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退休年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_养老保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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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备受社会关注。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5.57%逐渐上升到2012年的9.39%。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预计到2030和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分别达16.2%与23.9%①。老龄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使得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日趋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我国有19个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个人账户空账规模高达2.6万亿[1]。维持养老金收支平衡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要求。在养老金存在支付压力时，决策者一般可以采用提高养老金贡献率（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收入与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率）或延迟退休年龄等措施。提高养老金贡献率，将直接增加在职人员的税收负担，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此外，提高养老金贡献率也将增加在职人员对未来养老金收益的预期，实际上是将养老金支付压力向未来推移。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即降低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由于社会福利水平一般具有刚性特征，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措施也很少为决策者采用。因此，面对养老金缺口问题，各国专家和决策者一般偏好采用延迟退休年龄方法[2-3]。

      延迟退休年龄，即相对延长寿命周期中的工作周期、缩短了退休周期，这不仅可以减少社会的养老压力，也有利于充分利用社会人力资源。特别是在当前各国预期寿命显著提升情况下，延迟退休年龄不仅迎合了养老金可持续发展需要，也迎合了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

      延迟退休的关键是确定合理的退休年龄。目前，学术界已重视对合理退休年龄的研究，但对合理退休年龄的内涵尚无统一定义。拉森（Larsen）等人认为合理退休年龄应该是雇主提供且雇员乐意接受的退休年龄[4]。福尔曼（Forman）等人认为合理退休年龄应该使得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比值接近3[5]。汉森（Hansen）等人认为合理退休年龄应满足居民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6]。贝当库尔（Bethencourt）等人认为合理退休年龄应有助于实现最优的劳动参与率[7]。退休年龄不仅影响养老金制度，也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和劳动力供给，同时也受预期寿命、教育水平、老龄化程度等人口因素及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就业环境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合理退休年龄是与该国社会、经济、人口发展水平相协调的退休年龄，测算合理退休年龄必须综合考虑社会、经济、人口及养老金制度等众多因素。

      在合理退休年龄的测算方面，学术界一般采用三类方法：一是采用精算模型。如芬兰养老金中心2008年基于退休风险测算出北欧地区30岁人群的预期退休年龄是59.4～60.5岁[8]。二是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如菲尔兹（Fields）等人1982年在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LCH）研究框架中引入退休年龄，在终生效用最大化条件下推导出退休年龄关于收入、养老金收益、闲暇价格、收入偏好和闲暇偏好等变量的非线性函数，并基于美国劳工部1978年采集的样本数据证实：高收入群体倾向提前退休；延迟退休增加的养老金收益将激励居民选择延迟退休[9]。汉森等人2009年基于代际交叠模型（OLG）推导出退休年龄关于消费、劳动和资本等变量的函数，认为：DB型养老金体制比DC型养老金体制应设有更高的退休年龄；最优退休年龄随预期寿命延长而提高；闲暇的偏好程度越高，合理退休年龄越小[6]。米歇尔（Michel）等人2013年同样基于代际交叠模型证实：社会保障金的提高将降低劳动参与率；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合理退休年龄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福利（Social Security Benefits）；市场要达到稳定状态，决策者需同时控制养老保险费率和退休年龄[10]。三是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如布朗（Brown）等人2001年构建退休年龄对财富转移指数（Wealth Transfer Index，WTI）的回归模型，并通过对加拿大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认为加拿大的合理退休年龄在2017年和2030年将分别可达60.3岁和61岁[11]。普罗费塔（Profeta）2000年认为人口因素能较好解释各国退休年龄差异，并基于国际劳工组织（ILO）所有成员国及OECD部分国家的样本数据证实：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国家退休期越长、社会保障支出越大[12]。索雷（Saure）和祖阿比（Zoabi）2012年认为各国退休年龄差异主要归因于各国职业分布的差异，通过对美国人口普查局IPUMS-CPS就业数据的回归分析，证实职业分布差异可以解释39.2%的各国退休年龄差异[13]。

      可见，一般均衡模型和计量经济模型是研究合理退休年龄的主要方法，其中前者适合对退休年龄进行数理分析和模拟分析，而后者可根据关键影响因素对合理退休年龄进行预测。考虑我国依然执行20世纪50年代的退休政策，无法基于国内数据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退休年龄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世界各国退休年龄对人口、经济及养老金制度等因素的依赖关系，并基于实证结果对我国合理退休年龄进行预测。研究结果将为我国政府制定合理退休年龄提供决策参考。

