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展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研究领域得到很大拓展，研究内容日趋广泛和深入；研究重心总体上呈阶段性顺次推进；研究视域表现出多样性和创新性；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手段现代化。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契机，也给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局面的形成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促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此后，中共党史研究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展开，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明显的进步，各个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在考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分析其特点并就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的相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党的历史档案陆续开放，大量党的重要文献相继整理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大型文献资料汇编有：1978年人民出版社重印了1957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以活页形式印行的内部资料《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俗称“三口袋”），分3册出版；1979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的8卷本《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同年，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的32卷本《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在内部发行，这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一部党史资料；随后，延安整风时期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选编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分别于1980年和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1983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央档案馆选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正式公开出版（1992年发行第2版）。中央档案馆还编辑了一套《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从1981年起陆续出版，包括《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及南昌起义等重大事件的专题资料选辑；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20卷《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从1992年起陆续出版，收录了1949年至1965年间党的重要文献；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资料也相继整理出版，有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十四大以来、十五大以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系列。此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选集、文集、文选、文稿等也陆续出版；各类党史专题文献资料及各省、市、自治区地方档案馆编辑的地方党史文献资料的出版更是成果斐然。值得关注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类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的电子出版物纷纷面世，这一新的文本载体较之传统载体更便于收藏和查阅，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便利。
第二，党史研究专门机构相继建立和党史类刊物陆续创办，使党史研究阵地不断壮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专门研究机构发展迅速，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两个权威的专门研究机构。地方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建立了各级党史研究室和党史办。中共中央党校和地方各省、市、自治区党校也都建立了专门的党史教研部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和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各革命旧址纪念馆、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各大专院校以及军队系统都建立有不同层次的党史研究机构，从而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支数十万人的专业研究队伍，如此庞大的研究阵容，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专业中少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与此同时，各类群众性学术团体也纷纷建立，其中最具影响的是1980年建立的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1979年建立的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同类研究会，各种专题性的研究会更是不胜枚举。这一时期，党史研究专门刊物的发展也十分繁荣，重要学术期刊有《党史研究》、《党史通讯》（这两种刊物于1988年合并为《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和《党史研究资料》、《中共党史资料》、《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地方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有党史刊物出版发行，其中较有影响的期刊有《党史教学与研究》（福建）、《党史文汇》（山西）、《党史资料丛刊》（上海）、《党史纵横》（辽宁）、《党史天地》（湖北）、《党史文苑》（江西）等。在互联网上，各种形式的中共党史专题网站、党史人物网站、纪念专栏等纷纷建立，蔚为壮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党史学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受到重视，并已取得显著成绩。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成为一个热点，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涉及到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属性和特点、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理论体系和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等等。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将中共党史研究从传统的历史学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且系统、规范的学科体系——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学本质上应属于历史学范畴，但同时又是一门政治性、现实性很强的学科。它具有历史性、科学性、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的特点。它不仅具有资政育人的政治功能，同时也具有学术功能和文化功能。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即党自身的发展和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共党史学的体系应包括：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等方面。围绕这些问题，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相继面世。较早发表的论文有马齐彬的《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郭德宏、李明三的《正确处理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问题》（《理论战线》1981年第123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量发表，值得关注的论文有张静如的《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二十世纪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郭德宏的《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和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这一时期出版的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专著主要有张静如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周一平的《中共党史学史》和《中共党史文献学》等。相关的重要著作还有《胡乔木谈中共党史》、《龚育之论中共党史》及石仲泉的《我观党史》等。这一批研究成果的发表，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第四，大量学术专著相继出版，党史研究全面展开且日益深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7年，是中共党史学术著作出版的高峰时期，各种类型的学术专著纷纷问世。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影响的成果。值得关注的成果有郑德荣等著的《毛泽东思想史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毛泽东思想史稿（社会主义时期）》，杨超、毕剑横主编的《毛泽东思想史》1-4卷，高化民主编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俞良早等著的《邓小平理论发展史》等，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中国共产党通史和断代史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通史类著作的主要进展在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框架体系的基本确立，代表性的著作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两部著作的出版被认为“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党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发言摘要》，《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此外，李新、陈铁健主编的12卷本《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和沙健孙主编的5卷本《中国共产党通史》也是通史类专著中的力作。关于断代史的研究，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力作问世，如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彭明著的《五四运动史》，王宗华等著的《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席宣、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等。
