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多元化——关于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之争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文化论文,之争论文,化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2-0009-07
公元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纽约发生了一起令全世界为之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我认 为这起事件的本质，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两种极端文化普遍主义之间的对抗。它将引发 人们更长久、更深刻的思考和忧虑……
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强盛，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就是 ：迄今为止一直呈现多元化面貌的世界文化，是否应该并且能够同步地走向“全球化” ?这个问题关系着文化的走向，实质则关系着各文化主体的权利、地位和命运。因此， 目前世界各国各民族乃至各个阶层和个人之间，表现出了各种极不相同的反应。其中， 极端的文化普遍主义、文化特殊主义之间的种种分歧和冲突，有可能成为对世界和平、 国际秩序和社会内部稳定的极大挑战。因此，对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加以反思 ，探讨如何超越片面性，走出普世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两难困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 深刻而紧迫的意义，这将成为21世纪的世界性重大课题。
一、文化问题的当代显现：新的冲突根源?
文化问题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后日益凸显出来，是世纪之交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个 现象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历史进程的鲜明特征，反映了当前世界发展的新变化、新形势。 许多人认为，由于国际贸易地域的扩大，相互作用关系日益频繁，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 化，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持续革命，环境、生态、能源等全球问题所要求的联合行动，跨 国行动主体(如洲际非政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的出现，文化产业的全球流 动和跨国文化冲突等因素，全球性的生成已经是一个经验事实。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 利希·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一书中认为：“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 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 失去了国界的限制。……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超越了国境。……全球化指 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这是 超越空间距离的世界”；“全球性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起，在我们星球上发 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 必须把我们的生活与行动、我们的组织与机构，按照地方—全球的坐标重新定向，重新 组织。”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 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 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等等。总之，“整个世 界迅速加快压缩为单一的全球场”，人类客观上越来越互相依赖，主观上也越来越意识 到合作的必要，需要认同更多的行为准则，接受共同的价值规范，世界文化的整体性越 来越强。这种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文化全球化”可能性，被一些人看作是不可避免 的大势所趋，或者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化”进程。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士率先以积极的姿态推行“全球化”。他们的主张中，通常包 含有下述思想内容和潜台词：对西方经济优势的推崇，把经济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的成 功和贡献，进而将“现代化”、“全球化”等都与“西方化”、“资本主义化”联系在 一起，突出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普遍性和主导性。这些主张往往带有浓厚的政 治意识形态色彩。有的西方学者并不掩饰这一倾向，他们借苏联东欧国家的事变，大力 宣扬“共产主义失败”论，断言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将要统一世界。如日裔美国学者弗 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取得最终胜 利，再没有什么力量挑战西方的政治模式了，一个普世文明正在来临。