      二、退休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

      法定退休年龄（Statutory Retirement Age），一般是指公民在工作达到一定年限后，应当退出劳动关系或者工作关系，并依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龄界线。法定退休年龄界定了人们工作和退休的年龄界限，对全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和居民消费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制定合理退休年龄必须综合考虑国家的人口、经济等众多因素。

      1.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涉及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和人口发展等范畴。其中，人口质量的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等是一个国家制定法定退休年龄的主要参考因素。

      （1）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指假定出生时的死亡率模式在一生中保持不变，一名新生儿可能生存的年数，该指标衡量了人均寿命周期的长短。基于个人角度来看，在退休年龄固定不变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将导致工作年限相对减少、退休生涯相对增加，居民为了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标准，有必要在工作期增加储蓄。基于社会角度来看，退休年龄固定不变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将提高退休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进而增加社会的养老负担。因此，在预期寿命显著提升的情况下，有必要适当延迟退休年龄，这将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和减轻社会养老负担。

      （2）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了社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受教育年限的提升，一方面使得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逐步增加，另一方面也减缓了人力资本贬值速度，使得劳动者可在更长时间内工作。因此，在居民受教育年限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年龄可充分利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

      （3）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人口老龄化，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过程。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社会的养老负担越重。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年龄可提高老年人口的年龄界限，进而有效降低老年抚养比和减轻社会的养老负担。

      2.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和居民收入等内容。

      （1）经济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等。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将直接影响居民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将直接决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因此，经济水平是决定合理退休年龄的最根本因素。

      （2）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基本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职业分布。不同行业的知识、技术更新速度不同，对从业者的受教育年限和知识水平要求也不同[13]。因此，经济结构对合理退休年龄也有一定影响。

      （3）就业环境。充分就业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延迟退休年龄将直接影响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制定合理退休年龄，需充分考虑就业环境。

      3.养老金制度

      目前，各国的养老金制度主要采用DB（defined benefit）型现收现付制、DC（defined contribution）型基金积累制或两者的混合模式。任何体制下，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主要通过基金的收支差额来度量：

      

      其中，PS为养老金当期结余；A为参保职工人数；AIW为参保职工的平均工资；C为贡献率；P为参保退休人数；B为平均的退休金；P/A为养老保险老年抚养比；B/AIW为养老金替代率。

      DB型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制下，在职人员减少当前消费并贡献养老保险计划，贡献将给予当前退休人员用于消费。因此，养老金替代率不仅取决于参保者过去的缴费水平，也取决于养老保险老年抚养比和养老金当期的财务状况。当养老金存在支付压力时，养老金的财务风险一般由国家承担，此时决策者可通过提高养老金贡献率、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或延迟退休年龄等措施维持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但由于社会福利水平具有刚性特征，决策者一般偏好采用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法。

      DC型基金积累制养老金体制下，在职人员减少当前消费并贡献养老保险计划，贡献将给予未来退休期的消费。可见，养老金替代率仅取决于参保者过去的缴费水平和养老金个人账户收益率。当养老金存在支付压力时，养老金的财务风险只能由参保者个人承担，此时决策者无需考虑养老保险制度的参数改革问题。因此，DC型养老金体制对退休政策没有影响[14]。

      综上，本研究提出退休年龄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各国法定退休年龄的基本情况

      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规定了法定退休年龄②。世界银行的HDNSP养老金数据库提供了186个国家的养老保险资料，其中法定退休年龄有明确规定的国家有155个，见下页表1。由表1可知，设定男女相同退休年龄的国家有96个，占规定退休年龄国家总数的62%；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61.24岁，女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9.5岁。其中，退休年龄最大的国家为英国，男、女性退休年龄都为68岁；退休年龄最小的国家为土耳其，男、女性退休年龄分别为47岁和44岁。

      从退休年龄的地区差异来看，欧洲地区男、女性平均退休年龄分别为64.38岁和62.56岁；亚洲和环太平洋地区男、女性平均退休年龄分别为59.67岁和57.27岁；美洲地区男、女性平均退休年龄分别为62.03岁和60.35岁；非洲地区男、女性平均退休年龄分别为59.24岁和58.32岁。可见，欧洲地区退休年龄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从退休年龄的性别差异来看，设定男女相同退休年龄的国家有96个，约占规定退休年龄国家总数的62%；设定男女不同退休年龄的国家有59个，男性退休年龄全部高于女性退休年龄，其中46个国家将退休年龄差距设为5岁。具体分地区来看，各地区退休年龄的性别差异见表2所示。

