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文献学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来稿时间：2007年4月）
〔分类号〕G256
2006年国内公开发表文献学论文百余篇，热点集中在文献学理论研究、文献学家研究、专科文献学研究、文献学专题研究等几个方面。文献学理论研究可以用“三足鼎立”一词来概括：古典文献学、文献学学科体系探讨和文献学研究进展。文献学家研究也呈现多种态势，既包括研究者个人自发地对历代文献学家开展的研究、也包括研究者群体有组织地对20世纪文献学家进行的系统研究，此外还包括对当代从事文献学研究者治学经历的介绍，所有这些，对于彰显文献学家的功绩以及启迪后学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专科文献学则一致强调文献学在本学科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其中对营造社文献学成果的肯定和总结以及戏曲文献学研究成为专科文献学研究中的新亮点。
1 文献学理论研究
1.1 古典文献学研讨
古典文献学一直是文献学研究领域中相对成熟的部分，2005年下半年以来，藉“海峡两岸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古典文献学及中国学术的总体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顾廷龙先生诞辰101周年”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赣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古典文献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由西北大学与淡江大学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会议议题包括三个部分：一、关于当代学术背景中的古典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的学理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二、关于目录、版本、校注、辑佚与辨伪等的研究、三、中国古代文史与作家作品的文献学研究。[1] 并出版《古代文献的考证与诠释——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收录论文五十余篇，其中关于学理部分新义不多，专书考证较有成绩。[2]
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及中国学术的总体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顾廷龙先生诞辰101周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其研讨的内容包括中国古文献学及中国学术的宏观与个案研究、20世纪中国古文献学发展历程、海外中国古文献收藏，以及顾廷龙先生的古文献学成就和贡献等议题。[3]
由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南昌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赣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史料学学会古典文献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南昌举行，与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计70多人。《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赣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针对“国学热而文献学冷”的研究现状，刊登了一组讨论古典文献与国学研究关系的论文，通过探讨如何客观评价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如何正确认识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范围和任务，如何促进古典文献的学科建设，以及古典文献与国学研究的良性互动等问题，使人们认识到，国学研究必须有古典文献作厚实的基础。
1.2 文献学学科体系探讨
与古典文献学研讨紧密相连的是文献学学科体系探讨，针对目前古文献学科体系与内容的进一步深化，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孙钦善的《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一文对古典文献学重新进行了诠释、辨析和总结，帮助人们从古文献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出发来认识古典文献学所具有的考据和义理的学科性质。他说：“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具体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从古文献的利用角度来看，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4] 文章最后指出古文献学不仅对古籍整理研究有指导作用，而且是全部中国古代学科即所谓国学的基础。同时孙钦善所撰《中国古文献学》出版，全书分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语文解读（文字、音韵、训诂）、内容考实、义理辨析诸章。在该书的绪论中，作者对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也作了讨论，认为：“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5]
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是一本教材，与此同时出版的教材还有王俊杰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文献学概论》，陈广忠等编著的《古典文献学》等。自1982年以来，文献学或专科文献学的课程在各高校普遍设立，与此同时相关教材也不断涌现，让读者目不暇接。《文献学概论》内容包括中国文献学研究概述、中国文献发展史研究、文献信息交流与传播、文献基础知识、文献分论、文献工作六个部分，较为适合图书馆学本科教学之用。[6] 编者另一本《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7] 陈广忠等编著的《古典文献学》，[8] 均为高校教材。另有赵令志编著的《中国民族历史文献学》，并非是讨论我国少数民族文献之作，而与已出版的相关著作类似。[9]
