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能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党建论文,执政能力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13(2005)01-0001-05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立题深刻，内容丰富，思想领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在共产党的建设实践史上，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发展。
一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揭开了共产党历史实践的序幕。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共产党组织在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中相继成立。1903年，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组成了俄国共产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共产党组织纷纷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涌现。在20世纪世界革命运动中，胜利和挫败、成就和曲折、阳光和阴霾，伴随着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共产党历史实践的展开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深化过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各自的时代条件出发，致力于共产党的建设，留下了丰富的建党思想。作为共产党历史实践的思想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质、奋斗目标、斗争策略、组织原则以及作风、纪律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阐述，由此形成的党建思想有力地指导了各国共产党的斗争。在当时的环境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党建思想的鲜明特点是对共产党革命价值的强调，即在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恩格斯指出：欧洲各国被旧的政党所支配，“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1](P639)。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成为具有先进思想觉悟和革命战斗力的团体力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考共产党建设的主要关注点。虽然他们提出的许多一般原则不乏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受时代条件和实践环境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胜利后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如何进行自身建设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涉及，缺乏明确的阐述。
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胜利，开创了共产党执政的世界先例。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也因此成为实践中的现实。列宁指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做到大体上完成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能够做到直接着手管理任务，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2](P477)他强调，俄国共产党已经“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3](P423)，要求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党从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的“历史转折”，“以新的方式提出新的任务”，“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2](P476)可见，列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他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础上，就执政党建设问题，比如，关于加快经济和文化建设、关于党和国家干部保持清正廉洁、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关于严肃党内纪律、关于密切党和人民的关系等等，都提出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思想，并倡导形成了诸如“星期六义务劳动”等相关制度来促进执政党的建设。列宁的探索为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开了良好的头。然而，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许多规律性的东西还未展开，他还缺乏深入总结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实践条件。因此，在列宁这里，有关共产党执政后的自身建设问题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列宁逝世后，接班的斯大林虽然也针对共产党建设问题提出过一些重要的观点，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并没有给世界留下一个执政党建设的良好印象，某些方面的失误是重大的，尤其是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留下的教训极其深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在探索执政条件下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并不成功。
二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是在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经受了多次大风大浪的严峻考验后执掌政权的。其次，执政之初它就是一个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大党，承担着领导一个大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任。第三，它从一开始就根据中国国情和历史实际，形成了自己的执政模式。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地摸索执政规律，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抱着高度的责任感进入执政的历史实践，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围绕着执政实践开展党的建设，形成思想认识和理论探索循序渐进的深化过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早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从心理上做好了执政的准备。黄炎培与毛泽东之间关于“周期率”的谈话，在建国前后始终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执政的清醒。从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告诫，到中共八大突出地阐述执政党建设的问题，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实践中探索共产党的建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初期执政的警觉意识特别强，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作风有严格的要求。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也有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个案发生，也有基层干部腐化蜕变的现象出现，但总体而言，党风比较端正，社会风气也很好。第二，注重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专门强调了这个问题，指出在掌握政权之后，共产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增加了，必须高度注意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问题。第三，接受民主监督的观念比较巩固。邓小平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监督来自三个渠道，一是党内监督，二是群众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执政党的党员如果“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4](P271)。在这些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指导下，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有效地领导全国人民在帝国主义政治上压制、经济上封锁的恶劣环境下，战胜了一次次的风险，渡过了一道道的难关，取得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党中央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滋长，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曲折，但在党的建设上仍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实施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迅速促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注重执政党建设的问题。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党建思想主要特点有：第一，结合拨乱反正的工作，努力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第二，把扭转党风作为一件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提出来，将党建的注意力集中在重塑执政党的形象问题上。第三，提出了如何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问题，围绕党政分开等一系列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执政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第四，注重新时期干部教育和培养，解决好领导干部新老交接班的问题。第五，强调发展党内民主，提出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观点。第六，阐明了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将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以及怎样建设共产党”的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些特点表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党建思想，已经切人了执政党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江泽民接任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工作后，丝毫不敢懈怠抓执政党建设这件大事，形成了关于执政党建设的丰富思想。第一，强调执政党要有危机感，要树立执政的忧患意识。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5](P34)必须筑牢思想上的堤防，对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保持清醒的头脑。第二，号召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5](P7)第三，提出治党必须从严的原则。江泽民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5](P468)，必须从执政党的角度确定治理党的原则，“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5](P359)。第四，提出认真研究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课题，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研究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研究提高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江泽民指出：“把这些问题思考和研究清楚了，我们党就会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所应该采取的负责态度。”