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国际宣传处与美国驻华记者关系的破裂及其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美国论文,后期论文,原因论文,记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如今，“国际宣传处”（以下简称国宣处）对普通国人而言，已经成了一个相当陌生的名词。但这种遗忘或是漠视却并不能抹去该机构在中国传播史与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抗战期间，国宣处承担着为国民党政府向国际社会宣扬中国抗战、揭露日军暴行，并争取世界各国对华同情乃至援助的重要使命。它不仅曾在日机的轰轰炮火中坚持对外播报新闻，被外界誉为“重庆之蛙”，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曾开中国对外宣传之先河，在多达12个国家设立自己的分支结构，并与包括BBC、CBC、NBC、CBS在内的国际著名电台进行合作，使得中国抗战的号角响彻世界。[1] 虽然抗战期间国宣处在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但抗战期间与国宣处关系最切要，对该处工作成败影响最大的则是该处与在华外国记者群尤其是美国记者群之间的关系，董显光曾称他们为中国与外边世界友好桥梁的主要支柱。抗战伊始，国宣处就将在华美国记者视为其争取的主要对象。这首先是因为美国是那时国民政府争取援助的主要对象。在华美国记者则是美国在中国的耳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美国政府的信息收集员。他们的报道不仅会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及中国抗战的看法，同时也将通过各个渠道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层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其次是因为美国记者在外国记者中人数最多，是其中的主力军。[2]据国宣处的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2月，该处在武汉、重庆两地共接待外国记者168人，其中美国占77人，几乎与在华的苏联、英国、挪威、印度等国的总数相等。[3]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记者来到中国的人数更与日俱增。 但这种重视并不足以保障国宣处与美国记者群关系的平稳发展。后来的史实显示双方的关系高开低走，从抗战前期的亲密无间逐渐走向重庆后期的疏离，甚至互相敌视。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动，国民党政府呈现在美国报道中的形象也逐渐变化——从抗战初期的自由民主堡垒，渐渐变得斑驳杂乱，最终成为腐朽独裁的巢穴。这使得国民政府在1944年后获得的美援骤减，进而加速了国民党在1949年的溃败。因而，研究这一机构与美国记者关系破裂的原因不仅在传媒史上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人们理解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大变局也有所裨益。 目前学术界对国宣处及美国在华记者群二者的关系已经有所研究，如刘景修的、张钊的《美国记者与中国抗战》、张威的《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对外宣传及美国记者群》，敦枫和赵婷的《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对外国记者的管理刍议》、李重华的《国民政府对陪都外国记者的态度》等。然而，这些文章均未对国宣处与美国记者关系破裂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探讨，而往往只将之归咎于国宣处或国民党政府对美国记者的新闻检查上。但是国宣处的班底为董显光领导的外电检查机构，在抗战爆发之前就开始进行新闻检查，双方关系却直至1944年10月史迪威事件发生后才告破裂，中间还经历过汉口和重庆初期的蜜月期。新闻检查也非中国独有，就连美国这样崇尚自由的国度也有执行战时新闻检查的传统，他们在内战、一战和二战中都进行过新闻检查。因此，止步于新闻检查一点是无法全面解释双方关系破裂的。据笔者分析，国民党方面的新闻检查只是一个浅层因素。而美国记者所秉持的新闻自由与国际宣传处宗旨之间的根本冲突，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利益差异，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宣传战中的失利及美国在华记者的一些群体特征等四个因素才共同构成了两者关系破裂的原因。 一、国宣处与美国记者关系的破裂 国宣处与美国记者群的关系常常反映在美国记者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上。抗战期间，国宣处想尽各种办法争取美国记者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这种努力在抗战前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抗战伊始，蒋介石就指令政治部、中宣部、外交部加强对美宣传。