——专门史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包括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史及党的经济工作史、思想政治工作史、军事工作史、文化工作史、科技工作史、华侨工作史、统一战线工作史、法制史、工运史、农运史、妇运史、青运史、外交史、根据地建设史等等，以及中共党史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和党的历次重大会议的专题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等，都成果斐然，表明中共党史的研究正朝深度和广度发展。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党的领袖人物的传记和年谱及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赵世炎、恽代英、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林伯渠、谢觉哉等重要党史人物的传记、年谱相继出版，是这一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革命烈士、英雄人物传记与论著方面也有大批研究成果问世。由部分党史学者联合编著的百卷本《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出版，是这一时期党史人物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人物研究的另外一个重大进展是关于“中央领导集体”综合研究的兴起，包括对“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主要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对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的综合研究，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第二代”领导集体理论和事业的研究，以及对每一代（主要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体研究。（注：鲁振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开展》，《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口述历史方面，有一批具有很高价值的重要作品面世，如《彭德怀自述》、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黄克诚回忆录》、《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吴冷西的《十年论战》等。许多重要党史人物的回忆录、自传、日记也纷纷出版。党史人物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成果最突出的领域之一。
——工具书类党史著作的出版，开拓了党史研究的新领域。较有影响的大型工具书如《中国共产党大辞典》、《中国共产党历史图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百科全书》、《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等。党史研究综述性著作则是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新景观，如张静如等著的《中共党史研究70年》、郭德宏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田子渝等主编的《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曾景忠主编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评》、杨先材主编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等。
——地方党史研究发展迅速。各省、市、自治区都出版了地方党史和地方党史资料，以湖北为例，先后编著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等著作。地方党史已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对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拓宽了党史研究的视野，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国际化。随着对外开放的进展，中共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者开始走出国门，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声音。国内也举办各类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外和海外中共党史研究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国内有关研究机构、出版部门有计划地翻译出版国外研究中共党史和党史人物的代表著作，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受到高度的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了专门的编译处，组织专门力量翻译出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丛书，出版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等颇受好评的图书，并于1990年创办了《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季刊，《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也从1997年起设立“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资料”栏目，专门刊登翻译、介绍国外和海外学者的论著和重要的档案文件。一批学者致力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的评析，较有影响的力作有张注洪的《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2005年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是这一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外学者围绕一些重要课题进行的国际合作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党史研究泛化等不足之处，虽然出版的各类著作数量众多，但良莠不齐，不少论著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真正有影响的学术力作并不太多，且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部分党史出版物粗制滥造，甚至还有迎合低级趣味的不严肃的党史读物。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网络党史资源更是亟待整顿和规范。在研究领域里，关于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还处于拓荒时期，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党史研究明显滞后。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的研究，鲜明地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研究领域得到很大拓展，研究内容日趋广泛和深入。中共党史学的研究拓展至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军事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表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的特点。多数研究者认为，从事党史、革命史研究的人员应该学点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和其他专门史，并把其中有用的内容引进到党史、革命史研究中。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学术研究空白不断被填补。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静如提出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随之，有一批相关研究成果出版，如陈旭麓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张静如等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何友良著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张福记著的《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与革命》，许庆朴等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等。中共党史学研究在相关学科领域的拓展，尤以专门史研究领域表现突出，各个方面都有力作问世。如经济史的研究，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中国经济发展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经济出版社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下卷），详尽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及全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均有专著面世。中国革命法制史的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领域，有张希坡等主编的《中国革命法制史》、蔡定剑著的《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杨永华等著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肖周录等著的《延安时期边区人权保障史稿》等一批研究成果。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有彭明主编的《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靳德行主编的《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等有影响的力作。进入新世纪以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成为党史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学者们提出，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抽引、总结、概括出来的，就是它本来寓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之中，只是人们认识不足，所以没有能作出整体概括。既然是原来有的，那么就应该能够还原回去”，“所谓‘还原’，就是把抽引、总结、概括出来的结论应用到历史过程之中，作为内容加以研究。”（注：张静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1期。）