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入关”前后产业政策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日本论文,入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是1955年9月10日正式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 “入关”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本文仅就日本入关前后产业政策的变化及对我国的启示，进行初步的分析。为便于看清日本政府在“入关”前后产业政策的变化趋势，我们仅对日本入关前后各10年的时期进行研究。
一、“入关”前的产业政策
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曾经指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换句话说，它是促进某种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现代化和产业改组而抑制其它产业的同类活动的政策。（注：〔日〕小宫隆太郎等著：《日本的产业政策》中译本，第3页。）“入关”前， 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的产业政策，总体来看是产业保护扶植政策。
1.重点产业政策。1946～1949年，日本政府为解决战后物资的奇缺和确立经济自立的基础，实施了重点产业政策（即“倾斜生产方式”）。重点产业政策的要点是增加煤炭生产，并将其侧重分配给钢铁部门以增产钢材，然后再将钢材重点分配给煤炭部门进而增加煤炭生产，从而提高工矿业的生产水平。据统计，当时分配给钢铁部门的煤炭，1947年比上一年增加62%；在钢材只能满足全国需求26%的情况下， 竟确保61%的钢材流向煤炭工业。推行重点产业政策的结果， 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到1947年普通钢材年产74万吨，煤炭达到2934万吨，基本上实现了生产3000万吨煤的计划目标。在增产钢铁、煤炭的带动下，工矿业产值与上一年度相比，1947年增加22.7%，1948年增加33.3%。
2.企业合理化政策。从1950年起，日本政府为对付通货紧缩，开始推行企业合理化政策。所谓企业合理化政策，是指把财政金融的优待转向重要产业部门中的优秀企业，积极地把资金和物资集中投放到同一产业部门中效率高的优秀企业中去。其具体作法是：停止过去那种物资分配按照生产、销售数、设备能力的方式，而改为根据物资的利用效率、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价格等条件来进行分配；同时，对优秀企业的选定，也不是由官厅提名，而是根据市场上购买者的希望来形成。在企业合理化政策的推动下，各行业的企业合理化逐步形成一种浪潮。企业掀起设备投资高潮。如在1950年制定第一次“钢铁合理化计划”、“煤炭合理化计划”；1951年制定“汽车合理化计划”、“造船合理化计划”、“电源开发5年计划”、“化肥合理化5年计划”等等。并对能为整个产业提供动力、原材料和设备的煤炭、电力、钢铁、海运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了重点投资。据统计，在1951～1954年的4年间， 钢铁企业的设备投资为1400亿日元、矿业1337亿日元、机械工业为1294亿日元、化学工业为1889亿日元、纤维工业为1625亿日元、 电器工业为4837亿日元、运输业为3289亿日元。其中，占产业设备投资总额45.4 %的资金投向了动力和运输业等基础设施上，从而使工业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另据统计，1947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曾经比战前（1934 ～1936年平均为100%）下降28.4%，1951年为89.6%，到1954年已超过战前18.8%（注：〔日〕经济企划厅编：《战后日本经济史（总论）》，大藏省印刷局1957年版，第653页）。
3.综合扶植措施。这一时期日本政府采取的综合扶植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颁布立法。例如，1950年8月18日日本内阁决定《钢铁和煤炭工业合理化政策纲要》，1951年产业合理化审议会提出的《关于我国产业的合理化措施》，1952拟定的《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献。（2）租税特别措施。 在租税特别措施中，重要机械和合理化机械的特别折旧、重要产品免税和重要机械进口免征关税等几项起了重要作用。如特别折旧制度规定：企业在第一年可按购入新设备价格减缴1／4～1／2的固定资产税，以后各年也可减缴10%以上。这就是说，企业在所获得的利润中，可用提取折旧基金的名义，使这部分利润免税。这既减轻了企业的税负，又促进了企业的设备投资。据统计，1950～1955年通过租税特别措施，使企业减免的税收额达到430亿日元，1955年减免税额相当法人税的5.7%。（3 ）财政投资贷款。财政投资贷款是通过国家的信用活动而积聚起来的邮政储蓄和其他公有资金，由政府基于政策目的而进行的投资贷款活动。从财政投资贷款的用途来看，对基干产业特别是重化学工业部门的投资，从1953年开始一直给予极大的支持。其贷款比率1953年为27.1%， 就是1955年也还达到15.8 %（注：〔日〕武田隆夫等编：《日本财政要览》，东京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96页。）。1953～1955年产业资金供给中，财政投资贷款已占28.3%，其中，在海运、电力、钢铁、煤炭等部门达到37.2%。
二、“入关”后产业政策的变化