并密电董显光，积极联络在华美国记者，以扩大对美宣传。[4]美国人也很早就感受到了这份虔诚。曾在国宣处工作过的白修德（Theodore White）对此深有感触，“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的新闻报道特别敏感。新闻检察员把有些电讯搁置起来，等待蒋介石亲自审阅译稿”。[5]而美国记者也恰恰是第一批对抗战表示同情与支持的记者群。抗战爆发后，在上海的报纸只有由美国报人主办的《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和《密勒氏评论》（The China Weekly Review）对中国的抗战持正面态度。[6]不久之后在南京，美国记者更是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主力。[7]他们的报道对国宣处在国际间宣传日军的暴行，争取他国的同情乃至援助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董氏对此曾感言，这些美籍记者的报道帮助国宣处打开了“我们伺候宣传的有利形势”。[8]武汉时期是国宣处与美国记者间的蜜月期。那时，国宣处赋予了当时在武汉的外国记者极大的自由。董显光要求国宣处同人以店员对待顾客的态度对待外国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9]被武汉的浪漫气氛吸引来的美国记者对国宣处的宽松政策也报以了热烈的回应。他们普遍变得同情中国，在报纸上用激烈的笔调抗议着日本在中国的暴行。而中国的负面信息如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共之间的摩擦等则很少出现在他们的笔端。[10]直至重庆作为陪都的前期（直至1943年）双方的关系都还很不错，面对山城的房荒，董费尽周折为外国记者建了收费低廉的招待所。[11]面对被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称为“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12]的重庆，外国记者也并未厌恶。相反，他们相信硝烟弥漫的重庆是自由中国不屈精神的象征。白修德回忆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全民族抗战的力量。”[13]就连思想激进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也说，1939年，重庆作为陪都发挥新作用的第一年。它经受了两个考验，表现得相当不错。[14]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盟。为了便利英美宣传机构与其记者联系，1942年4月，国宣处成立了专务电台。为了照顾美国记者，该台还特意压低电报费，以示对美国记者的特殊优待。[15]这些无疑都进一步促进了国宣处与美国记者群之间关系。 如果说武汉见证了国宣处与美国记者间“像一家人那样亲热”[16]的关系。那么1943年后的重庆则见证了两者关系恶化直至对立的过程。从1943年下半年起，国宣处与外国记者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此后，历经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离职等事件，两者的关系到1944年10月正式崩溃，并展开了激烈的冲突。事实上，美国记者与国宣处的第一道裂痕在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董显光就认为，“在我们整个抗战过程中，英美的报纸杂志泛滥着赞扬中国共产党和标榜他们八路军战绩的宣传文字，我们在汉口时期就遭到他们第一批浪潮的冲击。[17]在这些向国宣处发起“第一批浪潮的冲击”的记者中，董认为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爱泼斯坦、苏伊丝（Ilona Ralf Sues）四人所造成的伤害最为严重。其中，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是美国人，爱泼斯坦在抗战时期则先后为美国的合众通讯社（United Press）、联合劳动新闻社（Allied Labor News）、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过，并曾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撰稿，因而可以算作半个美国记者。相似地，苏伊丝虽是波兰人，却与美国报业联系紧密，以至常常被误以为是美国人。[18]因而，可以说这次董显光眼中的“第一批浪潮”与美国记者群密不可分。需要注意的是，与之后国民党的批评者相比，这些人大都与共产党联系紧密，“若非国际共产党员，至少是共党同路人”。[19]1949年后，斯特朗、史沫特莱与斯诺一起被称为3S。三者均被视作对中国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爱泼斯坦幼年时便来到中国，有很强的左倾情节，曾因此两度被其供职的报社辞退。他从1933年起就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1957年加入中国籍，居住在北京。[20]苏伊丝的情况则较为复杂，起初她是宋美龄的助理，并曾为国宣处工作。