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夫在诗外”谈华文诗歌的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夫论文,出路论文,诗歌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陆游的“工夫在诗外”不仅总结了这位大诗人一生创作的经验，也道出了诗歌创作的一条普遍规律。古代和现代著名的好诗和诗人启示人们，探讨华文诗歌突破现状的出路，不应拘限于就诗言诗，而在于诗作者以全生命关注人生的阅历修养、广博丰厚的学识修养和才情气质的修养；此外社会环境的改善也是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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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华文诗歌国际研讨会上，到会的海内外学者、诗人和诗评家们几乎一致地对时下新诗的状况不满意，都在探讨突破现状的出路，呼唤大诗人的出现。这应该说代表了华文诗坛和学术界近乎一致的呼声。大家的论文和发言，无论宏观的，微观的，都从诗学、诗艺方面提出了许多中肯的见解，令我得到许多启发。
对于诗歌，我只是因教学与研究的关系，读过一些，但很少写诗评。因大家热烈探讨气氛的感染，会下也说了“工夫在诗外”一句戏言，自然是借昔贤的妙语来表达自己对这次诗歌讨论会的一点感想，我觉得没有或很少有从这一方面着眼的发言，须作一点补充。
有的朋友说，“工夫在诗外”是当前诗界流行的一句讽刺语，意在揭露一些人在诗之外搞歪门邪道出诗集、拿稿费、当诗人的行径。这虽然也是一种诠释，却与昔贤“当下之思”的原义完全不相干了。
陆游的《示子遹》一诗，见于《剑南诗稿》第78卷，是他晚年为回答幼子陆遹请教作诗之道而作的。诗的最末二句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从当时的语境来看，宋代商品经济尚不如今日发达，诗文并无稿费，商品意识尚未侵入诗坛，大约也就还没有今日那种种歪门邪道。放翁对爱子说的是由衷的甘苦之言，可以说是这位大诗人一生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而且，我认为还道出了诗歌创作的一条普遍规律。
新诗要突破现状，出路在哪里？怎样才会有大诗人出现？自然要从诗学、诗艺等内部规律方面加强研究探讨，须有一个非同凡响的质的飞跃；然而，质的飞跃主要还有赖于放翁所言：“工夫在诗外”。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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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中国这个古老而辉煌的诗国里，好诗和大诗人有如星汉灿烂。然而，很少或竟没有从“诗学”里研讨出来的。汉高祖刘邦，原是一个小小“亭长”，没有读过多少书，诗艺更不懂。但他当了皇帝，征服了英布的反叛，荣归故里，在欢宴家乡父老时即兴唱出的《大风歌》，历来诗论家、文学史家们都承认是好诗。刘邦自然不是诗人，但他一生艰苦鏖战，几经挫折，最终“威加海内”，却又经淮阴、彭越、英布诸侯王叛乱的危机，正是这般丰富复杂的不平凡的生活阅历和生命体验的真切流露，使他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这首好诗。
曹操无疑是写过第一流好诗的大诗人。钟嵘《诗品》将他归列中品，向来的文学史家大都以为非公平之论。他的《短歌行》等诗中，那种人生苦短的悲凉色调和渴求建功立业的雄浑气魄，《步出夏门行》中那种囊括四海的慷慨豪情，正是他一生艰苦卓绝奋斗胜利的丰富阅历和深切体验的结晶。这一点与刘邦相似；而他的诗较刘邦多而且好，则由于他的学识与文学素养远远胜过刘邦。曹操的祖父曹腾官至中常侍（宦官），封费亭侯；父曹嵩为腾养子，亦官至太尉。曹操出身于这样的大官僚家庭，少时读书的环境较刘邦优裕不知多少倍。据晋王沉《魏书》载，操少时即有“名士”的声誉，大尉桥玄曾称赞他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由此使曹操“声名益重”。后官拜议郎时，因从妹夫被诛，操从坐免官，也因“能明古学”而复官。曹丕曾说到他的父亲：“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①]可见曹操的学问很不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称赞“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从所留传下来的诗作看，曹操的文学素养，诗艺素养都好。