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趋势论文,经济学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主流经济学，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各种经济学说中，占支配地位，并代表这一时期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学说。在实践中，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对当时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是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进入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从滞胀并存的阴影中走出，又进入新的经济衰退时期，与此相适应，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也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
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
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正式诞生，这被看成是经济学领域的一次革命。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这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地对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不足并由此引起就业不足和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足以使有效需求提高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可以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和货币扩张等措施加以弥补，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前，这些措施可以刺激产量和就业量的增加，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随后，在凯恩斯主义“看得见的手”的指导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二次大战结束后直到70年代以前这段时间里，再没有发生过类似于30年代那样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而且还经历了50、6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尽管这期间也有过数次程度不同的经济波动出现，但是各国政府由于推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有意识地进行“微调”，这些经济波动也很快就被烫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经过汉森、萨缪尔逊等人的发展日益成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需求管理为核心，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理论体系，长期独占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但是，随着70年代初期西方各国相继陷入“滞胀并存”的困境，凯恩斯主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严竣挑战。特别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先后成为英美两国政府的官方经济学之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不再仅仅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尤其是以萨缪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它同时也包括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经济学，以及兴起于70年代中期，在80年代有较大发展，并在90年代继续有所发展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了区别于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一般把它们叫做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另外，新近崛起的新凯恩主义，一方面继承了原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同时在许多方面又有所突破，并对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制定影响很大，因而也成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主流经济学的各个流派，都普遍加强了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研究
凯恩斯理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其固有缺陷而导致总需求不足，从而产生失业和经济波动。但是，它没有进一步解释清楚为什么在出现总需求不足时，厂商不能立即对工资和价格进行调整，从而适应变化了的总需求，实现新的供需平衡。换言之，如果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伸缩性，凯恩斯的理论大厦就会倾覆。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借助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因此，要维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就必须努力解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萨缪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早在1948年萨缪尔逊就在其《经济学：初步分析》一书中，以教科书的形式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综合在一起，但宏微观在他们那里只是机械的组合，缺乏有机联系。这种综合的实质不是为宏观经济分析建立一个微观经济的基础，而是为微观经济创造一个“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环境。
新古典综合派的失败促使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另辟蹊径，从微观出发重新构建宏观经济学大厦，这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利用理性预期假说，把市场出清的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和方法作为统一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和分析各种宏观经济问题的一般方法，并据此得了著名的“政策无效性”结论。具体说，他们认为，经济当事人都遵循最大化原则，工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经济当事人都能收集到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并据此作出理性预期，这种预期的结果非常准确，可以与职业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模型解出的结果相媲美。这样，人们就能对政府的政策和价格变动事先采取预防措施，从而使政府的政策无法发挥预期效应。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把微观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加以分析，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微观分析中推导出宏观理论，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全新的微观基础的宏观理论。但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致命的弱点：第一，它假定市场出清的微观分析是不现实的，经济稳定、政策无效的结论缺乏说服力，这已由经验和研究成果所证实；第二，由于大量地运用高深的数学和经济计量学，而又难以简化为简单的模型，其理论鲜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其影响仅局限在经济理论界，对实际经济生活的影响很小。
新凯恩斯主义也致力于为宏观经济学提供微观基础。他们借鉴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成功经验，同样坚持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相信经济行为主体都是理性的人，都进行理性预期，都按市场规律办事，这就突破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旧框框。但是，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对微观行为与市场运行的分析是有缺陷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传统微观经济学那里，价格体系被认为可以无代价地传递信息，因而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实际上，信息的获得与传递是有代价的，交换行为中不仅有信息费用，还有对商品性能交流、合同形成与实施、卖者的缓冲存货、买者的排队、价格预测性的衡量等交换中的费用。第二，传统微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实际上企业产量的需求弹性不是无限的，买者与卖者都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价格往往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经济主体最优计划的结果。因此，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必须重新认识微观行为方式与市场运行。而一旦引入信息成本，价格的迅速调节并不是最优方式，在动态调整时期，市场上非均衡产量和非均衡价格就有其必然性。由此出发，新凯恩斯主义建立了一个非市场出清的宏观经济模型，并得出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迥然不同的结论，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和有效的。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贡献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仅使宏观经济学与微观学开始真正溶为一体，而且开拓了一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非均衡分析。当然，新凯恩斯主义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它对非均衡与均衡的关系外生变量如何影响非均衡、滞胀的形成等等许多问题的论述还不是令人满意的，新凯恩斯主义成功与否还要看其未来发展。
