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浙乡镇企业发展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发展论文,乡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1516(2002)04-0024-03
江苏是中国乡镇企业（以下简称乡企）的发祥地之一，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及以前，江苏乡企一直独领风骚，到1993年，江苏乡企的总产值已占全国乡镇企业的六分之一，出口创汇占四分之一，上缴税金占十一分之一，拥有的固定资产占八分之一。但1994年起，江苏乡企的增幅连续3年大幅回落，同期浙江的增幅回落较小，增势明显强于江苏，两省乡企经济总量的对比很快发生了变化。1993年江苏乡企的营业收入比浙江多47.5%，1996年浙江超出江苏5.3%。1996年以后两省的乡企均进入中小幅增长期，浙江的增势仍年年强于江苏，两省差距逐步拉开。2000年浙江乡企的营业收入超出江苏21.2%，利税总额的差距就更大。
对浙江乡企短短数年内超越江苏（2001年前三季度浙江的增长依然领先江苏）这一现象作深入的对比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明确症结所在，从而制定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扬长避短，再造江苏乡企发展优势。
一、发展环境变化，苏南模式优势不再
九十年代中期以前，苏浙乡企的最大差异在于所有制结构不同，前者以集体独资的乡村企业为主，后者是个（体）私（营）居多。以1996年为例，当年江苏乡企经济总量中乡村集体占86.6%，个私的比重很小，而浙江的个私却占到55.4%。苏浙两省这种所有制结构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迥异的特征，曾分别被冠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1994年起，乡企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不变的苏南模式去应付变化了的国内外市场，落后便为必然。
1993年“十四大”后，推进市场方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取向，国外竞争者也开始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国家的政策鼓励使个体私营的发展环境空前宽松，多形式竞争主体出现，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1994年国家又取消了乡镇企业减免税，开征了新税种，使乡企的实际税负增加。此外，乡企还要负担建农基金和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苏南九十年代初依靠借贷集资建设的一些项目不仅债务规模大而且利率高，项目投产后遇上变化了的市场，所获利润往往连利息支付也不够。乡村企业的先手之利和政策优势机制优势已不复存在。1995年11月省有关部门召开的厂长（经理）座谈会表明，四分之三的企业领导感到来自国企的竞争压力，半数的企业领导认为自己的产品难同国企竞争。以外延扩展为主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度、低效益）特征明显的江苏乡村企业在新形势下已显出种种不适，其政企不分的模式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市场风云突变也是乡企增势受挫的原因。1992年欧盟成立，美国为了对付欧盟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将有近9千万人口的、劳力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圈了进来，并施以优惠的关税政策，墨西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由此很快扩大占领了北美的市场，中国轻纺产品的市场份额则不断萎缩。以纺织品为例，1994年中国在北美的市场份额是49%，但到1998年便降为28%。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造成的东南亚和日韩等国进口萎缩则是江苏乡企出口订单减少的另一原因。1990-1994年江苏乡企营业收入的四分之一来自外贸出口，1996年后出口的连续4年下降对全省乡企发展的阻碍是不言而喻的。
二、西进观念和力度的差别