在文献学学科体系探讨方面，周国林在《二十世纪中国古文献学检讨》一文中：从辨析“古文献学”的名义入手，宏观考察20世纪古文献学的起点与阶段性，论述古文献学领域的基本队伍和古代文献整理研究的规划组织工作，并探讨了20世纪古文献学的基本走向。[10]
郑杰文认为人文社会学科应依据研究对象、研究者情况、研究目的与需求来划分，主张“古文献学与现当代文献应该划清界限，古典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应合并研究。那么，古文献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并将这三个组成方面与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文史整理和研究以及古籍保存和利用研究建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指出它们都属于传统的国学研究。国学研究方法应创新，应建立文献考辨、求因明变、历史批评的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11] 相同的观点还见于《古代文献学教育的整合与发展》，该文也认为应该整合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两个专业，设置统一的“中国古代文献学”专业。[12]
赵兴彬提出要从后现代主义关于文献、文本的解析的视角，审视、嫁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献学理论，然而他并未就此问题作更加深入的阐述。他将古典文献学体系划分为四部分主体内容，即古典文献的特征与类型、古典文献的搜集与利用、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编纂、古典文献的保存与保护。[13]
还有文章从专业目录中文献学学科设置出发，提出应尽快从形式上将文献学调整到现行的独立的学科门类体系中，学科名称为“文献学”。如同哲学，历史学设置，既是门类，又是一级学科。下属为二级学科，即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辑佚学、古籍整理体式学、传统经学等，文献信息学、文献制作学、文献传播学、文献计量学、文献保护学、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文学文献学、中国经济文献学、数学文献学、化学文献学、农业文献学等等。[14] 这一观点也许未尽完善，但对文献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仍不乏参考作用。在讨论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文献学教材建设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话题。[15]
关于文献学学科体系，有研究者主张融合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将文献学分为理论篇和方法篇两大块，外加附篇。[16]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论文提出的文献学学科体系过于宏大，比如将文献学划分为四块：文献学基础、文献生产学、文献传播交流学和文献利用学，然后又将这四块进一步划分为18个分支学科。[17] 当然，从逻辑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会与现有的许多学科造成严重的交叉重复。
1.3 文献学研究进展
学科研究综述的作用在于总结过去、辨别得失、展望未来。综述涉及的时间跨度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时间跨度越短，对过去成果的总结越详细；时间跨度越长，对发展趋势的把握越明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认为文献学学科的发展需要这种扎实的总结和积淀。2006年关于文献学的研究综述有以下几篇：陈光华撰写的《关于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研究综述》一文，分阶段对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流派作了简要介绍，重点论述了20世纪的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大文献学以及专科文献学的各种代表性学科体系。[18] 该综述应该说比较全面，但仍需深入。《2005年文献学研究述略》[19]、《2001—2004年中国文献学研究简析》[20]、《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研究综述（1978—2005）》[21] 和《我国文献学研究的特点与前景展望》[22]。其中既有对学科成果的详细总结，又不乏对学科前景的宏观把握。
2 文献学家研究及文献学家专集
2.1 历代文献学家研究
历代文献学家研究备受研究者的青睐，据统计，2006年发表的此类文章大约有50篇。其中既有对某个时代或者某个学派文献家群体的研究，又有对文献学家个人的研究。前者如《汉代学者对文献学的贡献》、《论汉代易学家对文献学发展的贡献》以及《谈乾嘉学者对〈史记〉的考据性研究》等，后者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文献学家的文献学贡献的全面总结，另一类是对文献学家某方面文献学成就的专门介绍。涉及的历代文献学家有：司马迁、郑玄、欧阳修（1007—1072）、朱熹（1130—1200）、胡应麟（1551—1602）、钱曾（1629—1701）、朱彝尊（1629—1709）、顾祖禹（1631—1692）、蒲松龄（1640—1715）、戴震（1724—1777）、孙星衍（1753—1818）、李兆洛（1769—1841）、黎庶昌（1837—1998）、沈家本（1840—1913）、王先谦（1842—1917）、罗振玉（1866—1940）、梁启超（1873—1929）、张山雷（1873—1934）、顾实（1878—1956）、陈垣（1880—1971）、鲁迅（1881—1936）、刘师培（1884—1919）、余嘉锡（1884—1955）、钱基博（1887—1957）、顾廷龙（1904—1998）、张舜徽（1911—1992）、杨家骆（1912—1991）、周绍良（1917—2005）、潘树广（1940—2003）等人。
2.2 20世纪文献学家研究
