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与空间的脱域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否定性论文,资本论文,空间论文,脱域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8－0032－10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时指出，“资本就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限制”①；“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②。资本的这种脱域性的深层原因来自资本的内在否定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③ 换言之，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深刻地反映在由资本的主客二分带来的资本属性的二元对立和资本生产过程的社会异化现实。资本疯狂扩张的秉性必将促使其不断地突破物质生产的自然空间，以维持和实现自身的无限增长。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新生产实际上发挥着比物质的生产更为重要的作用”的思想，资本在拓展物质生产空间的同时，必然会通过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开辟出比物质生产空间更为重要的社会空间。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疑继承了这一重要思想：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领域里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身就是“占有空间并创造出新的空间”；詹姆逊在文化批判领域中把资本的空间理论进一步表述为“全球化的政治图谋”和“世界体系中空间萎缩的情感”；而大卫·哈维更是直接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的口号，试图通过“时空压缩”，即社会关系中空间的收缩和时间的减少，来刻画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从再造社会空间的角度寻求社会解放的道路。可见，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空间已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成为资本主义物质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共存性与具体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验证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重要实据。本文旨在探究被资本空间限度所遮蔽的资本内在否定性之本质。
一 资本形态的演变及其空间维度的形成
1.从等级资本到现代资本、从地域历史到世界历史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存在形态经历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和“现代资本”两个阶段，其中现代资本又包含了以商业资本和生息（金融）资本为主和以工业资本为主的转变过程。这一划分是与马克思把“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划分为简单协作、分工与工场手工业、机器与大工业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最初的资本是行会制约下、在手工业劳动者简单协作的关系中“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说它是自然形成的，是因为“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说它是等级资本，是因为这种资本“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劳动联系在一起”④。马克思认为，由自然等级资本发展而来的商业资本，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商业资本从“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它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它的出现标志着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开始取代了封建行会中师徒之间的“宗法关系”。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商业资本与自然等级资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活动的资本”逐渐在城市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工业资本形成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这个阶段，“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就变为了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⑤；“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有在劳动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并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关系”⑥。事实上，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无论是资本的形态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空间，都出现了新的发展。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这是他生前迟迟不愿出版《资本论》第2卷、反而再一次大规模展开研究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空间是伴随着工业资本的成熟而完成的，这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都有明确的描述。
以工业资本为主的现代资本展现了创造世界历史的巨大威力：在纵向上，它推动了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由落后到先进的迅速发展；在横向上，它将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的民族历史联系起来，连结成统一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机联系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⑦；“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⑧ 因而，创造世界历史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了，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
