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知识的生产与扩散论文

“台独”知识的生产与扩散论文

“台独”知识的生产与扩散*

闫曼悦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 目前对“台独”的研究中,有一个关键的理论视角被忽略了,即政治知识与政治行动之间的紧密关联。通过政治知识理论对“台独”知识的载体进行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台独”知识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深化阶段。“台独”知识分子是“台独”知识的生产源头,台湾政治转型后的教育和媒体加速了“台独”知识的扩散。“台独”知识的内容包括价值性台独知识、规范性台独知识和指导性台独知识等,三者相互配合转化为具体的“台独”行动。

关键词: 政治知识; “台独”知识; 知识生产

目前对“台独”的研究中,有一个关键的理论视角被忽略了,即“台独”知识的生产与扩散的影响。从政治知识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台独”知识被人为地生产出来,使“台独”更具有行动力,“台独”知识本身可以起到理论指导“台独”实践的作用。“台独”知识的生产和扩散可以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情感。

一、 “台独”知识的理论视角

(一) “台独”中的政治知识环节

很多政治学者都认为,价值和观念的变迁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时间,通过代际之间的缓慢变化才能自然形成。代际之间的观念和价值的自然变迁,整个社会的价值变迁是在每一代人需求不同的情况下,由新一代取代旧一代的过程[1]。然而台湾经验却与欧美政治知识的研究经验有着不同之处。台湾从1986年“政治解严”后,岛内政治观念的变化速度非常快,尤其在2000年民进党执政以后,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和“统独”观念都在短期内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根据台湾《联合报》调查显示,在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上,1996年“自认是台湾人”的比率为44%,2006年为55%,2016年为73%。在1996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占比31%,2006年下降为20%,2016年降至最低为11%[2]。在“统独立场”的调查中,2003年“很坚持台湾独立”的台湾民众占比7.9%,“赞成但不很坚持台湾独立”的占比10.4%,“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的占比31%。2008年,“永远维持现状”的台湾民众占比18%。2016年,希望“快点独立”的台湾民众占比19%,“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的占比17%,“永远维持现状”的占比46%[3-4]。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目前只有少数台湾民众坚持自己是“中国人”,绝大多数人只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并且持“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双重身份认同的人缩减最为严重。台湾民众在“统独立场”上也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台湾民众变为“不统不独”的中间派[5]

图4显示了RPL-FAHP、0.8×ETX+0.2×RE和0.6×HC+0.4×RE在不同节点密度下的平均端到端时延。可见在不同节点密度下RPL-FAHP的平均端到端时延均明显低于0.8×ETX+0.2×RE和0.6×HC+0.4×RE。表明RPL-FAHP可明显降低网络时延。

欧美的政治知识研究中,通常认为儿童时期学习的政治知识与成年时期政治身份认同和立场有紧密联系,并且相对稳定。但根据研究发现,台湾的政治认同变迁从1989年至1996年产生变化最为显著[6]。这代台湾人在儿童时期接受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认同”教育,但政治解严后,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和“统独”立场都发生了改变,他们在童年接受的政治知识与成年后的政治态度截然相反。台湾学者认为,这是当时年轻人亲身经历政治解严,改变了对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学习的政治知识的认同,在政治解严后因为接受新的政治知识,通过政治实践形成新的认同[6]。还有学者调查发现,台湾民众的政治知识主要来自于学校教育和媒体[7]。自台湾政治转型以后,伴随着台湾“政治自由化”过程,“台独”运动在李登辉的默许和纵容下,“台独”分子积极地进行教育改革,修改教科书。“台独”分子还利用政治解严后的“言论自由”在媒体上传播“台独”观点,使“台独”知识在岛内扩散开来,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和“统独”立场的改变,与台湾教育和媒体中政治知识传播的变迁有着紧密联系。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在于:台湾教科书和媒体中的“台独”知识从何而来?“台独”知识是怎么生产的?又是如何扩散的?

