“最近守旧派中发行一种《国故》月刊，正与革新派发行之两种杂志针锋相对，亦足证该两派之终不相容也。”只不过在谈到“守旧派”学者时，仅以刘某、黄某指代刘师培、黄侃两人，而未言及马叙伦。(29) 3月24日，《国故》月刊社特地为此致函《公言报》，表明该刊的宗旨“在昌明国学，而以发挥新义、刮垢磨光为急务。并非抱残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故步自封，驳难新说。时至今日，学无新旧，唯其真之为是”。与此同时，刘师培还以个人名义致函《公言报》主笔，称他与北大其他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并称《国故》月刊系由文科学生发起，虽然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但并非为了“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30) 刘师培这一举动出于对外显示北大内部团结的成分较多，熟悉内情的人则认为《公言报》的报道虽有所夸大，但北大内部确实存在新旧分野。(31)
后人的不少记述也表明，马叙伦这一时期是以“旧派”学者形象出现的。有一些记载直接指出这一点，如后来长期被视为当时北大“旧派”典型之一的梁漱溟在1942年称：“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32) 其他为数众多的记载则一般都以《国故》作为北大内部旧派的营垒，但具有列举旧派学者时则只提刘师培、黄侃、梁漱溟等人，而不提马叙伦。(33) 之所以如此，一则《国故》月刊确实是以刘师培、黄侃而非以马叙伦为精神领袖，二则后来的一些记述恐怕不无“为贤者讳”之意。
二
就整个社会情况看，当时所谓的“旧派”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是指思想陈旧、保守顽固，在这一点上“旧派”一词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另一层则指所治的是旧学，从这一点看，“旧派”的贬义色彩要淡得多。就马叙伦而言，所谓“旧派”形象主要当是就他治学的情况而言，在政治思想及人际交往中，他还是偏于趋新一派的。马叙伦此期之所以倾向于旧派的主张，主要是因为此时他治学的领域和方法仍属于旧学一路，而学术思想则仍带有明显的国粹主义倾向。
关于马叙伦早年的治学情况，现有论述多就其已刊的一些学术成果分门别类略作评述(34)，主要是平面化地罗列现象，而没有找出其治学思路前后变化的内在线索。要全面考察马氏治学的情况诚非易事，一是时间前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二是涉猎的领域很广。马叙伦一生在学术上用力甚勤，正如他在《读书小记》中所称：“古人云：‘开卷有益。’余近每有斯乐，故食事之外，未尝废卷。”(35)。在胡适眼里，他和马裕藻都属于“肯看书”一类(36)。这也是他专门接受教育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学有所成的重要原因。学术上马叙伦广泛涉及史学、诸子哲学、文字训诂等领域，治学的思路前后变化也很大。由于他晚年长期卧病，未曾系统回顾自己治学的心路历程，而先前出版的《我在六十岁以前》也很少述及治学情况。这些因素使得考察他的治学情况有着相当大的难度。《天马山房文存》里有两处记载对了解他早年的治学思路或略有帮助。其一，1913年马叙伦在答毛子水函中称：“仆自少慕为马、班、韩、柳之文，又妄谓能理《春秋》大义，近乃悔悟，始治小学，于《说文解字》粗通义例而已。”(37) 其二，1914年他在致劳玉初（乃宣）函中自陈：“伦总角之岁，从瑞安陈师介石受文史，从溧阳宋师澄之受经义，而喜文史易成，遂疎经义。其后复染南海康氏之说，稍治公羊家言，亦逞胸臆而已。近七八年，始寤学术之原，必穷诸经，窃见清代经师，都自小学入道，乃粗治许洨长之书，明其义例，而一揽群经，尚同聋瞽。”(38) 两函的文字颇有不同，但意思大体一致。结合马叙伦早年经历，这些陈述基本属实，他早年的治学领域大致经历了从“文史”之学到今文经学，再到文字学的三次变化。
林损曾明言，马叙伦开始师从陈黻宸讲《通典》、《通志》、《通鉴》、《史通》及《文史通义》，谓之“五通”，“后乃从章太炎讲训诂”(39)。林损作为陈黻宸的外甥兼门生，对陈氏师徒间的情况自然知之甚详。从治“五通”到讲训诂，可以看出马叙伦治学的重点从史学到文字学的转变，所受影响前期以陈黻宸为主，后期则以章太炎为主。此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治学的重点基本上都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最终著成《说文解字六书疏证》30卷。(40) 从该书看，马叙伦研究文字学的重点是文字构造。其中涉及“六书”这一文字学上较大的争议。“六书”是指古人分析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今人一般认为转注、假借是为用字方法，与造字无关。马叙伦则始终坚持“六书”都是造字的法则，并按照这些法则对汉字详加剖析。关于治文字学的目的，马叙伦在《尔雅讲义》序言部分称：“《尔雅》之为用巨哉，郭景纯论之详矣。夫天下义理尽归六经，经之诂，综于《尔雅》，故欲通六经不可不通《尔雅》。”(41) 可见直到民国初年，马叙伦还没有摆脱清代经师的藩篱，认为治文字学的目的是为了通经。(42) 从1919年马叙伦在《国故》月刊上发表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序》看，他的这一看法还未改变。(43) 正当北大第二次新旧之争愈演愈烈之际，马叙伦的学术兴趣主要在《说文解字》研究上。同时，由于他在北大担任“老（子）庄（子）哲学”（即道家哲学）功课，“感觉到庄周的学说和佛学太像了，便参考一下佛学”(44)，后著成《庄子札记》一书。在该书中，除了以佛解庄外，重点还是通过文字训诂，对《庄子》原文进行章句解释。无论是《说文解字》研究，还是《庄子札记》，所用的方法基本上都还没有脱离旧学的窠臼。