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把制度因素作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变量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如凡勃伦、康芒斯等人强调因素和结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现存的弊端在于制度结构方面的失调，因而把们叫做制度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人继承了上述制度学派的基本思想，并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如提出了权力转移论、二元体系论、技术决定论、后工业社会论等等，一般把他们叫做新制度学派。但是，他们的思想在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占主流地位，甚至被主流经济学斥为异端邪说。
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对制度分析的重视于60年代，到70年、80年代，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热衷于制度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现代产权学派。按照传统新古典理论，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与组织最好依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来不受干预地发生作用，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生产者和消费者就能根据价格作出决策，并能实现最有利的结果。在这种分析逻辑下，其他一些协调和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则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市场中交易过程则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现代产权学派认为，实际上，财产权结构、交易成本、不完全的信息和有限制的理性等制度性因素对于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具有重大影响。以财产权来说，财产权的确定，是对人们相互作用中必须遵守的事项或没有遵守但必须承担成本的事项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市场经济中交换程度和贸易条件都受现存的财产权结构的制约。交易成本问题也是市场交换或市场经济中一个重要问题。当交易成本是零时，个人便能凭借自己的头脑探查出现在的和未来的一切经济结果；然而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不可能是零，只有正的交易成本。这种正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就使市场交换不可能变成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并使得那些用于降低交易成本的不同制度安排具有必要性。
现代产权学派有关制度分析的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新凯恩斯主义对传统微观经济缺陷的分析，明显受到产权学派的影响。又如，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缺陷的分析，很多地方与产权学派的分析如出一辙。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看不见的手”所无能为力的那些问题如“外部性问题”，只能借助于政府干预来加以解决。现代产权学派认为，解决这样的问题，不一定只限于政府，通过权利重组和产权安排的变迁，市场本身可以更好地加以解决。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市场有缺陷，政府一样也有缺陷，市场解决不了的，政府也不一定解决得了。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把制度分析方法纳入主流派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之中，如道格拉斯·诺斯在他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以往有关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等，其实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要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分析。从经济史上看，现代经济增长为什么首先出现在尼德兰和英格兰，而不是在西方世界同时出现，根本原因就在于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最早进行了制度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
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都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混合经济
所谓混合经济，是指既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又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经济。混合经济的思想早而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瓦格纳就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强制共同经济”，是“自由交换经济”的补充与修正者。针对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提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方法就是“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互相合作”。汉森进一步发挥了凯恩斯的这一思想，提出了“双重经济”的概念。他认为从19世纪末期以来，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与私人经济同时存在着日益增加的社会化经济，因而成为双重经济。
对混合经济鼓吹得最起劲的当首推萨缪尔逊。他在那本广为流传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一再强调指出，美国的经济是混合经济，在其中，“国家机关和私人机关都实行经济控制”。具体说，在萨缪尔逊那里，混合经济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所有制上，是以“生产工具私人企业或个人所有为主”，但“作为我们制度的例外”，“政府也拥有生产资料”，即以生产资料的政府所有为辅；二是在国民经济运行上，是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私有制度通过市场机制的无形指令发生作用，政府机制的作用则通过调节性的命令和财政刺激得以实现。由此出发，萨缪尔逊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有三个，即消费者、厂商和政府。政府并不是位于市场之上的异己力量，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不是强加于市场经济的外生因素，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固有属性。
新凯恩斯主义就其核心内容来说，不过是传统凯恩斯主义在现代翻版。它坚持传统凯恩斯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例是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基本观点，认为由于现实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工资和价格受到多种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而呈现粘性的特征，总需求发生变动时，工资和价格不能作出灵活反应，因而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都可能产生超额供给。市场是非连续出清的，这时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解决不了由此引起的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必须借助于国家干预加以弥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和私有企业的混合制度”，是垄断和竞争的混合制度”。
即使是新自由主义的各个流派，虽然他们总的说来都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今天，他们不可能看到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趋势。因此，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但都宣称自己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强调他们批评的只是国家权力的滥用以及为达到国家自己的目的所使用那些欠妥的手段。例如，现代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虽然极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却强调“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又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比弗里德曼更起劲地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但同时又认为规则类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还是起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主义者的区别并不在于要不要国家干预，而只是国家干预的程度和方法不同而已，因此，他们事实上还是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混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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