这种论调必然助 长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肆无忌惮。但也有的西方学者并不盲目乐观，他们看 到了“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的一切矛盾并未解决，西方文明的衰落将不可避免，特别是 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存在，必然构成对西方文化一统天下的严重障碍和挑战。如美国 未来学家和政治分析家萨米埃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 曾就这一点做出了有些悲观、或许是带有某种威胁性意味的警告，认为未来的“第三次 世界大战”将可能由于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发生……这一极端的观点虽然受到了各方 面的质疑，但应该看到，无论其本意如何，作为一个“警告”，它都把对“文化全球化 ”的关注提高到了人类未来安全的高度，值得重视。
当然，问题有意义不等于回答正确。无论乐观的还是悲观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者，都把 经济全球化看作是文化全球化的当然理由，并且直接地肯定了文化的未来应该与经济保 持相同的模式。然而从文化的高度上看，经济全球化的价值结构和文化特征究竟是怎样 的?某种经济模式或经济秩序是否是整个文化所必定要采用和服从的秩序?实现“全球化 ”的可行方式和合理途径如何?是否通过某种文化模式的单向推行就可以实现?等等。这 里显然存在着一系列深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进行严肃而全面的探索，决不可能无 批判地把某些人的一厢情愿当成结论。
事实上，正是一些非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家，包括一些对西方文化具有反省和批 判意识的西方学者在内，对于借全球化兴起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做出了否定 性的回应。除了少数出现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反弹的情况以外，世界上多数国 家民族的人民并不是以消极被动的态度来对待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汇合。他们能够区别 不同性质的文化交流和汇合，一方面通过行动，以多种方式来抵制新一轮的文化侵略和 文化霸权，另一方面也从更加切实和广泛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未来的关系问 题，建设性地面对世界性的文化发展和交流。例如世界各地出现的“本土化”和“地方 化”运动；有些东方国家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念，开展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探索； 中国则明确提出，把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作为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等等。一些西方学者也提出了“对话理 论”、“协商政治”、“共生理论”、(知识、文化)“符号互动理论”等各种各样的理 念，探讨在尊重多元文化基础上实现全球文化沟通和融合的合理有效途径。
出于慎重，人们对“文化全球化”乃至“全球化”概念保持了一定的存疑态度，只是 在肯定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开始认真研究“全球文化”、“普遍价值”、“ 普世伦理”等问题。这一切意味着，人类关于文化的思考正在一个新的、更加全面的意 义上展开，但还远不能说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例如20世纪最后的几年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曾在世界各地举行了多次专家会议，研究并尝试起草一个有关全球普遍价值的 宣言。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观点分歧，这一构想“全球文化”的超前努力并不成功。 可见“全球化”观念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共识和结论的形成，往往却是一系列探讨和分歧 的开始。它显示在人类面前的，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二、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对立的文化观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必然的历史进程，还是一种主观的兴趣和要求?文化的“全球化 ”是否意味着全世界的文化将走向同质化和齐一化?对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来说，这是 一个福音，还是一场灾难?……对这些问题有各种不同的回答，归根到底反映出人们对 于文化本质和本性的不同理解，也反映出人们在文化追求上的不同立场和态度。而哲学 上一直存在着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不同观念、信念和思维方式之争，是产生大量 分歧和对立的深刻思想根源。