在“入关”后的10年间，日本的产业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产业合理化向重化学工业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日本“入关”和经济恢复阶段的完成，日本经济不仅在量的方面得到扩大，而且在经济结构的各方面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了“60年代的产业结构设想”，这是日本的第一个产业结构高度化政策。在这一设想中，日本政府确定了最佳产业结构的两项标准：一是收入弹性标准。所谓收入弹性标准，是指每增加一单位货币收入与增加对某商品需求之间的比例。在确定产业结构时，应分析各类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收入弹性系数。要把收入弹性系数高的产业列为优先发展的部门，以提高其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二是劳动生产率上升标准。所谓劳动生产率上升标准，则是优先发展过去生产率上升率高的产业部门，提高它们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根据上述两项标准，日本政府确定了60年代产业结构的目标，就是大力发展重化学工业。为此，采取了多种具体的政策措施。例如，为了设备现代化和改善产业结构等目标，规定了特别折旧、免收税金以及建立准备金等办法，并由日本开发银行对汽车、石油化工、机械、电子等工业部门追加和扩大贷款数额，从而使产业结构逐步实现高度化。据统计，1955～1965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次产业比重从20.7%下降到10.2%，第二次产业比重从24.5%上升到35.8%，第三次产业比重则从54.9%降为53.4%。另从制造业各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构成变化来看，1955～1965 年轻工业从60.4%下降为47.7%，重工业比重则从39.6%上升到52.3%（其中，基础材料型由19.4%上升到21.5%，加工装配型由20.2%上升到30.8%）。
2.从直接政策措施向间接的诱导政策措施变化。到5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进入60年代，为适应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日本政府对重要产业的政策措施，从以直接的金融、租税政策措施为主，改变为多采用间接的诱导政策手段。这一变化的典型表现是日本政府制定具有指导性的经济计划。1955年日本政府拟定了战后第一个《经济自立5年计划》， 从此开始在政府干预中，把拟定并实施指导性经济计划作为政府“起指导作用的最核心的舞台”。日本经济计划的一个特征是指导性。这种指导性，也就是在实施计划时所起的诱导或间接调节作用。这主要表现在：（1）在经济计划中规定重点政策课题， 向企业提供计划期间政府的政策导向，诱导企业根据政府将要采取的主要经济政策，来调整本企业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向；（2 ）经济计划也向企业展示了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测，给企业提供了制定经营计划的权威性信息，诱导企业据此制定本企业相应的计划；（3 ）经济计划还对国内外环境进行分析和预测，引导企业适应国内外环境，调整和改变本企业的经营方式。在日本，经济计划的间接调节作用还表现在它借助于政府的经济政策、法律手段以及行政指导措施等等，所以，对企业的诱导作用是很强的。
3.从封闭体制向开放体制转移。在产业政策变化的同时，贸易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战后日本的经济政策中，贸易保护政策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日本政府巧妙地运用贸易保护政策扩大对外贸易，保护和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发展。如对进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大力扶植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和对出口商品实行补贴等等。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到60年代初日本出口贸易已有较大的变化。1959年出口额为20亿美元， 1960年达到40亿美元，其发展速度为世界贸易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 然而，根据关贸总协定参加国的制约，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发展很快，而唯有日本却进口限制很严。因此，当1959年协约国在东京召开会议时，以美国为首的与会国家强烈要求日本必须大幅度地开放市场。日本迫于国外的压力不得不放宽贸易自由化。1960年6 月日本政府制定了《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正式向开放政策转移。大纲决定将贸易自由化比率由原来的30%扩大到40%，并在此后的3 年间将自由化比率从40%增加到80%（注：〔日〕《经济学家》，1992年8月31日，第33 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还逐步废除了进口限制和对出口收入实行特别扣除的制度。例如，1961年废除了普通钢材的进口限制，1964年对彩色电视机，1965年对小轿车都陆续废除了进口限制。在出口方面，日本从1952年起制定了“对出口收入实行特别扣除”等制度，这种制度对日本出口厂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日本政府规定对生产出口商品厂家的出口总额的3%实行减税， 仅此一项使出口厂家得到的额外收入就相当其出口纯营业收入的80%。