马叙伦此期倾向于旧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思想上的国粹主义倾向。有学者对北大内部第二次新旧之争时两派学者的出身作过专门考察，发现当时的新旧双方几乎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并认为他们在这一时期分裂成新旧两个阵营的主要原因还是思想上的分野，一方代表西化思想，而一方则仍维护国粹思想。(45)
20世纪初年，马叙伦曾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一员。受日本国粹思潮的影响，梁启超于1902年7月率先在报章上介绍日本国粹与欧化思潮对垒的情况，而黄节则于该年12月30日首次将日本国粹主义向国人作肯定的介绍。(46) 国粹思潮开始在中国高涨，如何处理国粹与欧化的关系成为时人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马叙伦对这个问题也关注比较早。1903年1月初，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中国无史辨》一文，这是目前知道的他本人首次撰文论及国粹问题。在该文中马叙伦称：
吾尝闻诸吾国人之言曰：“国之立也有大宝焉，是名曰国粹。国粹存则国存，国粹盛则国盛，国粹衰则国衰。”吾又闻之《新体欧洲教育史》曰：“国民教育而有外国语言文字，实非得已之事。”呜呼！是诚通言哉！夫一国必有一国之特性，而后可言特立。毋论政治、学术、技艺，三者具备，其国固必大强。即三者能得其一，国亦必能小治。今日泰西诸邦皆各守其特性，各崇拜其国粹，莫有弃其国粹而盲从他人者。如东邦日本维新以来，几尽弃其旧学而从泰西矣，然近日彼邦人士大夫，亦斤斤以复汉学为务矣，此亦立国之公理哉。吾政治、技艺皆不足取，然学术则有远过欧西者矣。(47)
此后不久，马叙伦又发表了《日儒加籐氏之〈宗教新说〉》一文，该文系翻译日本学者加籐氏的《宗教学新说》。在文前“感言”部分，马叙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国粹主义”与“外化主义”的看法，并对他在《中国无史辨》中的看法作了一些补充及修正。他指出：“立国于大地不能无竞争，竞争之胜负，决于其文明与否”，而外化主义和国粹主义则是一国达到文明的两条必经途径。首先，他分别阐述了“外化”和“国粹”的定义。他认为，“外化”是“惊时君子”有感于本国的黑暗而羡慕他国之文明，于是殚精竭虑，通过输入他国的精华来启发本国民众，这是启发民智、强国强种的要则。世界上以外化主义而强国者，首推日本。而“国粹”的含义则为：“一国之成立，必经几何圣人、几何贤士之缔起经营，乃能越数千年而不亡。此圣贤之所缔造而经营者，是名国粹。”国粹可以说是一国文化的精华，“大抵一国必有一国之特性，国粹者又即国家之大特性也”。一个国家若无国粹则决不可能独立并长久存在。中国本来是国粹最丰富的国家，之所以陷入当前积贫积弱的境地，就是不能“显扬”和“发辉”自身国粹的缘故。进而他把国粹分为“学术粹”、“政治粹”、“宗教粹”、“教育粹”等四大类，认为，“显四大强，扬一小强，徵诸万国厥例罔差”。与前文分作“政治”、“学术”、“技艺”三类相比，这一点上他作了些修正。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国粹和外化的关系：“外化乎？国粹乎？国粹乎？外化乎？皆致国于文明之要道，我不知其优劣。皆强国之不二法门，我不能定其孰当务孰不当务。谓外化为劣而不当务欤？则日本固因之以文明其国，而主是说者且必顽固、且必不达之人也。谓国粹为劣而不当务欤？欧西固以显扬其国粹而强者也(48) 主是说者又且必顽固、且必不达之徒矣。”因此，必须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他认为，“外化主义者，黑暗文明过渡时代必要之主义也”。当“自国衰颓、人民愚蠢”之际，志士仁人“不可不专力于外化”，以他国“新奇之术”来冲破本国民众的昏庸陈腐。但当一个国家渐渐强大起来后，又不可不由外化转而变为保存国粹。因为如果一味追求外化，“则人人皆专力于他国学术而弃其自国之学术［粹］。人人皆专力于他国之政治，而忘其自国之政治粹矣。人人皆专力于他国之宗教，而废其自国之宗教粹矣。人人皆专力于他国主教育，而遗其自国之教育粹矣”。接着马叙伦进一步指出，日本强国过程中的缺憾就在于过度追求外化，强盛之后，“而欲大倡保国粹矣”。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他认为，“今日中国黑暗文明过渡之时代也”，外化是“今日中国之要法哉”。但有感于中国“嚣然傲然专力于崇拜外人者”日多一日，他认为，必须借鉴日本的教训，做到未雨绸缪，“不然吾恐顽固之奴隶除，而崇拜外人之奴隶增也”。概言之，由于当时中国处于黑暗时期，故需通过外化以输入新知；但为了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又必须预先注意保存国粹。只有妥善地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使中国早日臻于文明之境。(49)
《新世界学报》社与《政艺通报》社相邻，这两篇文章又发表于黄节《国粹保存主义》一文刊出后不久，时空距离都十分接近，因此他对国粹问题的关注很可能就是受到黄节的影响。但查黄节《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并无马叙伦所引之语，或者同一时期另有他人也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叙伦均以日本为参照，此时他虽尚未曾去过日本，但在《新世界学报》时期翻译过多篇日本学者的文章，故他这一阶段对国粹的看法也可能有一部分直接来源于日本学者。