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代之而起的是各个民族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首先，作为社会力量，资本从诞生那天起就有着全球范围内运动的势能，为了不断增殖，资本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它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到处落户，建立联系，把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⑨；它使得“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⑩，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其次，资本在造就着世界市场、世界经济的同时，也造就着世界文化、世界精神，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1)。资本用其生产和交换的铁律，夷平了一切地缘性与民族性、物理性与社会性的界限，成为人类历史的普遍形式。在马克思眼里，资本突破一切限制所开创出的新空间，决不是抽象的物理空间，也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地理空间（如罗莎·卢森堡所指认的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而是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在生产关系再生产领域中开创出来的社会空间。毫无疑问，这种新空间的本质必然是“世界历史”的，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总体性空间。
2.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
随着资本开创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生产力的存续由传统社会的“历时性”积累转向一种横向式的、“并存性”的空间积累。前资本主义的人类共同体主要是在各自独立的、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中从事物质实践活动，马克思称之为“孤立的点”，与此相适应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资本。现代资本是由大工业的普遍竞争所孕育的，它建立了社会空间之间的横向分工体系和交换关系，其不断扩张的内在属性决定了现代资本必然把不断地突破空间壁垒、征服空间和占有空间作为实现增殖的重要方式。
在以工业资本为主要形式的机器大工业时期，物质财富的扩大再生产是资本增殖的主要手段。无限追求利润的冲动促使工业资本家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必然会导致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社会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此外，企业内部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整个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也加重了行业的过度生产。过度生产导致产品积压，产品积压则意味着资本无法在市场上实现自身，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在一次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之后，生产过剩与消费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缓解，新的资本扩张得以开始。然而，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又会造成再一轮的生产扩张与扩张空间之间的矛盾，于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工业资本时代挥之不去的噩梦，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最为突出的矛盾。
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资本在不同地域、不同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资本主义通过占有全球空间和将新的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不过，早在20世纪初期，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就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何和何以经久不衰”的问题，并把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她指出，“军国主义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卓越的手段——它本身即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领域”(12)。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赢得了世界市场，大大拓展了工业资本的发展空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经济危机。但是，这种空间的拓展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迟早还是会出现宗主国国内的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原先一国范围内的矛盾升级到世界范围内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除了原有的劳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不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作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矛盾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就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爆发。罗莎·卢森堡预测，在世界资本积累的历史上，“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但在正式到达这个资本自己创造的经济绝境之前，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13)。因而，以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认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历史命运，而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维度也必然是一个充满了阶级对抗和社会内在张力的历史性维度。
二 资本的空间殖民与空间的“本体论转向”
1.从物质生产领域到日常生活、从地理空间到社会空间、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
