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搞好新时期思想理论建设——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文选论文,第三卷论文,新时期论文,切实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三个问题：新时期思想战线的工作具有新的思路，必须采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增强工作效果
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在抓思想战线的工作上，既继承了我党我军在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新思路和新特色。这种新思路和新特色，是否可以表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做好新时期思想战线的工作，既不能搞运动，又必须坚持积极的思想斗争。靠运动来解决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这是我们党在一段时间内的习惯做法。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是坚决反对搞运动的。他之所以不主张搞运动，是深刻吸取了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他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从来都是不成功的。”（《邓选》二卷296页）不搞运动，是由于思想建设是长期的事，不能靠一时的突击，一下子搞上去。小平同志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邓选》三卷208而）不能搞运动，是由思想战线的工作特点所决定的。解决思想战线的问题靠理不靠力，靠说服不靠压服。小平同志说：“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邓选》三卷153页）他强调：“坚持对思想上不正确的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邓选》三卷145页）思想战线的工作，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不搞运动，也是为了防止出现动乱，保证我们在开展思想战线工作的时候，其它“一切工作照常运转”。（《邓选》三卷235页）小平同志对思想战线的工作一方面强调决不能搞运动，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邓选》二卷345页）。显然，思想战线的工作，作为一个有破有立、破立统一的过程，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必然要有所树立，有所弘扬，有所批判，有所否定，有所纠正，有所克服，这就少不了必要的批评和斗争。说服和教育在有时也必须以批评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通过必要的批评，直至严肃的批判来实现、来完成。粉碎“四人帮”以后，小平同志抓思想战线的工作，首先就是从批判“两个凡是”，破除现代迷信，打碎“左”的精神枷锁开始的。在后来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中，以及纠正其它错误倾向的过程中，他都是坚持原则，寸步不让，旗帜鲜明，敢批敢抓。他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邓选》二卷165页）“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选》二卷116-117页）他总是努力纠正那种不敢开展批评的软弱涣散倾向。他多次指出，思想战线上“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邓选》二卷344页）他多次强调，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思想，必须“进行有力的斗争”（《邓选》二卷323页）。进入新时期以来，小平同志带领我们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等，都是既坚持不搞运动，又不丢掉批判武器的光辉范例。
二是做好新时期思想战线的工作，既要靠思想教育，又要靠纪律法制。重视思想教育、重视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好传统，这一点今后也应该长期坚持下去。但是我们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不善于运用法律和制度这个武器来解决和处理问题，来增强思想工作的力度。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邓选》二卷292页）“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选》二卷293页）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革命政党，要重视建立和利用自己在法律上的优势，要把革命的原则和人民的利益，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和肯定下来，运用法制手段，捍卫和保持自己的思想政治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把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力量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约束力量密切结合，相互促进，我们在思想战线的工作就会更加坚强有力。法制具有稳定性、规范性、权威性、公正性和统一性等优点和特点，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思想战线的问题，坚持以法律为依据，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和处理问题，能够有效地防止主观随意性，防止扩大化，保证实际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小平同志积极倡导运用法律和制度的力量来推进思想战线的工作。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邓选》三卷208页）他主张，“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邓选》二卷328页）关于反对腐败和廉政建设，他提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选》三卷379页）我们要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进行有效的斗争，小平同志要求我们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一定“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邓选》二卷330页）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他说：“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邓选》三卷163页）
三是做好新时期思想战线的工作，既要靠以理服人，更要靠“发展”服人。思想战线的工作，是宣传真理的工作，是说服人、教育人的工作，是确立理想、坚定信念的工作，是凝聚人心、激励斗志的工作。思想战线的工作要想有战斗力，有吸引力，有凝聚力，就必须要有很强的说服力。这种说服力从哪里来？当然要从理论的真理性中来。但是，从根本上说服人，最终还要靠实践、靠发展。正像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邓选》三卷377页）小平同志在谈到同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斗争的时候明确指出，这“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邓选》三卷204页）对于那些怀疑改革的人，小平说：“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邓选》三卷156页）思想混乱的症结，往往不在于思想，而在实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为何在中国大地上，一些人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发展上去。小平同志说：“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邓选》三卷237页）由于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一些人左比右比，总感到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如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快。