民国初期，国粹思潮对他仍有很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术思想上。1917年，马叙伦在《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的题词中，批评北大师生二十年来在国故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他说：“若夫二十年之中，治国故于此者尝数百人若干人，与教于此者率负一世盛名，号为鸿儒通人，宜有张皇幽眇，振发蒙聩，使向之绝学一旦复绍而白于天下。乃徒不然，所学与教者上不足以希风周秦之际，下不足以追踪清之乾嘉之间，此其表暴于笔札，效著于耳目，岂余私室之文致哉！”(50) 从中可以看出他研究国故为的是“绍往圣之绝学”（具体而言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和乾嘉时期的朴学）。带着承续往圣思想学说的目的去研究固有文化，这种国粹主义思想倾向正是新派学者所强烈反对的。20世纪初年，钱玄同也属于崇信国粹主义的行列，但到“五四”时期，他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一反往日的“师古”、“复古”、“存古”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全面的批判。(51) 1918年7月5日，鲁迅致函钱玄同称：“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指刘师培）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原注），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52) 在周作人看来，所谓“国粹”更是“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53)。两人所用言辞之偏颇激烈，充分体现了当时趋新学者对国粹思潮的强烈不满。也许这正是钱玄同之所以要作《读书小记》揶揄马叙伦的原因。
三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北大所谓的“新派”、“旧派”只是一个较为笼统的称呼，而非组织严密的团体。新派诸人的思想差异很大，五四运动后不久，作为新派核心的《新青年》团体即告分裂。而所谓的旧派学者阅历各异，彼此相去更远。以《国故》为中心的晚清国粹派出身的旧派学者们虽然在思想上已经落伍，但当时真正与新文化运动对立的却不是他们，而是北大校外林纾等人为代表的尊孔复古思潮。(54) 在周作人看来，北大校内“所谓新旧派的论争实在也争不出什么来，新派纯凭文章攻击敌方的据点，不涉及个人，旧派的刘申叔则只顾做他的考据文章，别无主张，另一位黄季刚乃专门泼妇式的骂街”(55)。
马叙伦在《国故》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均属学术性较强的论文，既不涉及旧伦理道德，更与政治思想上的尊孔复古无关。1934年，梁漱溟自述其在北大任教经历时称：
我应聘之前，即与蔡、陈两先生声明，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出气二字或不甚妥当——原注）。其时文科教授者诸先生有讲程朱老庄之学者，更有其他教员亦是讲中国的学问。《新青年》杂志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锋利，在他们不感觉到痛苦：仿佛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相干；仿佛自己被敌人打伤一枪，犹视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不稍甘一如他人之漠不关心也。(56)
梁氏所谓文科教授“讲程朱老庄之学者”，当系暗指马叙伦。这段话可以反证当时作为旧派学者的马叙伦，既不像校外的林纾，也不像校内的黄侃，除了同情《国故》外，对新文化运动并未有过什么实质性的反对行动，而是“犹视若无事也”。在实际交往中，马叙伦对刘师培的品行早就甚为鄙夷(57)，与黄侃的私交亦属一般(58)。与马其昶、林纾等古文家虽有过一些交往，但相比而言，还是与趋新的汤尔和、沈尹默等人更为接近。“五四”前后，当不少旧派学者受新思潮的冲击抑郁而终时(59)，马叙伦却能逐渐转变角色，不仅逐渐改用白话作文，而且最终抛弃了国粹思想(60)，这正是他难能可贵之处。吴虞到北大任教后，与马叙伦过从甚密，在他眼里马叙伦已属于与周作人一样的“思想清楚者”了(61)。这也是马叙伦在五四运动后不仅没有消极避世，反而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均占据教育界要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掺杂着人事和学风的大规模的新旧之争是民国初年北大在学术及思想文化上的一大特色。由于思想、学术的主体大都又同时从事教育事业，因而新旧之争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教育界。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新旧之争揭开了民国初年北大派系纷争的序幕。五四运动后，《国故》、《新潮》先后停刊，《新青年》团体由于思想的歧异也最终陷于分裂。客观上北大内部的旧派仍然存在，但新旧派间的争论已无此前之激烈。(62) 到1925年前后，大规模的新旧之争已成为陈年往事，北大乃至整个北京教育界的派系争斗也更换新的面目出现。(63)
注释：
①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见《北大旧事》，第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② 沈尹默：《我和北大》，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7卷，第375页，北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96。
③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2—12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④ 沈尹默：《我和北大》，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7卷，第375—376页。