在资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任何限制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总能为自身找到新的发展空间。马克思最先意识到，“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14)。沿着这一路向，继罗莎·罗森堡的世界体系论之后，列斐伏尔通过对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日常生活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空间。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企业周围的环境（即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组织化，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空间的发展”(15)，一旦生产方式能够在一个工业社会建立起来，它便能够整合工业，合并农业，整合历史上的城市，整合空间，并制造出所谓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中与国家、政治结为一体，成为资本扩张的新领域、新疆界、新空间，为资本主义幸存和资本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对“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的殖民为其赢得了新的生命周期。既然资本用货币符号来表现一般财富，既然资本追逐的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那么，在哪个领域生产、怎样生产是无所谓的。当物质生产领域无法满足资本无限扩张的需要时，资本的生产就开始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当地理生产空间无法实现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时，资本的生产就开始向社会生产空间拓展。文化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体育产业化、医疗卫生产业化……一切社会领域都被纳入了资本生产的逻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被资本占领了。所谓的“消费社会”、“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等，表达的无非是资本生产的日常生活化和社会空间化。
与资本的空间殖民从物质生产空间转向日常生活、从地理空间转向社会空间相适应，资本自身的生产方式也不断发生着变革与创新。单纯的工业资本形式已无法满足不同的社会领域的需求，资本的形态开始了从工业资本为主向金融资本为主的演变。金融资本不仅有利于资本在物质生产领域内部的自由流动，而且有利于在物质生产领域与非物质生产领域之间、在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迅速切换。资本越是迅速地流转，越是能够以时间换得空间、越是能够获得更为多样的增殖手段和途径，从而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从工业资本形式为主导向金融资本形式为主导的转换，极大拓展了资本的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金融资本的繁荣创生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信贷消费。它给缺乏有效购买力的社会群体提供了更多消费的可能性，从而大大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社会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例如，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把贫困人群的无效需求变成了有效需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各类基金等金融品种，其目的也在于安排好未来各种可能的需求，减轻人们青壮年时期的存钱压力，从而促进消费；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是围绕着把人们从资金短缺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动力。最大程度地促进消费无疑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率先确立了靠借贷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和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一模式。由此，资本最大程度地开辟出消费领域的新疆界，成功地将空间殖民的铁骑由今天的空间扩张到未来的空间，再一次以时间换取空间，继续着其对社会空间的疯狂殖民。
金融资本的出现还为资本扩张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打开了通道。金融资本的基础是信用制度，马克思指出：“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16)。信用依赖于期望与担心这样一些心理的感情，对未来事件的当下约定，尽管形式上依托物质的本体，但信用自身却有着观念对观念、精神对精神的博弈与选择。信用膨胀意味着，财富的社会形式大大突破了物质内容的空间限制，形式的主观性大大突破了财富运动的物质内涵与外延。以华尔街为例：金融领域的冒险离不开经济效用的主观化对经济信用的幻觉化的穿透。华尔街的信用就可以变成单纯主观感觉的财富设计，按照市场消费的主观心理，通过一系列的主观创意，不必考虑劳动价值规律的限制，大胆地将问题资产通过各种复杂的高级金融衍生品的系列运作，推向全球市场。华尔街金融体系极力推崇“意志经济”、“幻觉经济”、“游戏经济”，提出所谓的“思想有多远，资本追求剩余的触角就能够有多远”、“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等口号，将资本扩张的心理空间延展到无穷大。然而，一旦信用崩溃，金融危机就爆发了。有研究表明，过去三四十年间的大衰退主要都是由某种类型的信用危机推动的：1980年因政府借款过多而引发的拉丁美洲危机、1990年发生在日本的房地产危机、1997年因企业信贷过多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一例外。
2.空间的“本体论转向”：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自身的生产
资本主义开创了，人类社会空间的伟大变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如福柯所说，空间是被动的、自然化的、沉默的类似容器的存在物，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和辩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去空间化的”。然而，到了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时期，空间不再只是作为消极无为的、被动的地理性环境，或是生存的必需条件和政治争夺的猎物，而是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空间的最大改变体现在：它塑造了一个普遍物化的世界。这个物化的社会空间到处贴着商品的标签，商品的形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渗透进了空间本身。“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种发展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才出现了”(17)。资本成功将空间转化成了商品，转化成一种增值手段。从此，空间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资本以空间中的“物”的生产与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的增值载体。