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人类存在方式的改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人类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本质力量在社会历史中形成并展现在特定社会历史之中，社会历史不过是人类对象化实践活动的结果和过程，是客观化的人类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人类始终在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结成社会，创造历史。但是直至现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才同主体性创造联系起来，破除了宿命论意识而进抵理性的自觉，超越了自在的社会历史概念。社会历史不仅成为认识的科学对象，而且成为实践的改造对象，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诉求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人通过改造社会历史来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状态，以期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过一种更好的生活。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同当今时代和中国具体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自觉形成的基本方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对当代人类生存处境的理性自觉，是在对现代历史发展模式和发展观念认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发展战略。它摒弃了对人类发展虚无主义式的否定，也扬弃了现代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发展主义与以“物”为尺度的异化发展道路，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中重新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通过对人类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进行理性干预和自觉约束，社会历史不再被看成作为异己力量的无法穿透的“自在之物”，而是人之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是一本关于人之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及其变迁的打开了的书。从改变人类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方式、自觉创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视角，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同“全面协调可持续”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全局性意义，更加自觉地展开人类新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模式的伟大探索。
一
按照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基本看法，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是从在者的层面来领会“存在”，存在成了“是什么”，而不是“怎么样”。应该说这是后来形而上学基础主义、还原主义、本质主义受到批判的一个思想源头，因而具有重要影响。不过，批判形而上学脱离具体的存在关系和存在状态，将存在变成“抽象的绝对”这一基本思想立场，早在马克思那里就明确确立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出，存在总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存在物总是在存在关系中体现存在差异，展示自己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规定。存在是一种状态和过程，这意味着：一方面不能脱离存在关系和存在状态追问抽象的存在本质，甚至将存在变成没有具体规定的抽象的物质绝对或精神绝对；另一方面，存在物在对象性的关系中肯定和实现自身意味着生成和变化，而不是一个完成了的“在者”和静止物。在马克思看来，人通过有意识的对象化活动在对象世界中展示、创造和改变自己，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方式，因而应该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实践关系中考察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马克思多次批判费尔巴哈没有从现有的社会关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大写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② 人正是在创造历史的感性活动中展示自己的本质力量并形成多样的存在状态。
在人的感性的生产活动（或劳动）中产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存在关系，形成社会历史。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③ 社会历史实际上就是人的客观化了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及其变迁过程。“社会”是从共时性的结构维度表示人类的存在状态，“历史”则是从历时性的时间维度展示人类的存在变迁。社会形态的变迁就是历史，历史发展的分期就是社会形态，它们是人类实践活动客观化了的状态和过程，既是实践的结果，又是新的实践的条件。马克思以“生产方式”概念来揭示人类存在结构的历史性和历史存在的结构性，表明了社会历史发展中断裂与连续的辩证法。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为基础，马克思揭示了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在对现代社会的解剖和批判中揭示了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
在马克思看来，当代资本主义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带来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存在的异化，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存在异化之间的内在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规定了人基本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马克思指出：“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④ 可以说，资本是现代的本质范畴。在资本对存在的规定中，活动着的人本身却失去了独立性和个性，⑤ 在马克思看来，这不仅是就工人而言，即使在资本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似乎是被满足和被巩固的有产者其实也只是获得了一种人的生存的外观。⑥ 在资本规定中，不仅人而且自然也成为“纯粹的有用性”而失去诗意的感性光辉，发生了普遍异化，而不是以其丰富性和全面性展示于人。资本驱动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一系列亟需改变和超越的存在悖论：这就是进步与衰退、富裕与贫穷、文明与野蛮、自由全面发展与异化的共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时代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解放时代，但它只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过渡时代，是为人类自由个性的发展创造条件的时代。⑦ 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只是暴发户们愉快的想法。⑧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就是对现代人类存在状态之基本架构的分析，是对现代文明发展模式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就是深刻揭示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发展所具有的无法自我逾越的界限和片面性。