      相比而言，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男女退休年龄不同的政策：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可见，我国男性退休年龄略高于亚太地区的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女性退休年龄低于亚太地区的平均水平，更低于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男女退休年龄之差高达10岁，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性别差距最大的国家。

      四、退休年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变量和数据

      为了有效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退休年龄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分别围绕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就业环境及养老金制度等方面，选择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出生时预期寿命、人口增长率、中学入学率、人均GDP、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15岁及以上总就业人口比例③和养老保险第一支柱模式（即政府负责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变量解释退休年龄的变异情况，数据描述性统计见下页表3和表4。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指标反映一国的老龄化程度，该值越大，社会的养老负担越重，合理退休年龄则越高；预期寿命越高，合理退休年龄越高；人口增长率下降，将使得未来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因此，人口增长率越低，合理退休年龄越高；中学入学率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社会的平均教育水平，该值越大，合理退休年龄越高；人均GDP反映一国的经济水平，该值越大，合理退休年龄越高；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指标反映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来说服务业相对第一二产业来说知识更加密集、获利能力更大，因此，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越大，合理退休年龄越高；15岁及以上总就业人口比例指标反映国家的就业环境，该值越小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国就业压力越大，则合理退休年龄越高；养老保险第一支柱模式为DB型的国家应设定更高的退休年龄。

      目前，各国养老保险第一支柱主要采用DB、NDC和PF三种模式，见表1。其中，NDC（national defined-contribution schemes）体制下，养老金收益依赖于参保者的养老金贡献和实际利率；PF（provident funds/publicly managed defined-contribution schemes）体制下，养老金收益依赖于参保者的养老金贡献和投资收益。由表4可知，养老金第一支柱为DB模式国家的男、女性平均退休年龄分别为61.53岁和59.52岁；养老金第一支柱为NDC模式国家的男、女性平均退休年龄分别为63.00岁和60.50岁；养老金第一支柱为PF模式国家的男、女性平均退休年龄分别为56.67岁和56.33岁。

      

      

      2.退休年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退休年龄影响因素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为了验证选取变量对退休年龄是否有显著影响，本文构建退休年龄对选取解释变量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系数符号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出生时预期寿命、中学入学率、人均GDP和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等与退休年龄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增长率、15岁及以上总就业人口比例与退休年龄呈负相关关系，系数符号和理论分析基本相符；t检验显示，除15岁及以上总就业人口比例外，选取的解释变量对退休年龄的影响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是显著的。可见，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基本通过了经济意义检验和统计检验，模型可用于对我国合理退休年龄的简单预测。

      201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为9.12%、男性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4岁、女性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6岁、人口增长率为0.479%、中学入学率为83%、人均GDP为5447美元、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为43%、15岁及以上总就业人口比例为68%。基于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合理退休年龄进行预测，结果见表5。综合简单线性回归模型的预测结果，可认为当前我国男性合理退休年龄为61.37岁，女性合理退休年龄为59.49岁。

      

      （2）退休年龄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为了分析各解释变量对退休年龄的综合影响，本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采用Eviews 6软件对模型（2）进行OLS估计，结果见下页表6。由表6可知，解释变量的系数多数不显著，经过对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矩阵分析，认为模型（2）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经过逐步回归后，模型（2）最终保留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预期寿命、人均GDP对数和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和养老金第一支柱模式五个解释变量：

      

      由于模型（3）中省略的中学入学率和15岁及以上总就业人口比例两个变量和GDP相关，并且理论上认为退休年龄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和居民储蓄影响经济增长，则可认为GDP和扰动项相关，即模型（3）存在内生性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资本、劳动力供给和技术进步等。因此，本文分别构建人均GDP对数、中学入学率和15岁及以上总就业人口比例对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百分比、人口总数对数和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百分比三个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并基于世界银行2011年公开数据对构建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7。由下页表7可知，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百分比、人口总数对数和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百分比三个变量与人均GDP高度相关，但与中学入学率和15岁及以上总就业人口比例相关程度比较低。因此，本文选取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百分比（Ⅳ1）、人口总数对数（Ⅳ2）和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百分比（Ⅳ3）作为人均GDP对数序列的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对模型（3）进行估计并采用残差绝对值倒数序列作为权重对模型进行修正，结果见表6。模型（3）的TSLS估计结果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平均预期寿命、人均GDP对数和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四个解释变量对退休年龄的影响在5%显著性水平都是显著的。由回归系数可知：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男性退休年龄平均提高0.22岁，女性退休年龄平均提高0.15岁；男性预期寿命每提高一岁，男性退休年龄平均提高0.01岁；女性预期寿命每提高一岁，女性退休年龄平均提高0.08岁；人均GDP每增长1%，男性退休年龄平均提高0.0023岁，女性退休年龄平均提高0.0062岁；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男性退休年龄平均提高0.05岁，女性退休年龄平均提高0.10岁；养老保险第一支柱为DB型国家的男性退休年龄平均比其他国家高出1.60岁，女性退休年龄平均比其他国家高出1.71岁。基于模型（3）的TSLS估计结果，可预测我国当前男性合理退休年龄为60.84岁，女性合理退休年龄为57.62岁。可见，我国当前男性法定退休年龄还是合适的，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偏早。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及老龄化程度加快，若不改变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延迟退休年龄将是必然趋势。