与上述研究者个人自发地对历代文献学家开展的研究不同，“20世纪文献学家研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开始就有周密的计划、精心的安排，从研究对象的筛选到研究范围的确定都经过了课题组成员的多次讨论，从而保证了研究成果的整体水平，发表在《图书情报工作》2006年第2期的一组文章就是这批成果中的一部分。其中《略论20世纪中国文献学家》一文，首先论述20世纪中国文献学家群体特征形成的原因，然后列举40位已故的重要文献学家，并按照他们的学术背景，把这个群体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藏书家或图书馆专家，一类是以教学、研究为主的文献学家。前者有条件接触大量文献典籍，其成就偏重于目录、提要、版本及文献收集、编纂诸端，实践性强，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体现了传统文献学的延续性。后者应教学之需编写讲义或教材，偏重理论与方法的概括。其他几篇文章分别总结了蒋伯潜、陈登原、谢国桢、杨家骆四位先生的文献学成就。
20世纪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运用，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中国文献的大量流失，以及保存国故的需要，产生了大批的文献学家，他们在文献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一直没有得到及时的总结和肯定，“20世纪文献学家研究”则最大限度地填补了这一研究的不足。
2.3 当代文献学研究者治学经历
2006年发表的文献学研究笔谈、访谈类文章，涉及当代文献学研究者的治学经历，这些经历对于后学无疑具有更直接、更生动的启迪和激励作用。
如前面提到的《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一文，介绍了孙钦善教授个人对古文献学内涵的认识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在长期的专业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逐步完成的，即使是在最近20年，也仍然处于变化和完善中。从而提醒后学，古文献学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人们对古文献学的完整、系统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漫长历史过程。
《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刘跃进先生学术访谈录》介绍了刘跃进教授的学术经历。刘跃进教授以自身的经验和感悟来激励年轻的文献学研究者，他说：“在文史领域，常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法。我也一直这样认为。对于那些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我们常常高山仰止。但是后来，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学生居然也开始操持这样的论调，我就觉得有问题了。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成长在‘文革’中，不可讳言，在传统文献学方面，根底浅薄，视野狭窄。这是基本事实。因此，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就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而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一定可以很快地超越我们，引领新世纪的学术潮流。对此，我坚信不疑。”又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十分重视文献学，视为繁琐，以为掌握了某种先进的思想方法，就可以升堂入室，抓住中国文化的精髓。为此，我们曾‘东倒西歪’，到处寻找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追寻的结果，是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渐行渐远。100年的经验教训昭示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没有别的快捷方式，只能在充分尊重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转益多师，我们的学问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我们的研究才会有厚重的历史感。”[31]
此外，介绍当代文献学研究者的文章还有《著名辞书学家朱祖延教授》[32]、《好古敏求 卓尔不群——论王国强教授的文献学研究成就》[33] 等。
2.4 文献学家专集
文献学家专集及纪念集，是研究文献学家的重要资料。白化文主编的《周绍良先生纪念文集》，主要由纪念文章与学术论文组成。[34] 周绍良（1917—2005）安徽东至人，生于天津，藏书家与文献学家，在敦煌文献、善本与汉传佛教文献方面都有深入研究。
文献学家程毅中今年出版《程毅中文存》，收录《古代校勘学的得失与当代古籍整理》、《中国古代小说的文献研究》、《古代小说与古籍目录学》等数十篇论文，其古代小说研究有突出的贡献。[35]
版本学专家王雨（1896—1980，字子霖）个人文集《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200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三册，分别为古籍版本学、古籍善本经眼录、日记信札及其他。王雨为河北深县人，自少在北京琉璃厂书肆当学徒，并与梁任公往来甚密，在梁氏的帮助下开办藻玉堂书店。1925年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长期钻研古籍版本，此文乃集一生心得之集成。[36]
3 专科文献学与专题研究
专科文献学研究方面，文献学作为各个学科的研究基础日益受到重视，其方法论意义也普遍得到接受，我们从建筑文献学、戏曲文献学、文学文献学、音乐文献学、医学文献学、旅游文献学、环境文献学等专科文献学的研究中能够分明地感受到这一点。
3.1 关于营造社的文献学研究