但不久，受史沫特莱的影响开始同情中国共产党，曾到过延安，与周恩来、彭德怀等有所交往。苏伊丝在1944年出版《鱼翅与小米》（Shark’s Fins and Millet）一书。在书中她详细描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并热情称颂了共产党的领导们以及延安的民主精神。如果说1938年与国宣处发生碰撞的只是美国记者中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一小部分，那么1943年后对国宣处不满的便是美国记者中的大多数。1943年，驻渝外国记者成立了外国记者俱乐部（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该组织的五位领导者中有三位对国民党政权持对立态度。而这三位中有两位为美国记者，一位是会长艾特金森（Brooks Atkinson），另一位便是副会长、著名记者白修德。艾特金森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报《纽约时报》派驻重庆的记者。他在来华之前便很有名气，是《纽约时报》的首席戏剧评论员。后来，百老汇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剧院。[21]这些无疑使他在当时以“偶然”来华的、非职业记者为主的外国记者群中鹤立鸡群，[22]同时带给了他极大的号召力。他颇具左倾色彩报道也因此迅速成为国民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曾虚白称他的报道“予我政府以最不利的打击”，而在他的影响下，《纽约时报》也成为“万恶之首中国叛徒毛匪泽东的代言人了”。[23]而白修德在来华之初虽为国宣处服务，他的犹太人身份，及贫困的家庭出身却早早给他打上左倾思想的烙印。当他首次来到中国，看到“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上海普通工人的生活后，便在日记中记下了“决定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或是做一个革命者，或是党人或是一个鼓动家”的句子。[24]在成为《时代》（Time）杂志记者后，更是独自走访了1942年大饥荒下的河南，以及一些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对国府的批评也日趋激烈，以致被董显光、曾虚白及沈剑虹等国宣处人员视为“首恶”之一。可想而知，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包括美国记者在内的外国记者群与国宣处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董显光为之痛心疾首地说道，“从此过去国际宣传处跟他们的亲善关系经他们这样的态度表示扫除得荡然无存了！”[25]紧接着发生的是外国记者对陕甘宁边区的访问。虽然早在1943年1月，驻华的各国记者便要求当局允许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访问。然而直到1944年5月，国民政府才最终允许外国记者对延安等地进行访问。[26]为了防止这些记者进一步左倾，国民党当局对外国记者的人选进行了严格的挑选。不仅以性别为借口将数位左倾的女记者排出在外，如爱泼斯坦的妻子邱茉莉（Elsie Fairfax-Cholmeley）、《大公报》的彭子冈和《新民报》的浦熙修等。[27]一些较为左倾的男性记者如艾特金森、白修德等也被排除在外。此外，国民党政府还使出浑身解数力图在记者团中加入对国府较为亲善或强烈反共的人员。如特意将当时国宣处的顾问莫里斯·沃淘（Maurice Votaw）纳入记者团。沃淘是国宣处的新闻检察官，在职期间颇为忠于职守，以至当时的记者这样描述他，“他严厉，无情，总是叼着烟。在审查时把所有批评国民党的文章都枪毙。”[28]因此得到政府的信任。为了使他能够成行，政府鼓励沃淘临时获取了《巴尔的摩邮报》（Baltimore News Post）特派记者的身份。而激烈反共的夏南汉神父（Cormac Shananhan）也不出意料地被选入使团。[29]即便如此，当局对这些外国记者单独出访仍然放心不下，而特意“派遣干员组织外国记者做第一次访问”。[30]要求这些陪同人员“深悉共党阴谋而能揭破之”。[31]因而选出时任外事局副局长的谢葆樵与时任新闻检查局副局长的邓友德担任记者团的政府领队，并在记者团中插入了当时党媒军媒的记者如《中央日报》的张文伯、《扫荡报》的谢爽秋等人。生生将原本的外国记者采访团变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32]在赴延安的途中还安排记者参加反共青年集会，散发《延安内幕》《中共在苏北》等反共宣传的英文稿。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及胡宗南所部还派出相应人员装扮成议员、招待员、仆役、车夫等，试图与记者交谈，历数共产党过失。[33]记者对此感到非常压抑，爱泼斯坦便曾感慨，“每个人都仿佛是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行动要严格遵守规则，一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34] 但最终，国民党的算盘还是落空了。这一批记者访问延安之后，不少人写出了支持中共的报道与著作。