丁俊萍的《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即是这样一部“还原”之作，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原到党史之中，认为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历史。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注：丁俊萍：《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第二，中共党史研究重心总体上呈阶段性顺次推进，20世纪90年代后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向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研究的重心是按照党的历史发展的顺序呈阶段性推进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接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时期党史研究形成高潮。此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依次成为党史研究的热点和重心，其中，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始终受到高度的关注，在1985年、1995年、2005年出现三次高峰，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最多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后，学术界对初级阶段论的重要源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及其后来的发展变化的讨论形成理论热点，薛暮桥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较有代表性，他提出：“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应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否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注：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9年第1期。）总体来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心全面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但发展也不均衡，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比较薄弱，研究重心主要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尤其是后者。在关于新时期党史的起点、新时期党史的阶段划分、新时期党史的总体概述、关于拨乱反正与伟大的历史转折、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改革发展新阶段、祖国统一与“一国两制”、外交斗争与国际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上，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龚育之的《郑重的历史结论》、《思想解放和新时期二十年》，曾培炎的《2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任仲平的《评改革开放二十年》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进入新世纪以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江泽民“七一”讲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成为党史研究的热点与重点。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则有所萎缩，研究成果较此前10年有所减少，而且，“大多数题目在80年代已经做过，结果是许多所谓新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出现大量低水平的重复研究。”（注：杨奎松：《中共党史》，见《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03-604页。）
第三，研究视域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这种多样性和创新性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新的研究视域开展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如对中共党史学科体系、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学与史料学、中共党史编纂学等的研究，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所不曾有的全新视域。从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研究与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如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吴振坤主编的《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中联部研究室编的《外国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又如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党史研究者突破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传统研究禁区，使这个领域成为研究的热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党史研究者注意从执政党角度来研究党的历史，从“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的视域，着眼于“建好党”和“执好政”这两大历史使命，侧重于在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如何通过建设好党，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的理论主题，来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尤其是执政以来的历史经验，这一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大的进展。另一类是对一些传统理论问题从新的角度进行探讨，如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1998年、1999年胡绳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二十世纪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从分析民粹主义这个不大被人注意又绝不应当忽视的视角”，（注：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对“左”倾错误路线的认识根源作了实事求是的研究，高度评价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及其对研究新中国历史的重要启示作用，主张重新学习、认识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处理在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完整理论。又如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研究问题上，有学者提出应将“毛泽东精神”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域，认为“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无论从来源、具体形态、表现方式、社会渗透力乃至社会功能既有相同之处，更有很大不同，要将“毛泽东精神”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进行研究和使用。（注：宋俭、孙康、丁俊萍：《毛泽东精神刍议》，《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毛泽东精神：一个研究的新视域》，《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者注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中共党史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研究视域呈现出多样性、创新性的特点。
第四，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则表现出多样化，有学者总结了六种方法：（1）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2）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将人口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心理学等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3）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4）历史计量研究法；（5）比较研究法；（6）口述史学。（注：卢耸岗：《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页。）这些方法都不同程度地被运用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尤其是比较研究的方法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实证调查、田野调查等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也开始受到关注。《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6期分别发表了石仲泉等人写的《关于优秀企业主人党问题的调查》和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等单位写的《科学地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剥削现象——对温州私营经济的调查与思考》，这两篇文章都是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来探讨党史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深入实践，调查研究，是当代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则集中表现为计算机技术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电子文本的使用，为文献资料和研究信息的贮藏、检索和查询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互联网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阵地和载体，电视文献片、多媒体光盘等新载体的广泛使用，为党史研究者间的资源共享和学术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
三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共党史研究在总体上仍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研究领域和重点在不断拓展，研究理论和方法在不断创新，研究的功能目的也在不断强化。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建设工程的意见和举措，以及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在全国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一系列重大的举措，给中共党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给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就新世纪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学研究谈几点思考。