在哲学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本身主要属于价值论和价值观的范畴，但它们又与一 定的存在论和认识论观念相联系。普遍主义往往以人和万物本质、本性的共同性、普遍 性、以及认识的真理性等观念为基础，进而在价值问题上持本质主义、绝对主义和一元 论的观点。普遍主义相信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终极”的、绝对合理的、普遍适用的一元 化价值及其标准，认为只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发现并推广执行之，就能够基本解决世界上 的大部分纷争。特殊主义则以人的个性、认识的主体性和价值的特殊性为基础，在价值 问题上持个性化、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的观点。特殊主义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惟一的、终极 不变的价值体系及其标准，必须面对人类价值多元化的事实，依据主体的具体特殊性来 处理各种价值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类社会的平等、自由、和谐和安宁。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也许不难发现：普遍主义与特殊主 义两个原则，其实是产生于哲学不同领域的结论：普遍主义来自以人类为主体的认识论 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所要达到的结论，是面对统一的客观世界(对象的一义性是不容否 定的前提)，获得对于整个人类具有普遍可靠性的认识、知识。因此在认识论中，结论 的普遍化含义也成为应有之义。但严格说来，将这一原则应用于价值领域则是引起混乱 的开始。与之相反，特殊主义则是在价值论领域中得出的结论：在价值论领域中，作为 对象的价值关系本身在客观上已经是多元的了(这一观察本身符合认识论的原则)，价值 论的思维必然以具体主体性的特殊主义为其原则，才能够成为实事求是的结论。然而上 述理论分析迄今并未得到公认。人们长期习惯于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看作是同一领域 内的两个原则，将普遍主义也移植成一种价值观的原则。当人们不加分别地把这两个原 则用于同一个问题时，就必然形成根本观点的分歧和对立。而价值普遍主义的极端化， 则必然导致激化的冲突甚至暴力，美国“9.11事件”是一个充分的证明。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分野，表现于人们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之中 ，在文化问题上最为集中和强烈。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用于说明文化问题时，其主要分 歧成为当代文化之争的焦点：
1.关于文化的本质。文化主要是一个寻求知识和真理的体系，还是一个自我实现价值 的工具—目的系统?双方在谈论“文化”时，其对象所指在起点上即有不同。在普遍主 义看来，文化作为人的精神生存发展形态，其存在的主要根据在于寻求和提供合理的、 先进的知识、技能、生活方式和信念等。这样的内容和目标就像科学和技术一样，具有 可比性、共同性和普遍性。而在特殊主义看来，科学技术、知识性和真理性并不是文化 的目的性、实质性内容，而只是其中工具性、手段性的条件。文化的本质在于价值，即 人的主体性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基于主体自身的个性，文化之间可以比较异同，但其 价值却因主体而异，彼此之间往往不可通约，未必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
在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议论中，一些以普遍主义思维方式看待文化的人们，较多地 看到了诸如经济、贸易、金融、交通、通讯、传媒等现代交往方式的全球普及，以及由 此而引起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大量渗透和影响，便把它们同时也看作是文化走向全 球一体化的表现，认为这是对普遍主义的证实和推动。这种意见反映出他们对于文化的 理解，较多地侧重于知识性、技术性和工具性成果的意义。而另一些持特殊主义思维的 人则强调文化的内容和目的性。他们指出，在上述全球化的形式、手段发展起来的同时 ，人们的文化传统、思想内容、人文精神并不因此而同化一致起来，至少是未必以谁掌 握更多的手段为归宿；相反却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各种文化都尽可能充分利用这些形 式和手段，以巩固和强化自己的地位和形象，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精神。因此，一切技 术、手段、交往形式的全球化，并不直接等于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较量还将在另 一个层次——思想内容的层次——上展开。
2.关于普世文化的基础。普遍主义以人类的本质和本性具有共同性、普遍性为基础， 并看到人类相互之间的依存和联系日益深化发展的现实，认为全人类的文化迟早要走向 统一，多元化只是不发展情况下的暂时局面，并不具有本质的合理性。特殊主义则否认 有抽象单一的“人”和“人性”，强调文化是具体主体在各自生存发展的历史中创造出 来的，多元化是它的必然面貌。诚然，人类各民族之间将来会有更多的共同点，但终究 不能否定或取代主体的自我发展。它认为，所谓“普遍性”只能在“特殊性被普遍化” 这个意义上成立，并不意味着有一套先验的终极模式。
在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议论中，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的争论，在理论上逐 渐集中于这样的问题：人类各民族及其文化之间，在何种意义、何等程度上存在着普遍 一致性或共同性?判断的依据和方法是什么?是否能够找到共同一致的依据和方法?在现 实中则进一步具体化为：就当前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和水平说来，什么样的语言、规则 、程序和标准，可以称作是真正具有普遍性、共同一致、切实有效的，从而能够代表“ 普遍的人性”和“绝对的合理性”?怎样避免由于“西方(欧美)文化中心主义”的强势 而带来的偏见与专横?等等。
3.关于“文明的标准”。对文化的发展水平和状态作出价值判断，以鉴别何种内容和 形式是合理、有益和应予肯定的，何种是不合理、有害和应予否定的——这种制定“文 明标准”的愿望，本身更带有文化普遍主义的色彩。最初是在19世纪，已经发达起来的 欧洲国家为了解决非欧洲国家进入欧洲文明体系(“国际社会”)的条件问题，曾制定了 一套“文明”标准。这套标准很快就通过“治外法权”之类的特权，暴露出它不过是少 数强国对别人实行“某种不公正统治和剥削的体系”，而遭到抵制。后来它不得不被“ 民族自决原则”所代替。