其中爱泼斯坦写出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完成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A Report From Red China），冈瑟·斯坦因（Guenther Stein）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Challenge of Red China）。对中共怀有好感的报道更是不胜枚举。最令董显光震惊的是，就连他精挑细选出来的记者沃淘，也写出了《我从陕北归来》（I Came from North China）这样左袒中共的报道。有的记者将其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与腐败横行的重庆相对比，感叹从重庆到延安就仿佛“从地狱到天堂一般”。[35]在紧接着派出的第二批记者团中，白修德与艾特金森也各自有称赞陕北边区的文字面世。这一切使得当局相当尴尬，于是立即停止了这种“开门揖盗”“危机国本”的政策，不再组织第三批记者前往。[36]然而这样做不仅没有扑灭记者对延安的好感，反而造成了国宣处与美国记者间的进一步对立。 在此之后，在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旗帜下，记者两度绕开国宣处直接向宣传部甚至蒋介石本人提出对新闻检查制度的抗议。此举当然不会有成效，因为国宣处正是按照当局的旨意行使新闻检查的。然而，这却使夹在中间的董显光与国宣处颇为尴尬。董回忆说，“我夹在中层受尽无法辩白的苦痛，几年来培养成的外国记者对我们国际宣传处的友情好感从此丧失无余了。”[37] 两者之间的碰撞在史迪威事件中达到了高潮，该事件不仅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分水岭，对派驻在重庆的国际新闻机构代表们而言，亦是划分了一个时代。”[38]1944年11月，在蒋介石以退出同盟国相要挟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将史迪威撤职。然而此举在美国记者群中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自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以来，其平易近人及直言不讳的风格已使他成为美国记者的宠儿。[39]包括艾特金森与白修德在内的许多记者都是他的热情支持者。特别是艾特金森，他为了表达对此事的不满，特意避开国宣处的新闻检查，乘飞机直接将史迪威透漏给他的内幕信息及新闻稿带到美国国内。《纽约时报》刊出该稿件后，蒋介石政府及其以亨利·鲁斯等为代表的美国支持者们竭力营造的“自由中国”形象被戳开了一个大口子。其他记者也竞相跟进对国民政府的贪腐无能及消极避战进行报道。最终，不仅美国舆论为之哗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也因之动摇。国民政府受到来自美国政治的支持越来越少，无怪乎国宣处的当轴者会哀叹，这些报道“影响美国对我政策实在既深且巨[40]”。至此，国宣处与美国记者群之间的关系彻底崩溃。以致国宣处同人在后来回忆这些外国记者时，无不大加贬斥，不惜用“流浪记者”“助纣为虐”“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等词语加以形容。[41] 二、双方关系破裂的四个主要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国宣处与美国记者的关系在1943年以后逐渐走向冲突对立的呢？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四点。 （一）美国记者所秉持的新闻自由与国宣处宗旨之间的冲突 美国记者所秉持的新闻自由与国宣处宗旨间的冲突是双方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国宣处对美国记者的总政策在于影响并诱导其做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报道，并在必要时加以限制。抗战初期，针对美国人厌恶宣传及其国内孤立主义盛行的状况，深谙宣传技巧的董显光决定采取“不由中国人自己出头”，[42]而是通过诱导在华的美国记者进行宣传，“不光限制外国记者不讲什么而是要进一步说服他们采用我们要他们讲的什么”，[443]期达到“以不着痕迹之方法转移彼国孤立主义派之观点”。[44]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成同盟。国宣处对记者的控制也从间接走向直接。可以说，这些宣传本质上便是与新闻自由的理念相违背的。因而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各项缺陷未暴露出来之前，国宣处尚能与美国记者保持较好的关系。一旦相关问题大量暴露，双方的关系便难以为继。 不幸，这便是接下来所发生的。在武汉时期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与贪腐以及国军在战场上的接连失败（特别是豫湘桂战役的失败）都不断暴露在外国记者眼中。作为新闻记者，特别是崇尚新闻自由的美国记者，他们本能地希望对此进行报道。而负有维护战时中国国家形象重担的国宣处却无法容忍这类报道，因而新闻检查的力度也一再加强。“1942年2月，中宣部对‘检查标准’作出新规定：凡国内报刊上已刊出的内容，如果属于‘在国家利益上不宜发布的各种消息’也应一律检扣。1943年，中宣部宣布，外国记者拍发国际电讯必须经国际宣传处审查后，由重庆电讯局转发，任何地方电讯局都无权发。”