(二) 政治知识理论

政治知识包括政治哲学、政治科学,也包括人们平时在实践中接触的政治信息、事实。政治知识将政治与人联结在一起,“政治形态并不仅是政权这一物理形态,而是政权形成与延续的道理,以及这一道理在知识世界中如何转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8]政治知识是一种被长期储存、对政治事实信息的一种记忆,政治知识能让民众思考、行动[9]。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来自于政治知识。现代政治学者将政治知识研究引入政治文化和比较政治研究,认为政治知识对大众政治有着重要影响力[8]。政治知识的生产过程对政治制度设计和改变起到作用。政治知识还可以通过政治社会化影响到大众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文化变迁,进而维系或改变政治制度[10]。不同的政治知识理论可以归纳为:政治知识的生产目的、政治知识的生产过程、政治知识的内容以及政治知识的传播等。本文将政治知识视为一种以政治价值为核心的、能够界定目标和规则的事实信息。“台独”知识的生产本身充满着目的性和现实性。“台独”知识回答的是“台湾独立”的价值问题,又在回答如何实现“台湾独立”的具体问题。从“台独”知识的生产过程来看,“台独”知识并不是客观的真理知识,而是能够帮助“台独”分子达成“台湾独立”目标的知识。从台湾政治解严后,有一股力量将“台独”知识输送至大众群体,改变了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台独”知识的源头是“台独”相关学术理论。“台独”知识的生产者是“台独”知识分子,“台独”知识分子有专门进行学术理论的生产,也有身兼政客身份在“台独”实践中进行知识生产。“台独”知识的载体主要是出版物、电台、电视等媒体等。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台独”知识生产者和载体的研究,认为“台独”不仅是一种政治行动,更是被塑造和人为生产出来的知识,快速地改变了台湾民众对事实的记忆,从而改变了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

二、 “台独”知识的生产阶段与特点

从1990年以后,“台独”知识的生产进入了深化阶段。1990年以后,在李登辉的倡导下,一批“台独”学者开始生产“台独”知识。2004年李登辉组织“台独”学者编撰“愿景·台湾”等系列丛书,目的是“提升台湾的主体意识,确立对台湾国家的认同。”[13]这些“台独”知识逐渐变成“台独”政客的站台理论。2000年后,“台独”知识逐渐变成民进党一些政治人物的背书工具。陈水扁第一次赢得岛内大选的就职演说中提到台湾“四百年”和“民族信念”等问题,在2002年就迅速抛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论述,2003年民进党又提出“公民投票”决定“独立”的议题。2006年由陈水扁亲自作序发布的《台湾“国家”安全报告》[14]中提出“重构台湾主体性,尊重不同族群的历史情感,建立公民意识基础的‘国家认同’”,“台湾的未来,只要合乎民主程序与价值,台湾人民的选择并不排除任何政治可能”的目标。这些论述均受“台独”知识中概念或理论的影响。此阶段“台独”知识分子活动频繁,成立智囊团、出版“台湾主体”的学术著作,支持绿营候选人,游说政府官员加大“台湾教育”力度[15]。在媒体报刊上发表“台独”运动理念。民进党上台后,在教育领域修订台湾中小学课纲,推行“同心圆史观”,强化“台湾主体意识”,灌输“台湾本土”知识。

(一) “台独”知识的萌芽阶段

价值性“台独”知识的生产与扩散,实际上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台独”。这种台独方式比任何一种“台独”方式都更具深远的影响力和破坏力。目前,其具体的行动有:第一,“台独”价值性知识的生产转化为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去中国化”行动,“去中国化”使台湾人民对中国文化逐渐陌生,从“自己国家”变成“其他国家”,慢慢地失去“中国认同”。第二,生产一种“特殊”的有别于“中国文化”的新“台湾文化”,通过教育、社会培养“以台湾为独立主体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价值性“台独”知识转化为“台独”行动的后果是“台湾主体意识”成为目前台湾岛内的主流思想。蔡英文论述过“台湾主体意识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台独”分子刻意宣扬和政策的推动“去中国化”和培养“台湾认同”,使台湾人民对大陆产生陌生和排斥感,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通过在思想上割断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文化联系,将使台湾形成一代又一代的“天然独”。不断地“去中国化”的行动,将“台独”知识输送至年青一代的心灵中,培养出“天然独”的一代,这一代人在“太阳花学运”、“反服贸”运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所体现出的“抗中”、“去中”情绪,都对两岸能否和平统一、统一之后价值观和文化融合形成了阻碍。

(二) “台独”知识的发展阶段

乌有先生强忍住咳嗽,将咳在左手掌上的血水抹在身侧雪枝上,右手拈起一颗白子,依袁安所言放置到棋盘,一边唠叨:“我刚才在窗外看过你小子在黄梁驿里打拳,东一脚西一腿,乱七八糟,好像拜了几百个师父,我心里想,这样的王八拳,是妓院的护院镖师教的吧,花拳绣腿当什么用,老黄一个黄雀在后,就可以将你送到黄泉等见你娘。没成想你闪闪躲躲,偷偷摸摸,还占了上风。你这个下棋法,大概也是几百个棋待诏教你的。一招深入虎穴,盲人骑瞎马,不怕死,这个好!老头子我听你的!”