在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议论中，仍然可以看到制定类似标准的意图：从一直未曾消 失的“国际社会”观念、“国际惯例”原则，到现今流行的“现代性”、“后现代性” 标准，以至带有国际强制性的“人权”话语等等，皆源自于此。但无法避免的是，每一 意图本身无不带有一定的浓厚印迹，或是普遍主义的，或是特殊主义的，而且它们又都 必然引起相反意图的抗争。这说明，人类文化文明的进步固然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和量度 ，但所谓“文明的标准”却可以有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及其他种种不同的方式。无论对 于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说来，究竟以何种方式确立人类文明的合理观念，虽然都是十 分重要的，但显然也是它们所难以解决的。
4.关于现实的导向。不难看出，两种主张在现实中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导向。然而在错 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们各自的意义却是充满矛盾的。例如文化普遍主义固然是 主张人类文化一体化、“全球化”、“普遍价值”和“全球伦理”的理论前提，但它在 现实中往往也成为文化专制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等的借口；文化特殊 主义通常是主张文化多元化、个性化、自治化和文化平等交流的思想基础，在现实中却 常常成为文化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文化割据和封闭等等的理由。世界上 有不少国家，对国内实行文化特殊主义、自由主义的政策，对外却奉行文化普遍主义、 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有些国家则相反，对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对外却主张文化 特殊主义、封闭主义；就某些团体、个人来说，上述“双重标准”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对自己奉行一种“主义”，对他人却实行另一种“主义”……这一切都表明，片面的文 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本身都是不彻底的，它们在理论上都有自己的严重缺陷，因 而在实践上也都难以贯彻始终。
在“全球化”成为议题的世界形势下，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这两种文化立场 和观念的偏执，它们各自的片面追求和彼此对立，势必导致新的混乱和冲突。目前全世 界的有识之士都已经看到了这种危险性，并呼吁超越二者的偏执，探索超越两难处境的 出路。然而，无论文化普遍主义还是文化特殊主义，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它们 都有各自的主体根基和历史依托，都有其现实的利益基础和文化环境，都有其理性的和 情感的依据，因此并不是很轻易就能够摆脱和超越的。不可能仅仅依靠理性的说教或情 感的呼吁，就来解决掉人类文化中长期存在的这一“二论背反”，而需要进一步反省它 们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为消除这种根源创造条件。
三、超越“两难”的出路与逻辑
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十分关注“全球化”形势下的文化问题。为了使人类文 化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对峙的传统困境中解脱出来，走上新的繁荣发展之路，许多人 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而理论上的探讨，特别是哲学思维方式层面上的批判研究，无疑起 着先导的作用。因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够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部分显示得更加充 分。
就最终结论说来，对于人类走向“全球化”——包括经济、技术的全球化和与之相应 的文化全球化在内，人们原则上是一致肯定的。因为不仅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客 观趋势，而且它也是对人类自古以来就渴望的“世界大同”和“全人类解放”理想的一 种回应。因此，现在人们关心和争论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或“愿不愿意” 实现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的涵义、形式、前景和途径如何?也就是：究竟要“化 成什么样”?“怎样化”?这个问题表现出“全球化”涵义的高度复杂性和歧义的高度密 集性。目前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1.关于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根据和理论根据。新一轮以经济全球化为标志的全球化进程 ，是一个已经开始的客观现实。那么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文化 性质和意义如何?这个问题应该是思考和回答全部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而目前的回答 则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两种不同的方式。如何看待现实的文化多元化局面?“多 元论”的观点是：在文化上，所谓“多元化”不是仅仅表现为具体文化形式和风格的多 样化，而是实质性内容——价值主体、坐标和取向之间的异质性、异向性。众所周知， 人类文化一直呈现出以民族主体形式为代表的多元化面貌。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甚至 行业的人们各自是自己一定特殊文化的主体，彼此之间不能够完全归结和替代。这是一 个普遍的、基本的历史事实。“多元论”者多半以承认这个事实为前提和出发点，进而 认为全球化正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形态的一个新的发展而不是否定。经济的全球化是经 济活动场所、联系手段和规则形式的全球一体化，是多元文化各自发展的共同体现。经 济上的全球化本身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利益和价值主体的一元化，文化则更是如此 。因此全球化从来都不意味着一元化。
