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江著《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财界论文,日本论文,李廷江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27.5万字。
最近，笔者在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有关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仔细阅读了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李廷江所著《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颇受启发，并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分析能力。无论对中日关系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还是对近代日本经济史的研究者来说，该书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中、日两国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多次被引用。
历经数年完成的这部近30万字的学术著作，由前言和正文九章构成，并附有珍贵的照片和手迹。概括说来，该书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内容详实、史料丰富。
该书选取了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约20年时段的日本财界与近代中日关系，特别将研究主题置于日本财界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方面。
纵览全书，作者认真地做到了论从史出，叙有史证，言之有据，充分反映了严谨求实的学风。据粗略统计，书中引用的资料约达300 种以上，而参考资料种类更远远超过此数。作者凭借精通中、日、英三国语言的优势，查阅和引用了大量的中文、日文和英文资料。虽然已经整理出的近代中日关系的史料比较丰富，但是作者的视线并未仅仅止于此，而是更注意发掘前人未曾见到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如当事人的书信、来往电文等。从书中相关的注释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探询资料的足迹：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外交史料馆、日本商工会议所资料室、日本大藏省财政资料室、青渊史料馆、日本防卫研修所档案馆……辛勤而艰苦的求索终于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收获，如作者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首次发现了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之初，就筹建中央银行之事写给日本政界和财界首脑人物井上馨、松方正义、涩泽荣一、阪谷芳郎的四封亲笔信。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于发现之初就在日本的《每日新闻》和中国的《人民日报》（1986年12月8日）上披露过，引起两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称之为“中日关系史上的珍贵资料”（日本《每日新闻》1986年12月7日）。 正是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及其他众多的中、日、英文资料，使该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有益于提出和重新探讨某些研究结论，学术价值甚高。
第二个特点是角度新颖，富于开创性。
李廷江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后转入日本研究所。1982年东渡日本，受教于东京大学著名教授平野健一郎，是东京大学设立哲学博士学位后的第一个博士，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获得东京大学文科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学者。这些学术经历使他能够充分吸收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方法的长处，既善于宏观把握大局，也能够进行缜密的实证分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这在该书中有着鲜明的反映。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与日本始终是中日两国学者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是，在众多的研究中，有关日本财界对华政策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却很少有人问津。作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才能客观的准确的把握历史”（前言，第2页），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关日本财界的研究，在日本学术界还十分薄弱，虽然有的学者（如原朗）对日本财界的概念等理论问题进行过探讨，但从总体来看，尚缺乏系统的实证性研究和分析。而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这是一个更为生疏的课题。作者敏锐地抓住这一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从定义、理论到实证研究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财界并不等于财阀，作者认为，作为大资本家团体的日本财界，它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是日本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政治集团，它“代表社会产业资本的总体利益，直接指导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不仅对日本经济，同时对日本政治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前言，第3页）。
关于日本财界的构成，作者认为主要包括经济界、实业界、金融界的领袖和三大财阀的巨头、政界元老中相当于“财界总理”之类的人物以及特殊银行系统的首脑和大藏省局长、次官等高级官僚。作者将这些人均划入了“财界人”的范畴。
作者还对财界的历史发展过程、财界的组织及“财界人”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财界”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明治以来在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中始终处于指导经济发展、影响日本内外政策的十分重要的地位。财界的发展与明治初期的“政商”及后来的“财阀”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的财界组织主要包括各个主要经济团体，如东京商业会议所、大阪商法会议所、东京银行集会所、东京交易所、工业俱乐部……等等，遍及产业、商业、金融、证券等各个重要经济领域。财界组织的多样化，也反映了财界人政治参与的多元化。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线，此前它更多地具有政治压力团体的性质，从外部施加压力影响政府政策；此后由于实力大增，作为政治团体的财界，开始正式参与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直接参与决策。
但是作者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而是更加努力地探索新的切入点，即日本财界在外交上的重要作用，概括了日本财界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三大倾向——“国益志向”、“对外志向”、“亚洲主义志向”。特别是透过日本财界在辛亥革命前后对华政策问题上的言论和行动，阐明日本财界与政府、军部共同构成了战前日本多元化外交中的一极，揭示了日本财界在推进“大陆政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作者还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财界“大陆经纶”理论——大仓喜八郎的“经济亚洲主义”、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主义”、阪谷芳郎的“经济参谋本部论”等，从而挖掘出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深层根源。这些探索和论述，不仅深化了中日关系史、辛亥革命史研究，而且也从新的角度对日本财界进行了研究，为其他学者提供了广泛的思索空间。
作者并未停止在宏观论述上，而是进一步层层深入，最后将视线集中于民国成立之初筹建中央银行的问题，从微观上进行细致详尽的论述和缜密的实证分析，进而集中探讨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本书的第三个主要特点。
南京临时革命政府的成立，震撼了西方列强，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恐慌，各国政府都对新生政权采取敌视态度，在财政上也实行封锁和扼杀政策。孙中山在归国途中曾绕道英、法，谋求借款，却未获成功，故回国后常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转引自该书第201页）。但财政问题始终是困扰新生的民国政府的重大难题。 孙中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渡过财政难关，黄兴也为此废寝忘食，甚至积劳吐血（第202页）。 民国新政府曾与日本政府就汉冶萍借款、苏南铁路借款、招商局借款进行交涉，并派何天炯出使日本，寻求援助。阪谷芳郎曾建议由日本帮助筹建中央银行，孙中山为解救民国政府财政的燃眉之急，想尽快从日本方面获得1 000万日元或2 000万日元借款，最初同意了这一建议，并亲笔写信给井上馨、松方正义、涩泽荣一、阪谷芳郎等日本政界、财界首脑，谋求支持。后因日本各利益集团的分歧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孙中山停止了这一计划，民初中央银行未能成立。
但是，从筹建民初中央银行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日本政界、财界的一些首脑人物松方正义、涩泽荣一、阪谷芳郎及其他很多人士曾参与了谋划，这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中实属罕见，也说明了日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此事是在极端秘密中进行的，以涩泽荣一、阪谷芳郎为代表的日本财界得到了元老松方正义的支持，在这一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是该事的倡导者、组织者。作者正是通过大量查阅原始档案材料，发现了孙中山的亲笔信函，从而解明了这个一直为中日学者忽略的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极为重要的层面，有助于我们客观、全面地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际关系，了解日本对华政策的多元性。应该说，这一学术成果丰富和深化了对辛亥革命和近代中日关系的认识。
作者还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后，与日本共同筹办中日兴业公司的过程。正是通过对中央银行的筹建等事情的缜密的实证分析，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本质，得出了客观、正确的结论：大量事实表明，日本财界不仅在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有着重大影响，参与决策。财界作为日本对外经济活动的主体，在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中，同军部赤裸裸的高压政策、大陆浪人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行动方式相比，更注重经济问题，实行中间政策，谋取经济利益，不拘泥于形式，三者相互作用，构成了近代中日关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作者通过论证得出的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无法克服财政困难的结论，也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重视。
限于篇幅，该书对汉冶萍借款、苏南铁路借款、招商局借款的论述略嫌简略，未能充分展开，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对此，我们期待着作者今后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