⑤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28—4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⑥ 蔡元培此处所谓“旧派教员”是“原有教员”之意，而非与新派相对的旧派。见蔡元培《自写年谱》（三）手稿，转引自《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29页。
⑦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1—50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⑧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第4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⑨ 蒋梦麟：《教育评论》，见《蒋梦麟教育论著选》，第9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⑩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30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11)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6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唯冯友兰在《北大怀旧记》中又称：宋学一课先是无人任教，后请到了一位先生，因学识不高被学生赶走，“以后我们的宋学一课就由马夷初（叙伦）先生担任”（冯友兰：《北大怀旧记》，见《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70页）。两处记载时间上互相矛盾。
(12) ［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原载香港《天文台》，转引自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第68—6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3) 选修马叙伦功课的八位同学分别为陈中凡、黄建平、黄芬、胡鸣盛、谷源瑞、陆达杰、稽明、谢基夏。资料来源：《记事》，哲学门研究所，载《北京大学日刊》，1917—11—29；《哲学门研究所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17—11—30。
(14)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170页。
(15) 陈嘉蔼：《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卷，第10—12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16) 孟真（傅斯年）：《出版界评》，载《新潮》，1919年1月，第1卷第1号。
(17) 梁漱溟针对此事称：“今讲学者不为学术上按实之商榷，而漫为诮刺之文，是独不为大学遗羞乎？愿本校出版物今后不更有此事。”详见氏著《关于佛学辩明》，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01—24。
(18) 1919年1月16日，鲁迅致函许寿裳称：“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鲁迅书信集》上册，第20—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19) 马叙伦：《读书小记》，载《北京大学日刊》，第6版，1918—10—07。
(20) 详见刘思源编：《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1) 这一时期，马叙伦与钱玄同之间还是有一些交往（钱玄同著、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4卷，第1647、1656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但两人在学术思想上分歧甚大。1920年8月8日、8月16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函中对马叙伦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3—28页）。
(22) 马叙伦：《释〈新潮〉中〈评庄子札记〉》，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18、20、21日连载。
(23) 《国故月刊社成立大会纪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01—28。