规范性“台独”知识主要在于“台独”政治规范上的论述,企图在政治规范层面制造“台独”。1990年代以来,“台独”分子通过结合法理生产“台独”规范性知识,具体行动主要运用于“修宪”和法律具体条文的修改。“台独”的规范性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修改“中华民国”的“宪法”表述,走隐性路线的“台独”;另一套是抛弃现有“宪法”,制定“台湾国的宪法”,在显性路线上的“台独”。1990年以来,在李登辉主导下的一系列“宪改工程”中,先进行“冻省”,再修改“实际领土范围”,确立“国会”、“地方首长”和“总统”都由“直接选举”产生。修改法律是企图在规范上确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事实,从而将“中华民国”实际等同于“台湾”。就李登辉本人的言论来看,“宪改”工程是在主导者有规划地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如1990年李登辉在其“5·20”就职演后召开的第一次记者会上强调:“如果是本人当选第八任总统的话,希望六年中把中华民国现在所遭遇的问题,在六年中把它完成,主要目的是在这里。当然,对本人来说,宪法的规定,还有一任可以去做,共十二年。……本人强调一定要六年中来完成这些事情。……所以集中所有精力、能力在这六年中来完成国家这些重要的工作。”而事实上,由他主导的“宪改”工程,确实在其任期内修改频繁。1992年的第二次“修宪”中,明确提出“明订总统、副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人民选举之。”这种论述将台湾视为“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不断在事实上将“台湾”直接等同于“中华民国”。1992年台湾当局出台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该条例中虽然坚持“中华民国法统”,但实际上表述的是“两岸政府”拥有各自的“治权”,以“治权”作为“立法”基础,在处理两岸人民事务上,均将大陆视为“对等政治实体”,企图将两岸之间的来往变成“两国”并加以规范化[20]。1994年,台湾当局出台的“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更进一步地论述“一个中国”是限于“历史、地理、文化、血缘”上的中国,但现在已经变成“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在“宪法”上的修改,实际上在规范性的知识上改变了“一个中国”的知识,过去的“中华民国宪法”中是包含大陆的,然而“修宪”带来的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规范性知识,所企图的是在赋予台湾实质“国家”的内涵。1990年以后,民进党与初期主张“台独”的激进“理念型”政党不同,在其发展中很快地变成一个以赢得“大选”的“务实性”政党。1991年民进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中”提出“党纲修正案”,明确提出“建立‘台湾共和国’”,并且“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及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清晰地将“全民”的“投票”作为“决定‘台独建国’”的手段。民进党的“新世代”于1996年发表“台独运动的新世代党纲”,其中宣称“当更改国体、国号等与凝聚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可以暂时放弃更改‘国体’、‘国号’,‘台独’不一定以台湾为‘国家’名称。”民进党在“台独”规范层面的知识论述上,有时出于现实利益需要,反复利用在“宪政”、法律、“国家”、“国号”等规范表述上偷换概念,但“台独”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21]。1999年民进党发表“台湾前途决议文”,之后通过为新党纲,从而取代1991年“党纲”,依照台湾“主权”现实,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并制定新宪法。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陈水扁的“台独”立场变得更为激进,要求通过“宪改”达到“建国”的目的。2008年至今,民进党根据内外环境,用“维持现状”等表述隐蔽“台独”的目的。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回避“两岸问题”,但依旧在规范性知识上大做文章,2017年11月,民进党以“职能不明”和“浪费”为理由,废止“藏蒙委员会组织法”,减少具有象征意义的规范,下一步将继续减少这些具有象征“中国”意义的组织和机构,从规范上继续生产“中华民国是台湾”的规范知识。

(三) “台独”知识的深化阶段

按时间顺序可以将“台独”知识的生产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台独”知识的萌芽阶段、发展阶段、深化阶段。

“台独”知识最大的危害在于指导一系列的“台独”行动。“台独”知识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台湾民族论”、“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台湾命运共同体论”、“对等政治实体论”、“新主权观”、“台湾住民自决论”等[18]。这些知识借用西方国际关系、法学、生物学、政治学、民族学等理论进行“台独”知识的生产。然而,借用形形色色的理论,五花八门的“台独”知识,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重要目的:第一,改变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把“中国人”变成“台湾人”;第二,建立“台湾”国家,这就需要法理支撑;第三,施展“台独”的具体政策也需要相关政策知识。因此,可将“台独”知识的内容按生产目的划分为价值性“台独”知识、规范性“台独”知识和指导性“台独”知识。