特别是他能冲破传统诗艺的束缚，敢于采用乐府民歌的旧题，来抒写现实生活中连年战祸及人民乱离的悲苦，唱出了“百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样现实性极强的新内容，继承发扬乐府民歌的现实精神，开文人拟古乐府进行诗歌创作的先河，影响所及，开拓了建安一代新的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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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仙”李白，不像刘邦、曹操那样干过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业，但阅历却也极为丰富而且极不平凡。李白早年即有诗名，但他对政治也有很大的抱负，希望“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②]出川浪游江南，曾“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后因好友道士吴筠被召入京荐白于玄宗，又因贺之章夸赞，惊为“谪仙人”，使李白诗名更重，颇得玄宗器重，有诏供奉翰林，故得以“布衣”而“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许多名士权贵都争来“请谒为交欢”，可见其得意之状。然而，李白生性狂傲，任豪侠而爱自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故遭权贵佞臣们的妒忌与排挤，不得不离开仅住了三年的长安，再过他流浪漂泊的生活。晚年因入永王李璘幕获罪流放夜郎，虽半途遇赦返回，也便潦倒漂泊至死。政治活动的挫折，使他对朝廷权贵们的荣辱、权势、倾轧和腐败，有了深切的体验；而“一朝谢病游江南，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更使他深刻体会了世态人情的冷暖。自己“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谋劳志多乖”，落魄流离，贫至于“倾家无酒钱”的苦境，也使他更深切地体味到了人生的艰难。他又“一生好入名山游”，游踪所至，遍及锦城、荆襄、江夏、金陵、扬州、云梦、洛阳、山东、山西、浙江各处，游遍祖国的名山胜水，结交了许多诗人名士，观察体验了南北各地民情风物。
他的学识也极广博，“十岁通诗书”，自述“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是相当自负的，书读得相当博而杂。他的思想也相当复杂，既“希圣”求“有立”[③]，受儒家的影响，景仰圣人文王、孔丘以及鲁仲连、诸葛亮、谢东山一流人物，怀抱“兼济天下”的理想，盼望建功立业；而从政受挫抑郁时，则又多受道家思想影响，自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狂到嘲笑儒家的鼻祖。他放情山水，好与道士交游，“五岳寻仙不辞远”，向往神仙自由永恒的生活；也颇思隐遁，曾与孔巢父等为友，隐居徂徕山，纵酒酣歌，号称“竹溪六逸”。他又赞赏张良、荆轲、朱亥、高渐离等游侠豪士，“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④]，倾慕他们慷慨任气、豪迈放浪的生活，和锄强扶弱、反抗暴虐的侠义精神。他又是一个浪子，挥金如土，自负“天生我材必有用”，却又怀才不遇，慨叹生命短促，便醉酒浇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并大言“千金散尽还复来”，一副酒徒浪子情态。
李白的一生，廊庙与山林，承平与战乱，奢豪与穷困，宠与辱，入世与出世，什么生活都经历过；儒家、道家、游侠、历史与现实，理想与幻灭，醉与醒，乐与忧，什么思想和情感都体验过。他是一个天才，集政治家、隐士、游侠、神仙、酒徒、流浪者于一身，造就了他典型的诗人才情与气质，无限的幻想，无限的追求，无限的超越。他自认是一个“狂人”，狂放不羁正是他诗人才气的象征，又是他全部诗作的象征。“狂”在于打碎一切枷锁镣铐，追求生活、思想的自由解放，追求诗歌创作的自由解放。因此，他的诗歌，无论长篇短制，古体近体，五言七言，无论何种题材体裁，都呈现一种大胆的破坏和创造的精神，任何规律、法则都不能束缚他；同时又广泛吸取《诗》《骚》乐府以及《庄子》等传统的精华，纳百川于大海，熔铸役使各种技法于自己的创造中。清赵翼评李白诗说：
其神采必有迥异乎常人者。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盖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⑤]。因此，他的诗真正达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