首先，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发展以自发性为基本前提，现代社会的实际运行和现代主体性观念之间存在着基本矛盾。我们知道，现代启蒙运动确立了主体性的思想原则，打破了命定论的自然历史概念，历史被看成人类活动的结果，人能够自觉地参与历史创造。事实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本架构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的发展动力在于资本的效率和增值原则，其实现的机制就是市场的自发调节，市场被看成能够自发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推动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社会进步的“看不见的手”，政治国家只是现代发展过程中一个消极的补充性结构，即所谓“守夜人”的角色——即使后来有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也没有改变并且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发展的自发性。这意味着社会的发展仍然依赖于一种盲目的必然性力量，由人无法掌控的“资本狡计”支配着历史。这种自发性调节的观念实际上是“预定和谐”的世俗版本，原子个人像莱布尼兹的单子一样根据自己的“欲望”和能量运转最后达到总体的和谐与平衡，市场就是一个自发调节的能量聚散场。每一个人都是能动的，而总体平衡是自发性的。真正说来，个体的所谓能动恰恰受到自发性总体的无意识规定，成为受动的存在。同质的“个人”只是逻辑抽象，局部的自觉性在整体自发性中导致冲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发展的自发性不是带来平等与和谐，而是分化与振荡。这是马克思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思路，也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思路。
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发展建立在一种不正当机制基础之上。现代资本主义确立了一种形式公平的发展体系，商品资本以平等交换为基本原则，摧毁了以等级特权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机会均等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释放了巨大的创造潜能，人们的成功与失败不再受到血缘、门第的限制而被纳入了平等的交换体系中，自由、平等、公正成了现代的旗帜，所以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⑨ 然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揭示了现代社会进步以不公正为基本前提，这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现代社会基础的存在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条件、劳动过程、劳动结果被资本支配，劳动成为异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增值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表面上以劳动力自由、公平买卖为前提的资本体系，实质上以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为前提，经济的发展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在扩大再生产中成为新的剥削条件，平等买卖导致不平等的发展，出现工人相对甚至绝对的贫困。但正是这种不正当的机制驱动了资本到处安家落户，寻找利益，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今天，资本主义的这种不公正体系已经越出国家的边界在国际关系的范围内进一步展开，导致了中心与边缘国家之间富裕与贫穷、发达与落后的不平衡关系，制约着世界的发展与稳定。
再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使人成为物化的、单面的人，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现为普遍异化。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实现了对所有存在物的同一化过程，生产依照商品的规定把人当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⑩ 个体存在的丰富性、多样性变成了没有意义的杂多，它们只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通过交换确立起来的普遍联系并不是人们之间自由的联合，而是一种以价值抽象为基础的交换强制。自然、人、思想、知识、职业等一切事物都受到价值抽象的统治，一切关系都成为“纯粹的金钱关系”，失去了超验的价值和神圣的光辉。(11) 货币成为存在唯一的价值尺度，人的能力、人的情趣、人的风度、人的梦想、人的个性没有货币和财富的外化，都只是“唯灵论的观念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都化约为一种占有关系、交换关系，占有、征服是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生命活动。(12) 这样一来，一切存在物都在工具性的关系中变成了计算的对象，遵循着“被计算和能被计算”的合理化原则（卢卡奇语）。人们的劳动过程本身也成为分解和组织的对象，由于资本利润和效率原则驱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密和精确化，人们被束缚在某个专业领域乃至其中某个具体的细微环节上，个人被组织进全面联系的抽象体系，这种抽象的“合理化”过程使人的存在失去了“丰富性”，在产生特长和专业的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痴呆。(13) 人失去了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处于“合理化”的“铁笼”之中。(14)
最后，资本推动的现代发展可能带来人类毁灭性的后果。人类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生产、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作为一种具有历史时间意识的动物，人应该在“死亡”意识中获得对存在意义的正确理解，不论就个体还是类而言均是如此。作为类的这种死亡，可能是一个自然事件，更可能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一个人类文明发展自身促成和导致的事件。我们正是在资本驱动的现代文明中看到了这种灭亡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方面，现代是一个由资本驱动的经济时代，人类自身和自然都成为资本运行的一个环节，形成的是一个占有型的、征服型的文化，人的欲望和需求本身被不断生产和刺激出来并进入资本强制的恶性循环，对资源的利用已经逐渐触及了自然的底线，非理性的资本驱动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崩溃。另一方面，以资本为最终动力的国内和国家间的冲突并没有消停，人类的军事装备和力量早已具备了多次毁灭地球的可能性，在资本驱动的国家间的利益和资源争夺中，在资本形成的不同阶级的冲突中，显现出了人类自我毁灭的直接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由于资本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它严重地威胁到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和持续发展。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本质范畴，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驱动的发展；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具有如上一些在自身框架内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性。作为人类文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加直观地展现了一种充满悖论的人类存在方式。对这一存在方式的解析从积极的建构性意义来讲，是人类解放和人类走向更高阶段的需要，从消极的防范性意义来讲，是人类自我救赎和人类维护自身存在的需要。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都意味着要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切实改变人类自身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方式。真正说来，在由上帝担当的历史和自在的历史观念被打破以后，人类面对自己的存在，创造自己存在的命运就无法更改地成为历史的一个本质因素了。晚近以来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各种现实实践的社会运动，都是参与历史创造的直接表现，人们始终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人类更加完善的存在方式，探索走向未来的发展道路。考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我们可以深刻地领悟到，马克思之所以对资本主义不满，不是因为这种社会形态无法使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那种以对物的依赖为特征，即以“占有”为特征的存在方式得到充分实现，从而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而主要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那种存在方式的强烈不满，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到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的否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批判前者是为了否定后者而不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后者。这样，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有别的新的存在方式。
