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凯瑟琳#183;曼斯菲尔德的书信日记及诗歌中所体现的身份焦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信论文,菲尔德论文,焦虑论文,凯瑟琳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爱德华·W·萨义德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格格不入》(Out of Place：A Memoir)。在这本书里，他表达了他的终身焦虑——无论是在他的出生地耶路撒冷，曾经求学的地方开罗，还是在后来他去到的美国，他都觉得格格不入。实际上，这是大多数殖民和后殖民作家的共同感受。地域的转换，文化的差异，身份认同的焦虑使得这些作家们永远处于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萨义德是如此，出生在特立尼达的当代英籍印裔作家维·苏·奈保尔(V.S.Naipaul)也是如此。与他们同处于20世纪又早于他们的英国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有着同样的身份焦虑。本论文通过分析她的部分书信日记以及诗歌来说明身份焦虑总是困扰着她。无论她在新西兰、伦敦或俄罗斯流亡者团体那里，她都未能找到最终的精神归宿。她的身份焦虑导致她到哪里都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痛苦而执著地寻找精神家园和身份的她是20世纪流亡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新西兰和伦敦的异乡人，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团体中的异乡人，隐藏在诗行背后的异乡人。
一、新西兰和伦敦的异乡人
曼斯菲尔德对她的出生地新西兰爱恨交织。她一度憎恨新西兰的狭小闭塞。1906年，在伦敦呆了三年后，她被告知要返回新西兰。她很不情愿，在到家后写给她姐姐维拉的一封信中，她说：“我为年轻的新西兰感到羞耻，除了将要做的事情。在开始学习以前，所有顽固肥大的头脑们都要被摧毁掉。他们需要一个过滤净化的影响——前拉菲尔主义和超级唯美主义的疯狂浪潮应该令这个国家陶醉。他们在文化方面必须走向多元，在一两年内变得颓废，然后达到平衡和比例协调”(Berkman 24)。很显然，新西兰贫乏的文化氛围满足不了她，后来她还是回到伦敦工作和生活。
在伦敦，作为一名在殖民地出生的盎格鲁-萨克逊后裔作家，她急需身份认同。而作为一名殖民地作家，曼斯菲尔德是游离于当时伦敦的主流文化之外(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精英文化圈子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并不包括她)。她既没有身份，也没有地位，她在伦敦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边缘人。作为边缘人，她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这种排斥反过来又使她产生某种抵触情绪，这是因为她不能也不可能全盘接受英国伦敦的主流文化。她在伦敦感觉是个异乡人。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眼光开始投向万里之外的新西兰——那个她当年毅然弃别的殖民地故乡。于是，她在其作品中对新西兰的回望与重构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她企图从她的新西兰经历(包括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中得到灵感与支持，寻找自己独特的声音。但是，即便这样，作为一个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后裔作家，她也不可能完全认同她的新西兰作家身份，因为她心底里还是趋向于认同英国文化。这就是曼斯菲尔德的复杂心理，既怀念新西兰，又与新西兰保持一定的距离，她是新西兰的异乡人。
