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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和谐的典范：南北隔开的领土和多元化的民族、语言与宗教
牛津大学教授齐美尔认为，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说，阿尔卑斯山构成了瑞士民族想象的基础。但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看，瑞士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却决定了他是一个最容易发生民族分裂的国家。
从地理位置上看，只有4万多平方公里的瑞士领土被阿尔卑斯山从中间横断为南北两块，南北之间通行的山口不多，交通非常不便。瑞士地处欧洲腹地，边境线狭长，与德、法、意等欧洲大国接壤。从民族和语言构成来看，瑞士是一个移民国家，由不愿做德国人的德意志人、不愿做法国人的法兰西人、不愿做意大利人的意大利人和为数不多的古罗马人后裔罗曼什人组成，并形成相应的四个族群。因此，在瑞士并不存在所谓的“瑞士民族”。瑞士的地理位置又使得他的3个主要民族都成为跨界民族。另外，瑞士也不存在唯一的官方语言，而是将四大族群的民族语言即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雷托罗曼语都规定为官方语言。瑞士在宗教问题上也是非常多元化的。除了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外，还存在信众愈来愈多的伊斯兰教和佛教等外来宗教。而且，瑞士没有中央集权的历史，直到内战结束，趁着欧洲1848年危机爆发，诸列强无暇干涉的时机，才通过宪法将原来分散的邦联变为联邦。因此，瑞士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并不牢固。
南北隔开的领土和多元化的民族、语言与宗教，本应使瑞士的民族融合和国家整合困难重重，但事实是自1848年联邦成立以来，瑞士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族群矛盾和国家整合危机。瑞士的国家整合成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汝拉问题，尽管该问题与其它国家的民族分离运动相比规模非常小，并且也不属于民族分离主义，算不上国家整合问题。通过对瑞士解决汝拉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奇迹的取得并非偶然，其中一些经验也值得备受民族问题困扰的国家借鉴。
在几乎不存在严重民族矛盾的瑞士，汝拉问题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汝拉地区位于瑞士西北部，属于伯尔尼州的一部分。汝拉北部地区以法语和天主教为主，而南部地区则以德语和新教为主。语言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加上历史上的积怨，使得北部地区一直试图寻求更大程度的自治。
汝拉问题的历史根源首先发生在宗教领域。宗教改革开始后，伯尔尼地区的新教势力逐渐向汝拉南部扩张，而保守的天主教则转移至北部地区。法国大革命期间，汝拉地区被法国军队占领，成为法国的一部分。1815年，在欧洲和会上，汝拉地区合并到伯尔尼州，原属伯尔尼州的居民逐渐向与他们宗教信仰相同的汝拉南部迁徙。1847年，伯尔尼州的9个内阁成员中有两个汝拉人，政府准备将其中一人任命为工程部长，但是遭到了伯尔尼人的反对。理由是语言障碍，他们认为讲法语不便于开展工作。该事件成为引发汝拉人离心倾向的导火索，1873年更是发生严重的政教冲突。巴塞尔教区主教拉沙德被撤后，政府号召全体教士断绝与拉沙德的一切教务往来。但是，汝拉天主教区民众选择继续支持主教，双方发生冲突并引发骚乱，政府派驻军队才将之平息。但是双方的矛盾已经无法弥合。在这一背景下“汝拉人团结大会”成立，该组织谋求汝拉地区脱离伯尔尼，成立自己的政府。二战后受“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影响，法语区部分汝拉人表示愿意脱离瑞士加入法国，一些激进组织甚至采取暴力手段谋求汝拉独立。自联邦成立以来，瑞士首次面临国家分裂危机。
1974年，汝拉地区通过公民投票，以微弱优势通过了脱离伯尔尼州，单独组建汝拉州的议案。1975年，汝拉北方3区通过公民投票决定成立汝拉州，而南方的新教区则选择留在伯尔尼州。1978年，瑞士举行全国公民投票，同意汝拉州独立。1979年1月1日，新成立的汝拉州作为瑞士的第26个州加入联邦。尽管留在伯尔尼州的汝拉新教地区与伯尔尼之间仍存在矛盾，但是困扰瑞士上百年的汝拉问题得到了解决。汝拉州成立30多年来，瑞士各族群间呈现出更为融洽的关系。为什么瑞士能够如此平和地解决汝拉问题呢？
民族和谐的经验：民主政治、地区均衡发展和多元文化政策
瑞士的民主政治为各族群的平等和自治权利提供了根本保障。这首先体现在联邦与地方各州的关系上。瑞士存在联邦、州和乡镇三级政府。各州享有较大的自治权，除关税、货币、邮政电信和铁路航空外，其它如治安、救济、建筑和宗教等社会事务均由各州自己管辖。此外，各州还享有度量衡、公路交通、军事组织、劳动立法等方面的管理权。范围如此广阔的自治权利，可以使得各州有很大的空间制定与本地区相适应的政策，这也是汝拉地区极力要求建立州级单位的原因。
其次，瑞士的民主政治体现为以“公民表决”和“人民倡议”为表现形式的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是一种最高程度的民主形式，由公民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早在1848年，瑞士联邦宪法中就规定，人民在涉及国家内政、外交等重大事件方面具有直接的政治参与权。参与权的方式即是“公民表决”和“人民倡议”。根据瑞士联邦宪法，所谓“公民表决”，指的是凡全面或部分修改联邦宪法和通过与宪法有关的法令，以及签订有效期在15年以上的国际条约或加入国际组织，都需要全民投票，由公民和州的双重多数通过方能生效。所谓“人民倡议”，指的是无论哪个政党、团体或公民，如果要求部分或全部修改宪法，或在联邦宪法中增加新的条款，或取消宪法中的某些条款，可以发起全国性的人民倡议。从倡议发起之日起，在18个月内若征集到10万人的签名，就可以向联邦办公厅递交人民倡议书。联邦政府有义务受理该案，并最终交付全国公民表决。这一直接民主形式可以最大限度确保少数州的政治权利。汝拉州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1938年，仅占瑞士人口不到1％的罗曼什人则通过公民表决的形式确立了雷托罗曼语的官方地位。
