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的百年苦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科学论文,苦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迷信、伪科学的严重猖獗，甚至出现了对社会危害极大的“法轮功”现象，引起了人们对我国的科学精神状况的普遍关注。许多人认为，这些邪恶东西的沉渣泛起，其深层原因是因为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科学精神的失落。我以为，这种观点是深刻的，但不严密。因为所谓失落，是指已有的东西的丧失。问题在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缺少科学精神，而自近代以来，我们虽然对西方科学表现出浓厚兴趣，但我们所重视的却只是其表层价值，即科学的知识与技术的功利价值，而对蕴涵于科学知识与技术深层的科学精神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今天，当我们强烈地呼唤科学精神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以“科学精神失落”为逻辑前提，而是首先应该对我国传统文化、特别对近代百年以来科学精神在我国传播的历程作一番检讨。
一、从对科学知识的认同到科学精神的朦胧
关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科学精神的问题，大家的观点并不一致。这里涉及到如何对科学精神内涵进行界定问题。我以为，所谓科学精神是指由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进一步升华而成的精神气质，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智能力反诸自身的崇高的人格力量。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大体说来可以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遵循公理、逻辑的求实精神；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和对知识的渴求的求真精神；超越现实功利，以追求真理为纯粹目的奉献精神；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永不知足的创新精神；对真理的热爱、对虚假的憎恶，不崇拜任何偶像，不承认任何权力、教条，敢于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批判精神，等等。如果这一内涵能成立的话，那么就应该肯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精神。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有专制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这种专制主义文化的最主要内容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道德伦理。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君、臣、父、子”尊卑贵贱的上下服从关系。因而，这种文化最需要的是盲从，是迷信，对科学技术并不感兴趣。因为科学令人独立思考，大胆的怀疑，而技术则使人玩物丧志，道德“堕落”。“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话虽然出自晚清顽固派诿仁之口，但它道出了儒家文化千百年来所奉行的立国原则。因此在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科学技术被看作“贱业末技”，甚至被看作“奇技淫巧”，长期倍受歧视、压抑和摧残。所谓“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注：《诸子集成》。）“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注：《礼记.王制》。）甚至到了近代， 地球绕太阳而行的科学公理，在大清帝国成了颠倒尊卑等级秩序的谬论；宣称思维器官是大脑，而不是心的人，还被康熙皇帝判处死刑。这种专制主义的文化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中国近代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诚然，古老的中国曾有令后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其中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传到西方，对西方社会发展、变革起过非常伟大的作用。培根认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注：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103页。）马克思则把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看作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然而， 由于缺乏工具理性的导引，我国四大发明始终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难以发挥它们实用的价值，长期只能成为看风水、驱鬼神、烧纸钱的玩艺儿，不可能成为催生工业革命花朵的催化剂，和促进资本主义新生儿降临的助产器。因此，传统的中国社会很难说有什么科学，更说不上有什么科学的精神。诚如冯友兰先生说：“我将冒昧地得出结论，中国向来没有科学，因为据其自身的价值标准，她无需任何科学……”当代台湾著名科学家吴大猷先生也说，古代中国赢过西方的是技术，不是科学，中国长久以来就缺乏科学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一批社会精英在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撼中觉醒，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科学技术的偏见与歧视的传统思维观念，对科学技术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与浓厚的兴趣。从魏源最先在“西器”中发现“西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到洋务派进一步从“西技”中发现“西学”，不但办起了军事工业、民用工业，而且还办新式学校，大量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创办科普杂志，等等，都说明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开始认同，以及对科学内涵的认识在逐渐加深。然而，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所认识到的只是科学的表层的功利价值，而对蕴涵于科学知识与技术深层的精神价值却远远没有认识到。只是到19世纪末，当严复把科学知识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时，科学精神才开始了它在中国的艰难之旅。
甲午海战一役中国败北，宣告了惨淡经营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严复在批评洋务派时指出，他们不懂“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利民经国”的根本。（注：《严复集》第1册，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页。）严复在这里所说的“根本”， 是指西方的政体，其中也包括科学的思想内容。因为在严复那里，自然科学与资产阶级社会学说是相互沟通的，而正是在宣扬西方政体过程中，严复使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第一，把自然科学的成果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严复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论证宇宙及人类社会都是自然进化的结果，特别是大力介绍、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用“物竞天择”的原则鼓吹社会竞争，推动社会变革。因而，科学的外延得到扩展：在前人那里，科学只是指自然科学；而在严复这里，科学不但包括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