曼斯菲尔德由最初憎恨到后来热爱新西兰实际上反映了她自我认识的过程。她的这一创作过程被后来的很多后殖民作家复制了。奈保尔也是在伦敦苦于没有创作素材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的出生地特立尼达的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由此他开始书写特立尼达的生活并获得了成功。奈保尔在他的自传性的散文“寻找中心”里曾经这样评价他自己的创作历程：“要成为一名作家，做成这样一件高贵的事情，我想有必要离开。为了实实在在地去写作，很有必要往回走。这是自我认识的开始”(Naipaul 41)。是的，曼斯菲尔德逐渐明白她与新西兰的关系是割不断的。她既属于新西兰，也不属于新西兰，她是新西兰的异乡人。
事实上，对于曼斯菲尔德来说，“她的最优秀的作品都取材于她所背弃的家庭和她所远离的殖民地城市惠灵顿”(Gorden 8)。这种对故园和童年的追忆所结出的第一个成果便是1918年以单行本刊出的短篇《序曲》(Prelude)。故事深情地怀念幼年时代在新西兰无忧无虑的生活，通篇弥漫着浓郁的思乡情绪。事实上，《序曲》脱胎于她于1915-1916年所写的短篇小说草稿“芦荟”(The Aloe)。艾勒克·博埃默在他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一书中提到这两篇小说的差异时，认为“芦荟”的支离破碎的结构源自于作者很难再现素材中的文化差异，后来经修改而更为整洁的《序曲》删去了“芦荟”里一些具有殖民地特色的细节(152)。她既缅怀新西兰的经历和生活，同时又要与新西兰的经历保持一定距离，所以她在“芦荟”的修改稿《序曲》中没能真实地再现当时当地的生活，而是把它美化，尽量向英国文化或宗主国文化靠近。曼斯菲尔德的复杂心思和两难境地可见一斑。
曼斯菲尔德自己毫不掩饰对新西兰的思念之情。在答复好友关于《序曲》创作方面的询问时，她的笔触饱含深情：“我把能说的都说了。天知道，我竟如此热爱那个生我的海岛[新西兰]。哦，我一直记得清晨在那儿的感受—仿佛这个小岛只在夜里潜回深蓝的海中，等到黎明又浮出水面。这时到处闪闪发光，晶莹欲滴。(当你跑过沾满露珠的草地，你肯定感到脚舔着了盐味。)我试图捕捉那一时刻—从它的闪光中，从它的芬芳中。正如那清晨乳白色的薄雾升起后揭开了某处美景，然后又把它掩上，旋即又打开，我也试图撩去裹在我故乡亲人身上的雾，让他们被看见，然后又把他们遮起来……要描述这一切很难，听起来也许有故弄玄虚之嫌”(Charters 1425)。联想到她在《序曲》中对“芦荟”的改动，我们不禁惊叹于她隐喻式的坦白，既要让新西兰的生活为人所了解，又要遮掩一部分实情。
曼斯菲尔德曾经解释她为何眷恋新西兰。在1916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她曾写道：“我要把我对自己国家的回忆写下来。对，我要写我自己的国家，直到储藏在我心中的关于我自己国家的记忆完全枯竭。不仅因为这是我应该偿还给我的国家的一笔‘神圣债务’，也不仅因为我的弟弟和我在那里降生，而且也因为我在心中常与我的弟弟故地重游。我的心从未离开过那些地方。我渴望用我的笔，赋予它们新的生命”(Murry，Journal of Katherine Mansfield 43-44)。在这里，她把新西兰称为她自己的国家，反映了她心理上对新西兰的认同。当然，新西兰并不能占有她心房的全部，她只是觉得欠了它一笔感情债，而这笔债必须由她的笔来偿还。在1918年6月11日的日记中，她写道：“我再一次地坚信英格兰，不只是英格兰，而是整个人类……”(转引自陈家宁4)她的世界终究是以英格兰为中心而扩展到全人类的。她觉得新西兰是个被边缘化了的“默默无闻”的国家，她有责任通过她的笔把它纳入到主流文化，即宗主国文化中去。她在1916年1月22日的日记中继续写道：“有一刻我想让我们这片未被发现的国土跃入旧世界的眼帘。它必须是神秘的，好像是漂浮着的一样。它必须让人凝神屏息，惊讶不已”(Murry，Journal of Katherine Mansfield 43-44)。这种高高在上的施舍的姿态背后隐含着一位几乎已经被宗主国文化所同化了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