不同的自然地理、文化底蕴、体制环境还形成了两省乡镇企业家坐商与行商的特征差别。苏南企业家的产品导入型特征较显，通常是老总主内副总主外。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乡企最早在国内实行营销代理制，企业家多属市场导入型，企业大都是老总主外副总主内，资源丰富而价廉的欠发达西部自然地成了新的发展空间，由是形成了浙江乡企的西进（参与中西部开发）早规模大。早在八十年代温台地区的个私企业就在全国率先“走西口”，九十年代，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鲁冠球又发起了“乡企西进”的倡议，部分企业联袂多形式多渠道挺进中西部地区。如同滚雪球一般，浙江乡企的西进力度越来越大，如今全省已有300万农民在全国各地从事经营，其中在中西部办厂经商的逾百万。2000年浙江乡企产销两旺，其10%的营业收入是在开发中西部市场中实现的。回看江苏，西进的观念和力度都相形见绌。很难说清2000年全省乡企的营业收入有多少是在中西部实现的。
三、产业产品类型的差别
浙江市场起步早、数量多、种类齐、功能强，个私工业依托市场快速发展，市场依附个私产品很快壮大，部分业主的商业资本膨胀后向工业转移，成为市场意识很强的制造业主。凭借敏锐的市场意识，温（州）台（州）乡企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竞争中显尽了风流。其原因之一是，瞄准市场生产价廉适用小商品，无意中避免了与国有、集体经济的正面竞争。小商品技术含量少，进入门槛低，一般一个或几个家庭联合即能产出，特别适宜早期技术设备简陋的个私企业生产。由于国内存在一个庞大的低需求人群，且欧美市场也有对低层次产品的需求，只要有一定的价格比，产品总能卖得出，对数量众多、前店后坊的自产自销的企业来说，则可产销利润一网兜。原因之二是极力促销占领市场。2000年温州乡企的皮鞋、阀门、眼镜、裤子、标识、打火机、低压电器、汽摩配件分别占到全国市场的30-80%；台州则成为全国最大的缝纫机、圣诞礼品、木制工艺品和节日灯出口地。薄利多销是其击败竞争对手占领市场的法宝，单件商品利润虽薄，总体获利却是不菲。由于产品多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因此，温台乡镇企业的市场感觉也更好。苏南是我国产业工人的诞生地，乡镇企业具有城市工业的痕迹，两头在外中间产品多，获利空间受限，区域内城乡工业高度同构引起的过度竞争又进一步降低了获利能力。
四、“九五”浙江外向迈大步，江苏徘徊不见长
1990年-1994年江苏乡企外贸出口年年迈大步，年递增率达77.7%，1995年增势减缓，比上年增36%，1996年增势受挫，下降3.6%。尽管如此，1996年全省乡企的出口产品交货值仍高出第二名的广东19.6%，更高出浙江74.3%。嗣后3年，江苏乡企的出口形势一路走低，直至2000年才出现恢复性增长。与1996年相比，全省乡企2000年的出口产品交货值仍减少1.6%，居全国的位次也从第一跌至第三。同期浙江却年年攀高，4年里翻了一番多。此消彼长，1996年只及江苏57.5%的浙江乡企出口，到2000年反超江苏21.3%；2001年上半年又超广东，坐上了全国头把交椅。
江苏乡企出口的下降与国际市场变化和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有关，但面临同样外部条件的浙江却增势如虹的事实，证明了内在的不足是江苏乡企出口下降更重要的原因。内在的不足主要源于企业观念守旧，机制活力不足，竞争能力下降，省里又未能及时出台有力政策扶持，相当数量的企业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只能被动应付，以至市场萎缩出口减少。
“九五”时期，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浙江乡企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2000年全省有2.3万家乡企（江苏有9918家）从事出口产品生产，有100多万人飘洋过海在五大洲经商（江苏数据不详），另有5万多人在中俄、中越、中蒙、中哈等国边境从事贸易。目前，浙江已经形成了出口市场布局多元化、生产企业组织形式和出口贸易方式多样化的格局。
五、个私发展晚，与浙江相比质量差距大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江苏省领导和有关部门在发展乡企的讲话报告中多次提及了要大力发展个私，要为个私提供与国有、集体一样的政策环境。1997年12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私的意见，1998年9月全省发展农村个私企业控减乡企负担会议召开，1998年12月省人大推出发展个私经济的条例，1999年3月、2001年1月省委省政府又两次出台放手发展个私的文件。个体私营在江苏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开始迈开发展的大步伐，但是，较之浙江，江苏对放手发展个私的认识晚了十多年。