瑞士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尽管其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都非常小，但是其对外投资居世界第4位，人均GDP更是居世界前3位。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瑞士消弭民族矛盾提供了最强大的支持。
尽管瑞士整体来看非常富裕，但长期以来，瑞士各州之间的发展并不均衡。占人口多数的德语区经济发展程度最高，意大利语区和罗曼什人聚居的格劳宾登州则相对落后。汝拉山区也属于瑞士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曾经是汝拉问题的根源之一。为减小地区差距，联邦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落后山区的发展。在交通、水利和卫生等基础设施方面，联邦直接向这些地区拨款。通过诸如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以及直接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另外，联邦政府鼓励发达的德语区居民到落后地区投资，共同发展。经过多年努力，瑞士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尤其是二战后，意大利语区充分发挥本地的自然资源优势，迅速缩小与德语区的差距，推动了瑞士的民族和谐。
“多元文化主义”最初即是用来描述瑞士公共政策的术语。所谓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多民族社会用以管理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指导政策。根据该政策，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宽容。这一政策与主张单一文化的民族主义和美国的“熔炉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尽管这一政策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但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表明，多元文化主义在改善族群关系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瑞士的多元文化主义首先体现在其语言政策上。瑞士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所有民族语言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不过各州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确定自己的语言政策。如汝拉州即是瑞士唯一以法语为单一官方语言的州。但是在罗曼什人聚居的格劳宾登州，尽管他们占瑞士总人口不足1％，不到格劳宾登州人口的1／3，政府却通过各种方式保护雷托罗曼语的发展。联邦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对雷托罗曼语进行规范，并创造出雷托罗曼语的书写文字。此外，自1925年起，就在电台安排一定时间的雷托罗曼语节目，并从1963年开始在格劳宾登州用雷托罗曼语播放电视节目。
瑞士多元文化主义的语言政策还与教育政策结合在一起。瑞士人很久以来就有掌握多种语言的传统。为了适应语言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几乎各州都规定小学生自4年级或5年级起就开始学习第二官方语言，8、9年级起开始学习第三官方语言或英语。为了保护雷托罗曼语的发展，专门在格劳宾登州建立雷托罗曼语学校，在德语学校中开设雷托罗曼语课，培训罗曼语教师以及出版雷托罗曼语词典和文艺作品等。
瑞士的多元文化主义还体现在其移民政策上。瑞士的中立国地位使得其长期以来成为最佳的避难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难民涌入瑞士。此外，由于劳动力短缺，作为劳工引入的移民在瑞士人口中也占很大部分。尤其是随着战后瑞士发展为富裕的高福利国家，更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移民。近年来统计显示，未取得瑞士国籍的外来移民已经占瑞士总人口的20％，苏黎世有1／3的居民为外国人。比例如此巨大的移民人口给瑞士带来诸如种族歧视和犯罪等社会问题。另外，一旦国内经济不景气，瑞士国民就将矛头指向移民，从而引发排外主义。2006年，瑞士连续以多数票通过了两项针对移民的限制政策。2009年11月甚至通过了禁止修建宣礼塔这一违背宗教宽容精神的法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瑞士已经放弃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为促进移民尽快融入瑞士社会，还由政府出资向移民提供语言和工作技能培训等。瑞士政治上的民主做法，经济上的高福利和语言教育上的多元主义也毫无保留地适用于外来移民。获得瑞士公民权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对未获得国籍的外来移民来说，差别也就仅限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瑞士的包容精神和在民族问题上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使得瑞士人几乎没有民族概念，因此，也就没有专门的民族政策。但这并不构成瑞士国家整合的障碍。正如国内学者分析的，“通过在通盘地保证全国统一市场内经济不断有效地发展、繁荣，以及一视同仁地保障全国公民的民主权利和生活福利的过程中……使瑞士民族和国家具有持久不衰的凝聚力，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