长期以来，这种租税措施直接违反了关贸总协定参加国的有关规定，到1964年不得不废除。应当看到的是，日本在1960年实施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虽然标志着对外贸易政策由封闭体制向开放体制的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贸易保护政策的终结。事实上，日本一直坚持“保护适度，自由无害”的原则，对已具备竞争能力的商品实行自由化，对尚未具备竞争能力的商品则继续保护，提高自由化比率，从而使外国商品的竞争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可以说，日本实行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多是为了换取外国对日本开放市场，使日本的商品畅销无阻。
三、产业政策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入关”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1.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表明：科技进步极大地推动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科技进步。据计算，1951～1955年日本科技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所起的作用为80.9%；而1965～1970年这一比率达到86.7%（注：据〔日〕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经济发展和就业结构》东洋经济新报社1973年版第21页资料计算）。日本在发展重化学工业化的过程中，企业设备投资增长迅速。1955～1965年日本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已由8881亿日元增加到51514亿日元，10年间增长4.8倍。 在企业广泛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日本生产率本部曾计算，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1955～1960年为9.2%，1960～1965年为7.6%，1965～1970年为13.4%（注：〔日〕《经济学家》周刊，1977年5月3日、10日合刊号， 第129页）。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获得了高速增长，1951～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2%，而到1955～1965年达到14.3%。
2.促进主导产业部门的形成。在日本高速增长的初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是能源严重不足，钢铁供不应求以及运输能力有限等等，尤其是作为能源的电力不足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早在战后初期，日本在能源构成上是水电为主火电为辅，而火电燃料又以国产煤炭为主。直到50年代后半期，日本政府为解决能源不足的困难，将火力发电工业确立为主导产业部门。在能源政策上，开始改“水主火辅”为“火主水辅”，变“煤主油辅”为“油主煤辅”。这是因为到50年代中期，水力发电地区已基本上开发完毕；而火力发电建设工期短，可以通过大型化设备增加发电容量，可以利用廉价的进口石油。据统计，日本9 大电力公司1951年度保有的全部发电设备能力，水电为594.4千瓦， 火电为286.8万千瓦；到1961年度火电增加到974.70万千瓦，水电为944.2万千瓦。与1951年度相比，火电设备能力增长3.4倍， 水电设备能力增长1.4倍，火电增长速度超过水电增长速度。 随着火力发电总能力的增加和火力发电机组容量的大型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既增加了发电量，又使能源不足的矛盾有所缓解。随着火力发电比重的增大，带动了大型锅炉和重型发电机以及自动化设备制造业的大力发展，并且推动了其它众多产业加速技术改造。
3.推动了企业合并。“入关”后，日本企业合并的速度和规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1955年日本企业合并件数为338 件， 1956 ～1960年年均上升为403件，而1961～1965年年均件数更增加到796件。值得注意的是，大型合并已成趋势。所谓大型合并是指资本在100 亿日元以上的企业合并。这种合并，在1960年以前可以说是未曾有过，那时就是10亿日元以上的企业合并也是为数不多的。而进入6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大型企业合并，1960年有1件，1962年有2件，1963年12件，1964年9件。其中，1964年三菱重工业的合并， 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大型企业合并的典型代表。该公司原先是1870年创建的土佐开成商社，1917年改建三菱造船，1934年改称三菱重工业，1950年该公司被分割为新三菱重工、三菱日本重工、三菱造船三个公司，1964年这三家公司又重新合并。合并后的三菱重工业公司所属12家大厂、106 家小公司，全部按生产专业化的要求进行了调整，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年销售额来看，1964～1965年已从1668亿日元增加到2029亿日元，增加20%以上。