从1997年第四季度起，江苏农村个私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与1996年相比，2000年全省个私营业收入、利税总额增长了4.6倍和2.4倍；占乡企的比重分别达51.1%、48.1%，上升了37.7、16.1个百分点。经过3年多的发展，个私经济已成为江苏乡企的半壁江山，从业人员则占65.5%，达560.2万（比1996年增加1.12倍），与浙江的582万已相差无几，但发展的质量却明显低于浙江。2000年江苏农村个私的营业收入、利税各是4876.3亿元、304.6亿元，分别只及浙江的76.5%、47.7%。这种情况的主要成因是，江苏近几年个私的发展忙于扩容，内涵的提高有所忽视，与起步早、已处于提高阶段的浙江自是难比。
六、乡村企业改制的认识和操作误区
（一）改制的滞后和不彻底。富有“四千四万”精神的苏南人经过八十年代和九十年初的一系列改革后，尽管把旧体制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但原有模式的内核却无法发育出一个新体制。直至1996年、1997年江苏乡村企业的差距明显时，产权必须明确，政企必须分开才形成共识，对苏南模式脱胎换骨的改造才得以大规模进行，但比浙江乡村企业的改制已晚了四、五年，先手之势已失。
在自主型改革的浙江，以温、台为代表的浙南个体私营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就积极向股份合作制发展，1994年起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始较多地联合起来，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化。出于企业持续发展继续提高的内在需要及受温台一带制度模式的影响，1992年浙江开始全面推进乡村企业的改制。到1995年，以资产转让、经营者持大股为主要特征的股份经济形式已经形成，比较彻底的改制使环杭州湾一带的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增加。在企业制度的不断调整变迁中，浙江出现了南北所有制形式融合的趋势。1996、1997年当江苏还在为先售后租的改制方式争论时，浙江已在落实改制配套措施规范运作，转制企业普遍进入了投入增加效益提高的阶段。江苏乡村企业迟至1997年第4季度才在“十五大”精神的推动下进入实质性的产权制度改革。到2000年底，江苏乡村企业的改制面已达93.2%，“小微亏”的普遍转为个体私营，剩余的4万多家乡村企业中，多半已改成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全省乡企中个人资本金的占比由1995年的11.8%升至41.5%，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外商和法人的资本金由20.8%升至33%，乡村集体资本金的占比由1995年的67.4%降至2000年的25.5%，苏南模式已经淡化，以产权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新的集体经济形式初步形成，改制后的企业出现了与市场经济相符的特征，运行的质量也有起色。
然而，江苏的种种情况决定了乡村企业的改制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步到位。江苏乡村企业规模列全国之首，其改制涉及近千亿元集体资产在农村各利益集团之间的重新分配，其难度和复杂性堪称全国之最。由于社区内改革的发动者及主要对象均是乡镇政府，所以，改革的艰巨性是可以预见的。相当部分经营绩效较好与尚可的乡村企业被改成集体控股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形式，2000年全省集体企业中的原乡村集体资本占比仍然较大，政企不分的弊端未能根本改观。设置的“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和社区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决策权等作法，使地方产权制度在部分地区以另一种形式制度化合法化了。与浙江相比，苏南模式根深蒂固的江苏乡村企业的改革不仅成本大，而且步履也艰难，企业在改制中改制后还存在不少认识和操作上的误区。
（二）固定资产投入力度减弱。在全省性的乡村企业产权改革中，无论是经营者、职工，还是县乡领导有关部门，都把注意力放到了改制方面，加快发展被置于次要地位（有的则是一时难以顾及），由固定资产的投入可见一斑。1990-1995年，江苏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幅大于浙江，1996年后逆转为年年小于浙江。1997-2000年这4年江苏乡企固定资产原值只增加41%，增幅不及浙江的一半；1996年底江苏乡企的固定资产原值为1778亿元，多出浙江165.7亿元，2000年底为2418.3亿元，比浙江少474.4亿元。