可见，你的经济上不去，你的生产力水平低，他对你的生产关系、对你的思想理论、对你的政治制度、对你的上层建筑就有怀疑，一些错误的思想和主张就有市场。显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打好思想理论仗，在理论上说服他们，又需要打好经济发展仗，在实践中说服他们，用发展的成就说服他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主义之间的斗争，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思想论争”，就是打思想理论仗；第二种是“军事抗争”，就是在战场上见高低；第三种是“经济竞争”，就是看谁的经济建设搞得好，看谁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发展速度快。如果说，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在革命胜利初期保卫政权的时候，“思想论争”和“军事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那么在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之后，在将来更长的时间内，双方斗争的主要形式和主要战场，以及最终评判优劣、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就是经济建设。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那就是，要以经济成败决胜负，以发展速度论英雄。小平同志认为，经济发展速度问题，“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选》三卷354-355页）小平同志之所以强调思想战线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强调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四是做好新时期思想战线的工作，既要充分发挥精神力量的激励作用，又要高度重视物质利益的驱动作用。小平同志十分重视物质利益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作用。他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邓选》二卷310页）小平同志强调：“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选》二卷136页）小平同志关于“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论断，是很深刻的。革命的产生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革命觉悟的产生也不可能脱离物质利益这个基础。没有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等，就不可能把中国的农民彻底发动起来，就不可能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物质利益是提高革命觉悟、激励革命斗志的物质动因。作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改革，也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新时期人们的物质利益需要通过改革来满足，来实现。只有改革才能达到促进生产力发展，加速现代化实现，给人民带来最大物质利益的目的。中国人民在今天的改革觉悟，同过去战争年代的革命觉悟一样，都是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种服务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归根结底是要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物质利益。党在过去通过革命，带领穷人打倒富人，是以“剥夺”的方式为人民谋利益；今天通过改革，带领人民搞现代化，是以“建设”的方式为人民创造更多的物质利益，从而，把穷人都变成富人。关心人民的物质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才能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确实优越，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正确，这样，民心士气就会高涨，党在人民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会不断增强，思想战线的工作就会更有力量。因此，新时期思想战线的工作，必须坚持物质利益与思想觉悟的统一，坚持教育人与关心人的统一，这样才能使我们思想战线的工作能够建立在坚实、科学的基础之上。
第四个问题：新时期思想战线的工作具有新的标准，必须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大力弘扬共产主义理想和精神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著名的“五种革命精神”即：“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邓选》二卷372页）他要求思想战线紧紧围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做工作。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四有’。”（《邓选》三卷318页）“‘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邓选》三卷205页）而在大力弘扬和培养共产主义觉悟的问题上，近年来出现过一些模糊观念，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到信心坚定，旗帜鲜明，始终不渝地坚持高标准，很有必要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统一认识：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推动，不能因为搞市场经济就降低思想战线工作的标准。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在现代社会中谁不搞市场经济，谁的经济建设就缺乏生机和活力，就搞不上去。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但不能超越市场经济阶段，这是一条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将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大突破。有些同志不能正确认识搞市场经济和讲共产主义觉悟的关系，认为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市场观念，培养的也是市场观念，思想战线工作为市场经济服务，就是要培育市场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市场观念上，因此就出现了重视确立市场观念、忽视培养共产主义觉悟的倾向。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种市场经济既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又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是要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力量加速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好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这种市场经济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的；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市场经济的骨干力量是大批具有先进思想觉悟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单靠商品原则、靠经济规律、靠市场观念，是解决不了的，还必须要靠党性原则、靠革命觉悟来解决问题。可以说，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的精神和道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成功建立和顺利发展的最重要的思想保证。这些年，人们对市场经济观念讲得比较多，而对共产主义思想观念强调不够。