(24) 朱希祖的退出或因见解不同，他的主张本来就介于新旧之间（《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化之近状》，原刊3月18日《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后转而支持新派（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见《文化史料》，1983(2)，第5辑）。梁漱溟的退出则恐怕是由于外界的压力，据梁氏自称，他虽然“对新思潮莫逆于心”，但当时北大环境对他讲古代东方哲学形成很大的压力（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我的努力与反省》，第51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25) 《国故月刊社职员录》，见《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第27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6) “马叙伦先生来函，略谓形式即仿《国学汇刊》，每种未毕之稿直排到底，不加完毕字样，则板心亦可只标书名，惟于下端如向刻书家之例，标国故或国故丛刊等字。又每种如非单篇短文，并于首期加书题一页，庶几装时可自成一部，与寻常刻书无异，并言及余款如何积存处置及著作权问题。”（《国故月刊社记事录》，见《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下册，第2716页）
(27) 参见卢礼阳：《马叙伦》，第80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
(28)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化之近状》（3月18日《公言报》），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03—21。
(29) 《大学风谣之表里》，载《民国日报》，第2版，1919—3—21。
(30) 《国故月刊社致公言报函》、《刘师培致公言报》，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03—24。
(3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43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2)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见《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24页。
(33) 如陈嘉蔼：《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卷）、《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著，第2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周培源：《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见《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蔡元培传》（唐振常著，第1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修订本）》（梁柱著，第117—1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等。
(34) 详见寿墨卿：《马叙伦先生事略》（《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郑懿德：《马叙伦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6—27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柏生：《马叙伦》（《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编：《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3卷，第22—2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周德恒：《马叙伦传略》（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丛书）》，第6辑，第10—19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等文的相关论述。
(35) 马叙伦：《读书小记》，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11—02。
(36)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第59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37) 马叙伦：《答毛子水书》，见《天马山房文存》，第7页，《天马山房丛著》本，1933。
(38) 马叙伦：《上劳玉初先生书》，见《天马山房文存》，第16页，许洨长即许慎，因其曾任太尉南阁祭酒、洨长等职。所谓“许洨长之书”即指许氏所著《说文解字》一书。
(39) 《吴虞日记》，下册，第70页。
(40) 《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疏证29卷，表1卷，共30卷，每两卷合为1册，共15册，凡3函，科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上海书店1985年再版（8册）。张其昀称《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连同《说文解字研究法》一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印行（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第420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不确。
(41) 《尔雅讲义》，手写稿本，国家图书馆藏。该稿序言末尾有“与诸子共习之”句，可知此稿当为其任教某校时所用的讲义，但尚未知其何时所作。国家图书馆目录作1912年。如果这个时间确切的话，则该稿当是他在浙江一师任教时的讲义。