正因为李白有如此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加上他天纵的才气，他的想象才有那样“想出天外”的奇诡，他的气势才那样雄健豪放，他的技法才那样变化莫测而又浑然天成，他的笔力才那样如扫千军，惊风雨，泣鬼神。因而诗到李白，便把梁陈以来绮靡的形式主义诗风荡涤以尽，把数百年来羁绊诗歌的形式、格律彻底解放，从而创造出引领盛唐一代风骚的新形式、新风格。他的诗歌，用极无拘束的笔触，真诚地坦露他全生命的体验，以其光焰万丈的艺术成就与永不磨灭的艺术魅力，屹立于中华诗国的巅峰，成为供世世代代诗人仰景学习，而又不可摸拟，难以企及的艺术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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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现在大致被公认为一流的大诗人了。过去也曾有人戏将他比作现代的“诗仙”，他自然不能与李白的成就和地位相埒，然而在诗的才气方面却也有相似之处。胡适曾评志摩说：
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观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⑥]。志摩的诗也正是追求这“爱”、“自由”和“美”的生命体验的坦然呈露，格调清新自然，轻柔而飘逸，正如朱自清所说，“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⑦]。他的诗成就和影响，都远非胡适能所望其项背；就诗人而论，闻一多也似乎稍逊一筹。个中原因，他们的阅历体验各有特点，学识也大致相近，主要还是个人才情气质的差异。所谓“才气”，自然有天赋、遗传的因素，但后天的环境、教养也有很大的关系。胡适基本上是一个倾于理性的人，不具诗人素质；闻一多似乎更富学者气味；徐志摩则浑然诗人气质。
对于鲁迅，也有人以“诗人”看待。如对鲁迅了解甚深，崇敬甚挚的诗人胡风，便称鲁迅为“被损害被侮辱者的诗人”[⑧]；英国的H.E.Shapick也称鲁迅为“诗人”[⑨]。他们看重的是鲁迅作品中的“赤诚”、“博大的爱心”和“神圣的愤火”，或“新鲜而亲切的韵调”和“诗人的忧郁”等等。有人曾深刻指出鲁迅作品所写的“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这悲哀即是鲁迅作品中深沉的忧患与悲剧意识，“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⑩]。鲁迅的作品，真诚而深刻地表现他“大勇者”的生命本色和“与黑暗抗战”的生命体验，达到了艺术上最高的诗的境界。人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鲁迅为诗人。
然而鲁迅也确有写得很好的诗。《新青年》上发表的几首白话新诗，在初期白话诗里别具一格；他的旧体诗，意境蕴涵和艺术造诣，在现代中国写旧体诗的人里鲜有匹敌。更值得称道的是《野草》，乃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第一座丰碑，似乎至今无人逾越的丰碑。许多论者都认为《野草》是鲁迅作品“最好的一种”，“使人百读不厌”[(11)]。它的笔触是那样沉郁而幽美，联想和象征是那样巧妙奇幻而蕴意深永，它展现作者于孤寂中探索、于绝望中抗战的内面世界是那样复杂、矛盾、深刻而又赤诚。《野草》是在彷徨苦闷中探索体验人生后升华的“鲁迅的哲学”[(12)]，是真正一流的好诗。《野草》的成功，主要也是“工夫在诗外”，与鲁迅丰富的阅历、深邃的史识与对现实的全生命关注，并借鉴外国的良规，也择取中国的遗产，加上个人独卓的艺术感悟和天资的才情，等等，是完全分不开的。离了这些“诗外”的诸多条件，就不会有鲁迅那样出自新裁的创造，就不会有《野草》这一簇现代散文诗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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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代或现代的许多好诗和一流诗人，都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要写出好诗，要成为大诗人，就个人条件说，一要有丰富的阅历，要用自己的全生命去关注人生，体验人生。生命与现实人生相碰击发出火花，便会有诗。二要有广博的学识，历史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广为摄取，“积学以储宝”，方能下笔如有神。三要具备相当的才情气质。才气虽然有天资遗传的因素，但主要还靠后天的努力。大发明家爱迪生说得好：“天才（Genius）是一分神来，九十九分汗下。”他所谓的“神来”（Inspiration）即是灵感。用了九十九分的血汗苦工夫，方能达到那一分“神来”的境界。才力的培养是多方面的，在丰富阅历和学识的同时，须着力锻炼观察思辨力、艺术感悟力、历史批判力和语言驾驭力，等等。至于情感，乃是诗的灵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方能有诗。情自然不可仅限于小我的儿女之情，古人有云：“诗者，民之情性也。”[(13)]诗人如果能有先进的理想，以全生命投入人生，关注体验人生，那情感便可充塞天地，与民众相契合，便会产生如鲁迅那样“博大的爱心”、“神圣的愤火”，便可能写出好诗来。