那么，曼斯菲尔德真的被宗主国文化同化了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她在主流文化的浸润下并非如鱼得水。在伦敦求学及后来生活写作的过程中，曼斯菲尔德感到孤独彷徨，无所依靠，时时刻刻感到自己是个异乡人。她自己接受的是英国白人主流文化教育，自然而然地，她很想被英国主流文化所承认。当初她憎恨新西兰的文化氛围，就是因为多姿多彩的英国主流文化吸引了她。但是，作为一名来自于英国殖民地新西兰的作家，她时刻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被排除在主流文化圈子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会回望过去，在其作品中重构新西兰。她在伦敦期间的日记和书信里充溢着对孤独的描述。在1919年5月26日的日记中，曼斯菲尔德写道：“红色的天竺葵带来了花园的气息，在我头上萦绕……啊，我并不介意，可是为什么它们令我觉得是个异乡人？为什么每当我走近时它们都问我：‘你在伦敦的花园里干什么呀？’它们骨子里燃烧着傲慢和骄傲。我是小小的殖民地居民，行走在伦敦的花园草地上——也许只能被允许观看而不许逗留。如果我躺在草地上，他们极可能会朝我大声叫道：‘看看她，躺在我们的草地上，假装她住在这里，假装这是她的花园，假装那个有着高高的屋脊，开着窗，撩开了彩色窗帘的房子是她的。她是一个异乡人——一个外来者。她只是个坐在第纳科里山上做梦的小姑娘，其他什么也不是。她做着白日梦：‘我来到伦敦，跟一个英国人结了婚，我们住在一个高大威严的房子里，后花园里种着红色的天竺葵和白色的雏菊。’简直是厚颜无耻！’”(Murry，Journal of Katherine Mansfield 107-108)从这则日记，我们可以体会到曼斯菲尔德的敏感自尊和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心情。她总是担心会被名正言顺的伦敦人嫌弃，她并不觉得伦敦是她的归宿。
二、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团体中的异乡人
既然曼斯菲尔德在心理上与新西兰和伦敦都保持着距离，那么这两个地方都没能成为她的精神家园。在茫茫然中，她在欧洲大陆辗转迁徙，试图寻找她的身份认同和理想的精神家园。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出现了一股席卷欧洲的俄罗斯文化热。在英国，亲俄运动也正在蓬勃地展开，伦敦的很多知名文学杂志如《新时代》登载了对俄罗斯作家作品的翻译。在这样的大气氛下，曼斯菲尔德接触到了俄国文学并受到它的强烈吸引。她钟情于俄罗斯文学，并认识了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她非常认同他们，她所喜爱的契诃夫深深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伯克曼指出：“这些俄国作家很大程度上非常迎合她的道德感……她的道德感从根本上讲同样是情感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使她产生巨大的共鸣……这些共同的力量加强了她的信仰：……契诃夫对痛苦的平静接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对恭谦和克己的基督教原则的认识”(Berkman 125)。在曼斯菲尔德的书信集和笔记本中，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她对俄罗斯始终如一的美好情感(蒋虹78)。流亡于伦敦的两位俄罗斯知识分子柯特林斯基和索别尼奥维斯基是她进入文学殿堂的最初引领者，她通过他们认识了当时很多其他的俄国流亡者。1922年10月，曼斯菲尔德去了位于法国枫丹白露的格吉夫人类和谐发展学院。其创办人格吉夫是她经朋友介绍认识的。于是，她暂时生活在那些俄罗斯流亡者、怪人、无家可归者和精神冒险家们之中(蒋虹82)。但是，她的身份焦虑导致了她无法在心理上认同她所处的地方，即使这个地方是她当初异常喜欢的。在1922年10月28日给默里的信中，她倾诉了她的无所适从的孤独感。她写道：“至于我认识的人，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现在不在我的视线范围内。老实说，我只能说我们只是居住在这里——白天的每一刻都充满了生机。可是我觉得我无法按常规融入生活；我只是处于它的边缘。要写它，我是不能的”(Murry，Katherine Mansfield’s Letters 682)。