[45]这便使新闻检查成为两者斗争的焦点和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的关键因素之一。对此，两方都有所认识，董显光曾说，从1944年起，“新闻检查变成我们与外国记者争辩的战斗中心。”[46]而在美国记者一侧，他们早在此之前，便感受到了新闻检查带给他们的不便。如美国记者奈维尔在1941年1月就曾抱怨说，“很难令人相信，民主主义美国的友邦与可能的同盟者中国，其检查电讯之严，更甚于极权主义之德国与日本”。[47]而当年6月，美联社记者摩萨（Spencer-Moosa）等7人就曾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放宽新闻检查。[48]在许多记者看来，蒋介石政府的新闻检查导致许多记者失去了对国民政府的信心。[49] 与此相关的，外国记者的采访范围也受到了相当的限制。在武汉失陷之后，董显光就尽量劝阻外国记者前往前线。他常常以语言不通及生活不便为由，阻止外国记者前往前线。这一理由虽然未必不是出于真心，却实实在在使外国记者对国宣处产生了不满情绪。董曾说，“我后来经常因为劝阻外国记者不能像他们采访西方战场一样随随便便来往后方与前线之间，仍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备受他们的责难。[50]1942年，中宣部更是先后制定了《限制政府官吏交接外国官员暨外籍记者办法》《对于新闻发布统治办法》和《外员及外籍记者谒见我主官办法》等规章制度。做了诸如外籍记者外出访问必须申请战地采访证，且由国宣处人员“陪同”等规定。对中共控制区域的采访更是严格限制。[51]国宣处对这些禁令的执行使两者的关系雪上加霜。一些记者甚至将他们对中共的好感和对国民党的厌恶归咎于这样的禁令，白修德就曾说，“无论中外，无党无派的意见往往都是同情中共的。其理由很简单，中央政府直到1944年都禁止任何新闻记者或观察家到中共地区旅行。”[52] （二）美国国家利益与国民党政府利益间的对冲 美国国家利益与国民党政府利益间的对冲进一步加剧了美国记者与国宣处之间的摩擦。这些美国记者首先是美国人。他们为了解最新消息，与美国政府及军队官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天晚上互相请客，互相交换各自掌握的消息。[53]这一点是较为特殊的，因为通常情况下美国记者与美国驻外官员间的关系都不甚佳。20世纪40年代后期，五六十年代甚至现在，记者与官员间的关系甚至很糟糕。40年代前期的这种亲密关系与当时美国民众对战争的一致支持有很大关系。[54]许多人还与驻华的官员们结成了好友。如艾特金森与白修德都是史迪威的好友。史迪威曾违反军纪允许这两人阅读来自华盛顿的机密电报。[55]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白修德也频繁地为史迪威提供他从中国政府内部获得的消息。因而，这群美国记者与美国驻外官员有着很多相似的见解，也从中学会了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问题。这就解释了为何这群记者与当时的美国驻华官员，如史迪威、谢伟思（John Service）、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范宣德（John Vincent）、费正清等人在政治立场上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笔下支持国民党与有利共产党的报道数量间的此消彼长，也与美国政治的决策层和国务院方面逐渐倾向共产党的立场惊人的吻合。[56] 那么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根本矛盾在哪里呢？其实两者在战略上的根本不同，早早就决定了双方只能是一对同床异梦的盟友。在战略层次上，面对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巨大的战争消耗，美国所希望的是速战速决。他们期待利用中国的人力与自然资源尽快击败日军。国民政府则在战争一开始就制定了“以拖待变”的战争策略，希望假外人之手打败日军。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势力，国民党政府更是希望保存实力以待战后解决中共问题，而不是在与日军的战斗中消耗自身实力。因此在重庆时期，我们一方面看到美国急切希望通过整合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把中国变成其对抗日本的有力盟友；另一方面却看到蒋介石政府一意孤行地把大量军队和美国援助用于对付共产党，而非日本人。蒋氏这种调动军队和利用美援的方式（也包括贪腐或是低效率的使用）正是造成他与史迪威关系恶化的关键所在。1944年4月至12月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上的惨痛失败更是诱发了双方关系的崩溃。 两者的最终决裂在导致史迪威的解职和美国在华战略的转变之外，还进一步激怒了原本便为蒋氏政权平日空耗美国资源、消极抗战等行为及此时战场上的大溃败感到不满的美国记者。史迪威事件发生后，艾克金森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报道题为“蒋介石拒绝全力对敌，史迪威反对而被召回”（“Stilwell Break Stems From Chiang Refusal to Press War Fully”）。