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中创造中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世界文化论文,先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4—0017—07
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证”。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
化虽然唱响的主旋律是时代的最强音，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以社会
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使文化结构呈现出纷
纭复杂、多元交织并存的格局。各种文化思潮相互冲突、融汇，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出不
同的文化取向，纵横交错，如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启蒙文化与新启蒙文化、新儒家文
化、国学热、现代主义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
主义等等。各种思想的发生与发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各种文化态势以及它们相互之间
的交锋，都不难找到其话语的文化语境和社会土壤，都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
必然产物。
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尽管20世纪90年代文化头绪万千，声音杂杳，却也都自然而
然地牵涉到现实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性问题，即怎样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问题。在
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尖锐对立的倾向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即传统文化本位论/本土化与
全球化问题。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自近代中国启动社会现代化工程以来，
一直没有解决却又无法回避的老问题。我们以为，无论是传统文化本位论还是西方文化
本位论，都陷入了那种“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中国文化要完成
现代化转型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但是，融入世界又不等于丧失民族自我，而是要在世
界文化中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中所提出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
创造中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潮流。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
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就已经悄然登场。文学界“寻根文学”的倡导可谓文化保守主义的首
先亮相，海外学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对于文学寻根的文化
呼应。但是，由于80年代启蒙文化的强势存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并没有掀起大的潮流
。“寻根文化”创作实践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启蒙主义情怀几乎完全消融了最初倡导者
的理论宗旨。韩少功、郑义的小说创作完全否定了他们的理论，莫言、李杭育、郑万隆
等人的“生命力量”也很难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从容对接。寻根文化的创作几乎成为80
年代批判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辉煌壮举。林毓生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省、检讨
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却没有在理论上获得支持。整个知识界无法迅速完成从五四崇
拜到批判五四的180°大转折，时代也没有提供充分的知识系统作为这种文化转向的价
值参照依据。
然而，进入90年代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整个90年代递次涌现的文化倾向、潮流几乎全部呈现为文化保守主义姿态。“国学热”使原来边缘化的中国传统“学问”迅速向中心移动，国学大师在校园里成为年轻学子的神圣偶像。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把人们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从知识圈推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余秋雨作品的热销使传统文化在大众文化那里获得了广泛的生存空间。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不甘心致力于纯粹的学问，往往要问鼎天下，所以，“国学热”最终以传统学者们的乐观预言而达到了令无数炎黄子孙无比振奋的高峰——30年河东，30年河西；20世纪的中心是西方，21世纪的中心则是东方。文化变革上的时间循环论于是应运而生。
新儒学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另一支劲旅。他们海外海内遥相呼应，又有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环境，所以，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新儒学并不反对吸收西方文化，但是，却以皈依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文化资源和动力。很明显，新儒学奉行的仍然是五四以来新儒学“返本开新”的现代化方略。再往前追溯，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
后现代主义是最具新意的文化保守主义力量。这种在西方最具叛逆性的文化先锋进入中国以后却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新锐，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成为弘扬“本土文化”的理论基石。在后现代文化的价值评价中，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努力却变成了不断丧失民族文化自我的“他者化”过程。因而他们反省现代性，宣布现代性终结。试图在“本土性”、“中华性”的单一道路上另辟中国现代化道路。解构主义成为解构“现代化”的锐利武器。郑敏在《文学评论》发表长文[1]，就是以解构主义抨击五四白话文运动。在她那解构主义的解剖刀下，白话文成为20世纪文学的最大不幸。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些80年代启蒙文化的代表人物在90年代也纷纷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李泽厚在进入90年代以后，就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而且明确提出“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的中国现代化建构方略。
无论这些文化保守主义的名目怎样，其共同特征都是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以对抗西方文化。他们并不反对吸收西方文化，但是，却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原则。在文化保守主义看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滞缓、曲折的根本原因是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即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所以，他们的文化批评实践是以批判“激进主义”为宗旨。在他们的视野中，激进主义最典型的体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它之前是辛亥革命，在它以后是“文化大革命”。文化保守主义告诉人们，只有坚守传统文化才能使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迅速腾飞，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