二
应该说关于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对待由资本驱动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克服资本主导的人类存在的普遍异化，充分发挥人类的实践主体性，改造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代社会历史的基本存在架构，因而资本是现代存在物普遍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规定；那么，扬弃现代普遍的存在异化就其基础而言，必然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由此形成的强制性的社会分工，打破以价值抽象为基础的形式平等的交换关系，由此才可能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思想。马克思论证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思路是在阶级革命的主体性和资本运行的客观性之间建立联系，连接了以剥削概念为基础的主体正当性价值诉求和以危机概念为基础的客体必然性逻辑。反抗资本的剥削，反对以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积累为前提的资本发展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由资本积累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具有事实上的必然性，但是反抗的实践如何与危机的事实在历史中同一？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如何与资本发展所准备的生产力相契合？只有这种契合才可能形成社会形态意义上的“革命”实践，而不是一般政权更迭意义上的改朝换代。然而，这种结合不是理论的抽象，而是要接受历史实践的中介，必然涉及偶然性和具体性因素，同时必然考虑历史发展中主体的选择性、创造性，保持理解历史的开放性，形成一种可能性历史概念。在历史发展中，由革命导致的跃迁和由改良形成的渐变之间并不具有抽象对立的性质。即使是革命形成的社会跃迁，仍然需要跃迁之后社会在渐变的发展中形成“质”的规定性，因此，同样存在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和自我巩固的问题，要求主体以合理的方式自觉介入社会的自我稳定和自我发展。这不仅是自由资本主义实行国家调节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是近百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揭示的深刻教训。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历史形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它应该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和实际特征的社会状态，是以对抗性为特征的“人类史前时期”的结束，(15) 是人类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社会的发展由自在步入自觉。然而，就实际历史进程来说，有两方面问题需要考虑：其一，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分享总体性革命的优势，而是发生在社会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其二，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之间还有一个利用资本原则的过渡阶段，历史的发展没有纯粹的断裂和飞跃，在此阶段上仍然存在如何规制和引导社会的科学发展问题。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生在经济社会落后的东方国家，天然地还不具备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前提，而且在革命后的社会建设中，受到多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又没有走上一条科学合理的发展道路——不是没有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成为一句空洞的宣传性口号，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背离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作为外在的强制性目标成为导致人存在异化的强大力量。正是通过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前发展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我们才逐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发展战略。由于我们是在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前提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们当然不可能马上就摆脱对“物的依赖”。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存在方式的基础之上，即是说，只有当那种以“占有”为主要特征的人的存在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构建一种完全与人的本性相符合的新的存在方式。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占有”，即如何获取更多的“物”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占有”之时，千万不能忘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超越这种以“占有”为特征的人的存在方式。我们一方面要谋取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又要在这一过程中朝着构建新的存在方式大步迈进。应当把前者视为后者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前者而忘记了向后者的推进。而事实上，传统社会主义在这一方面是有着深刻教训的。
首先，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成为一种社会权力相反，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权力成为绝对原则，成为一种社会资本。由于并不具备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现实物质条件，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最为基本的历史任务。如何实现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呢？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中虽然出现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等等，但在建设实践中还是忽视了市场经济自我扬弃的内在性，很快就以国家权力的外在方式取消了商品交换，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经济的发展依赖国家权力的直接推动，行政权力成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手段。权力变为一种支配资源的绝对力量，权力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成为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被代之以权力划拨的盲目性。这一社会发展模式往往被西方的左翼批判为与市场资本主义抽象对立的权力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由于生活世界全方位地受到权力强制这一只看得见的手的管制，相对于资本法权的支配，人们仍然处于一种异己的被动状态。
