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框架论文,思维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众所周知，哲学的两大功能是建构与消解。在某种意义上，消解比建构更重要，因为它起着解放思想的作用，它使人们从传统思维的轨道上挣脱出来，去面对、并思考新的问题。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统治着西方人的观念，也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记得毛泽东在延安时还批评过在部分中国学者中流行的“言必称希腊”的错误思想倾向。事实上，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是颇为困难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理论已通过西方人的常识、语言和逻辑，特别是通过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渗透到许多人的潜意识之中。
从上个世纪开始，已有一些西方学者意识到“欧洲中心论”的谬误并起来批判这种理论，马克思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卓越代表。然而，遗憾的是，马克思哲学的不少追随者和研究者本身都没有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所以，不但马克思著作和手稿中的这一重要主题被耽搁下来了，而且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一再被曲解为一种“欧洲中心论”。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是：人们只留意马克思在研究欧洲社会和历史时提出的那些著名论断，而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对非西方社会、尤其是东方社会发展历史的探索和思考，并习惯于把马克思在研究欧洲社会时提出的观念不加分析地套用到东方社会上去。事实上，马克思在世时已对自己的思想所遭到的这种曲解表示抗议。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俄国学者米海洛夫斯基对自己思想的曲解：“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马克思这封未发出的重要信件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深刻批判，然而，这封信自1888年在俄国的《司法通报》上首次发表以来，也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重视。这充分表明，在当前，回到这个主题上去有多么重要。
二
放在我们面前的《东方复兴之路》是江丹林继《马克思的晚年反思》后出版的又一部力作，是他十年深入研究和艰苦探索的结晶。确实，无论是从这部著作的主题所涉及到的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创新意识来看，还是从它的结构和篇幅来看，都表明作者是下过大功夫的。《东方复兴之路》（注：《东方复兴之路：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丹林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之所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在于它对什么问题提供了现成的答案，而在于它突出了哲学的消解功能，把冲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作为一个中心的议题提了出来。贯穿在这部著作中的主线，正是对东、西方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思维框架的突破和超越。
这部著作的论述是以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批判为起点的。为什么要从黑格尔那里开始？因为他正是“欧洲中心论”的最大的代表。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世界历史是以东方为起点的，但历史运动的终点则在欧洲，特别是在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中。黑格尔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但同时他又把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输入到历史之中，他的真正的历史兴趣始终落在欧洲，而把东方社会仅仅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插曲、一个陪衬。实际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归根到底是欧洲人的一个幻觉。随着以地理上的大发现为基础的东西方民族交往的不断扩大，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所不熟悉的东方世界正在逐步摘去罩在自己脸上的神秘的面纱，一个未知的世界正在展示出来。幻觉破灭了，这种以“欧洲中心论”为代表的线性历史观也随之遭到严重的挑战。《东方复兴之路》这部书揭示了：最有力的挑战就是来自马克思。
从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马克思在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已通过西方人类学著作的媒介关注着非欧社会，特别是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概念，论述了这种生产方式在欧洲的历史和现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它与欧洲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重大差异。马克思在读了贝尔尼埃的《大卧莫尔、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后，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晚年的马克思在致俄国学者查苏利奇的信中还提出了“跨过卡夫丁峡谷”的重要设想。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不仅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而且意识到，唯有突破这种框架，才能正确地理解东方社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从而为东方社会的革命进程提供合理的指导。
该书作者对东西方学者超越“欧洲中心论”思维框架的艰难历程的叙述并没有局限在马克思和马克思学说的后继者那里，而是向我们展示出更为宽广的历史画面——杜尔凯姆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理论、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理论、帕森斯的人类社会进化演变模式和文化传播理论、西方发展经济学、现代化修正学派、强大政府学派、依附理论等等。这些流派或理论虽然在观点上见仁见智，迥然各异，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重视对非西方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从而不管它们自己愿意与否，均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欧洲中心论”的阴影，至少在客观上为人们冲破单线历史观的影响、深入探讨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作者对“欧洲中心论”的破除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把它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道路紧密地结合起来。中国人从“走西方人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最后到“走自己的路”，这一曲折的历史过程正是在逐步摆脱“欧洲中心论”影响的进程中演绎出来的。当然，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并不意味着去倡导“中国中心论”，而只是强调，不同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虽然存在着某些类似的地方，但也各有其特殊性。如果非西方国家看不到自己的特殊性，只知道跟在欧洲国家后面亦步亦趋，那是不可能成功地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在这部著作的结尾处，作者强调了东方复兴之路就是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而中国的复兴之路就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
作为一部具有创新意识的学术论著，《东方复兴之路》为我们的哲学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一，只有深入批评“欧洲中心论”，才能把我们的哲学研究从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观点中解放出来，焕发出创造的活力。人所共知，教条主义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不顾本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或书本上的条条。只要反思一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这样的经验和条条主要来自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这就告诉我们，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是“欧洲中心论”。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言必称希腊”是错误的，同样地，“言必称苏联”也是错误的。过去批评教条主义之所以老是深不下去，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种批评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结合起来。由于教条主义的深层的思想基础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所以我们在思考理论问题时，总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忽视本国的实际情况和新鲜经验，从而把本来应该是活生生的哲学思考变形为既无益又无活力的概念游戏。所以我认为，反思并超越“欧洲中心论”，应当成为当今中国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第二，只有深入批评“欧洲中心论”，才能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范围内去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尤其是列宁在未接触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研究的大量手稿的情况下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见解，使人们很容易主要局限在近代欧洲的范围内去理解马克思的学说。这实际上等于把马克思理解为欧洲主义者，而没有把他理解为世界主义者。本书作者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次降临”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更全面的理解。这里的“第一次降临”是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为代表的，“第二次降临”是以本世纪30年代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第三次降临”是以本世纪70年代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代表的。作者提出这一新见解的意图很明确，即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三次降临”综合起来考察，才能完整地塑造出马克思的理论形象。以前不少学者，特别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编写者只是从“第一次降临”的层面上去理解马克思，与此类似的是，一部分西方学者则只停留在“第二次降临”的层面上去理解马克思。这两种理解方式由于撇开了“第三次降临”，都不可能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塑造出马克思的理论形象。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降临”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正是这次“降临”，集中表现出马克思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表明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个欧洲主义者，而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第三，只有深入批评“欧洲中心论”，现代化问题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才可能上升为科学。就现代化问题研究而言，长期以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现代化就是欧洲化”的观念一直支配着许多人的思想。这使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都盲目地模仿西方国家，从而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受到种种挫折以后，都开始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寻找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冲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的结果。就比较文化研究而言，长期以来，人们也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西方文化、尤其是欧洲文化作为考察其他种类文化的参照系。事实上，由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发展中国家学术文化研究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从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培养出来的，所以他们对“欧洲中心论”常常有一种潜意识中的认同。但近几十年来兴起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亚洲价值论”等，都程度不同地把“西方话语霸权主义”、“欧洲中心论”作为批判的靶子。实际上，也只有淡化“欧洲中心论”的阴影，从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的西方价值观念中超拔出来，才可能更深入地研究非西方社会的各种文化遗产，对它们进行客观的比较分析，并作出合理的、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