我们不能无视文化保守主义存在的价值。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多元思潮与文化主旋律并存的阶段，不同文化声音的存在，各种文化态势的对立、互补，对于现代民族文化的建设还是有相反相成的作用的。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文化的存在，即使是那些对于主流文化构成严重挑战的非常边缘化的文化。但是，真理再向前跨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文化保守主义在坚守传统文化本位，反省现代性的过程中无疑越过了合理的维度，走向了反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是“激进主义”的“全盘反传统”?回答是否定的。即使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置于“全盘反传统”的偏见之下的海外汉学家，也不否定“科学”、“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既然如此，五四又怎么会成为“全盘反传统”呢?中国儒家文化历来有“民本”思想，这应该看作是传统文化中的可贵因素，但是，在高度的封建主义专制中，“民本”根本无法实现，最后只能是寄予少数清官的为民作主。而“民主”难道不是把古代无法实现的“民本”充分合法化了吗?难道不是“民主”把“民本”升华、转化、发展为现代文化资源了吗?中国古代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有比较发达的技术，只是由于封建主义的压抑而没有获得充分发展，以至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那么，五四提倡“科学”不是对于古代科学技术传统的最好继承吗?至于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倒行逆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几乎有对于中国缺乏常识的嫌疑，这样的观点也只有对于中国隔膜的海外学者才能提出，这倒也在情理之中。而一些国内学者争相效仿就令人不可思议。“文革”那些在表面上激进的红色乌托邦不过是封建传统的恶性膨胀而已，它与文化激进主义、“全盘反传统”毫不相干。面对这样的观点，我们只能更深切地感到即使21世纪，继承五四精神也是非常必要的。
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批判还不仅仅是否定五四，他们继续向前追溯，对于辛亥革命也进行了否定。李泽厚说：“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2]一个“腐朽的王朝”的“形式”还有很大意义?难道“腐朽的王朝”还有“健康的形式”吗?李泽厚无非是说清王朝还有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通过立宪派温和的改良平稳地走向社会转型。这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戊戌变法本身就是温和的改良，却仍然没有成功。清王朝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调整的能力，这就不能不引起摧枯拉朽的辛亥革命。“革命”正是在“改良”无效的情况下才产生的。虽然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但是历史地看，辛亥革命仍然是成功的。作为一种政权革命它已经完成了它所能够完成的一切，在辛亥革命以后封建政治体制没有了任何合理性。我们不能让政权革命承担起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任务，那是不切合实际的。辛亥革命无论如何不彻底，也必须承认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拓了道路。正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才使封建文化失去了最有力的保护层，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没有对于封建体制的摧毁，就无法进行超越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既是辛亥革命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于辛亥革命的必要补充。这是非常正常的历史运行。历史事实与历史逻辑总是要一致的，即使要经过复杂的过程。
文化保守主义普遍坚持那种文化相对主义原则并进而把它绝对化。在这方面，后殖民主义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反“他者化”与“国学热”、“新儒学”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所谓文化相对主义，就是认为世界是由多种不同文化价值体系构成的，这些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共同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进步，所以，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其价值也是完全相同的，并不存在着先进与落后之分。20世纪初期德国的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带着对西方文化宿命式的绝望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施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有八种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每一个文化，各有其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性情，自己的生命、意志与感受。”[3]各种文化都带有强烈的独特性，无所谓高低优劣。20世纪40年代德国的另一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文化轴心说”，其理论核心也是文化相对主义。还有六七十年代帕森斯的“哲学的突破”论，也是持文化相对主义。晚近的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仍然是这种文化相对主义。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原本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文化对于自身检讨而吸收东方文化的依据，是西方文化反省自身“现代化”的产物。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已经现代化，它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是解决现代化出现的弊病，以完善现代化。而中国还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如何迅速现代化。两者所面临的任务并不相同，所以，不能以西方的相对主义作为中国的文化原则。
二
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全球化理论在中国迅速传播，并在思想文化界发生重大影响。关于全球化，国内外有各种不尽相同的观点。简单说来，全球化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全球一体化，其实质意义是人类不断超越空间障碍和思想障碍而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更多的共识与合作。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1998年3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代表团的讨论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4]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已经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要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有着无法回避的必然性，而且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重要的是要抓住其有利的一面而回避其不利的一面。
没有人否认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文化交流频繁和密集的现实，也没有人否认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问题的复杂性是对于文化同一性趋势的理解。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即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甚至美国化。这种观点首先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看作是“后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等等[5]，然后断言，既然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的，那么，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就是杰出的代表，所以，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或者是美国化。在这样的理论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自然而然地作为普遍价值体现，因而全球化被简单地看作是西方化、美国化。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市场经济虽然正在成为世界现象，但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极不相同，其差异并不一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是社会市场经济，极不相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则由于其较强的政府干预而又有别于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实，国家政体也一样，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6]