而白修德寄回《时代》杂志的报告中，“十之八九责怪我政府没有全力抗战，反而在西北控制着强大的兵力监视八路军等。”[57]从中，我们很容易体会到美国记者愤怒的原因。于是，他们纷纷提起笔来声讨国民政府。为了向国民政府施压，美国政府也故意在此时暂时放松了对国民政府不利消息的封锁。许多关于此事的内幕得以大量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1941-1945年，为了维持中美间的联盟，美国政府也不断封锁不利于国民政府的消息，笔者注）。[58]曾虚白对记者的“背叛”感触颇深，他说，“民国三十三年史迪威事件的酝酿阶段，这些外国记者竟一窝蜂地变成了史迪威的啦啦队，诋毁我国元首。[59]但显然他并未认识到国民政府与美国之间的根本矛盾才是问题的核心。 另外，应该注意到，美国记者之所以能与中共建立友好关系，甚至变得相当左倾，可能也因为抗战中后期共产党与美国政府间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即美国政府希望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打击日本，而共产党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与援助来打破国民党政府对他们的封锁。在此基础上，双方还展开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从1943年起，美国政府就开始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美军派遣军事观察组（即后来的迪克西使团）前往延安。[60]为了联合中共，史迪威还曾有意访问延安。而共产党则对美国人的意向表示热烈欢迎，周恩来曾反复向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戴维斯表示，中共欢迎美国军官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收集情报。根据曾试图为中共带信给罗斯福总统的克罗姆利少校（Raymond Cromely）的说法，毛泽东在1945年初曾希望同美国总统会面讨论中美贸易。[61]许多记者对此都有所认识，白修德甚至不讳言地说，1944年年底的几周“可称为美国的军事意图和中国革命共度蜜月的时期”。[62]阿奇·斯蒂尔（Arch Steel）则说，中共在那时是我们的盟友。[63]而爱泼斯坦在访问延安时所做的报道中也写道：“无可置疑的是，这些五年来被外部世界认为神秘莫测的部队是抗日战争中优良的、有价值的盟友。”[64] （三）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宣传战中的失利 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宣传战中的失利也是导致国宣处与美国记者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重庆时期，国共双方都力图博得美国记者的好感。但相较国民党方面而言，共产党的宣传策略要积极主动得多。不仅中共驻渝人员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展开了许多争取记者的活动，在边区中共对到访的外国记者也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这样主动进取的方针。[65]在人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方面的魅力，也远远不是蒋介石、董显光，甚至宋美龄所能比拟的。因此可以说，在这场宣传战中，共产党一方无论在策略，还是人员方面都较国民党一方为佳。 策略上，国民党高官，尤其是蒋介石本人，总是试图躲避记者的访问。与国民党高官对记者拒之千里，唯恐避之不及的做法相比，共产党人的做法则要积极得多，也开放得多。中共在渝的人员常常积极争取他们认为持中立立场的记者。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经常邀请这些人一起吃饭、聊天。并极为耐心地为他们讲述其所关心的新闻事件。在延安，对于来访的美国记者，中共指示，“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临时提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回避敷衍”；针对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式的宣传，周恩来特别嘱咐，“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的、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66]而与蒋介石相反，作为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总是尽量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请求，包括斯诺、白修德、斯坦因、福尔曼等在内的记者都曾访问过毛。尽管我们应该认识到两党都有试图引导外国记者报道的做法，但中共方面这样积极主动，开诚布公的宣传策略自然要比国民党方面尽量避免接触，严厉控制言论的做法要有力得多。最后，应该说中共也认识到了背负美国利益的美国记者迫切想了解中共是否为其有价值的盟友的这一点，因此着重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在人员上，中共领袖以及宣传人员也远远胜过了他们的国民党对手。