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光耀的治国思想与新加坡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李光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来半岛像一条色彩斑孄的虎尾，伸入东南亚的海中，新加坡位于它的最南端。这个海岛国家，总面积641平方公里，人口280万。它1824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41年被日军占领，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1965年成立新加坡共和国，现已发展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明进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亚洲“四小龙”之冠。1991年，新加坡人均国民收入达1483美元，在亚洲国家（地区）中，仅次于日本，为世界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30个国家之一。新加坡的成功与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下面本文将就此作些分析。
一、大力发展经济治国思想是新加坡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李光耀在取得政权后便能及时地“将革命意识转变为建设意识”，始终把经济发展视为其治国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还在新加坡没有独立时，李光耀就指出：“社会主义天堂不会随着独立而马上到来，以满足他们人民日益增长的希望。恰恰相反，要使生活过得好起来，必须更加努力地去发展生产力。否则，大家都还要同受贫穷之苦。这种严峻的考验是在行动中而不是在口头上。千百万贫困者不关心也不知道理论，他们要求生活过得好一点，要求一个较为平均和公正的社会。”后来，他又反复强调：“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跟不上人民的愿望，恐怕你我都会面对麻烦。”“一个国家，假如经济上没有进展，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改善，人民不满情绪依然存在，迟早该政权都会垮台。”他指出：“生产力是决定我们前途的最重要因素，我们的生产力增长将决定我们未来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李光耀认为，要使经济得到发展，在经济政策上就必须奉行“实用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怎样做对发展经济有利就怎样做。他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际情况是制订和修改政策的依据。那么，怎样才是从实际出发呢？他认为，首先就是要从新加坡的国情出发。他说：“新加坡的情况是独特的，即使在具有殖民地背景的国家当中，它的情况也是特殊的。”因为新加坡是一个既没有腹地又没有资源的弹丸小国，所以，在制订政策时，一定要从这种独特的实际出发。其次，想问题、行事要唯实，不要轻信言论。李光耀明确地指出：“新加坡人必须掌握不要轻信言论的习惯。不要轻信任何传说，不要根据推测性的报告，而没有事先调查证实，便采取行动。”再次行事从实际需要出发，不要纠缠于历史。李光耀的这种态度在对要求日本赔偿问题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63年，在新加坡发生了群众坚决要求日本赔偿的事件。李光耀对群众的愤慨与痛恨深有了解，他知道日本必须给予新加坡适当的补偿。然而，他不愿因为赔偿问题而毁损了新加坡工业的计划。为此，他向新加坡人民指出：“目前，我们必须忍耐”，因为“新加坡工业化的计划，需要日本人的参与。”最后，在制定和调整政策时，不受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的限制。李光耀明确指出：“人民行动党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行动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
李光耀认为，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我们发展了一种竞争制度，使得每一个工人、经理人员、企业家或专业人士，能够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底下做出最大最好的努力。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通过行政管理制度去抗拒自由市场的力量。我们的小规模经济，使我们从来不敢尝试采取保护措施，去抗拒外来的竞争，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不断地试图根据某些预先想好的经济，或道德秩序去策划我们的经济”。有效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正是新加坡高速增长的根本前提。
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李光耀反对过分地实行“福利主义”。他认为，在“福利主义”方面走得太远，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从而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社会和人民失去竞争心和进取心。而且“过多的福利会助长人的惰性，无益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他主张新加坡“每一个人——不管政府过去的政策或政治的指导如何——都得各尽所能，他之所得，就是他值得的酬报。”他强调指出：“如果你要别人作出最大的努力，工资上的差别是必要的，所谓‘公平’是相对的。”