(42) 马叙伦后来对文字学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受民国文字学学科发展的影响，他逐渐修正自己的研究方向，最终突破了清人为“通经”而研究文字的窠臼，把文字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并积极为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而努力。参见郑懿德：《马叙伦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9页。
(43) 该文由《六书分纂》的“凡例”部分修改而成，见于《国故》，1919年，第2—3期。
(44) 《我在六十岁以前》，第59页。
(45)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58页。
(46) 《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4—6页。
(47) 马叙伦：《中国无史辨》（续），载《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9号。
(48) 此处当指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
(49) 本段所引资料均出自马叙伦：《日儒加籐氏之〈宗教新说〉》，载《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11号。
(50) 马叙伦题词，《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7年，北京大学档案馆藏：Z11·6—1。
(51) 杨天石：《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见《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第491—51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2) 《鲁迅书信集》，上册，第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53) 陈子善等编：《周作人集外文》，上册，第296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54) 《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323页。
(55) 《知堂回想录》，下册，第431页。
(56) 梁漱溟：《自述》，见《我的努力与反省》，第66—67页。
(57) 马叙伦：《鼓吹民族革命之国粹学报》，见《石屋余渖》，第192页。与马叙伦关系极密、同样列名《国故》月刊特别编辑的黄节对刘师培更是不屑。撇开清季变节的旧事不说，刘师培参与筹安会时曾遭到黄节的痛斥；1917年刘氏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他曾致函蔡元培表示强烈反对（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 第243、247、263页，扬州，广陵书社，2003）。
(58) 马叙伦晚年对黄侃更为不满， 认为他是“文人无行之甚者”（马叙伦：《章太炎》，见《石屋余沉》，第51—52页）。
(59) 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第143页，香港，香港出版社，2002。
(60) 马叙伦晚年思想最主要的特点是唯物论，较少再谈及国粹主义。他对章太炎《救学弊论》一文有过如下评论：“《太炎文录续编》有《救学弊论》，多根据过实之传闻。盖所失固有，而迹其大较，则晚近学术界颇能张皇幽眇，其人固多出于学校，不可诬也。又谓元魏金清习于汉化，以致覆亡之后不能复兴，以戒今人慕习远西文物为可虑。信如此说，则当彼诸蓁柸，不必从事文明矣。余昔固与太炎共鸣于《国粹学报》，彼时乃以挤覆满洲政权为职志。以民族主义之立场，发扬国粹，警觉少年，引入革命途径，固不谓经国致治永永可由于是矣。且所谓保存国粹者，非言事事率由旧章也。而《论语》则以人群福利为本，以共达大同为极。岂可久滞种种区分，若种若国若贵若富而不悬一共达之鹄！夫使人尽得所［需］，生活无歉，必不为人所亡。不然，徒守茹毛饮血之俗，则太古之族存者几何！”（马叙伦：《章太炎》，见《石屋余沉》，第45—46页）这段话可作为了解马叙伦对国粹主义看法的补充。从中可以看出马叙伦晚年和早年对国粹主义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别，大体而言，早年强调自国的特性，而晚年则强调共达大同。有学者以此作为清季民初马叙伦对国粹主义的态度（江渤：《马叙伦》，第2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似不甚妥当。
(61) 1924年4月29日《致〈晨报〉记者》，见赵清等编：《吴虞集》，第40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吴虞任教北大后与马叙伦的交往，参见他这一阶段日记的记载。
(62) 陈嘉蔼：《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卷，第14页。
(63) 1925年前后，据初到北大任教的李璜观察：“北大教授的学派分野，并非新与旧之争及中与西之争，至少在我于民十四至十五在北大教书时，这种争论早成过去了。但是在我这一年亲身接触与冷眼旁观中，仍感到有种分野之争，这是根于对当时国内政治见解的有异与留学国度所受学术熏陶有所歧出之故。”（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2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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