      （3）未来30年我国退休年龄预测。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预计到2020年和203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分别可达11.7%和16.2%；男性出生时预期寿命将分别达75.5和76.8岁；女性出生时预期寿命将分别达78.1和79.4岁[9]。根据胡鞍钢等人2011年预测的我国未来GDP数据和《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提供的我国人口预测数据，可预测我国人均GDP在2020和2030年将分别可达15842美元和45689美元[16]。

      

      此外，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中提供的1980～2012年样本数据，可构建关于我国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百分比和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百分比的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8和图2。预计到2020和2030年，我国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将分别可达48.97%和54.47%；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百分比分别可达50.60%和55.30%；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等占GDP百分比分别可达30.09%和24.22%。

      

      假定退休年龄和影响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则可根据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预期寿命、人均GDP对数和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及选取工具变量的预测数据，预测我国男性合理退休年龄在2020和2030年将分别为62.19岁和63.75岁；女性合理退休年龄在2020和2030年将分别为59.61岁和61.33岁，详见表9。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2011年世界各国退休年龄对人口、经济及养老金制度等因素的依赖关系，并基于实证结果对我国的合理退休年龄进行预测，主要结论如下：①制定合理退休年龄，必须综合考虑国家的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及执行的养老金制度等，其中人口因素中的人口结构、预期寿命和经济因素中的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及养老金制度第一支柱模式等是影响退休年龄设定的主要因素。②我国目前男性合理退休年龄为60.84岁，女性合理退休年龄为57.62岁，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偏早。若不改变现有的养老金制度，预计到2020和2030年，男性合理退休年龄分别为62.19岁和63.75岁，女性合理退休年龄分别为59.61岁和61.33岁。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我国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中统筹账户体现了养老保险的再分配功能和社会保障性质，个人账户体现了养老保险的基金功能和个人保障性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具有较多不确定性，“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合乎国情。然而，个人账户“空账”问题使得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本质上仍然是现收现付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将面临更大的支付压力和财务可持续性风险。因此，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关键要做实个人账户。

      第二，分阶段延迟退休年龄。延迟退休年龄对居民消费行为和经济发展也将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有必要推行温和的延迟退休方案，即分阶段延迟退休年龄：①到2020年，将男性退休年龄设为63岁，女干部和女工人退休年龄分别设为60岁和55岁；②到2030年，将男性退休年龄设为65岁，女干部和女工人退休年龄统一为60岁。延迟退休政策应提前5～10年公布于众，使得居民有足够的时间调整储蓄行为，并提前消化延迟退休产生的生活冲击。

      第三，科学测算退休年龄调整后的养老金参数。延迟退休年龄，必将对即将退休的人群产生较大影响。根据菲尔兹的观点，对这些原本即将退休但因制度改革延迟退休的人群，应给予较高养老金收益的过渡性政策以刺激其延迟退休[10]。另外，由于延迟退休后的养老抚养比发生了变化，决策者也应重新计算合理的养老金贡献率和养老金替代率等参数，使得养老金制度和退休政策相互协调。

      ①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网站，http://esa.un.org/wpp/。

      ②法定退休年龄与可领取养老金年龄（statutory pensionable age）不完全相同，有些国家规定只有工作的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领取养老金，则在这些国家退休年龄一般就是领取养老金年龄；有些国家没有工作的人达到一定年龄也可以领取养老金，则退休年龄不一定等于领取养老金年龄[15]。

      ③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中关于各国就业环境的变量有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劳动力参与率及长期失业率等，但这些变量的数据缺失比较严重，经过相关系数分析后最终选择15岁及以上总就业人口比例反映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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