“一元论”的情况较复杂。大体上，一元论的共同点是强调多元文化之间有优劣高下 之分，进而认为必然通过“优胜劣汰”而走向统一。例如有的西方文化一元论者以市场 商品竞争的观点来理解文化，认为目前的全球化趋势正是某种单一(如欧美资本主义的) 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的显现，现代化、全球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而另一种一元论如广 义的“原教旨主义”则相反，它以追求自己所肯定的价值体系(原教旨)为标准，则可以 产生不同的结论：或者依据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否定而反对全球化，或者强烈地主张另一 种不同的全球一元文化。
“多元论”和“一元论”的分歧表现出，人们出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当前全球化 形势的理解也不同。就理论和方法上看，分歧似乎集中于如何看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是否必需、必然造成文化上相应的全球一体化?基于这一问题，“ 经济决定论”与“反经济决定论”将成为理论上的第一个焦点。
然而就“全球化”这一主题说来，更重要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如何确认人类生存发展方 式的共同性?包括经济和文化都在内，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人们之间，是否 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最终要表现出来的全球一致性?或者是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存 在着这样的共同性、一致性?相信地球上的人类之间有根本一致的共同性，固然是人类 自古以来的一个信念，并且成为“大同”理想的基础。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解释》一 书的开头就引用了柏拉图的话，通过语言的特性来揭示人的共性：“全人类的书写标记 是不相同的，他们的有声语言也是不相同的。但它们首先都是灵魂的情感符号，在这一 点上都是一样的；这些情感具有的事物相似性也是相同的。”然而这一信念却是需要加 以分析和证实的。在现实中，也正像语言难以百分之百地准确互译一样，不同文化之间 也总有一些是难以对应的成分；并且更为明显的是，人们使用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和意向 ，也永远有自己的个性，不可能彼此归结和代替。于是，确认人类共同性的内容、标志 、范围的问题就远比任何人的经验和想像复杂得多。而弄清这一点恰恰是自觉地掌握全 球一体文化的必要逻辑前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这一点对于全球化的必要性、可能 性、目标和前途说来都是决定的因素，是解决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前提 和基础。
2.关于文化全球化合理目标和前景的确认。文化的全球化是要“化”成什么样子?这里 面包含双重的理论前提问题，一个是：全球化意味着世界文化走向同质化还是包容异质 性?另一个是：如果走向同质化，那么要同于何种之质?为什么?如果仍然包容多元的异 质性，那么全球性的表现和意义又在哪里?这双重问题是彼此包含、互相影响的。在主 张和反对全球化的人们中间，对它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回答。既有极端绝对化的文化普遍 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也有极端绝对化的文化特殊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争论最为激烈 。例如德国外长克劳斯·金克尔1998年8月以《全球化的挑战已代替冷战》为题发表文 章，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表达了西方政治家的全球文化同质化构想：“在全球化时代里不 再有世外桃源”，“这个世界应该建立在人权、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西 方的这些观念“必须成为各国和各社会在全球化时代的准则”，等等。然而这一构想却 很难成为真正的全球共识。事实上，恰恰由于很多国家在对于诸如人权等观念上的不同 文化立场，导致了美国这个西方观念的形象代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落选。
事实表明，抵制全球化的立场是没有前途的，而企图依照过去的模式重新建立全球单 一化的“世界帝国”也同样是表现出无知和狂妄。超越了对特权和狭隘功利的追求，以 对文化的特殊本质与特性的理解为基础来思考全球化的目标和前景，就不能不注意适合 于文化领域的所谓“共同性”和“普遍性”是什么。换句话说，当人们常常把全球化理 解成某种“趋同”的时候，趋向于什么样的文化之“同”?是完全的相同、同一、单一 ，“让大地上只开一种颜色的花朵”?还是“和而不同”、“大同小异”——达到一种 多样化之间的统一、和谐，“让世界成为一座百花园”?
