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派论文,自由主义论文,之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末国内爆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世纪之争——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本文虽然沿用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说法，但并不十分认同这一称谓，尤其是“新左派”，因为被归入其中的学者与学术观点差异甚大，很难一概而论。90年代中国思想界状况极为复杂，不同的所谓“主义”或“派”之间存在诸多的交叉关系，同一“主义”或“派”之间也存在分歧。甚至同一篇文章中也是常常存在不同的理论资源。比如被归入“新左派”的王彬彬、汪晖、韩毓海、刘康、崔之元等人在学术观点，更不用说学术水准上就存在很大差别。正因为如此，本文对于这些学者的观点的归纳分析也不能不具有一定的人为性。比如当我把某学者或某文章作为新左派立场的例证引用时，并不意味着他就只有这一种立场或理论资源。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是其最根本的问题无疑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两种现代性方案的认识与评价问题。
首先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认识问题。我们知道，80年代文化思潮的主流是把社会主义视作是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对立面。这实际上是说，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或现代化道路，即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或现代化道路；而90年代现代性反思中被称为“新左派”的一翼则转向了另一种思路：从一种现代性模式理论转向多种现代性模式理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不再被认为是唯一的现代性模式。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现代性的反面，而是另一种现代性方案，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话语。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汪晖、崔之元、刘康、陈燕谷、韩毓海、李陀以及美国汉学家德里克等。汪晖反复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在汪晖看来，马克思、韦伯等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之上，而在今天，现代性反思同时应该包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的反思。相应地，在“新左派”的反思视野中，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与改革以来的“社会主义”的分别，也就不是什么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区别，它们也是不同的现代性方案的区别。而且正是这种不同体现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殊价值。这与80年代学界普遍从本国语境、从新中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教训以及知识分子个人的生活遭遇出发，把传统的社会主义视作现代化的反面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这一点必须得到足够的强调。这表明：90年代反思现代性的部分学者已经转而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角度、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角度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从比较的意义上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关系、区别以及正、负面意义与价值。其结果首先是导致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大跃进与文革），尤其是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比如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他对现在人们缄口不提毛泽东的成就深表不满，指出“如果不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但不是反现代化的，而且它的主要意义还是在于它的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取向。德里克在《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一文中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角度重新评价了文革以及中国的其他社会主义实践。在德里克看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不是用“自绝于现代化”可以简单打发，相反显示出它的超前洞识：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发展必须与世界资本主义脱钩。群众运动也不再是混乱与专制的代名词，而是力图纠正精英主义的发展观念与官僚体制弊端的表现。甚至“政治挂帅”也是“意味着公共价值优先于私人价值”。至于文革，意义就更大了：“不但解决了新兴后殖民社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凝聚社会的窘境，它似乎还解决了经济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遇到的异化问题。”而且虽然文革的时代环境与今天已经很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革对当下没有启示作用；恰恰相反，“它能出乎意料地有助我们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的问题。”
应该承认，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现代性视野中考察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与现实历史的针对性。这个新的视野不仅对于中国解放后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不同于80年代的理解，同时也将挑战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及其他理论思潮的传统理解。在中国解放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历史与文学叙事中，在小说《创业史》、《红旗谱》、《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以及革命样板戏中，无不笼罩着现代性的思维模式，如：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把人类的社会实践理解为向一个终极目标的途径），线形发展的时间观念，新与旧的二元对立，以及与此相关的关于新时代、新社会、新人、新文学等的神话。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甚至“革命”这个文革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也弥漫着现代性的气息。从现代性反思角度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根本上都从属于相同的“认识－话语型”（即“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没有本质区别。而这种连续性恰恰被我们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所忽视。把19世纪末以来约一百年的文学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又把1979年以后的文学分为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60年代作家群（新生代文学）、70年代作家群（大概不久就会有80年代作家群之说出现），这样的文学研究虽然十分热闹，把文学史摆弄得十分“整齐好玩”，但是从现代性反思角度看似乎问题很大。在这方面，反思现代性的思路不无启示性。
然而，把社会主义同样视作一种现代性的方案决不应当导致简单地替社会主义（包括它的文学）“翻案”。恰恰相反，它的目的应当是把现代性反思推进到总体性反思层次。或者说，现代性反思既然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也视作一种现代性方案，那么它就应当在批判性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时，批判性地反思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都应当是批判反思的对象，而不能仅仅因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容就无条件地肯定它。更何况两种现代性“本是同根生”，任何偏袒一方的反思都不可能是彻底的。然而遗憾的是，如果说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把社会主义简单地逐出现代性了事；那么，90年代有些持有社会主义立场的人则常常把社会主义现代性仅仅因为其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所谓“批判意义”或“抗衡意义”而全盘加以肯定，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许多方面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源同根关系，也没有深入地反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实践所造成的教训。也就是说，他们把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当作了肯定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唯一的与至高的理由。结果是，反思现代性在有些人那里成为对于中国“伟大革命”，如群众造反运动、上山下乡运动、鞍钢宪法等的热烈赞颂，社会主义现代性实践的失误却没得到应有的反省。