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后工业阶段，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过剩经济的出现和消费社会的到来，空间愈加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即空间不再是再生产的一个场所，而是成为消费社会赖以维持与发展的主要手段——作为资本的新载体，它与消费主义合流，既成为消费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手段，又执行着维护消费社会统治的政治功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列斐伏尔在晚年试图用“空间本体论”来代替“社会历史辩证法”。他提出了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转向”，试图在“社会历史辩证法”的社会性、历史性维度之外，加上第三种维度即空间性，使“社会历史辩证法”成为三重性辩证法。空间的社会本体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后来，索亚的“深刻的空间化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哈维的“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也是这一语境的产物。
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自身的生产不是偶然的，是资本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和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历史性产物。“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通过世界的生产、通过世界市场的生产跨越它的局限的一个主要方法。”(18) 资本成功超越了空间中的物的生产界限，走向空间自身的生产，这种空间生产大大缓解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如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的无限扩张性与自我突破性，资本主义发现自己有能力淡化自己一个世纪以来的内部种种矛盾的手段：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19) 这种空间生产不仅具有资本主义的全部特征，而且包含着当今消费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色彩，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部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的空间生产的不断推进已成为资本主义跨越空间限制、实现自我扩张的主要手段。与传统的枪炮铁骑的统治形式不同，资本主义的扩张无须依赖战争等激烈的方式，空间生产本身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实现了其空间的“新殖民主义”。
三 资本主义的空间限度：消费恐怖主义与空间生产悖论
1.消费恐怖主义社会：一种发动总体性革命的可能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其研究对象定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0)，并用否定性辩证法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作为一个连续过程进行总体性研究。随着上世纪后期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的加剧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推进，消费主义以及与之配套的技术体制全面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消费环节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被凸显出来，消费关系的再生产领域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普照之光”。
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合谋下，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到来了。列斐伏尔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政治社会”（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他指出，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形式已经由一种以强权为特征的“统治”转为“控制”，这种控制看起来较温和，实质上却是更加广泛的渗透。“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如个人主义、商品化等）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21)，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被消费设计并符号化。资本主义通过控制消费从而全面控制了日常生活，获得了新的活力，却将人类推进了一个消费被控制、欲望被制造、满足与匮乏交替循环的符号化消费时代。在这个时代，社会对个体的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的生理、心理甚至想象的能力都被全面纳入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历史终结了，阶级隐退了，主体消亡了，“生产之镜”打碎了。人类的日常生活被时装、休闲、旅游、汽车、广告、电视、网络等流动着的无形亚体系操控，被虚假欲望和符号体系奴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呈现为一个交换价值严重脱离使用价值的社会，一个欲望不断被制造不断被满足又不断匮乏的社会，一个为了生产而生产而非为了日常生活而生产的社会，一个无人能够逃脱的符号化、体制化、抽象化、匿名化的社会，一个“零度化”的恐怖主义社会！
列斐伏尔试图从日常生活角度来推进马克思的拜物教研究。他发现，现如今的整个日常生活领域被“神秘化的意识”所控制，特别是资产阶级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的神秘化，导致了令人困惑的后果：所有革命的条件都已具备而革命却不能发生（1929年爆发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多人预测社会主义将在德国取得胜利，但事实相反，德国出现了纳粹统治，并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已被神秘化为一种虚假的本真性、一种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地认可和迷信而形成的本能和本真的意识。更为恐怖的是，由于人们无条件地服从这种“神秘化的意识”的内在控制，进而无条件地服从于消费社会纳粹般的“外在权威”的控制之下。在资本意识形态和技术理性的合谋下，日常生活不再是有着丰富主体性内涵的“主体”，而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客体”。现代社会已不再是经典社会理论家所想象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与物质生产过程（市民社会）截然二分的功能结构，而是被大量“不在场”的准体系、被大量流行的无形的隐性亚体系所控制。经过准体系和亚体系的重新组织化，现代世界成为一个由各种各样体系的替代物所构成的异质性现实的笼统总称，一个彻头彻尾的“假装世界”，即“符号”冒名顶替“物”的存在的“超现实”世界。列斐伏尔悲叹，“马克思一百年前所界定的整个结构，因缺乏支持和巩固‘人类总体性’的革命而瓦解。世界被碎片化了……”(22)