第二，把西方政体的优越性归结于科学。科学是指人同外部世界的一种认知关系，与政治革新本无直接联系。但是，科学认知的前提是独立思考，是自由探索，这一认知原则，不仅与人的自由精神相通，而且与理性化的民主政治有内在的关联。在近代，整个法国启蒙学者都以牛顿的力学为出发点，例如，孟德斯鸠由于受到牛顿惯性定律的影响，得出权力的使用一定要受到阻碍时才会中止的结论，从而制订出制衡的政治原则，为现代法制国家奠定了基础。对此，严复有深刻的了解，因而他指出：“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本斯而立。”西政之善本于科学——这是严复对西方政体的高度评价。与西方政体相对应，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日益衰败，就在于中国的政治缺乏科学的基础，其政体与科学的通理公例背道而驰。因此，学习西方，就不但要学其政治体制，而且要学习其科学的精神。然而，“迩者中国亦尝仪袭而取之矣，而其所以无效者，正坐为之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此国财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注：《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7页。）
第三，提倡掌握科学的方法。严复认为，西方“治生理财之多术”，应当归功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而“学术昌明”，则首先归功于弗兰西斯·培根的归纳法。他特别强调应该学习培根的“实测内籀之学”，即实证与逻辑的方法，认为，“即物实测”，即掌握第一手的观察资料，是近代科学方法的根本，而“内籀”（归纳法）与“外籀”（演绎法）二者是“即物穷理之最要途术”。他主张用这些科学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思维方法重直觉、重内省，重感性经验，重先验推理的缺陷，确立逻辑严密的科学思维方式。
从认识到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到把西方政治优越性归结于科学，再到推崇科学的方法，可以看出，严复不像前人那样把科学仅仅理解为“器”与“技”，或者仅仅理解为“学”，即器技后面的科学的原理、法则，而是看到了科学的社会价值与方法论价值。这说明他对科学的精神价值，已经有了朦胧的认识。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精神的阐扬与科学主义的抬头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时期两面鲜艳的旗帜。在这一时期，科学之所以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首先不是因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大作用，而是因为科学的内涵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那里获得了实质性的把握，并成为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
第一，把握到了科学的理性精神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科学的深刻把握在于，他们透过科学表层的功利价值，认识到了科学深层的理性精神价值。正如陈独秀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与科学相对立的是想象。“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正是因为对科学内涵有了深刻的把握，科学精神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一种崭新的思维方法，“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结论，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都是科学的精神”。（注：毛永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载《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 转引自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157页。）胡适高喊“拿证据来”，（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主张“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注：《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182页。）强调：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在这里，胡适同样表现出了崇尚理性，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反对做习惯奴隶的科学精神。
第二，科学与人权并重，成为社会价值重建的思想武器。如前所述，当严复认识到“西政之善本于科学”的时候，科学理性精神在他那里已初露萌芽。然而，真正把科学理性精神作为衡量社会现象价值原则的，是“五四”新文化倡导者首先高举起来的旗帜。与先前的思想先驱不同，“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现在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与中国典章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转而探讨民主的社会制度在西方为何可以实现，而在中国为什么屡屡失败的问题。对此，陈独秀以科学为切入点，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78页。）于是，陈独秀以科学作为社会价值评价的标准，大胆宣布，凡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即令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总之，在“五四”时期，科学精神成为攻破封建思想文化堡垒的爆破筒。
第三，用科学来根治“无常识之思维”和“无理由之信仰”。辛亥革命后，复古、迷信风一度盛行。正如陈独秀所描述的：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睛、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陈独秀指出，对于这些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8页。）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有鬼论质疑》、《偶像破坏论》等文章，对宗教迷信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他主张“以科学代宗教”（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6页。），并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1916年， 《新青年》译介德国哲学家海克尔的《宇宙之谜》，陈独秀评论说，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解剖学等，均为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并没有神灵为之主宰。可见，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一无逃于科学的法则”。（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3页。）
总而言之，“五四”是科学精神大弘扬时期，科学与民主两轮并转，凯歌前进，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旧文化。然而，封建旧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积沉，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它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要伺机进行反扑。在“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就发起两次反扑：一次是东方文化派的反扑，一次是玄学派的反扑。饶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科学为武器，打开僵硬的封建旧文化的缺口，而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同样以科学为突破口，向新文化发起反攻。因为科学的内涵及其社会作用的问题极其复杂，而新文化倡导者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准备显然不足，恰恰给文化保守主义者留下了可乘之机。如果说东方文化派高唱西方科学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化加以救助的论调，不过是承继晚清士大夫的华夏文化优越论之余绪，难以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话，那么，玄学派所提出的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问题，着实给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将了一军。无论科学派，还是唯物史观派，不但不能从根本上驳倒玄学派的观点，而且他们在论战过程中还表现出了科学主义的倾向，为日后科学精神的弘扬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923年，张君劢在《人生观》讲演中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发起挑战，指出，人生观是主观的，社会变化是无规律的，“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注：《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梁启超对科学与人生观的分界更明确。他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说：“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注：《科学与人生观》，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他还说，对于“爱”和“美”， “科学帝国”的版图和权威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都是管辖不了的，若要以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它们，那就是“痴人说梦”。