当时国共高层与记者接触最多的分别是宋美龄和周恩来。许多美国记者都对周恩来怀有“不可抑制的深厚感情”。对此，佩吉·德丁（Peggy Durdin）说，“我从未见到过比周恩来更具吸引力的人。”亨利·利伯曼（Henry Lieberman）说，“因为他（周恩来）惊人的魅力，无与伦比的技巧，以及心智和表现能力，周恩来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人之一。”[67]白修德也说，“他（周恩来）风度迷人，待人真挚，人们敬仰他，他也信任他们。无可否认，他确实使我五体投地”；“周恩来就是那种人——他能够使你相信猪是鸭子。”[68]此外，许多美国记者特别是男记者非常迷恋周恩来的助手龚湃。而在国民党方面，虽然不少记者仰慕宋美龄的美丽和聪慧，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宋美龄正好是周恩来的反面——难以交往并缺乏诚意。麦克·费希尔（Mac Fisher）回忆到，有一次他问宋美龄，“您是否为总是要以英雄的面目出现在民众面前而感到厌倦？”宋美龄回答，“假如你报道说我曾为此感到厌倦，我就砍了你的头。但是，我确实为此感到厌倦。”[69]对于那些有机会采访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人而言，不修边幅、常常扪虱而坐，但擅长聊天的毛也比蒋有魅力得多。就国宣处自身而言，虽说董显光待人细致周到，不乏幽默感，而且是“密苏里黑手党（Missouri Mafia）”的一员，但就个人魅力而言，他不仅远远不及周恩来，就连令男记者如痴如醉的龚湃的魅力也比不过。 当然，宣传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统区民众的惨淡生活自然应被视为国民党政府在这场宣传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四）美国记者群的群体特征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华美国记者的一些群体特征也进一步将他们推向国宣处的反面。在华美国记者的一个突出的群体特征是他们的浪漫情怀与非科班出身。许多记者在来华时并非专业记者，他们来到中国大多是出于对东方世界的浪漫幻想和对西方冒险精神的推崇，以及挣脱大萧条的现实考量，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窦奠安（Tillman Durdin）、阿奇·斯蒂尔等人。因而这些记者不仅对中国一无所知，也不常以记者为职业来约束自己，这就造成他们常常显得浪漫有余，而专业不足。一方面，他们的浪漫情节使他们对自由与新闻自由这类根植于美利坚民族心灵的理念比专业记者更为期许，对新闻检查更加难以忍受。另一方面，缺乏职业训练的他们对所接触的东西缺乏一种职业式的、慎思明辨的能力，很容易被他们接触的人影响而难以自拔。很大一部分记者甚至以作者自期，如杰克·贝尔登、史沫特莱、克里斯多夫·兰得（Christopher Land）、格兰姆·贝克（Graham Peck）等。因此，相比于美国驻欧洲、拉美的那些专业出身记者，他们报道要文学化和罗曼蒂克得多。但同时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对新闻事实缺乏足够的辨识能力。对新闻检查的相关历史也没有认知，更不要说忍耐力。这样在面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漠视民生，以及“自由中国”内苦闷压抑的氛围时，[70]这群记者就会对他们知之较少的延安寄予更多的同情与浪漫想象。而他们所看的延安也确实比重庆更有足多者。如上文所述，从重庆到延安甚至让他们感到有如从地狱到天堂一般。这样，浪漫的想象和本就不足的专业训练就消释了他们对延安一些弊端所应有的警觉，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新闻检查所带来的痛楚。 这种浪漫情怀也使他们比其他记者群更容易受到当时在中美两国知识分子圈内流行的左倾思潮的影响。1933年的大萧条和罗斯福颇具左派色彩的执政给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带来了一次左倾浪潮。面对危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盛行于世的资本主义抱着深深的敌意，相反对于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则怀有无限的憧憬。[71]并且由于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常常给美国人以“土地改革者”而非共产主义者的印象，抗战后期，几乎所有研究中国的美国知识分子都对中共持正面看法。那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中，所有关于中共的作品都惊人一致地对该党表现出向往之情。[72]而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书评专栏——《纽约时报书评周刊》（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则演变成了“一言堂”，因为其中只包含倾向中共的言论。[73]在中国，虽然记者要与国共官员接触，但他们接触最多的其实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这群知识分子也普遍对中共怀有好感。