很多研究者已经清醒地看到，人类走向全球化的新文化格局，应该具有一种普遍性与 特殊性相结合，分化与统一互动，在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统一性的特征。例如著名的美国 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罗兰·罗伯森曾综合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在他的《全球化——社会 理论和全球文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正在使所有社会文化形态相对化，并使它 们‘平等化’”，并认为，企图以同质化的模式构建全球化是错误的，与之相反，“多 元主义必须成为全球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这本身必须合法化”。以承认全球文化 的多元化为前提的全球化进程，首先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是作为整体的世界 的一个“组织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是当今 全球性互动的中心问题”，“民族社会的文化是在与其他重要文化的互相渗透中分别形 成的，同样，全球文化本身也要部分地从民族社会之间的具体互动的意义上创造出来” ……等等。就是说，关于文化全球化合理目标和前景的确认，也要在全球普遍平等的基 础上，通过交往的实践去形成。
3.关于走向全球化方式和途径的确认。文化的全球化是要“怎样化”?这是最切实、最 复杂的问题所在。在有关争论中，它事实上起着关键的作用。人们关于全球化的目标和 前景问题，通过讨论和争论也许不难以最美好或最宽容的承诺达成一定共识。但是在具 体到如何做的层次上，则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两个相互联系的尖锐问题：一个有关全球“ 化”的主体权利和责任；另一个有关产生或形成共同规则、统一秩序的方式和途径。
全球化中的主体形态、主体层次、特别是相应的主体权利和责任，是一个常常被忽视 的理论问题。然而全球化究竟要靠什么力量来实现，也就是要由谁(谁有权)决定以何种 方式实现的问题，在多元化的时代毕竟是不能回避的。是让每一个认为有必要统一化的 人(国家或民族等)，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强力去推行，相互决斗?还是尊重人们的自主选 择、自我实现，通过平等交流与合作，去创造出一种新的秩序、新的统一与和谐?这个 问题显然具有根本的意义。美国学者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曾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 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我认为需要更进一步强调问题的主体性方面。我曾以人为地制 造“世界语”的教训为例，指出：说到底，语言文字的问题，像一切文化问题一样，首 先是人们(民族、国家)自己的主体权利和责任、需要和能力问题，这是不能由任何其他 人包办代替解决的。在制定任何普世规则、全球伦理的问题上，如果忽视或者侵犯了主 体的特定权利，那么都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普世性，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在探讨走 向全球化的方式和途径问题上，关注人类社会主体形态的历史发展，包括个人、群体、 民族、国家和国际共同体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新特征、新动向、新的需要和 能力，给予科学的描述和判断，在理论上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课题，在实践上则将是全球 化建设的切实根基。
在如何形成共同的规则和统一秩序的问题上，中国自孔子以来、西方自康德以来的伦 理思维传统一直表现出理想主义的特征。它多半是从先验前提预设或无个性的抽象“人 性”出发，首先从中推论出某种理想化的“一般规范”、“道德律令”或“普遍价值” ，然后力图依此来制定各种普遍的规则。如孔子的“推己及人”、康德的“绝对律令” 即是这样。当代德国神学家孔汉思等人倡导“全球伦理”的方式(通过从各大宗教的教 义和经典中选择权威话语作为根据，然后经过讨论拟定出全球普遍的伦理规则)，在世 界各国都有很大影响，充分代表了这种传统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与对具体主体 权利和责任的忽略，或将主体加以无个性的抽象化相联系的。其产物往往只限于在观念 上提出一系列“应该如何”的理想化要求，却不能提供“如何达到应该”的切实有力途 径，因此在实践中常常处于无奈的弱势境地，结果不是流于话语空洞，便是需要借助于 行政强权或话语霸权。针对这种历史的教训，一些中外学者对传统伦理道德思路进行了 反思和批判，并探索新的思考路径。例如罗兰·罗伯森提出，全球化过程应该包含着普 遍主义的特殊化(即人们关于世界普遍性的理解和探索日益走向具体化)和特殊主义的普 遍化(指人们对特殊性的认同日益受到普遍承认)的双向运动。而中国学者万俊人则从分 析上述传统方式的得失经验入手，指出传统的单纯“自上而下”(在我这里称之为“外 推式”)的理论论证方式存在着偏颇，其局限性必然导致片面的理想主义。而相反的“ 自下而上”(我称之为“内生式”)的路线，即重视从现实、实践和差异性出发，通过开 放式的经验过程去发现和论证具有现实普遍性的合理规则。我认为，这一思路具有更大 现实基础和理论合理性。
收稿日期：2001-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