1970年以后,国民党当局面对一连串的“外交危机”事件,“台独”分子利用台湾国际形势的严峻,将“台独”作为解决台湾国际问题的出路,大量生产“台独”知识。此阶段的“台独”知识,最大的特点是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借用西方理论描述台湾经验。“台独”分子主要通过创办刊物,成立“台独”运动组织策动“台独”。“台独”学者史明从血缘和种族的角度,重新定义“台湾人”的身份,既不隔断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又从种族理论的角度论证“台湾人”已经有“独立于大陆外”的“四百多年”历史。“台湾民族”在“四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大陆汉族之外”的民族。“台独”知识生产者还从国际法等学术理论上寻找凭据,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在1971年12月29日发表的《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其中写道:“人权既是上帝所赐予,人民自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求国民党正视“台湾地区一千五百万人民的意志”。吕秀莲所著的《台湾的过去与未来》一书中大肆宣扬“台湾法律未定论”,“台湾需要自决”,“土地属于人民,而不是人民附属于土地”等“台独”说法。“台独”分子将“台独”知识结合学术理论的包装,生产出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知识。“党外人士”和民进党认为,“台湾主体意识”是被国民党“外来政权”所压制的思想,政治精英要想推动“台湾民主”,就要为国民党压制的“台湾意识”翻案。因此,政治精英“有义务、有责任”去唤醒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和集体记忆,制造“台湾认同”,推动台湾民主。用西方政治理论包裹着“台湾”知识,是将西方的现代、进步与民主“台湾”知识的进步性,才好与国民党时期的“中华”是落伍、封建相区别开。此阶段“台独”知识不仅囿于理论层面的生产,还用于指导政治行动。在1980年代初期,“台独”逐渐成为党外人士的主流思想,在党外政论杂志《八十年代》和《美丽岛》上刊登大量的“台湾自决”文章。“台独”知识的生产成为台湾党外人士要求国民党停止“政治戒严”、“开放党禁”。在民进党组党前夕,党外人士一致达成了“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原住民共同决定”,将“台独”写入民进党党纲之中[12]。在“台独”知识的发展阶段,“台独”知识转化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行动,同时也转变为党外人士的组党行动。

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冷处理两岸政策,对“台独”表述谨慎,但她在思想文化领域动作不断。她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建立“以台湾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推行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都倾向于“台湾认同”。在“台湾主体”的思潮下,台湾学术界开始对借用西方理论进行反思,探索“台湾理论”,解决重大的“台独意识形态”现实困境[17]。近年来民进党执政后在台湾文化和教育领域上活动频繁。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多次调整台湾课纲,台湾12年义务教育高中历史课纲将不再单设“中国史”,而将“中国史”放入东亚史;改变历史叙事方式,删除中国传统文化;降低语文教材中文言文比例;等等。当前的“台独”知识已经进入深化阶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寻找“台湾主体”知识,将“台湾”和“大陆”对立起来,教育领域也形成了以培养“台湾意识”为主的气候。

三、 “台独”知识的内容与行动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虽然对“台独”知识进行一定的压制,但他本人在“中华”与“台湾”之间立场摇摆不定。在马英九主导下,台湾学术界修编“中华民国发展史”等系列丛书,丛书通过发展“阐明中华民国百年来的各项变迁”。在此风气下,台湾有关“中国”论述和“中国史观”的学术书籍出版了一些。台湾学界通过“学者发声”,用“中国史观”对抗“台湾史观”,生产“中国”知识对抗“台独”知识生产。但在教育领域,马英九政府并没有对民进党的“台独”课纲进行“拨乱反正”,反而对李登辉时期的课纲进行妥协[16]

(一) 价值性“台独“知识

价值性知识是政治知识中最核心的部分,是通常以“学理”或“主义”出现的知识。“台独”价值性知识的核心目的是改变台湾人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回答的是个体处于政治生活中是谁以及认同什么的内容,从而可以进一步回答认同原因和认同方式的问题[19]。政治认同中还包括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建构起“台湾民族”身份、“台湾国家”身份。“台独”价值性的知识主要围绕“台湾主体”、“台湾主义”等的价值性知识,改变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台独”价值性知识主要是重塑一种“台湾人”有别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以确立“台独”的合法性。当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台独”,就可以通过“民族自决”、或“民意”达到“独立”的目的。

第一阶段是“台独”知识的萌芽阶段,即从日本殖民时期到1970年左右。早在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就出现过对“台湾民主国”的论述与实践,其核心围绕着如何将日本人赶出台湾,建立一个以台湾人为主体的“国家”。此时的“台独”目的更多是为了反抗日本殖民者的侵略,建立的是一个清朝的属国,而非真正的独立[11]。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台独”分子流亡海外,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建立“台独”团体,发行政治刊物,与美国、日本的反华势力接触。这段时间“台独”知识多以政论性文章或“建国手册”为载体,内容多为政治口号。此阶段生产“台独”知识的目的,更倾向于为反对当时的政权寻找抗争的合法性。“台独”知识的生产一直受到台湾执政者的压制,并未在台湾岛内扩散。