2006年是中国营造社解散60周年，《中国营造学社初期建筑历史文献研究钩沉》[37] 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国营造学社的文献学贡献》[38] 等文章比较详细地梳理了营造社在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文献学在建筑史学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文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掌握文献与运用正确的方法是历史研究的基石，营造社的研究始终是文献和实例的结合。真正能够按照王国维双重证据法研究很难，更何况在国学基础欠缺的建筑学领域。要想从根本上改善这个问题，必须进一步强化文献学在建筑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即强化文化典籍在建筑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文献学是沟通历史学和建筑历史学的桥梁，提高对文献学的认识理解程度对我们在运用文献学成果时可以更加积极主动。重新明确这一点，有助于学科今后的发展。
3.2 戏曲文献与传统语言文献研究
《戏曲文献学刍议》一文讨论了戏曲文献学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空间，文章认为戏曲文献学是戏曲研究的重要分支和基础，是一般文献学研究所不能替代的。与其他学科的文献相比，戏曲文献具有诸多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戏曲文献学的研究特色和方法，戏曲文献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更多研究力量的投入。[39]
《中国传统语言文献学》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语言文献进行了疏理，分四部分：以《尔雅》为主体的训诂文献，以《说文解字》为主体的文字研究文献，以韵书为主体的音韵文献，以及其他语言文献。[40]
3.3 专题研究
杨永德所著《中国古代书籍装帧》，文字与图搭配得当，充分体现了中国书籍独特的文化个性。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是一本普及性的中国古代书装帧知识的读物。[41]
在文献学专题研究方面，宋代研究有相当突出的成绩。2006年有三本著作问世：张富祥著《宋代文献学研究》，李更著《宋代馆阁校勘研究》，李明杰著《宋代版本学研究》。宋代在学术上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又是书籍印刷普及的年代，因而在文献发展史与文献研究史上都有重要意义，这或许是受学者特别关注的原因之一。张富祥的《宋代文献学研究》，讨论宋代在文献学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目录学、校勘学、注释学、辨伪学、考证学、金石学、图谱学、辑佚学、版本学、传统小学等。作者强调：“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献学似乎只是古籍整理层面上的知识问题，技术多，思想少，处在学术史的边缘地带，谈不上有什么重要性，甚至算不上有什么真学问。这是不了解文献学的认识，而不知文献学研究既是一切学术研究的根本和基础之一，也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一代学术研究的风气和方向。”[42] 颇有见地。
李更的《宋代馆阁校勘研究》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规划项目《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注重对中国的古代文献（包括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的探求与思考。其中，有从古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典籍、文献的专门研究，也有在古代文献、古代典籍研究的基础上，多方位、多视角地审视典籍，审视中国文化，探求典籍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探究它们的结合点。它立足于中国古代的典籍，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文献，力求体现对古文献研究的特色，倡导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提倡有新的切入点，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出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43] 目前出版有两辑，如王岚的《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及一些专书研究。《宋代馆阁校勘研究》对宋代馆阁制度、馆阁在图书的搜求、典藏、编目、校理等方面的运作，都作了深入的探讨。
李明杰《宋代版本学研究》是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的一个阶段性成果，重点讨论中国版本学的发源（先宋时期）与形成（宋代），作者多角度论证了宋代作为版本学形成期的观点，分述版本学形成的社会基础、核心内容、研究方法及标志性成果。[44]
冯胜君的《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也是《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中的一种。该书是对自王国维开创古书古文献新证传统以来的古文献新证派学术工作的研究，作者分析了古文献新证研究的学术背景，对以于省吾、陈直等新证派大师为代表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在充分肯定前辈成绩的基础上，也指出了存在的个别问题。该书对20世纪古文献研究新证派的总结性论述，对于认识以出土文献（文物）与传世文献对照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和古文献新证研究的学术史意义和价值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45]
值得关注的是，《宋代馆阁校勘研究》、《宋代版本学研究》、《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三书的作者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年轻、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学术基础扎实，是文献学研究的新的生力军，如杨忠在《宋代馆阁校勘研究·序》中所说的，他们“今后的研究成果必将后来居上，便是可以预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