第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过去只被看作是一门政治理论课，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全国党校系统、社科院系统和一些重点高等院校建立了不同层次的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点，培养攻读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2002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建立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对于整合全国各方面中共党史研究力量，推动党史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于中共党史学科属性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目前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科目录中，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是法学门类中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但多数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应属于历史学科，也有学者认为应将中共党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又如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当前党史学科存在着被弱化和边缘化的现象，虽然党中央高度重视，理论界也有较高的期待，但是，社会认同度并不高，无论在高校还是在党校，党史学科实际上不被视为主要学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党史课早已经不复存在，在省级以下党校中系统的党史课程也基本被取消；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队伍面临新的“断层”问题，虽然近年来中共党史博士点、硕士点培养了不少研究生，为党史研究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但其中冒尖的人才并不多，而且有不少人转行从事与中共党史研究无关的工作，这个问题如不能得到解决，将严重影响中共党史学科队伍的发展。此外，中共党史研究成果质量堪忧，急功近利倾向明显，等等。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严重制约和影响中共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目前，马克思主义学科正处在调整中，这也给了中共党史学科一个发展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尽快明确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正确处理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强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性，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建设，是新世纪中共党史学发展极为紧迫的任务。
第二，进一步深化党史学理论的研究，完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体系。在龚育之、张静如、郭德宏等著名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倡导和带动下，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的进展有目共睹。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就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体系的建构提出了颇多建设性的见解，但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还存在分歧。从总体上说，中共党史学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体系。诚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透。很多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系统的、有自己特点的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要使中共党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构筑起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注：郭德宏：《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由于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需要有学科基本理论作为支撑，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需要党史研究专门理论的指导，而目前党史学理论的研究显然不能适应中共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进一步深化党史学理论的研究，建构和完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体系是新世纪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
第三，调整研究方向，进一步加强党史研究与党建研究的有机结合，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党史研究与党建研究原本就有着密切的关联，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科学，而党建则主要是从横向的角度研究党的自身建设与领导方式等，二者都是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的文献资料也基本上是相通的，在现有的学科归属中，亦将党史党建归并在一起统一归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可以说，二者是不分家的。只不过前者注重的是历史，是基础性研究，后者注重的是现实，带有应用性的特点。如何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需要探索的方向。笔者认为，广义的党史研究应当是包括党建在内的，因为党史研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党的自身建设、发展壮大的历史，另一方面就是党所领导的事业不断推进的历史。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党所领导的事业要求建设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党的建设又只能紧密联系党的事业来进行，并且党的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党肩负起应有的使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共党史研究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面向现实，服务社会，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发挥其资政育人的作用。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建研究成为社会热点，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开始介入党建研究领域，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研究者，也发表了大量的党建研究成果。中共党史研究者如不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就有可能失去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发言权。因此，今后中共党史研究应将重心转向党建研究，尤其要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全方位、多角度研究执政党的相关问题，如执政史研究、执政规律研究、执政能力研究、执政党比较研究、执政方式比较研究、执政党自身建设研究，等等。
第四，在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同时，要有意识加强对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如前所述，从20世纪90年代起，党史研究的重心逐步转向了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但关于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特别“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党史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这一时期的档案公布少，导致研究深度不够，研究领域不宽，有的领域几乎处于空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展起来，虽然一直有一批研究者执着地进行着艰辛的拓荒工作，亦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这样的力作面世，但由于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政治敏感性强，历史现象复杂，还没有形成开放研究的氛围，因而，至今仍处于筚路蓝缕的开拓阶段。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历史和现实层面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20年间中国的社会变迁、体制沿革、思潮流变等，揭示了国家、民族和执政党的许多问题，都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予以拓展的学术领域，研究的空间很大，难度亦很大。如今，历史已经过去了30-40年，应当说，是对这20年历史展开全面研究的时候了。因此，笔者认为，今后党史研究工作者在深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同时，要继续解放思想，有意识加强对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此外，今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还有许多值得予以重视的问题。如在党史研究的内容上，要注重创新研究，避免重复研究；在党史著作的编撰与出版上，要力求更规范、更精致，杜绝平庸，多出高品味的精品学术成果；在党史研究的方法与手段上，要高度重视口述历史的整理和研究，要组织老同志撰写回忆录，有组织的采访、寻访历史当事人、见证人，抢救珍贵的党史资料，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极为紧迫。同时，应将田野调查的方法进一步引入党史研究领域，对革命老区、历史遗址进行考察，发掘、收集有价值的革命文物及口传历史资料。要注重音影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对于这一部分十分珍贵的资料，党史研究部门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挖掘、收藏、整理这一部分资料，并开展对此类资料的研究，是今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应给予充分的关注与重视。要加强党史学科的内部交流，打破高校、党校、党史研究室和军队系统党史研究部门的系统界限，并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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