在1922年11月10日写给默里的信中，她又写道：“我是一个渺小的欧洲人，喜欢东方的地毯、音乐和一些我笼统地称之为东方的东西。但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更接近于东方而不是西方。西方显得如此贫乏散乱。我不能相信那里有知识或智慧。我期待这只是一个阶段……在这里呆的三个星期让我觉得已经在印度、阿拉伯、阿富汗和波斯呆了很久……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友谊……我不能说我已有了朋友。我简直与他们格格不入”(O’Sullivan，Poem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277)。可见，在这个俄罗斯文艺团体里，她的身份焦虑也未能得到缓解。她可以认同俄罗斯艺术成就并受其影响，但是她从来都不觉得她是这个特殊团体中的一员。她在这里同样有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她未能在这里找到她的精神家园。
三、隐藏在诗行背后的异乡人
毫无疑问，诗是她所喜爱的文学形式之一。她早就认识到了诗歌与散文融合所蕴含的潜力。在第1章所提到的1916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她对弟弟轻声说：“我想写诗。我感到总是在诗的边缘上徘徊。扁桃树，小鸟，你所在的小树林，你看不见的花，我所斜靠着的打开的窗户，在那里我梦想着你能靠在我的肩膀上，还有你‘看起来很悲伤’的照片所处的时期。然而我特别想写一首长长的挽歌……也许不是诗，可能也不是散文。几乎可以肯定，那是一种特殊的散文”(Stead 66)。她力图写成诗一样的散文，散文一样的诗，所以她的诗读起来明白如散文，毫不晦涩却又优美动人。她的诗歌现存下来的不多，都是短诗，大约总共有一百多首。
伯克曼曾经说过：“然而，在1909至1912年间，她不断写诗，比她生命中任何其他时间写的诗都要多。在这些大多不押韵的主观的诗歌中，有一些叙述了童年的零散碎片；其余的反映了一时的情绪，多数是关于对大地，大海或天空的神秘的喜爱，经常同时呼喊着天堂。作为诗歌，这些作品的价值不大……这些诗歌的真正价值在于确证了她的失落感和无家可归感，反映在她恋恋不忘她的童年经历，以及经由神秘主义从日常生活的残酷压力下逃跑”(Berkman 38)。是的，对童年的反复书写表达了她对家的渴望，她在潜意识里希望永远留住快乐的童年，因为童年时期的家是一个稳固温馨的地方，而她在其后的青少年及成年时期永远地失去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家园，终其一生寻求而不得。所以她特别珍惜她的童年记忆，并用诗行记录下来。
1907年，曼斯菲尔德在伦敦皇后学院求学时，写下了一组儿童诗，她的朋友之一把这些诗保存了下来，使它们免遭破坏。这些诗简单易懂，用词普通，像童谣一样，充满了童趣。在“初学者的几条规则”里面，前两节诗说了小孩子不能干这样干那样，在第三节也是最后一节里，她写道：“如果他们摔倒了，他们不许哭，/虽然都知道很痛；/不——总是有妈妈在身边/她会用亲吻来安慰”(Mansfield，Poems 99)。①妈妈的亲吻可以抚平孩子的伤痛，而妈妈又是和家紧密相关的，这首诗反映了长大了的曼斯菲尔德对家和母亲的眷恋。相比于她成年后的流浪奔波和无家可归，童年的家对她来说弥足珍贵。异乡人只有通过回到童年才能找到归宿。在另外一首“小男孩的梦”里，前三节写男孩做了一个噩梦，他梦到自己一个人在大海上漂得越来越远，“远离了我的家/远离了我的玩耍，/永远没有尽头的旅程/只有大海做朋友/还有海里的鱼。/但是鱼们游得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远离了我的家，我的玩耍”。在最后一节里，“然后他大叫‘妈妈呀’/他醒了，坐直了，/原来他们坐在一把摇椅里面，/妈妈的手臂环绕着他——紧紧地”(95)。在大海上一个人孤独地航行的小男孩隐喻成年的曼斯菲尔德在社会上的艰辛奔波，奔波在“永远没有尽头的旅程”里。小男孩欣慰地发现一切只是梦，其实就呆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而曼斯菲尔德多么希望孤独的旅行也是一场梦，梦醒后她可以回到母亲的怀抱。但这不是梦，她的旅程就残酷的现实世界，她只能继续孤独地走下去。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发现藏在诗行后面的惆怅的曼斯菲尔德。