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必然造成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乃至求同的现象。只要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交流，就必然要在某些方面达成“同一”，这是交流的可能和条件。离开了这种“同一性”就不可能进行文化交流。尽管在这种交流中在发达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是不平衡的，但是也总会有“同一性”层面的。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的最大错误是仅仅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却忽略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全球化是各种文化交汇、冲突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全球化最后将导致世界文化的多极化，而不是单一化。我们认为这种“求同”并不等于不“存异”。而宁可认为“求同”与“求异”是一个同步发展的复杂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文化是不存在全球化的。
文化的差异性不可能被同一性所覆盖。首先，民族国家之间利害关系是培育文化差异性的最现实的土壤。无论全球化具有多么巨大的冲击力，民族国家依然存在，特别是“冷战”以后，民族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取代了“冷战”前的意识形态关系，以往那种意识形态为轴心的对立、联合的国际关系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全球化不仅无法消解这种利害冲突，而且还把这种利害关系更加直接地凸现出来。而利害冲突就必然会激发民族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精神就会极大地促使人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增强民族国家的内在凝聚力，民族国家都会自觉地捍卫其个性的，以确认民族生命之根。中国要借鉴发达的西方文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忽略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特征。
其次，不同民族文化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现实，从而构成不同的文化个性。这种文化个性是一个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精神信仰和力量源泉，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根。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抛弃自己的文化个性。后进民族国家尽管会自觉地向西方文化的先进成份学习，但是，却绝对不会放弃民族文化个性。即使是标榜“全盘西化”，也仍然不可能丧失其民族文化特色的。“全盘西化”无论多么激烈最终也不会成为真正的现实的，而只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策略。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日本“明治维新”对于西方文化的崇拜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日本仍然没有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即使现在日本也是最开放、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的国度，但是，其民族文化个性仍然非常旺盛。特别是冷战以后，由于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不同民族将以自己的文化个性作为立足点，这就更突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对立。美国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享廷顿认为，在冷战以后，“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然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7]这里亨廷顿最大程度地强调了文化差异性以及对于未来世界政治生活的影响。亨廷顿认为，全球化并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只能是多元文化的共存。
再次，发达的西方文化也并未达到完美的程度，也不可能完美。西方文化本身也需要不断向非西方文化借鉴，以补充、强化自身文化，西方文化在推行全球化的过程里，也同样会制造文化的差异性。西方文化也需要在自身文化范围以外寻找一个价值尺度，从而构成对于自身文化的痛切反省。事实证明，西方文化在遇到某种危机的时候，往往把目光投向东方文化。在西方看东方的过程中，东方文化的价值和个性也同时被突出出来。这一方面可以增强非西方文化的自信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不同文化的个性。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文化都注意到了东方文化。如海德格尔对于中国道家文化的关注。雅斯贝尔斯在二战以后提出“文化轴心理论”，对于黑格尔的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否定，实际上也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反省。也正是这样的反省，非西方文化的个性价值被突出出来。后殖民主义也是西方文化内部对于文化差异性的认同，它一方面的确是维护了非西方文化的价值、尊严，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它也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需要，一种自身文化调解、反省的方式。
据此，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当然更不是美国化。中国不可能西方化或者美国化，也不应该西方化、美国化。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有自己的道路。
三
无论是传统文化本位论还是西化论都是偏激的，都是对全球化的单一化理解，都是各执一端，无法为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建设性意见。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的同一性与特殊性、全球化与本土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在世界文化中，创造现代民族的先进文化。
传统文化本位论是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完全无视文化的同一性和普遍价值，而西化论却是极端的文化普遍主义，完全否定了文化的差异性和个体价值。前者由于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很可能走向自我满足、自我封闭的歧途；后者由于极端的文化普遍主义则有可能无视现代民族文化自我的建构。我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求得一种平衡、整合，从而获得一种从容健康的文化心态。既注意纳入世界，最大程度地吸收西方文化的可取之处；也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而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转换，创造出既超越传统文化又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现代民族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内涵，就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明确规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国在经济上的日益同质化或一体化，一方面要求不同的国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它反过来也势必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因此，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建设上首先应该承认和坚持人类文化同一性的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全球化。