李光耀非常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人的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因此，他明确地指出：“单靠资本投资的增长是无法达到最大的增长潜能的，良好的工作态度、集体协作、对公司的效忠、和谐的劳资关系，都是必要的条件，能够使生产力不断增加的是操作机器的工人。”他十分重视发挥东方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注意把其中合理的伦理部分与竞争意识结合起来，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深深地意识到，政治独立不管多么重要，但与实现现代化相比，毕竟只是迈出了艰难路程的第一步，现代化建设才是最重要和最艰巨的。因此，他一直把经济发展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才使今天的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获得“新加坡奇迹”的赞誉。这一成功，又从实践上证实了李光耀以大力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治国思想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二、“一党独大”的治国思想是新加坡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一党独大”，即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由李光耀、杜进才等人于1954年发起，并于同年11月21日正式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在历届大选中保持优势连续执政。尽管长期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是新加坡执政党，但是新加坡并不是“一党制”的国家。在新加坡，除人民行动党外，还有24个合法的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是由其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国会位置所决定的。
人民行动党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而积极行动，积极斗争。人民行动党的口号是：“真诚团结一致行动”。李光耀强调，党是国家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就能团结全国人民，就能战胜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各种威胁，建设一个崭新的、独立自主的、繁荣富强的新加坡。
李光耀为维持“一党独大”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精英治国。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精英人物在最上层约有二百人，在基层约有二千人，如果你一举消灭这些人，就可以推毁整个新加坡。如果新加坡被平庸与投机主义者所控制，那么，新加坡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工业、银行体系、观光业，在几年之内就会被解体。鉴于精英人物与新加坡的生存发展的密切关系，李光耀重视人才的选拔。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挑选最能干和最肯献身的人才，如果我们只让我们自己喜欢的人或随波逐流的人填满国会，我们一定失败。”他明确指出：“对于恭维的话，我是无动于衷的。我们的职责是网罗最优秀的人才”，“担负起领导和治理新加坡的责任”。“我们所要物色的人才，首先是品德好，其次是头脑好。”“要特别注意发掘那些能够动员人民，发动民意的人才”。李光耀还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他主张从严吸收党员，把新加坡最优秀的分子接纳入党。因此，新加坡的党政领导机构都被操纵在受过高等教育，有政治斗争经验，与李光耀有共同政治理想和抱负的精英手里。他们形成一个对政治热忱、内行，善于组织群众，在人民中有威望的领导班子，从而保证了国家机器的高效率运转。第二，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摒弃反对党政治。李光耀强调，繁荣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定。他认为反对党政治不适合新加坡的国情。一是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化和多元宗教的国家，反对党政治会使这些问题尖锐化、复杂化，导致民族的分裂和社会政治动乱。二是新加坡是个小国，缺少自然资源，人才资源也是很有限的，反对党政治会使本来就不足的人才得不到充分利用，新加坡是经不起这样浪费的。三是新加坡人口少，反对党政治不利于实现“真诚团结一致行动”。四是严格实行法治，保证社会安定。新加坡执法严格闻名全球。在这方面，李光耀态度坚决，铁面无情。他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官员还是百姓，一旦犯法，就要受到制裁，不得有任何例外。他认为，党和政府的廉洁、效率与公正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根本。腐败无能的政府是社会政治动乱的根源。五是发展经济，兼顾精神文明建设。李光耀认为，国强才能民安，搞好经济是维护政党执政和杜绝他人“造反”、“闹事”的最好办法。所以，他执政后着力搞经济建设。在经济取得一定成果后，又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各种运动，如植树绿化运动、清洁卫生运动、灭蚊运动、礼貌运动等等。李光耀教育人民要扫除脏乱差的恶习，遵守社会公德，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使新加坡成为世界有名的清洁城市和文明之都。
30多年过去了，新加坡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新加坡的成功，证明了人民行动党是一个廉洁、献身、有效和现实的政党，它博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赞赏和支持，这是人民行动党能够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有力保证。
三、儒家思想治国是新加坡获得成功的精神支柱
李光耀十分重视中国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并把这八德作为每个新加坡公民的价值观和具体行动的准则。李光耀在将儒家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后认识到，一个国家只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和高超的科学技术，但缺乏一种能使全体人民共同信守的精神力量是很危险的。因此，李光耀自己身体力行，以儒家思想和道德原则来要求自己和其它领导人，并通过宣传和教育，使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了解儒家学说。