其次，传统社会主义没有有效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动性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的动力基础是“经济人”，自由贸易和平等交换成为满足私人需求和欲望的基本方式，人们解除了地缘、血缘、门第等因素的束缚，成为自由的个体为“我”而活着，极大地释放出创造的欲望，在资本价值增值和效率强制中通过竞争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在马克思所阐释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劳动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基本方式，而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社会的发展也已经进入一种“自由王国”，而不再以“贪欲和权势”作为历史发展的杠杆，并不存在发展动力缺失的问题。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人们的意识没有达到无私的自觉，而且生产力也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状态，劳动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也没有得到全体社会成员自觉的肯认。没有价值抽象为基础的交换强制，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不高，创造性难以激发出来。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劳动中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大量存在，夸张的劳动激情和低效的劳动成果并存，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三，传统社会主义往往还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自然资源浪费严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环境资源的保护不协调。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密切关系，自然资源仅仅以有用性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成为资本增值的一个因素，从而只有打破了资源的资本主义利用方式，才可能实现“自然的全面复活”和人类的解放。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16) 然而，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自然资源的利用既没有像资本主义那样作为成本核算，也不可能像共产主义时代那样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是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无偿因素遭到毁灭性的开采，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甚至比资本主义生产带来更为严重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因此，人类的解放和发展并没有同“自然的全面复活”内在地联系起来，更没有诸如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和谐等观念的提出。
第四，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民主制度建设和文化观念发展之间不协调。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观念原则的统一体，现代的平等交换、政治自由和主体精神之间存在一种同构的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未来共产主义的出现也不单单是一种经济制度的变革，而是一种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变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7) 人们当然可能通过国家权力的方式推翻私有制、取消商品交换等等，但是，不仅生产力不会自发地随着这种生产关系的外在建立而自发地发展，而且人们的观念和与此相关的上层建筑也未必会自发地随着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通过权力的强制性干预树立起来的先进意识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比自由主义更加虚幻的意识形态。如何在通过权力实现社会理想的同时避免权力本身的异化，是传统社会主义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这里关系的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发展得不协调，人们的生活没有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而是同资本主义时代陷入市场的同一化一样，陷入了权力的同一化强制之中，这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取向是不一致的。
当然，现实社会主义建立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它必然有一个较长时期的探索积累、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过程。传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社会发展中的失调等等并不是一种绝对必然的现象，它既有历史条件方面的限制，也有现实资本主义的压力，当然更有主观方面的失误。抽象掉对具体原因的深刻探讨，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导致人的存在异化，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这不是历史的、科学的、客观的态度。
三
社会主义实践需要改革，而这种改革具有两个方面的针对性：一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局限，二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局限。如果只是把改革建立在批判和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失误的基础上，甚至以一种虚无主义的姿态全面地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成果和意义，而对资本主义持一种非批判的态度，改革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走向资本主义作为合理的目标导向。反之，如果看不到传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只是高调抽象地否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能理性吸取其发展成果和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实践就走不出新路子，反而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我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渐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双重扬弃。党的十七大确立的科学发展观重要战略思想，不仅吸取了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理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与局限，同时也全面反思了改革开放30年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科学发展观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重新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提出了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贯彻和体现，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发展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有自己的特点，但总体上还是属于典型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消费分配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恢复、市场经济的建立、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人们的创造潜能得到了极大释放，人们之间以交换关系为基础形成了广泛而普遍的联系，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使我国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社会主义、乃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别出现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开始同时呈现，中国成了一个社会形态意义上多重时空并置的社会，各种问题交织，多种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同时出现。利益分化剧烈，对同样的社会现象产生了多种不同利益诉求的解读。在这些解读的背后，还隐藏着不同的政治实践诉求与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不同取向。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的建设实践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机遇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这一论断简明地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背景。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挑战提出来的。