然而，既然消费恐怖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空间异化的极致表现，它就为日常生活的总体性批判和总体性革命提供了可能性。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否定性辩证法，异化的扬弃与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23)。人性的全面异化正为未来自由个性的实现创造条件。列斐伏尔显然深刻理解了这一异化理论和否定性辩证法，他试图在日常生活的批判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指出，对于马克思的异化范畴，我们应当“接受它，开始理解它，试图思考它和应用它。……用一种普遍而具体的方式，辩证地来思考异化概念，即在它的普遍性的广度上加以规定，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加以理解”(24)。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连接所有政治、经济活动的纽带和桥梁，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人们的任何活动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平台之上的，这个平台蕴含了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一切方面和一切革命的动能，因而，日常生活的批判将是最直接的批判，日常生活的革命将是总体性革命。
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日常生活的总体性革命就是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占有，即揭穿不断繁殖的意识形态的神秘化的日常生活基础，揭开覆盖在日常生活上的神秘外衣，让日常生活返回本来面目，让人真正实现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完整存在，并通过自身的实践达到自由——这也正是马克思一再指出的：“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25)。列斐伏尔认为，“当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批判，成为对这些发生着的活动（和它们所制造的东西：意识形态）的批判时，白日的曙光就出现了……”(26)匈牙利女哲学家、卢卡奇的学生阿格妮丝·赫勒也认为，直至今天，“我们仍有资格——按卢卡奇的方式——把同质化过程视作从日常生活中‘突破’的范畴。在这种意义上，同质化意味着个体‘全神贯注于’某一给定的对象化领域，把自己的活动聚焦于某个单一的客观的同质的行动领域……”(27)
生活本身总是理论最好的实践者。有研究表明，在福特时代，消费形态的转变是从精英消费到大众消费；后福特时期，则是从大众消费时代逐渐向个人消费时代的转变阶段。教育水平、生活标准、社会观念以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均寿命的大幅度提高，无不酝酿着个人自主消费的新愿望：个人要求建立自己的社会联系、要求控制重要的事务、要求表达自己的心声……在如今的市场上，消费的前沿正从产品与服务的领域转移到由互动技术激活的工具与关系的领域。在新兴市场上从事移动商务、从事家教和从事语言教育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这固然可以看作是企业自身的创新行为，但背后无疑释放出一种信号：在社会异化的重灾区——消费领域，正悄悄发生着一场资本主义自身的革命，它以一种曲折渐进的方式朝向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趋近。
2.空间生产悖论：一种走向社会主义空间的趋势
首先是列斐伏尔的“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与“生产出人的类存在空间”的理论。
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的空间生产悖论表现在空间全球化与同时发生的碎片化之间的深刻矛盾。其一，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形成一个整合和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和地区的同质化的新空间；但同时，空间的日益政治化使得对空间被人为地碎片化，对空间使用的控制权与反控制权的争夺成为矛盾的焦点。其二，资本的空间生产具有同质化的特征和策略：这一生产过程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推及到了整个日常生活，造成了空间地理组织的雷同、工作地点与生活地点的分离、统治地区与被统治地区的等级控制等。其三，在这一生产过程中，众多空间矛盾性地相互重叠和彼此渗透，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中心与边缘的策略”，即不断生产出空间的中心地带，同时生产出依附于中心的边缘地带（这也就是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中的差异性的空间生产策略）。中心区域被赋予决策、控制和支配的功能，政治权力得到强化；而同时，日常生活开始向边缘扩散，社会凝聚力被削弱，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潜在危机。因而，资本的这种空间生产虽然是全球性的、同质化的，却又是“割裂的、分离的、不连续的，包容了特定性、局部性和区域性，以便能够驾驭它们，使它们相互间能够讨价还价……这种空间是等级化的，从最卑贱者到最高贵者、从马前卒到统治者”(28)。空间生产过程中的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被列斐伏尔称为“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29)。
综上所述，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既是压迫的重灾区又是反抗的空隙处。由于资本主义的生存仰仗于生产出这种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的空间结构和对这种独特空间结构的占有，对空间使用的斗争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必将成为资本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之间冲突的核心。列斐伏尔把那些在空间组织中受到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剥削和统治的“边缘人”，包括失地农民、被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学生、少数民族以及工人阶级自身，全部纳入革命的主体，认为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中心领域，革命将以“城市革命”的形式出现，并为空间组织的控制权和日常生活的控制权而战。列斐伏尔提出的目标是，“生产出人的类存在的空间……作为变革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30)。他指出，未来的空间就是超越资本主义式的抽象化空间和矛盾性空间(31)，生产出真正的人类生活的空间，一个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的全球的人类乐园。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它“意味着私有财产和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32)。