李光耀认为，“忠”就是要忠于国家，尽心尽力地为国家服务，要有国民意识。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是移民社会。现在新加坡人都是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先辈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尼、印度，还有少量的欧洲、美洲人和阿拉伯人等。他们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他们的先辈远渡重洋来到这块土地上，艰苦创业，落地生根，而且和本地的原住居民共存共荣。但是，部分国民对归属感的认识不同，把新加坡看作祖国的观念比较淡薄。因此，培养国民意识的任务尤为迫切。怎样才能培养新加坡的国民意识呢？李光耀认为，首先是培养归属感意识，就是每个新加坡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新加坡人，归属新加坡。他本人属华人血统，而且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0%，但他不搞华人至上。他提倡保留各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提倡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此产生一种新的新加坡文化。李光耀采取温和的多民族同化政策，目的就是要求新加坡国民要把新加坡看作自己的乡土而扎根于此地。其次是培养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李光耀强调，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牺牲个人利益。因为，新加坡是个小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小舟航行大海，需要全体成员同舟共济，才能顺利航行，不然船沉人亡，同归于尽。这种危机意识，激发了人民的求生心理，并转化成了国人积极向上的求存动力。当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自立，国家遭遇空前危难之时，这种危机感恰似对全国各族人民发出的动员令，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不仅使新加坡转危为安，而且使新加坡经济迅速起飞。面对新加坡取得的巨大成就，李光耀慷慨激昂地说：“使新加坡成功的一股推动力是大多数人民把社会利益的重要性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再次是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李光耀要求新加坡国民认识到新加坡的成就是集体协作得来的。个人与集体不可分割，个人努力通过集体的协作是事业成功的要诀。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只有集体观念强，企业的集体协作好，才能提高生产力，然后才能提高生活水平。
“孝”就是要孝顺长辈，尊老敬贤。李光耀说，为人子女者，应负起奉养父母的责任，克尽孝道，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单位——家庭。他强调家庭是国家的基本单位，国家就是靠众多家庭组成的。由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新加坡的家庭观念有所变化，“孝道”逐渐淡薄，有的人仿照西方社会将老年父母送往安老院。他指出设置安老院并非令人感到自豪的事，他认为这种行动不应该鼓励。他强调尽力保住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他认为孝道不被重视，生存体系就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变得粗野。他号召全国人民都要热爱自己的家庭，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尊老爱幼，合家团聚。
“仁爱”就是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要关心他人。在新加坡，要实现秩序良好，保持社会的稳定，必须促进各族之间和各教派之间的友好和睦，同时还要解决劳资矛盾，新老两代的“代沟”等问题。李光耀提倡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保持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亲善友好，大力开展仁爱活动，对求得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礼义”就是文明礼貌。李光耀强调礼貌是社会文明的一部分。礼貌能导致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又是提高生产力的要素。新加坡自1972年开始开展文明礼貌运动。如今新加坡文明礼貌风气是举世闻名的。李光耀曾说：“我们当初开展礼貌运动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在短时期里，改变人的本质，而只是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起码的礼节，培养多关心别人的美德，使大家生活得更愉快。”他强调“培育有涵养的人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要改变一个人的本质那就要更长的时间，这正是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廉耻”就是不贪污，不被利诱。李光耀对贪污腐化者深恶痛绝。他说，贪污腐化曾是殖民当局的宿疾，如果我们失职，或是变得贪污腐化，就同样会被人民唾弃。为保证政府官员的廉洁，李光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设立贪污调查局，直属李光耀管辖。这个机构不仅负责15万公务员的廉洁问题，还要侦破部长级的贪污事件。在治理肃贪方面也很有成效，原因并不是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也不是采用了特别的先进技术，而主要是李光耀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不管是什么人贪污，都要惩罚，决无例外。70年代就有几个部长级人物因此而被关进监牢。另外，新加坡还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对于馈赠礼物，规定政府官员要交给有关部门负责处理，受礼人如想得到礼物，就要由专人进行估价，然后照价收费。公务员每年都要填表申报自己和家属的财产，包括证券、房屋、银行存款、债务等。如果负债额超过了三个月的工资，就会受到上级的询问。这些措施保证了政府的廉洁与公正，保证了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行。
李光耀以儒家思想治国，不仅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繁荣发展，而且还使新加坡行政廉洁高效，社会秩序井然，市容整洁美丽，人民积极向上，百姓有礼守法。这一切都向世人展示出东方文明特有的魅力。
总而言之，新加坡的成功，证明了李光耀治国思想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甚至已产生了新加坡效应。现在李光耀已辞去总理的职务，但他的治国思想及卓越的政绩，将深深地影响着新一代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