曼斯菲尔德有些诗直接描写了孤单，如她在1909年所写的“伦敦的春风”和1911年所写的“孤独”。“伦敦的春风”描写她在伦敦的孤独。1909年，曼斯菲尔德已经又从新西兰重返伦敦，她在这一年经历了流产和短暂的婚姻。在这首诗里，第一人称“我”指的是春风，也可看作是诗人的化身。在前四节里，“我”以挑战的姿态来到了伦敦，伦敦就是那个“令人愉悦的土地”(18)。“我”，或者说是诗人试图让世界向她低头，诗人以为她可以轻易融入伦敦的生活。第五节写道：“哦，陌生地方的异乡人，/看看我带给了你什么。/这滴雨——是你脸上的泪；/我告诉你——告诉你实话/我来自于那个被人遗忘的地方/在那里曾经生长过金合欢树，——”(19)。以对话的形式写成，“我”和“你”在对话。“我”是指春风，但不再是诗人的化身；“你”是指“陌生地方的异乡人”，在这里暗指诗人本人。“被人遗忘的地方”是指新西兰，因为金合欢树是那里特有的植物。诗人因孤独和思念而落了泪，她向世界的挑战似乎失败了。接下来的第六节描写了诗人想象中的新西兰的美丽景色，有花朵的浓郁香味，高高的搭成一个凉亭的树枝和阳光，还有掉在草地上的黄色的花蕾。诗人在思念故乡新西兰的美丽景色时，不知不觉流下了泪，阳光照到泪滴上，所以有“金色的泪滴”(19)。这首诗的最后一行“它不会再来了”中的“它”指代上一行的“记忆”(19)。所以最后两行是说诗人不打算再思念故乡新西兰了。这首诗很好地阐释了诗人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受。诗人开始以挑战的姿态面对伦敦，而后又思念美丽的故乡新西兰，最后她决定斩断情丝，不再回望故乡。这首诗印证了诗人的孤单无助和痛苦地寻找归宿的过程。
在“孤独”里，诗人把孤独比作“她”：“她也老了；她也已经战斗过了”(0’Sullivan，Poem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31)。在这里，被喻为孤独的“她”与诗里的“我”合二为一，表明了诗人疲倦至极的状态。在诗的第二节里，有两次用到“贫瘠的”一词。一次出现在第二行，“贫瘠的海岸”；另一次出现在第五行，“贫瘠的土地”。这说明了诗人远离家乡，在伦敦漂泊的精神状态，她不能找到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园，所以只能深深感到精神的贫瘠。在第二行还出现了“不满足”一词。正是这种不满足的状态催促着她不断地去追求。“一阵陌生的风吹过……然后是沉默”。“陌生的风”与《伦敦的春风》里所描写的春风相呼应。诗的最后两行写道：“直到贫瘠的土地/充满可怕的单调的雨”(31)。诗人处于陌生的远离家乡的英国，感觉什么都是陌生，单调的，贫瘠的，她只能保持沉默，自己独自品尝孤独的滋味。
在这种孤独彷徨、无所适从的状态下，诗人时常会隔着大海遥望故乡新西兰。她把对出生地新西兰的思念寄托在对大海的反复咏叹中。在她所有的诗里，有大约十分之一的诗提到大海。大海对她有着特别的意义，几乎就是故乡的代名词。1917年，曼斯菲尔德写信给一个朋友：“啊，我如此渴望大海……长时间地站在海岸边，感受身后的大地退缩为沉默，浪花的巨大翻卷声升腾起来，击打着人的整个儿的存在……但我说的不是英国夏天的大海。我说的是狂野的、未经驯服的水域，那片水域击打着我自己的荒凉的岛屿”(O’Sullivan，Katherine Mansfield’s New Zealand 27)。在这里，“我自己的荒凉的岛屿”指的是她度过了童年的故乡和出生地新西兰。在她的诗里，新西兰总是与大海联系在一起。
在“海湾”里，她写道：“沉默的海湾把我们彼此分开。/我站在海湾的一边，你站在另一边。/我不能看见你或听到你，但我知道你就在那儿。/时常我会叫你的小名。/并假装我的叫声的回音是你的声音。/我们怎样才能在海湾上架起桥梁？绝不会用言语或触摸。/有一次我想我们可以用眼泪填满海湾。/现在我想用我们的笑声砸碎海湾”(O’Sullivan，Poem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59)。在这里，可以把诗里的“你”理解为诗人的故乡新西兰，诗人在这首诗里深情怀念她的故乡，她想用眼泪或者笑声来表达她的思念之情。