文化哲学的同一性概念，不是统计学上的概念，并不一定包含数量上的一致，而是指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相互联系，相互交流与影响的共同存在。我们对于文化同一性的承认，主要表现在对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向的肯定，而不是对具体思想行为的强调。作为当代人，我们所说的同一性要比近代中国文化哲人所论及的共同性，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文化哲学意味。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西化派、本土派还是折中派文化观的确立，往往都以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的强调为依据。我们不仅要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到二者的共同性，从而超越一般人类文化异质观和人类生理的同一观，而把它上升为一种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命题。
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命题，是建立在近代以来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文明世界化的前提之下的。世界市场的开拓和经济秩序的建立，特别是近代科学的传播，使人类文明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同一性趋向，文化的同一性趋向与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是不同的，文化的同一性命题，主要是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认识论。这种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认识论要求我们以人类文化观来正视现代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存在。从文化哲学的理论意义上讲，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构成部分。而这里所说的构成部分并非是空间意义的堆积，而是人类文化在时间意义上的共同整体存在。对于文化的接受者来说，任何文化部类都是人类文化。因此，对于现代文化的接受，已从原来的异文化意义转化为人类文化意义，对于现在各民族、地域、国家的人来说，均有接受并享受现代文化的资格，其所接受的已不是单纯的西方文化，而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成果。正像当年中国文化成为周边民族和地域的共同文化资源一样，今天，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化，也同样可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地域的共同文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化不属于西方的专利，而应成为现存人类的共同财富。在此基础上，文化的时间性(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空间性(民族与地域)，都具有了新的意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邓小平同志在谈文艺问题时所指出的：“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8]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吸纳过程中的比较鉴别，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9]只有这种矛盾统一的同一性的存在和比较鉴别的分析，东西方文化才具有了互补性、可融性的基础，才能尽快而充分的融汇成新的文化。例如，在西方现代文化影响下而生成的五四新文化经过受容、选择，已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化选择和建构中，必须坚持文化特殊性与文化的共同性互不可分的统一原则，这里有对照、互补和统一。要做到这点，必须克服那种长期以来对于文化传统的固态理解。我们发现，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这两者在表层上看似极端对立，但是，在深层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理解都犯了一个共同性的错误，即都把我们民族文化看作是传统文化，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固定存在。仿佛是我们民族文化过去什么样，现在就应该是什么样，将来也应该是那个样。承继民族文化就是要以传统文化为本位，而吸收西方文化就是西化。它们之间所不同的只是在价值判断上。前者认为传统文化是绝对好的，所以，才有了传统文化本位论；而后者认为传统文化是坏的，所以，才有了必须西方化的结论。
我们认为，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永远流动的生生不息的河流。它有它的源头，但是，源头也不能制约它的流向，它永远向着未来敞开，而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它在时间上具有承续性，在空间上又具有融合性。而时间和空间的交叉又形成一个全新的点。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传统都是这样的“点”所构成。所以，民族文化的走向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新的创造就是将来的传统。这是一个文明能够存在的活力所在，否则，它也只能消亡。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从历史上看，中国佛教来自印度，但是，经过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没有人会把佛教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剔除出去，相反因为有了佛教，中国文化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和生机。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却不断吸收其周边各个民族的文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化才会那样博大精深。日本文化在古代得益于中国文化，而在近现代以来却得益于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之所以为日本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融合中创造出来的。西方文化曾经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我们不能说西方接受了中国四大发明就被异化了，被中国化了，西方文化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个性；也不能说西方文化坚持了它固有的传统文化才吸收了中国的四大发明。我们只能说吸收了四大发明从而使他们自己的文化更强盛了，因为四大发明在西方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应该把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西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吸收多少西方文化也决不是把中国西方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世界文化的潮流中构建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文化精神既是西方文化的借鉴，又不同与西方文化，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承续，却又超越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核心。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进行的是一种“化西为中”的现代民族文化建设，是中国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以后所进行的必然应战。它不是传统的简单移位，也不是西方的单纯照搬。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务是总结我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我们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先进文化，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文化、文艺的论述给我们指示了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途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我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他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后来在“三个代表”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提出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
我们尊重传统，但是不能为传统所束缚；我们吸收西方文化，但是不是西方化。我们要在世界文化中创造自己的现代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民族文化应该是既吸收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秀成份，又超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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