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面对当今的世情国情党情，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丰富的科学内涵。它是对资本主义单纯由市场推动的发展和传统社会主义单纯由权力驱动的发展的双重扬弃，是由国家权力和资本市场双轮驱动而又双向制约的发展模式。十七大报告还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涵作了简明而深刻的阐释，认真理解和辨析科学发展观内涵，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一论断继承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没有改变这一国情，简明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比资本主义落后的历史基础上，如果不能尽快促进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不要说超越资本主义，就连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都难以达到。这就要求必须把发展确立为根本任务。一切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依据和时代依据。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8) 当然，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本身只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因。不能认为强调经济的发展就是唯经济论，陷入物质主义。现代发展主义的核心是经济主义，将经济的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唯一任务，认为经济的发展会自动地实现和推动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在发展主义观念中，人类存在方式和需求的多样性被单面化为“物性”，人作为资本增值的一个环节被看成一种经济动物，发展甚至被片面地理解为把GDP搞上去。在我国，近年来各种变态的政绩观、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都是受这种发展主义观念和模式的影响而出现的。科学发展观再次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强调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背景、现实任务和国际背景决定的。理解这一命题时，应该同各种庸俗的发展主义区别开来，从科学发展观的整体联系中把握其内涵，将“发展是第一要务”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联系起来理解。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发展本身不能成为目的，单纯的经济发展本身更不能成为目的，并不是任何发展、任何方式的发展都是合理的、进步的。离开了对科学发展观整体内涵的全面把握，离开了“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难以将“发展是第一要务”同发展主义区别开来，就难以突出科学发展观特殊的针对性，难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同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9) 这一论断从发展的动力、目的等方面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是党的宗旨最为简洁明确的表达。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推动的经济发展以剩余价值的积累为基本前提，实质上是死劳动支配活劳动的剥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被单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并导致了人的物化和单面化。《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 后来马克思按照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认为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1) 《资本论》也提出，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更高级的社会应该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2) 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把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导致人的物化，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渊源和现实关切。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的人本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抽象的人本主义，它只是在政治的层面理解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将人看成政治公共生活中同一的、没有差异的、抽象的“个人”，忽视或掩盖了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存在异化。科学发展观中提出的以人为本，突破了这种抽象主义，不再只是一种价值上的诉求和预设，而是要求实际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促进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个性、人格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要求发展本身服从和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为发展而发展，甚至以牺牲人的生命、健康、个性、自由为代价换来冰冷的物的增长。“以人为本”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也有本质的差别。它不是在君民关系的二元结构中，强调官本位的“为民做主”，而是对现代资本物化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批判。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实践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原则驱动下的人们生活的物化以及物质丰富中的价值贬值。人们感到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活得越来越累，亚健康、过劳死等等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现象。物的堆积和人的空虚并存，一定程度上存在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人的幸福感、快乐度并没有在物的丰富中得到发展和提高，更不用说部分弱势群体甚至在经济方面也没有分享发展的成果了。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以人为本”，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迫切性，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核心，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反对一讲到“以人为本”马上与西方那种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反对一讲到“以人为本”就马上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实际上，“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本”。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本”，意味着已经把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是基于对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失败的深刻反思，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现状和走向进行冷静分析后所做出的明智之举。中国共产党人业已认识到，尽管就具体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建设任务来说，现实社会主义在每一历史阶段只能做这一历史阶段能够做的事，超越历史阶段就会犯空想主义的错误，但是在完成每一阶段的具体任务之时，必须把这些任务指向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否则，就不能把这些具体任务与资本主义国家所做的事区别开来，好像我们所做的事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就不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一宗旨。