台湾当代著名诗人洛夫（莫运端）说得好：
一个现代中国诗人，必须站在纵的（传统）和横的（世界）座标上，去感受，去体验，去思考近百年中国人泅过血泪的时空，在历史上承受着无穷无尽的撞击与磨难所激发的悲剧精神，以及由悲剧精神所衍生的批判精神，并进而去探讨整个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意义。[(14)]他所说的，也包含对个人阅历、学识和才力等方面的要求，而且与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的创作正好相通。鲁迅所感受、体验、思考的，岂止近百年的历史与现实，他所透视的是整个中国的历史，他所关注的是现实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整个人类的生存意义。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观照黑暗中国民众的生存苦难和悲惨命运，在整体上呈现一种深沉的悲剧色调，显示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
强调“工夫在诗外”，着力于个人阅历、学识和才情气质的修养，绝不意味着否定诗学、诗艺的探讨；而且在阅历、学识与才情气质的修养之中，也包含有诗学的研求和诗艺的素养。我所强调补充的，只是不要拘限于就诗论诗。如果不从“诗外”的这些大处和根本处着眼，只是一门心思钻研诗学、诗艺，或者关在书房里，在个人狭小天地里一门心思写诗，那肯定写不出好诗，也难以成为真正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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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专就个人条件来讨论。此外还有一个社会条件的问题，虽然不属于“工夫在诗外”的“工夫”范围，而对于出好诗，出大诗人，却是至关重要的条件。社会环境要允许并进而有利于好诗、大诗人的产生。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大问题，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最重要的是思想的自由和文艺的自由，须有民主与法制的保障。这在我们的宪法里写了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十分明确的，关键在于执行；还要诗人们自己去争取。自由绝非等待谁赐予，而在于“争”，争的过程，也就是摆脱束缚羁绊，处在自由的境地了。
我很赞成有位先生会上所说的：诗人写他自己愿意写的诗，诗评家写他自己愿意评的诗作。后者也正是出现好诗和大诗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千万不可再替为某种需要喊口号造舆论的所谓“诗”说违心的捧场话，这种诗评家今日也许少见了；而碍于情面替一些品位不高的诗勉强推掖赞赏者却仍不少。至于因某种关系作廉价吹捧，甚至互相“炒”者，更不足为训。诗评家的责任，在于为提高新诗的美学品位和读者的欣赏水平尽力；自然也需有宽容精神，允许并助长各派好诗（或好诗的幼苗）茁壮生长。
注释：
① 曹丕：《典论·自叙》，《三国志·魏文帝纪》裴松之注引。
② 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
③ 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
④ 《新唐书·文苑传》本传
⑤ 赵翼：《瓯北诗话》卷一。
⑥ 胡适：《追悼志摩》，载《新月》第4卷第1期“志摩纪念号”。
⑦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⑧ 胡风：《悲痛的告别》，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页。
⑨ （英）H.E.Shapick：《鲁迅：一个颂赞》，转引自曹聚仁《鲁迅年谱》下卷，台北新潮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242—243页。
⑩ 张定璜：《鲁迅先生》（下），载《现代评论》第1卷8号。
(11) 曹聚仁：《鲁迅年谱》上卷，第163页。
(12)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6月3版，第76页。
(13) 《文中子语》，“关朗篇”，刘熙载《艺概·诗概》引。
(14) 洛夫：《建立中国诗观的沉思》，转引自《文艺报》1996年3月15日程代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