在“大海的小孩”中，诗人用“她”来指代大海的小孩，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指她自己。诗里的“你”指代大海，可以理解为故乡新西兰。大海把它的小孩送到外面的世界里去，“把她从家里赶走”。“从没有一个姐妹或兄弟/听见她的叫声，回答她的喊叫”。“她卖了她的珊瑚宝石；她卖了她的泡沫；/她的彩虹之心就像一只正在唱歌的贝壳/在她的身体里破碎了：她爬回了家”。“她”在外面过得不好，渴望回到故乡。在诗的最后一节里，大海劝说它的孩子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去，诗里写道：“平静下来，回到世界中去，我的女儿，/女儿，回到那片朦胧微暗的土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悲伤的海水，/还有一小把散落的沙”(32)。在这里，“朦胧微暗”的土地是指除新西兰以外的诗人去到的外面的世界。因为前途不明，孤单寂寞，所以诗人用了这一词来表达。从诗里所提到的破碎的心，不难看出诗人在外面的世界里闯荡时伤痕累累，她极想回到温暖的故乡，但是也知道故乡并没有多大发展空间，只有“悲伤的海水和一小把散落的沙”。
“大海”以对话的形式写成，“我”与大海对话。大海说：“在你的身体里不再有我/只有你害怕流出的含盐的小滴眼泪”(33)。故乡大海最明白“我”的心里储藏着思念委屈的眼泪。在1913年所写的《海之歌》一诗中，诗人直接写道：“记忆停留在我遥远的家，/她和我无关”(41)。此诗的最后四行写道：“我老了。/我太冷了/我害怕……大海/声音太大了……/它弄丢了，/它走了……记忆/在我遥远的家里呜咽”(42)。总之，从这些诗里可以体会出诗人的孤独和对故乡的思念。
在《诗集》里，还有很多描写童年、孤独和大海的诗歌。通过阅读她的诗，我们可以发现藏在诗行后面的孤独惆怅的诗人本人。她的诗再一次印证了诗人是个为身份而焦虑的异乡人，不能和谐地融入她所处的世界。她的格格不入的生活状态被烙在了诗行里，是她不懈寻求精神家园的明证。
新西兰作家安东尼·阿尔伯斯在传记《一次轻率的旅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一生》中说：“我们来到人间，偶然诞生在一个地方，这无关紧要；久而久之，我们才在心中形成自己真正的出生地，因此，也许要回顾以往，我们才能知道，才能一天比一天更肯定自己诞生于何处。有些人精神上的出生地与护照上写的恰好吻合，能同外界达到如此的和谐一致将会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幸福”(1)。可惜的是，这种幸福不属于曼斯菲尔德。终其一生，曼斯菲尔德都处于不断寻求精神家园的过程中。20年的漂泊生活对于她来说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流放。她不能满足于新西兰贫乏的文化氛围，同时，她又始终觉得被排斥在以伦敦为代表的宗主国文化之外，由于不能融入当地的生活而倍感孤独。对于她所喜爱的俄罗斯文化，她也始终觉得是个局外人。她在她的书信日记和诗歌中细致地表达了这个感觉。她永远处于流亡出发的状态。她的这种格格不入的异乡人的状态当然使她感到孤独痛苦，但是却让她创造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正如中国古语所说，诗人之不幸，乃诗之大幸。她的这种积极追寻精神家园的状态赋予了她的作品永恒的活力和魅力。她短暂的一生所创作的作品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被后人赋予了无限的阐释的可能性。
萨义德曾经这样解释流亡：“很奇怪，流亡是一件你觉得很有必要去思考的事情，但是经历起来却又很可怕。它是个人和出生地之间，自我和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治愈的分裂：它带来的深入骨髓的伤痛是永远无法被超越的”(Said 173)。流亡引起的身份焦虑使流亡者痛苦不堪。20世纪的流亡知识分子如萨义德、奈保尔等都是在身份焦虑中不断寻求精神家园的人。毫无疑问，20世纪初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她的书信、日记和诗歌中所体现的格格不入的异乡人情结将会永远激发人们对于身份认同和流亡状态的思考。
注释：
①本文相关所引诗歌的中译文均由笔者译出。
标签：大海论文; 曼斯菲尔德论文; 文学论文; 菲尔德论文; 凯瑟琳论文; 文化论文; 诗歌论文; 读书论文; 故乡论文; 伦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