其次是詹姆逊的“非共时性的共时性空间”与“马克思主义的再度真实”的理论。
按照詹姆逊的说法，资本主义空间的悖论主要是通过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冲突表现出来的。晚期资本主义的阶级身份是“多国资本”，用政治经济学术语来说，它的空间使命是通过摧毁异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构来实现自己同一性的理性蓝图；用哲学术语来讲则是“去神秘化”，通过摧毁传统社会为跨国公司的经营扫平道路，准备一种纯粹“可替代”的现在，以便空间和心智可以随意地灵活地被加工和再造。(33) 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空间类型是市场资本主义空间，这是一个把旧的神圣的和异质的空间重新组织成几何的和笛卡尔式的同质性空间，其特征是个人经验能够包容经济与社会形式，并与之一致；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空间类型是结构上断裂的帝国主义空间，其特征是个人经验与其生存条件之间出现断裂和差异；第三种空间类型是具有生产性和同化能力的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类型，在这个空间里，一切集体经验的残余，民族—国家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世界各地的城市和乡村都被商品化。三个空间类型的递进过程就是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斗争过程以及传统和他者的被同构过程。一开始，第三世界社会在全球化运动的过程中出现分裂，秉持一种传统主义的对抗立场；随着资本殖民的日趋完全化，第三世界社会反抗现代的社会条件逐渐丧失，在一种审慎的政治和集体选择下，一种新的传统形成了；最后，这种新的传统成为“现代”，并且被“后现代”重新洗礼，“通常所定义的第三世界仿佛已进入第一世界的空隙”(34)。其结果是，所有城市和农村被商品生产和货币形式的抽象暴力同构，被剥去魔力般的异质性，一切现实被归结为纯粹的数字，连同“剩余的飞地”（指“自然”和“无意识”）也统统被纳入资本逻辑的框架。因而詹姆逊指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其说是关于时间的终结，毋宁说是关于空间的终结：它表达的是一种在新的世界体系中空间萎缩的情感。它也不是作为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失败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世界各地的那些尚未商品化的空间的渗透和占据。正因为这样，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具有了“超空间”的特征：人们浸浴在一个封闭的大染缸里，丧失了“维持距离”的能力，全球化景观均质性地呈现，生产出一种“非共时性的共时性空间”，这正是空间生产自身最严重的二律背反。
詹姆逊指出，这种空间生产悖论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变得“再度真实”起来：即作为资本主义政治谋略的全球扩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把资本主义从周期性危机中拯救出来，但资本愈是接近于全球性市场，其结构上的总体性危机就会来临得愈早。詹姆斯指出，资本的空间悖论预示着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界限，预示着资本主义整个体系的灾难性的来临。资本“企图将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社会力量统统无产阶级化，换句话说，扩大和延长了阶级斗争，并将它推到世界极端，以至当地机构中最具体细致的构型，如大学制度。这里的联合力量是从今往后全球性资本主义的新的号召，它也可能将一切不平等的、碎片化的或局部的对这个进程的抵抗力量统统联合起来”(35)，“虽然这历史曾被认为就要终结，但在这里它却似乎最终要实现它自身”(36)。
最后是哈维的“地理发展的不平衡性”与“辩证的空间乌托邦”的理论。
在大卫·哈维眼里，资本的空间悖论表现在地理发展的不平衡性上。哈维在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的空间构型（spatial configuration）是通过资本积累、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生产出来的，体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总体过程中。伴随着阶级和派系斗争，生产中的对立和矛盾势必转化成地理上的集中与分散，这种地理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空间生产的界限。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被一种悖论的趋势所困扰：“一方面空间障碍和地区差异必须被打破。然而完成这个最终目标的手段却是必须生产出新的地理差异，这些地理差异成为将要被克服的新型空间障碍。资本主义的地理的组织化使这些矛盾内化进价值形式。”(37) 与卢森堡一样，哈维也从资本积累的自然界限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崩溃，但是，他主张的斗争却是一种以差异和多样性为中心的政治学理论，即差异地理学，并将之作为乌托邦规划的理论基础。
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空间视角解读和借鉴列斐伏尔开辟的空间生产理论，哈维主张一种以重构空间为中心的“辩证的空间乌托邦”（dialectical spatial utopianism），并申明“辩证的空间乌托邦”不是传统的静态的乌托邦主义，而是一种对“可能的世界”的追求。如他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所说：“资本主义积累也许定义了一个时空实践和评价的霸权体系，并且神不知鬼不觉地对身体、想象和自我做了手脚。但它并没有耗尽全部的其他选择的可能性”(38)。因而，哈维力图从差异地理学的科学角度构建一个可能世界的乌托邦，为当代寻找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各种具体斗争提供理论支持。在一篇题为《论地理学的历史和当前状况：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纲领》的论文中，他提出差异地理学是“一项政治事业，一项以地理的和历史的视角研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事业”(39)；在《希望的空间》中，他认为不平衡发展既可以造就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源，通过“空间规模的生产”和“地理差异的生产”，最终将如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描述的那样，一种有差异的（非同质化的）个人联合体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废墟上诞生。
3.对资本主义空间限度的追问