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23) 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既从社会的横向上，也从历史的纵向上提出了发展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对发展规律的基本把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在逐渐增加，我们要深化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理念，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人类生存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而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都与环境质量存在着密切关系，因此，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使社会的发展与环境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就要求发展要有历史眼光和未来眼光，矫正盲目追求利润、片面追求发展速度、一味追求高生产高消费的观念，将人们从单纯的物质享受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解放出来，提倡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过一种能对子孙后代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有德性的生活，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采取一种统筹兼顾的基本方法，自觉地使发展科学合理。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统筹兼顾的目的就是要使发展能够全面协调可持续，只有做到统筹兼顾，才能做到科学发展，合理发展。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还提出了四条要求，这就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可以说这四条要求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前提，分别从政治路线、发展目标、基本战略和组织保证四个方面阐释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保障。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不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4) 在我们看来，这一段关于人的存在的经典表述完全可以运用到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上。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不仅展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展示了当代中国人如何自觉地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改造自己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场立足于现实、开创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存在方式的伟大探索，是在扬弃传统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务实而又创新的回答，更是立足于现实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进行的一场革命性建设实践。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大局，进一步倡导人类社会的和谐、和平发展，引领整个时代发展的潮流，对于克服人类存在的当代异化，扬弃资本原则规定的冲突型社会演进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识。在对当代发展进行抽象批判的激进主义和非批判的肯定主义并存的理论与实践处境中，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一种辩证的历史理性和发展眼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继承又超越了现代的主体性精神，甚至可以看成是对现代主体性精神的真正实现和彻底化。现代主体性精神包括价值和实践两个基本方面，分别确立了“人是目的”和“人是推动者”两条基本原则。主体性的价值立场肯定了人的尊严，反对和批判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基本目标。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局限性，这种人本主义的诉求在资本的强制中成为观念上的“应当”，外在的物成为价值唯一尺度，人在资本推进的世俗化过程中遭遇到了自身价值的贬抑。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以人为本”，是对“以物为本”的扭曲发展的反拨，强调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发展服从和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重新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真正体现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历史观和现代主体性价值取向。现代的主体性实践精神肯定人对社会历史的创造性和推动性，历史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人类能够并且应当依据理性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实现自身的解放。但现代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受到资本盲目力量的支配成为被动的存在，资本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即便在晚期资本主义中被强化的国家干预仍然是以资本为前提的，国家只是完成“扫尾工作”的消极结构。传统社会主义突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国家权力强力介入社会发展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事实上仍然压抑和忽视了人们的主体能动性。科学发展观要求自觉地掌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引领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参与促进发展，充分体现了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在权力和市场的架构中激发和容纳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创造热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自觉改造现代人类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实践主体性，这种创造精神，在面对现代困境而产生的保守主义和犬儒主义思潮盛行的氛围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昭示出一种强烈的人类历史担当意识。
科学发展观辩证地对待发展和引导发展，是对发展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双重扬弃，体现了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历史本身是辩证的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在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时充满一种辩证的精神，它不但高度赞扬现代社会带来的进步，同时揭示发展进步过程中带来的人类存在的异化，而且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存在结构的解剖揭示了未来历史的发展蕴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之中，它对现代发展的反思是一种“辩证历史的辩证批判”，没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姿态，持一种浪漫主义的批判立场，也没有不加分析地肯定现代的发展进步，而是揭示了现代发展的历史限度。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25)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辩证的态度，客观地对待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运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将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运用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以推动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发展，同时反思资本原则带来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努力消除资本原则带来的异化后果，克服市场带来的贫富分化、单面发展等等。