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一些与其相适应的观念，其中许多观念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像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创新观念、开放观念、人才观念等，都应该充分肯定和提倡。共产主义思想并不排除进步的市场观念，但是必须看到，一般的市场观念并不等于共产主义思想观念。共产党人的思想觉悟，既包括进步的市场观念，又必须超出和高于市场观念，不能满足和停留于市场观念。有些市场观念，像等价交换的观念，在经济活动中是必须坚持和遵循的观念，而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就不能用这种观念来指导行动。在领导工作中如果按这种观念和原则办事，必然导致腐败。就是那些能够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通行的市场经济观念，也不能作为我们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共产党人的思想和精神上，起核心作用和导向作用的，只能是远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只能用共产主义的思想去统领市场观念，而不能用市场观念来代替和限制共产主义思想。这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邓选》三卷116页）“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邓选》二卷326页）
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不能因为实行初级阶段的经济政策，就降低思想战线工作的标准。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纠正了过去“左”的政策，依据初级阶段的实际，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以落实按劳分配原则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极大地焕发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有的同志在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关系上，在现行经济政策与思想战线工作格调的关系问题上，陷入盲目性。认为初级阶段只能有初级觉悟，实行什么经济政策，就只能培养什么思想觉悟，把培养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看成是脱离实际，看成是一种“左”的要求，看成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有些所谓思想家、理论家还肆无忌惮地对一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小平同志针对这种倾向，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邓选》二卷326页）“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邓选》三卷112页）现阶段，我们在经济领域绝对不能采取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但是不能由此就否定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作用，不能忽视共产主义觉悟的现实价值。共产党人的思想觉悟，既表现在与现行政策的一致性上，更表现在对现行政策的超越性上。党的现行政策，是从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出发，依据现阶段的国情，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根据大多数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制定的。现行经济政策作为党在现阶段处理经济活动中人们各种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是对全社会提出的普遍要求。而领导干部和共产党人，不仅是普通公民，而且是先进分子。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使命，决定了他们在执行现行政策的过程中，必须超出现行政策所具有的社会阶段性和一般群众性的局限，不仅能够坚定地用党的现行政策来约束自己，而且能够自觉地用共产主义思想来规范和指导自己。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也是党的现行政策能够顺利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同样是在党的富民政策之下，思想觉悟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靠损人利己、违法乱纪增加收入；有普通觉悟的一般群众，靠诚实经营、辛勤劳动致富；有先进思想觉悟的共产党员，是带领大家一起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富而富”。共产主义觉悟是贯彻执行党的现行政策的巨大思想动力。不管是从执行现行政策的需要来看，还是从执行现阶段的政策同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的联系上看，都需要我们在思想境界上，站在高处，看到远处，决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觉悟停留在现行政策的水平上，决不能动摇对于在初级阶段和现行政策条件下能够造就出大批共产主义战士的信心，也没有任何理由在初级阶段降低思想战线工作的标准。
三是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不能因为现实物质条件比较差，就降低思想战线工作的标准。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经济战线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这个“力”，就是现实的经济力和生产力，就是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我们在思想战线的工作中，就不能片面强调物质条件，不能因为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就降低思想战线工作的标准，降低精神文明建设的层次，降低思想政治工作的格调。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邓选》二卷326页）学习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回顾我党我军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开始干革命到全国胜利，我们奋斗的物质条件一直是非常差的，但我们在思想觉悟上却始终保持了强大的优势。根本原因是在于，我们从事的是先进伟大的事业，我们有第一流的先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就足以使我们在极差的物质条件之下，能够培养和保持崇高的思想觉悟。我理解，所谓共产主义觉悟，就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科学认识，就是对人类必定要实现的共产主义前途的崇高信仰，就是实践这种科学认识和为这种崇高目标奋斗的忘我的献身精神。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自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以后，人们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培养和形成，就主要不是受制于具体的物质条件，而且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接受程度，取决于在社会主义事业进军的潮流中，经受实践锻炼考验所获得的改造和提高程度。在艰难困苦的民主革命阶段，我党我军能够培养和造就出大批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形成和保持，与过去相比，具有更为良好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坚持思想战线工作的高标准，有着更为可靠的保证，没有任何理由在培养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问题上感到气馁。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气不壮”，缺乏信心和勇气，关键不在于“理不直”，而在于“理不清”，陷入了思想误区。理直才能气壮，理明才能气壮。只要我们真正从理论上把问题搞清楚了，就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自觉而坚定地坚持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