统观列斐伏尔、詹姆逊、哈维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悖论的研究，尽管研究的视角和解决的方案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研究结论是：资本积累的世界竞争阶段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其空间的创造和生产中已无所不用其极。消费恐怖主义社会的到来与空间生产自身的悖论，提示着资本主义的空间限度的悄然逼近。
从物质生产领域到日常生活、从地理空间到社会空间、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以及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化为空间自身生产，资本主义空间殖民主义的铁骑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全面编排着社会生活，技术也长驱直入，扮演着理想主义时代的骑士角色，把日常生活当作全面侵占的沃土。于是，在资本意识形态和技术理性的合谋下，日常生活成为一个被操控的消费世界，并正式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消费体系的一个空间广阔的殖民地。与之相应，人的存在状态也发生了重要转变。这是一个原有地理空间被彻底打乱的时代，每个人在自己所属的城市里都变成了孤零零的异乡人，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一个飘浮的原子，从自己从前的社区、邻里、方言和风俗中被连根拔起，抛入一个陌生的时刻在变的环境，成为一种总是被偶然性所俘获的偶然。现代城市在把每个人变成原子后，又将每个人编号和归档——换言之，现代城市空间也是被消费主义控制的一种形式。以消费与赢利为目标进行的空间生产，造就了千篇一律的新的空间形式：摩天大楼、步行街、商业广场……使我们越来越难以看到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因素。消费主义打造的空间模式逐渐模糊并瓦解了地域之间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形成了占据主流的消费文化。这种外在空间的同一化已经内化到人的内心，使人成为单向度的存在（马尔库塞语）。
面对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消费恐怖主义狂潮，觉悟了的人们不禁追问：“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危险，那就是被膜拜为世界市场的经济领域，连同它所决定的空间，以及被绝对化的政治领域，有可能摧毁它们自身的基础如土地、空间、城镇和乡野，如此事实上也招致它的自我毁灭？”(40) 这时，我们仿佛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这是1913年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的历史论断。一个世纪前，卢森堡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何和如何能够经久不衰？她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已经做出了的回答：“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是一个和谐的、普遍的经济形态。”(41) 一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一点。资本主义无限制的空间扩张和同一化的空间生产，意味着一种消灭一切非资本主义空间的趋势，也意味着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历史基础的消失和消解。资本在不断复制新空间的过程中，最终生产出自己空间维度的大限，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限度。如马克思所预言：“一旦交换价值不再成为物质生产的限制，而物质生产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那么，这全部历史及其痉挛和痛苦也就终止了”(42)，一个差异但和谐、异质却普遍的经济形态就要诞生了，社会主义的时代就到来了。
注释：
①②⑨(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第16页；第33页；第33页；第127页。
③(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278－279页；第650页。
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第50－51页；第58页；第58页。
⑦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27－928页。
⑧(14)(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393页；第455页；第486页。
⑩(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4页；第276页。
(12)(13)(41)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第365页；第376页；第376页。
(15)(19) 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London:Allison & Busby,1976,p.83,p.70-71.
(1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146页。
(18) S.Elden,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4,pp.233-235.
(20)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页。
(21)(28)(29)(30)(31)(32)(40)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UK),Cambridge:Blackwell,1991,p.86,p.282,p.227,p.358,pp.48-52,p.65,p.326（列斐伏尔把空间化的历史过程分为六个阶段：绝对空间、神圣空间、历史性空间、抽象空间、矛盾性空间和差异性空间）．
(22) 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The Athlone Press,2000,p.70.
(24)(26) 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London:Verso,1991,Vol.Ⅰ,p.87,p.87.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97页。
(27)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62页。
(33)(34)(36) 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55页；第60页；第71页。
(35)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7，第391页。
(37) D.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Basil Blackwell: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1982,p.417.
(38) D.Harvey,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Ine.1996,p.290.
(39) D.Harvey,Space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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