这是对现代发展主义的扬弃，克服了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将经济发展本身等同于美好生活的发展主义取向，要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满足人的物质文化多方面的需要。这种对发展主义的扬弃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发展本身，没有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方式对待现代的发展成果和发展理念，更没有以一种蒙昧主义的眼光拒绝现代文明，留恋原始的丰富性，而是在自觉地揭示现代发展限度的基础上克服发展的片面性及其带来的存在异化，既尊重现实，又超越现实，以一种未来的历史眼光规范和引导现实的发展，这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理性和辩证精神。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如何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一个执政党更臻成熟稳健的重要标志。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以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基本目标的。但是，即使发生了总体性的共同革命，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也存在一个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更不用说在经济社会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需要逐步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中国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必然需要形成正确的发展理念和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式回答了面对特殊的世情国情党情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问题。与当今许多国家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防范性的消极结构，而是一个开创性的、建设性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方位发展，对于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也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
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思了人类冲突型发展道路带来的生存危机和困境，是对以征服和占有为取向的现代文明的扬弃，是对人类和谐发展道路的自觉探索。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26) 这是一份和平发展的宣言，是对人类和谐的召唤，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对构建和谐世界的努力和期待，在并不太平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中，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这一呼唤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蕴涵着对人类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探索和改造，必将得到世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我们知道，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文明，在竞争理念的推动下以占有和征服作为基本的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不论从国家关系的宏观层面还是从个人生存的微观层面来说，现代本质上都是以对抗和冲突为根本特征的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模式，“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27) 人成为“经济人”，人的能力本身也成为资本和能够占有资本的资本。这一发展模式创造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全面联系和全面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与人、社会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异化关系，触及了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环境底线（资源的枯竭、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社会底线（战争中的毁灭和其他人为的意外事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吸取现代发展成果，构建和谐社会，同时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是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重大探索，是创建人类新型文明形态的实践努力，充分体现了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担当意识。这一发展理念，熔铸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和谐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不论对于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正在追求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对于不断自我调整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主张和谐发展的中国不会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而会坚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创建新的人类存在方式作出切实的贡献。
注释：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0—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1—282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4页。
⑦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⑧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⑩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
(12) 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吃、喝、穿、住的时候，简而言之，当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财产本身又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的实现仅仅看作生活的手段，而以占有的这一切直接的实现为手段的那种生活是私有财产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为这一切的感觉的异化即拥有感所代替。为了使属人的存在物能够从自身产出自己的内在的财富，必须使他沦落到怎样一种绝对的贫困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9页。
(14) 关于这一点，可以详细参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对物化现象的精彩分析。在那里，卢卡奇在韦伯的“合理化”概念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之间建立了联系。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
(1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
(18)(19)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83页。
(2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15—1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68页。
(25)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2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1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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