4.推进贸易结构的变化。1955～1965年，随着日本工业结构向高层次发展，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出口商品结构日趋重化学工业化。据统计，日本在1960年重化学工业化比率超过50%，在贸易结构中重化学工业品的出口比率也不断提高。1955年重化学工业品出口比率为36.7%，1960年为44.0%，到1965年已急剧上升到62.0%。其次，在进口商品结构中， 金属原料和矿物性燃料比率迅速提高， 1955年以铁矿砂为主的金属原料的进口比率为7.5%， 以石油为主的矿物性燃料为11.7%；到1965年这两类商品的进口比率分别上升为12.5%和19.9%，而食品的进口比率则从1955年的25.3%降为18.0%。另从贸易地区结构上看，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55～1965年，日本加强了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尤其是对欧洲发达国家的出口；与此同时，在进口方面的明显变化是，日本逐步减少从美国进口的比率，而对资源、能源丰富的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地的进口比率增长较快。
四、几点启示
1.要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动及时地调整产业政策和法律。以日本机电产业立法为例，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抓住“入关”的新形势，及时制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56年）、《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57年），以适应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为实现机电一体化时代的需要，又制定了《特定电子工业和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71年）。其后，为使机电企业向信息化时代发展，还在1978年制定了《特定机械情报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这正如日本机械工业振兴会石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是“5 年一法”。“如果一项事业进行10年、20年而总是实行一个政策，那就说明这个政策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或者没有引起多大变化，而引起变化后，就要制定新的政策”。在我国为适应“入世”（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带来的新形势，也必须主动及时地调整产业政策和法律。
2.为了迎接挑战，要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加入WTO对高关税保护下的我国产业，势必形成强烈的冲击。 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办？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对我们也有启示。战后的日本政府对国内企业实行保护扶植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明确对企业说，若干年后要实行自由化，不再给予保护和扶植。在此之前，企业一定要加倍努力，推进合理化，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做到能与国外企业竞争。
3.要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入关”后日本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的手段上已从直接的政策措施向间接的诱导政策手段转化，并且在落实开放政策上收到了实效。在我国，要乘“入世”带来的挑战，把转换政府职能贯穿于整个改革的始终，要使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逐步转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多种方式，进行间接的管理和调控。
4.要创造“入世”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在60年代初期，面对着封闭体制向开放体制的过渡，日本朝野上下曾经一度出现过畏难情绪，怕外国廉价商品大量涌入日本市场，企业会被挤垮。于是掀起了有关产业开放政策的大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日本应采取怎样的对策才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对策的方式是靠政府干预还是遵循市场竞争原则。当时，参加讨论的阶层很广泛，有政界、财界、学术界、企业家和消费者等等。经过两年多的讨论，最后在1963年由通产省官员提出了“新产业体制论”，代表了倾向性的意见。新产业体制论认为：原有产业组织有两个薄弱环节：一是产业规模过小；二是企业间竞争过渡。因此，主张为克服过渡竞争应采取垄断化政策，促进企业的合作与合并，或组织企业的共同行动，以扩大企业规模。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则主张采用“官民协作方式”等等。新产业体制论在当时虽未在国会通过，但在通产省的推动下组织企业合并，扩大企业规模等等，都反映了新产业体制论的精神，对推动企业适应开放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我国面临“入世”的新形势下，借鉴国外的经验，广泛组织对有关问题的学习和讨论，既能集各界之卓见，又能统一全民的思想认识，必将为我国“入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