玄学派贬损科学的目的，是想以宋明理学取代科学，使儒学得以复兴。但从学理上说，这一观点是19世纪末以来西方出现的“反机械主义”、“反命定主义”等思潮在中国的翻版，它实际上要在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之间、“事实世界”与“意义世界”之间进行划界。这个问题难度极大，对之回答正确与否，关系到能否把科学精神贯彻到底的问题。
首先起来反驳的是科学派主将丁文江。丁文江指出，科学是万能的，它能够解决人生观的问题。“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它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在它的方法”。（注：《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丁文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反对玄学派的文化复古主义，有进步意义，但他的批判暴露出了科学主义的倾向。如前所述，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问题，涉及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关系问题。科学求真的方法对事实世界，毫无疑问是有效的，但对人生的价值的问题，很难说都是有效的。如，西方一些著名科学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伟大发明，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宗教虔诚的信仰，就是一个明证。因而，丁文江的科学万能论显得很武断。此外，丁文江批判玄学派不彻底。由于受马赫主义的影响，他既强调科学的万能，又自称是“存疑的唯心论者”，认为，感觉之外有没有物，其本质是什么，应该存而不论。这就为玄学派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宗教神学留下了存在与发展的空间。科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如胡适、吴稚辉等，在批判玄学派时，同样表现出类似的缺陷。所以，陈独秀指出，科学派“表面上好像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9页。）
然而，唯物史观派同样未能从根本上驳倒玄学论。在对玄学派的斗争中，陈独秀、瞿秋白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现象同样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观点，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反驳玄学派所鼓吹的社会现象不受因果规律支配，和人生观是主观的、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谬论，把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唯物史观派的批判，同样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他们与玄学派所论争的问题似乎不在同一个焦点上。如果说玄学派论辨的重点是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的话（当然，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搞文化复古主义），那么，唯物史观派则是把人的精神层面问题转化为社会层面问题。正如派瞿秋白指出，科玄之战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问题。唯物史观派认为，当前的首要问题，是要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中国历史前进找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是紧迫的政治斗争之所使然。正如陈独秀说，我们不否认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二万万人不能由正当手段得着衣、食、住的物质生活资料，还有何心肝来高谈什么精神生活！”（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2页。）第二， 他们对玄学派的批判同样表现出科学主义的缺陷。唯物史观派不满意于科学派的批判，认为只有唯物史观才能解决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的问题。这一观点总体上说是对的，但唯物史观如何解决科学支配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不论陈独秀还是瞿秋白都没有说出多少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当瞿秋白断言“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与丁文江的科学万能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一时期存在的科学主义倾向，特别是唯物史观中存在的科学主义倾向，对日后的科学精神的弘扬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一，价值论问题长期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视野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似乎就是本质论、决定论，几乎不研究情感、理想、信仰等等问题，以至于被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攻击为是“人学的空场”。其二，实践被狭隘地限制在认识论的圈子内，忽视了它的价值论的内涵。其三，唯物史观使科学概念形式化、表面化。哲学教科书主要强调科学以及技术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而对科学精神价值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与此相联系，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探索历史规律的现成结论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而对其探索历史规律的精神与方法重视不够。
三、弘扬科学精神任重而道远
科玄论战后，统一的新文化运动已经不复存在。打那以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产党人专注于人民解放的武装革命斗争，无暇进一步研究文化问题。直到延安时期，在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的间歇中，才又一次把文化问题提到研究的日程上来。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正确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其中把科学精神定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指出，这种文化是科学的，“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707页。）但这一文化纲领来不及实施， 就急急忙忙地转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