[5](P360)第五，吸取中外执政党兴亡更替的教训，牢固和增强执政为民的深刻观念。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谈到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败亡的事例，谈到清朝由盛而衰的教训，谈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谈到世界上很多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事实，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5](P475)，“很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5](P474)。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强调，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5](P352)。执政为民是一刻也不能丢弃的。第六，指出巩固执政党地位是一项长久的任务，必须经受得住执政的考验。江泽民指出：“越是执政时间长了，越要抓紧党的自身建设。”[5](P468-469)从这些思想可以看出，江泽民的党建思想中已经包含着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命题。1989年12月，他先是提出了“执政本领”的概念。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又提出了“执政水平”的概念。2001年5月23日，江泽民在考察安徽时指出：“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肩负着重大的领导责任，要把我们这样一个十二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领导好，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5](P484)明确提出了“执政能力”的概念。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思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执政党建设的逻辑结果。
三
中共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对执政党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的党建思路[6](P15)。同年10月，胡锦涛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深化。200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专题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胡锦涛明确指出，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以详细的理论阐述和任务部署，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第一，确立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是对共产党建设的崭新定位。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关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阐述构成传统的理论框架。对于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来说，这些方面的建设确实关系其事业的兴衰成败和自身的发展壮大。国内外共产党的历史实践表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任何懈怠和失误，都将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建党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入手，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建党道路和方法。比如，在思想建设方面，突出地强调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指导思想；在组织建设方面，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在作风建设方面，积淀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毛泽东将党的建设视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是工程的三个内在构件，紧密相联系。毫无疑问，这三大建设仍然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但这三大建设如何结合共产党实践的历史进程，如何围绕现实的中心课题来开展，是党的建设提出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深刻总结国内外共产党执政实践的经验教训出发，深刻洞察国际国内发展变化的形势，将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问题提到自身建设的关键位置，形成了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建设的新思路。
第二，立足当代世界环境和时代主题，形成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范式革命。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共产党的历史实践始终处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环境之下，无产阶级推翻旧政权的历史使命成为他们思考共产党建设的主轴，即使有过一段社会主义实践经历的列宁和毛泽东，也不可能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而形成党建思想的新突破。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贡献，主要是结合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实际，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共产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这无疑是富有创造性的，但在党建的范式上尚没有实现质的突破。尽管列宁和毛泽东也曾涉及执政党建设的新课题，但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的制约，他们的党建思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排除战争和革命问题的困扰，因而难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范式革命。20世纪后期，邓小平以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和认真思考，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判断，为新时期共产党建设的思路转换奠定了基础。在新的时代主题下，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中心工作、领导方式以及应对国内外深刻变动的方略，都集聚到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个焦点上来，党的建设必须跳出传统的思路，进入新的运行轨道。邓小平、江泽民两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在创新执政条件下共产党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思想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范式革命，在理论上实现了质的突破。
第三，创新执政党建设的新理念，赋予共产党建设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与时俱进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富有丰厚的思想资源，比如关于党的先进性、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群众路线、铁的纪律法则、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等等，都构成共产党建设的价值理念。这些思想资源仍然是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宝贵财富。然而，从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战略要求出发，在继续发挥这些传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更要与时俱进地增添新的建设资源。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包含着许多新的理念。其一，科学的理念。明确提出了“科学执政”的概念，强调要坚持“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就使共产党的执政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连接起来。其二，民主的理念。明确提出了“民主执政”的概念，要求牢固树立“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思想，努力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使民主运用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之中，从而实现民主的形态与共产党执政方式紧密结合。其三，法治的理念。《决定》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依法执政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这一理念的核心就是置共产党执政于法治的环境之下。其四，发展的理念。《决定》强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就是发展中国，中国的发展而且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才是执政成效的体现。其五，以人为本的理念。《决定》将党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进一步上升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要求“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7](P10)。其六，创新的理念。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是《决定》阐述执政能力建设指导思想的一项内容。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格，也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树立创新的理念，才能做到“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这些理念体现了崭新的时代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发展。
第四，突出共产党执掌政权的建设性功能，形成了党的建设的新的目标定位和新的任务要求。《决定》分三个层次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总体目标进行了定位。一是从共产党宗旨的层次规定“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二是从执政方略的层次规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三是从执政作风的层次规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决定》从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等五个方面概括了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这些目标定位和任务要求，以富有时代气息的新话语系统，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党的三大优良传统、民主法治的追求、科学观的理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等历史资源，高度浓缩到执政能力建设之中，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升华，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标签：执政能力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台湾政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列宁论文; 江泽民论文; 时政论文; 党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