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北京市 100740
[编者案]刘德有50年代起，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是第一批被派往日本常驻的中国记者。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政协委员、中日友好21世界委员会中方委员。著书有《在日本十五年》、《随郭沫若访日》、《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等。译作有《山芋粥》（芥川龙之介）、《突然变哑》（大江健三郎）、《祈祷》（有吉佐和子）、《残像》（野间宏）等1。
刘德有先生是当今亲历中日友好历史的前辈重镇，被称为“中日友好史活着的化石”。在回顾其人生经历时他说，其所从事的每项工作，几乎都与日本有关，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但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也是分不开的2。刘老精神矍铄、谈吐文雅、风趣幽默、坦率诚恳而又平易近人，经常与来访日本客人座谈，到大学作报告对谈，不辞辛苦，为两国民间交流奔走。
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我们有幸请刘老出山分别与两国青年和日本老朋友们座谈，听他讲述自身的经历和缔约的艰苦历程，感受老一辈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与坚定信念。
受廖公指派常驻日本十五年
1964年4月20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互设贸易办事处并交换常驻新闻记者的备忘录，这成为中日关系从单纯的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交流阶段转变的重要标志。刘老说，我在外文出版局《人民中国》编辑部工作期间，接到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会长的指示：“你去做《光明日报》的记者吧！”于是，1964年9月29日，我以《光明日报》记者名义被派往东京常驻。其后，中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受其影响，在日本一驻就是十五年。每次休假回京时，外事局领导总要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你再回东京去坚持一段。”就这样，坚持了好几个一段，在1978年6月10日，也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马上要缔结时，终于结束常驻工作回国。还记得2天后的6月12日，我深深尊敬的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先生不幸与世长辞。
邓小平说：“谁搞霸权就反对谁！”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原本就包含“反霸条款”，中日双方也是同意的。但是，三木内阁成立后，出尔反尔，态度骤变，明确反对将“反霸条款”写进条约中。刘老说，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受尽了列强的霸权的蹂躏，绝对不能在反对霸权的原则上让步，删减这一条款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实际上，三木政权背后受到两股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一是日本自民党内以“青岚会”为首的右翼势力强烈反对。二是迫于与美国争霸的苏联的压力，苏联认为，“反霸”就是敌视苏联，“反霸”即反苏。关于霸权条款的争论使得缔约谈判陷于胶着状态，在谈判过程中，时任副总理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园田直和日方谈判代表团代表，他谈及了条约的意义，阐述了中方关于“反霸条款”的坚定信念：“条约的中心内容就是“反霸”，“反霸”不针对第三国，但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也反对自己搞霸权，如果搞霸权的是中国，世界也应当反对中国。苏联反对这一条，正是暴露了他自己。”在这之前，邓小平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时也对霸权问题做了阐述：“条约中写入反对霸权无非有两个含义，一是中日两国都不在亚太地区称霸。我们愿意用这一条限制我们自己，至于日本，由于有历史的渊源，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关系是有益的、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或集团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现在的事实是确有超级大国在这样做。”后来，邓小平在访日时，又专门提到了反霸条款，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是中国的心声，也展现了老一辈政治家邓小平的智慧。
时任外相园田直立下誓言：“这次谈不成就“切腹”，绝不活着回国。”
东京常驻任期届满回国那年的8月8日，为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园田直作为日本的外务大臣启程来北京。8月12日，黄华外交部部长与园田直外相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刘老说，我觉察到那时的园田对日本及民族的未来抱有强烈的责任感。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据说，他那次来签约前，受到自民党右翼分子的强烈反对和威胁恐吓，扬言要杀他，但他毫无惧色，毅然表示不怕丢掉性命，只是不断洒水净身祈祷。在飞往北京前，他令飞行员在其故乡熊本县天草上空盘旋，并在心中立下誓言，这次谈不成就“切腹”，绝不活着回国。我着实为园田先生的精神所感动。
刘老表示，在那之前的1954年7月，我曾接待过园田直，他随日本超党派议员团访问北京，当时我担任翻译。代表团是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席世界和平会议取道苏联前来北京的，团里还有后来成为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和成为外相、众议院议长的樱内义雄等。我们当时把他们称为“少壮派”。那时我听说园田年轻时赶上了二战末期，曾被驱赶当过“特攻队员”，但还没等园田撞美国飞机，日本帝国主义就无条件投降了。那是我第一次被借调出来做口译。记得在西郊机场的候机室为代表团举行简短欢迎仪式，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临时被指派做翻译，紧张得双腿抖个不停，浑身冒冷汗。后来，常驻东京时，我曾到议员会馆采访过园田先生，没想到园田先生竟然记得我，令我喜出望外。
坚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仍具有现实意义
刘老表示，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和苏联的阻碍、干扰，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历经重重困难，花费长达6年时间才终于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性问题，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确立了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大方向。
2018年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虽然过去40年，在今天条约精神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对于双方而言，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遵守与正确运用条约。今后中日两国间也会发生各种摩擦和矛盾。但是，条约的基本精神“和平”与“友好”是中日两国的“大方向”，“大方向”必须坚持，一定不能迷失。
刘老说，众所周知，国际上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但中国绝对不会成为威胁，中国的制度是不容许侵略他国的，人民也绝不容许。近年来，中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中国很多地方还非常落后，还要努力谋求自身的建设。“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摸索出的中国的战略思想。尽管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但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来看，中国只能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会发动战争。“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并非始于今天，早在松村谦三先生就签订LT贸易协定与中国进行磋商的时代就已有之。那时我恰好为周总理与松村谦三的会见担任翻译，我记得当时周恩来总理非常耐心地对日本代表团讲：“中国即使发展了，强大了，也不会变得可怕。中国在历史上深受帝国主义的害，怎能把痛苦强加于人呢？”并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民间友好的传统应该得到继承
刘老说，中日关系从“以民促官”到“半官半民”，经历了二十多年，直到1972年两国终于实现邦交正常化，两国各界都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积极贡献。毛主席和周总理运筹帷幄，日本方面有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等。民间友好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特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中日和平与友好的灵魂是人民，在新的时期，应继承民间友好的优良传统，扩大两国经贸合作，加强文化与青少年等领域交流，厚植两国人民友谊，让和平、友好、合作始终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1]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2007年9月第1版。
[2]刘德有：《风雨几星霜—战后中日关系亲历记》2018年5月北京第1版
[3]刘德有等：《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 2007年9月
[4]刘德有：《我亲历的中日友好交流—选自刘德有影集 我が人生の中日友好交流—劉徳有所蔵アルバムより》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国家博物馆、东京中国文化中心出品
报 刊
1.第2221号《日本与中国》第7版 《40周年を迎えた今も条約の精神は生きている》公益社团法人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发行 2018年10月1日
论文作者:沈海婷
论文发表刊物:《中国经济社会论坛》学术版2019年第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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