约翰·威廉·鲍威尔（John William Powell）回忆说，“我的消息主要来自于那些对现状感到不满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必须记住，当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非常厌恶国民党政府。[74]鲍大可（Doak Barnett）也说，“我们与之接触最多的是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之类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与民主党派有联系。”[75]因此，受到中美盛行的左倾思潮的洗礼，这批本就思想浪漫的记者也越发倾向中共。 这群记者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团体。国府迁渝之后，面对陪都严重的房荒，董显光从孔祥熙处讨得两万元，为外国记者盖了一座招待所。此后，外国记者大多都住在这个被他们称之为Holly's Hotel的招待所内（Holly为董显光的英文名。——笔者注）。[76]因此他们形成了一个较为亲密的社群。“他们接触频繁，互相赞赏。在重庆时期他们甚至都住在国民党为之营造的记者招待所里。”[77]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群记者中的“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会变得格外大。而当时在美国记者群中最具影响力的记者，是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白修德与艾特金森等人。这些人或是与共产党联系紧密，如前三者；或是有很强的左倾情节如后二人。按照传播学上的意见领袖理论，他们的意见在当时群居在外国记者招待所的美国记者群中是最受尊敬与重视的。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整个群体对国共两党的看法。用董显光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一点最为恰当，“逐渐地搬弄是非的一些反政府坏记者渗透到了招待所里来，这个招待所就变成了集中外国记者便利他们挑拨离间的场所了。因此，本来对我们很友善的几位外国记者也慢慢对我们政府采取批评态度了。[78] 三、结论及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国宣处与美国记者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美国记者乃至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关系变化的历程。国宣处或者说整个国民政府在宣传上的根本失败在于试图控制或引导美国记者的言论，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间的不同利益，国民党与共产党宣传战中的失利与抗战时期美国记者群的一些群体特征则推动了美国记者群与国宣处的破裂。两者关系的破裂之所以重要在于这群美国记者对美国的政界和舆论有一定的影响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对国民政府政策的变化。正如上文提到的，在华的美国记者群与美国驻华的政府及军事机构来往密切，互换情报。当这些记者回到国内之后还会被国务院召至华盛顿询以关于中国的信息，以至于对此感到厌烦的阿奇·斯蒂尔不得不在回国后“避难”于爱达荷州。[79]甚至包括当时总统罗斯福在内的华盛顿决策层都曾就中国国内情形咨询在华记者。如罗斯福总统就非常乐于通过与记者的会面来了解远方的状况，他曾风趣地称这类会面为“令人愉悦的家庭会议”，并曾主动要求与斯诺会面。[80] 如果说美国的政府机构尚且因有独立的情报来源而不需要倚重记者的报道的话，那么对于国会里那些没有独立情报来源的议员而言，他们投票时所能依据的便只有记者从中国发来的报道了。麦克·费希尔提到，美国政府曾与国民政府一道通过操纵他报道中日可能达成和平协议的消息来影响议员们对中国情势的看法，进而通过了一项援华法案。[81]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在评估新闻记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时，也指出“记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会施加的，那里的人们常常会将新闻报道与民众的舆论混为一谈”[82]。因此可以说，这群美国记者对共产党的好感与当时美国学界及国务院官员对中共的褒奖密切配合、相辅相成，一方侧重影响于国会投票，一方着重影响于决策高层。并最终形成合力进而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和议员们对国民政府的信心，从而减少了他们对国民党的援助，最终加速了国民党人口中的“江山易色”。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白修德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历史论文; 国民党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