当然，在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评价方面，被归入所谓“新左派”的学人是存在差别的。比如汪晖承认：“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或者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形式，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同样出现了社会组织。”刘康也辩称：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元论的同时，同时也要批判“毛泽东的一元论”。他们的理想似乎是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走寻求“制度创新”或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但是，相对而言，他们把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置于优先地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紧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语境，并把现代性反思深植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显然，中国新左派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深受西方左派的影响，而后者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是一种资本主义语境内部的自我批评与自我完善。在西方，社会主义现代性从来是一种边缘化的批判声音，而实践中走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性或所谓自由主义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相反实行了很长时间的社会主义。当今坚持启蒙或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与新左派存在极大分歧。他们坚持自由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至今依然没有成为主流。相反，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如计划体制、权力寻租、官员腐败等）以前是，现在仍然是腐蚀、败坏中国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无论是后学还是世界体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许是一付良药，而在中国则难免“避实就虚”、“画饼充饥”乃至“淮橘为枳”。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持批评态度的新左派经常提醒我们：要注意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权势集团与跨国资本的勾结，或畸形的市场导致的公共空间的萎缩、社会的严重不公，这些无疑都是有益的；但是他们笼统地指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拥护权力市场化、反对民主与社会公正等，显然以偏概全。事实上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群体是极为复杂的，那些所谓站在权势集团立场拥护权力市场化的人绝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相当多的批判自由主义的文章，很模糊地把所谓“自由主义者”指认为权力市场化以及社会不公的拥护者。但常识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绝对不会排斥民主，更不反对公正。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晖的论“公正至上”系列论文。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秦晖反复强调的是：实施自由主义的公正原则在中国目前是至上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民主缺乏的症结不在自由太多，而是没有公正。在《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一文中，他更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依仗强权的“化私为公”，也批评依仗强权的“化公为私”，在这一点上他与“新左派”一样痛恨那些“号称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把依仗强权化公为私称赞为‘交易成本最小’的改革方式”。在秦晖看来，不管是“化公为私”还是“化私为公”，只要是依仗强权的、缺乏民主与公共性的，就一定是自由与民主的反面。前者是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后者是改革以后出现的“权力私有化”。但是不同的是，秦晖认定不管是强制的化公为私还是强制的化私为公，它们的共同根源都是旧体制，而不是什么“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现代性），因而要想告别“权力私有化”（强制的化公为私）不但不能把改革前“几十年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重新供起来，而恰恰是要强调自由主义的公正原则。如果说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把当今中国的不公正、不平等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如自由市场经济，那么，在秦晖看来，不公正与不平等不是由于自由太多，而是自由太少。
在笔者看来，90年代全球化情形下出现的国际资本与国内权力集团的勾结是一极为复杂的现象，外因与内因都不能忽视。一方面，把它完全归罪于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至少是片面的；另一方面，90年代中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已经同样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是夸大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无疑会忽视中国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无论是市场化还是世俗化）因此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一个极其误导性的推断是：全球化（尤其是资本运作的全球化）已经使得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性变得非常之小甚至完全没有，因此，80年代从自由主义立场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这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本质化、一体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中国必然经历本土化的改造。比如有人说：“如果说在80年代，中国知识人可以主要以文革以及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大背景，90年代仍以这背景发展知识和理论则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嫌。”这无异于说以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参照已经显得迂腐可笑。事实是否如此？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文革时的中国，这是无可否定的事实，但是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化了？这种新生成的“资本主义”具有什么样的中国特色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特色？如果说在90年代，只以文革以及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大背景已经过时，那么，只以全球化或资本主义化为思考中国问题的大背景是否就很合适呢？其实，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发现大量所谓“文革”（如果把它理解为改革前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的话）遗留的问题，它与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同时存在，更主要的是，当我们在忙于争论中国是停留在“文革”还是已经步入全球化的时候，中国已经悄悄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可以说，对于中国国情的不同认识是90年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所在。正是这种对中国现实的不同认识与定位导致他们对于西方理论的不同取舍以及批判话语的不同建构方向。因此，对于中国国情的全面而准确的定位，应当说是目前这场争论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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