（三）集体企业资本人格化程度不够高。经过改制的洗礼，江苏乡企中的集体企业不再等同于集体独资的乡村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产权结构比较优化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但与浙江相比，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为主的集体企业的资本人格化程度还不高。2000年全省集体企业的实收资本中，非集体资本（法人、个人、外商）占62.5%，而浙江高达77.5%。在集体企业实收资本中，浙江的法人资本占23.8%，高出江苏6.4个百分点；个人资本比重更是高达45.6%，高出江苏27.3个百分点；江苏仅外商资本占比(26.8%)多出18.7个百分点。这说明，浙江集体企业中的非集体资本尤其是个人资本比重大，产权结构多元化、资本人格化的程度高，因而其动力机制、活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强，经济运行的质量也高。2000年浙江集体企业在营业收入与江苏相当的情况下，实现的利税多出30%。
（四）不动产宁租不售。对乡村企业的房产和地产，江苏是宁租不卖，浙江是宁卖不租，后者的改制显然更彻底。企业获得了不动产的产权证和使用权证，可以用作抵押，从而增强了市场竞争和融资能力，有利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快了，地方的税收和规费也会相应增加。这样做还从根本上划清了乡镇政府、村组织同企业的关系，使企业具有真正独立经营的资格。
（五）企业内部机制转换不到位。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后，适应市场运作的内部新机制还没有完全转换到位，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新机制、发挥新优势的基础不强，想开发没技术，想技改缺资金，还是沿用老人马、老设备、老技术、老产品、老方式生产经营。苏州市1999年调查的1.13万家改制企业中，基本靠老班子、老产品运作的占80%。
七、股份合作制企业比重大
股份合作制则是一种以内部职工为主体，在劳动与资本双重联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它集股份制与合作制的某些特点于一体，机动灵活，比较适合中小型企业作为改制的切入口。但这种形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1、对于企业权利的行使，股份制是根据股东的持股份额分配的，合作制是依据人头即一人一票分配的。在收益分配上究竟是依据股份还是人头界限模糊，实际操作中又因企而异，易使多出资、持大股者与合作者之间的权力与义务、风险与收益失衡。且在企业规模扩大后又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机制，因为，职工受个人利益的影响，难以考虑企业整体和长远利益，再者职工也缺乏决策必需的信息和经验，职工若普遍参与决策会遇到障碍，如此又会束缚企业健康有序的发展。2、股份合作制的成员退出自愿，但退出的价格难以确定，按进入的价格，退出者亏，按重估的价格退出，可能会引起更多人的退出。3、股份合作制强调企业内部职工持股，只要股东身分不变，职工的身分自然也不会变，这就与企业因经营状况的变化灵活增减人员形成矛盾。另外，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公共积累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一个归属不清的部分，很容易导致企业内部矛盾的发生。新一轮乡企改制之初的1996年，包括部分领导在内的人们曾普遍认为，股份合作制将可能成为苏南乡企改制的主要形式。几年的实践证明，当企业规模扩大和向更高层次发展时，股份合作制的不适便会显化。因此，股份合作制通常只宜作过渡，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要及时向两头（“微、亏”的改为个私、绩优的转向股份制）转化。可见，集体企业中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份额的对比，能够表明企业发展的层次及质量的差别。2000年江苏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乡企中，股份合作制的占87.1%，比浙江多4.9个百分点，股份制则相应地少。
江苏乡企过去的大发展，说到底是思想解放先人一步，后来领先地位的失去乃观念更新落后于人，坐失发展机遇，以致被浙江超越。
为了增添江苏乡企的活力再造发展优势，针对近年发展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苏南部分地区2000年下半年起陆续开始了第二次改制，即深化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的改革。但旧的模式的终结不会像切年糕一样截然断开，二次改制后，江苏乡企还会面临诸如政府职能溢出、产业产品结构不优、股权流动、劳资矛盾、“新三会”的规范运作以及如何加快科技进步提升资本运作效益等难题。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一切唯实，大胆出新，不断超越自我。●
［收稿日期］2002-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