在新中国建国50年的发展历程中，科学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弘扬。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普及，科学无神论思想的宣传，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等等，都使我国科学精神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但从总体上来说并不理想。第一，在“左”的路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年头，科学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出现严重倒退。如，在大跃进期间，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办不到，就怕想不到”的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口号；个别著名的科学家还用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亩产万斤粮作论证。又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个人迷信、造神运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科学备受摧残，知识分子被列为未流“老九”，“老九不能走”竟是对知识分子的恩赐！在这一时期，不要说没有科学精神，就连科学的知识与技术也难以保持它们的合法地位。1975年，邓小平为科学的合法地位而斗争。他主持编写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定为右倾翻案的大“毒草”，并又一次被打倒。第二，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使我们至今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普及、提高和运用上，对科学精神的普及重视不够。在今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虽然已经普遍深入人心，然而，在多数人那里，它仍然是个功利性的命题，很少人把它看作同时也是个价值性的命题，即不但要利用科学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要用科学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
总而言之，我国科学精神的状况至今不尽如人意，如不加以改变，将影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今天，人类正在迎接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创造了近代以来几百年辉煌的科学，仍是一缕最亮丽的光彩。现在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公民的科学素养的提升，而且，国际社会对科学内涵的理解越来越全面。科学，不再被片面地理解为只是一种知识，而是被理解为包含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内的理论体系。其中，科学精神占据统领的地位。现在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评价一个国家公民科学素养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由国际促进公众科学素养中心主任米勒提出的，因而通称“米勒标准”。这一标准有三项内容：第一项是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包括理解科学的基本术语和普遍概念；第二项是公众对科学研究过程的方法的理解和应用；第三项标准是公众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的理解和认识。根据国际促进公众科学素养中心研究的结论，“具备科学素养并达到其标准的公众，才能较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对国民素质的要求，它的理想标准是占国民总数的10%”。（注：参阅刘西林《理解科学，国脉所系》，2000年8月12日光明日报。）然而，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甚低。 据《工人日报》1999年2月7日报道，中国科学普研究所“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课题组完成的分析表明：我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比例仅为0.2%，即99.8%的人没有达到基本科学素养的水平。这一水平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特别提高他们的科学精神的素养，不是一件可以空幻地号召和迟缓的等待的事情了。
然而，提高我国国民的科学精神的素质，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通过对一百多年来科学在我国传播进程的关照，我们不难发现，科学精神之所以难以在中国扎根，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在主观上认识上存在偏误。因此要弘扬科学精神，重点是要克服这些偏误。
第一，要克服浮躁的情绪。我国是个落后的国家，落后总是挨打，这是一百多年来缠绕中国人心中的情结，由此必然产生强烈的赶超意识，并极可能出现浮躁情绪。从昔日魏源作出“东海之民”定会赶上“西海之民”的预言，到今日提出在下世纪中叶赶上西方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都可能使我们偏重于科学的知识价值和技术价值，而忽视科学的精神价值。这样做虽然可以取得短期的效果，但从长远看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因为现代化不但是个物质财富高度增长的过程，而且也是个理性化的过程。一个社会的发展，不但需要科学技术来推动，而且需要科学的精神来导引。如果只重视科学技术，重视发展生产力，而忽视正确的精神导向，就会出现价值迷失、精神空虚、是非判断的颠倒。近二十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但同时也是迷信、伪科学活动最严重、最猖獗时期。这一矛盾的现象存在，就是与我们片面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科学精神的传播有关。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今后我们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要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狠抓科学技术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对公众的科学理性方法、科学理性精神的培育工作，特别是不要忽视唯物论辩证法的普及和教育工作，从而在全社会塑造起一个具有健全理性的社会主体。
第二，要防止虚妄的文化心态。科学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给社会带来福祉，又可以给社会带来灾祸。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如科学的异化产生对人的专制，使人的价值迷失，主体失落；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造成天人关系的紧张，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今天地球上很难找到一片完整的生命绿洲了；工具理性的法理化无情地斩断人间亲情、友情，契约取代了人伦，使人们陷入冷冰冰的法律关系中，等等。于是，有人提出要用东方文化医治西方文化的痼疾。从晚清时期士大夫的华夏文化优越论的提出，到“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所谓要用东方文明解救西方文明的观点出笼，再到今天有的人重弹“西方物质文明，东方精神文明”、“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老调，都是“文化越位”的表现。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指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时代的差异，不是地域的差异；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东方文化是不可能解决工业化社会出现的问题的。是的，西方科技高度发展，给人类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但是，中国的问题不等于人类的问题，不要把人类文化的危机等同于中国文化的危机。我们既要从全人类立场上反思西方文化，又要从民族的立场上认识西方文化。人类理性的发展虽然有先有后，但都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前进，并有共同的内容。理性化是科学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工业化的灵魂。就当下中国而言，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西方思想家所批判的东西，如主客二分、工具理性等等。尽管这些科技理性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我们只能在接受的基础上，进一步朝着科学精神的更高的层面去超越、去提升。因为它有缺陷而排斥它，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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