(二) 规范性“台独”知识

小丽带男友回家,正赶上老爸喝醉酒回来。只见老爸往沙发上一躺,喊:“闺女,电视又卡了!”小丽走过去,一拍电视机上的鱼缸,里面的鱼四下乱窜。

高校朋辈团体辅导的效果机制:基于团体成员的视角…………………………………………杨晓岚,张 月(114)

全息机器人产品主要具备3D全息显示、语音交互等功能。全息图像由激光全息照相技术生成,其利用分光镜生成多路激光,无论全息底片多小,或者碎成多少块,在激光进行重放时都可以看到完整的图像。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实现与用户面对面交流和服务。

(三) 指导性“台独”知识

指导性“台独”知识是关于“台独”具体行动的知识,指导性的“台独”知识可以转化为具体的“台独”政策。民进党最初将“台独”作为意识形态,如1991年民进党出版的“到独立之路”等刊物,表达出将“中华民国”变为“台湾体制”。但随着民进党内部派系斗争和外部环境变化,包括美国的限制、大陆的压力和岛内缺乏统独共识等原因。民进党逐渐调整路线,将夺取政权作为阶段性的指导知识。在民进党的政党转型上可以看出其务实的特点:从视“台独”为神圣目标的“理念台独”向以夺取政权的“工具台独”转变[22]。此阶段民进党对“台独”指导性知识的运作都是以竞选胜利为目标。2000年民进党获得大选胜利执政后,对“台独”的论述与策略随着实际政治需要不断地调整,包括“建立台湾共和国”、“反对一个中国政策”、“主张一中一台”、不承认“九二共识”等。2008年民进党成立“台湾新社会智库”,要求“正常国家化”。自2016年民进党夺取大选胜利后,民进党则将两岸议题边缘化。不设置两岸议题的最大原因,是随着台湾“天然独”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壮大,他们因教育等原因,有着天然的“抗中”情绪。民进党在外部环境等压力下,回避两岸问题,但蔡英文政府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加速“课改”等教育改革政策,如2017年台湾“教育部”提出要降低“新课纲”中的汉语文言文比例[23]。落实“转型正义”政策、积极推进“南进”政策等,无一不是在削弱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知识联系。

总之,价值性“台独”知识是“台独”知识中最核心的部分,改变了台湾人的政治认同。规范性“台独”知识是通过法理知识为“台独”寻找合法性,指导“台独”立法、修订法律的知识。指导性“台独”知识则是通过具体政策实现“台独”。

四、 结 语

从政治知识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台湾自政治转型以来,“台独”分子一边生产“台独”知识指导“台独”运动,一边通过教育和媒体传播“台独”知识。“台独”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复杂问题,本文通过政治知识的视角,可以发现“台独”绝非一种自然生长出的,也绝非是台湾人民本来就有的政治知识,价值性“台独”知识与规范性“台独”知识、指导性“台独”知识的三者互动,相互配合,使“台独”理论得到了具体实践,更使“台独”知识发展到中部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对“台独”的“六个任何”的表述,表明了我国政府对“台独”的零容忍态度。因此我们需要更加警惕输送“台独”知识的源头和渠道,制定专门遏制“台独”知识生产的具体措施。不仅要加强对学术理论的研究以驳斥“台独”知识的荒谬,更要对“台独”知识的输送渠道加以控制,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台独”知识的扩散。只有通过加强两岸人民的思想融合、情感融合,才能谋求两岸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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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aiwan Independence ”

YAN Man-yue

(School of Marxism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Hubei ,China )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action has been ignored in the study of “Taiwan independence”. On the basis of content analysis on carriers of the knowledge of “Taiwan independence”, we can find that it has developed into an in-depth stage. The source of “Taiwan independence”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intellectuals.Education and media accelerate the spread of “Taiwan independence” knowledge after Taiwan’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aiwan independence” knowledge includes value knowledge,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nd policy knowledge, which are transformed into political actions.

Key words :political knowledge; the knowledge about “Taiwan Independence”; knowledge production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6.007

收稿日期: 2019-06-02

作者简介: 闫曼悦(1988-),女,湖北武汉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台独’政治知识的发展与‘文化台独’”(17D088);湖北第二师范学院2019年人才引进项目“政治知识视角下‘台独’知识建构、发展与行动”(19RC14)

(责任编辑 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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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知识的生产与扩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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