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权力制约思想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权力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权力是一种支配、控制和管理的力量，它所具有的强制性和不对等性，既为绝对必需，又内含潜在的威胁。当它可以不受限制地被运用的时候，往往呈现出无限扩张的异化倾向。历史和现实已提供了充分的注脚，这便是国际共运史上多次呈现的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大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总是难以摆脱因权力特别是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失却监控而引发决策失误、权力腐败乃至灾难性损害的梦魇。当邓小平审视中国建国以来曲折发展的历史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深刻地洞察到权力难以被监控的症结所在——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过分集权。
首先的问题是哪些权力须被制约？立法、行政、司法权须被制约，这似乎已无疑义。问题是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主体特别是最高层作出国家重大决策的权力应否被合理规限、约制，邓小平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
其次是凭借什么来制约权力？第一要靠道德教化。 把外在的价值准则内化为权力运用者自身的价值需求和道德自律，使其自觉规避滥用权力的行为，以防范权力异变，这种道德教化永远是一种深刻、内在的力量，但它的或然性和非特殊强制性往往又限制着它。因此，第二要以权力制约权力。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实体权力都不是无限的、全能的，而是以其他权力的存在为条件、为其他权力所制约的。于是，分权成了前提，分权实质即为限权。政企分权不仅意味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且意味着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过程中政府官员不应再拥有对资源和生产资料的配置权，从而使官员以权倒买倒卖、索贿受贿等权力腐败现象从根本上得到扼制和预防。而党的决策权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的划分，在邓小平看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环节。党的权限在于政治领导和作出决策，而不应包揽政府一切事务；党的机构不应国家化、行政化，使依宪法规定应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政府和司法机关变为党中央的执行机关；特别是党与人大的关系并非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党的决策经由立法机关上升为法律的过程也并不是一个当然的过程，因为立法机关的决议同样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和制约决策的意义。第三是以法制权。这便是邓小平一贯强调的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民主法治政治要求任何实体权力应以法为其存在的基础，权力的可控程度往往仰赖于它受法规约的程度。法的制约就是具有国家强制性、普遍约束力和切实操作性的规则、制度、程序和责任的制约。与公民行为可进入法未明文禁止的领域不同，权力的运用只限于法律明确授权的范围，凡法未明确授权的领域，不得擅用权力。第四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在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二者构成民主的实质和核心。公民权利是构成公共权力的基础，因而对权力的最根本的制约来自公民权利。邓小平特别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主张“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也正基于此。这不仅意味着公民通过行使知情、选举、参政、监督和救济等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而且意味着公民行使权利的范围是任何实体权力不可侵越的界限，权力若侵入这一领域，则应引起救济和责罚；还意味着尽管公民权利不得无限制地行使，但是通过立法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也不得毫无限制；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应公开、明确、具体，以确保公民享有基本权利自由为限，而不得漫无边际，并且这种限制只有在为追求民主社会的其他价值而设立时才是必需的。
最后是制约的目标指向问题。这便是权力配置、运作、更迭的合宪（法）性、科学性和民主性。合宪（法）性在于通过制约把权力的配置、运作、更迭纳入由一般规则、程序和制度保证并与国家强制性责任密切相联的法治轨道，从而既使权力不为偶然性、任意性所支配，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又使邓小平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的论断落到实处，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权力腐败现象。科学性在于通过制约使党和国家的决策和立法尽可能地符合客观规律，避免失误，或虽有失误也可经由健全的制约机制及时纠正。无论是合宪性还是科学性指向，究其根本，都是为了满足人民利益，实现人民意志，使权力为人民所控制，依人民意志而运行，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便是制约的民主性指向。也正因此，对于权力的制约才不应漫无边际，合法、正当权力的运用及其应有权威的树立正是民主实现的保障，制约权力仅限于制约其侵害公民权利、危及民主价值的倾向，因而，毫无节制的掣肘，没完没了的扯皮，是对权力制约宗旨的背离，又与民主目标相去，当然也与邓小平权力制约思想的初衷相违。
一个国家的著名人物往往能比这个国家的哲学或制度更好地解释它的生活和内在精神。邓小平的权力制约思想确使我们对身处其中的这个变革时代所追求的民主精神及其追求的过程有了更深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