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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观的基本观点之一，其中包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含义，涉及到如何看待历史，总结经验，以及怎样正确地认识今天乃至未来的实践活动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直接影响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影响着中国未来的稳定与发展，其作用不可低估。
一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将人的主观认识（其典型形式是由概念、判断、推理组成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理论）与人之外的客观世界联结起来的唯一手段与中介。因为，实践使主观认识变成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人们可以依据自身需要加以鉴别与判定的对象。对人而言，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获得必要的经验事实，才能把科学理论推论出的解释性结论与预见性结论同客观世界相对照。而经验事实对科学理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是肯定还是否定，最终决定着科学理论的取与舍。
真理一定要得到证实或证明，这在古代就是哲学家们的基本观点。
近代西方唯理论者主张，真理必须得到理性的证明，因此真理应当是简单、清晰、非自相矛盾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典范就是从若干基本公理出发，通过演绎而建构起来并获得证明的欧几里德几何学。与之相反，经验论者主张真理必须得到经验事实的验证，即从感性认识中得到证实。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论深化了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但同时也暴露出各自的局限性。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放射性、电子等重大发现，使曾经被认为获得经验事实充分支持的经典科学（牛顿物理学和古典原子论）丧失了神圣的光辉，导致了“物理学的危机”；而借助理性自身得到证明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则遇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巨大挑战，同样也失去了其不可动摇的至尊的地位。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本世纪初兴起了新的哲学思潮——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理论是通过逻辑证明建构的产物，其主要功能在于解释和予见。而无论是解释还是予见，都意味着被逻辑证明的科学理论还必须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在今天或未来被证实。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并将科学术语与命题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术语、理论命题，另一类是观察术语、陈述命题。前一类术语与命题对应于科学理论，后一类术语与命题则对应于经验事实，其划分的原则就在于是否可以通过人的感觉直接观察到。
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可证实性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绝对地划分观察术语与理论术语是不可能的。其次，绝对地划分陈述命题与理论命题则是更令人困惑的。因为，陈述命题本身就渗透着理论的成分，依赖于一定的理论；反之，当理论命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常识的时候，它们事实上是在发挥着陈述命题的作用。最后，即使陈述命题表示的经验事实与理论命题的推论结果一致，也不能得出理论命题绝对正确的结果。因为，陈述命题代表的经验事实总是有限的，而理论命题则代表普遍的结论，要由个别的经验事实必然地推出一般的普遍结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逻辑实证主义不再认为科学理论是被严格证实的绝对真理，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确证的相对知识。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者试图用数学概率意义上的确证度来表示经验事实证实科学理论的程度。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简单地总结自己的观点，认为：当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说，一个科学理论是可靠的；他并不是说他相信这个理论在宇宙的所有场合永远是真的，而只是相信下一个实例将与这个理论一致。
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证实的观点，实际上肯定了辨证唯物主义关于实践标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观点，肯定了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总是具体的历史检验。因此，在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同时，必须懂得个别的局部实践不足以完全证实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理论，那种把实践标准简单化的观点、盲目地崇拜任何个别的局部实践的作法，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在实践上必然是有害的。
二
实践是检验科学理论真理性的标准，同时也就是判定理论荒谬性的尺度。在认识发展过程中，确证与否证、证实与证伪本身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逻辑实证主义试图从经验事实中为科学理论寻找根据的想法是合理的，但他们最终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试图用概率表示确证度的想法更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英国哲学家波普总结逻辑实证主义的得与失，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观点：用可证伪性替代可证实性作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所谓可证伪性是指，任何科学理论及其推导出的结论从逻辑上说都会与经验事实发生冲突，或者已被否证，或者在未来被否证。波普的基本观点是：既然任何科学理论都不能完全被证实，就说明可证实性是靠不住的（不管一个理论曾经被多少次地证实）。因此，可证伪性才是一切科学理论的共同性质和最终结果，是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
波普区分了可证伪性与证伪两个概念。可证伪性只是说任何理论都不能被经验事实完全证实，最终都会碰到与其相抵触的经验事实。而证伪则是指理论已经被经验事实所否定。波普认为，任何理论必须具有可证伪性才有可能成为真理；但是，一个理论一旦被证伪，它就不再是真理，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波普主张，一个好的、可以被接受的科学理论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高否证度；第二，高确证度。总结波普的思想，他并不否定证实的意义，科学理论最终还是要得经验到事实的支持，但是，波普认识到了证实的相对性和逻辑实证主义确证方法的局限性。波普的证伪主义既肯定了科学理论必须得到经验事实支持的前提，同时又避免了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陷入的无法摆脱的理论困境。
波普证伪主义的观点，从原则上说，比逻辑实证主义前进了一步。但是，科学发展的具体过程比波普的一般原则要复杂得多，波普的证伪象逻辑实证主义的确证一样，同样是有限度的。假如按照波普所说的，理论一旦被否证（与一个或一组经验事实相冲突）就应当被抛弃，那么在人类历史上就不会存在任何理论了。因为，理论通常既得到某些经验事实的支持，但同时又受到另外一些经验事实的否定。拿最简单的哥白尼“日心说”来说，人们天天看见太阳东升西落，而却看不见地球绕日旋转。如果按照波普的观点，那么哥白尼的理论就根本不能被提出，即使提出也不可能存在下去。科学发展史中充满了诸如此类的事例，即在科学理论与经验事实相抵触时保留理论而否定以观察陈述形式出现的所谓经验事实的情况。而波普的证伪主义则难以解释这类情况。进一步从逻辑上说，由于观察陈述具有依赖理论、受理论制约的方面（波普就认为观察陈述是约定性的），观察陈述也是可错的，可能被后来的发展证明为伪，因此绝对可靠的作为证伪根据的经验事实也是不存在的，正象绝对可靠的可以作为确证根据的经验事实不存在一样。总之，完全的确证是不可能的，而一劳永逸的证伪也是不存在的。
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指出了波普观点的局限性。他认为自然界可以否证人创造的理论，而人则可以比大自然喊得更响：当某种理论遇到经验事实的否证时，人们常常并不放弃这种理论，而是对理论加以局部修正，或者是从背景知识中寻找原因加以修正，或是对经验事实加以重新解释来维护理论的存在。因此，在科学发展史中，那种一遇否证就被抛弃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科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早期发展往往是在对一次次证伪不予理睬的情况下实现的。
从波普的证伪主义的局限性可以看出，简单化绝对化地看待证伪，正如同把证实绝对化一样，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则必然是有害的。
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得到经验事实的确证与支持，同时任何科学理论最终都会遇到经验事实的否证，这是必然的绝对的。但是，就任何具体的确证与否证来说，它们又都是相对的有限的。正象列宁所说的：“实践标准绝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到人类的任何表象。”（《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因此，证实也好，证伪也好， 都不能被当作是简单的一劳永逸的孤立事件，而只能被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具体地说，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是多个理论在大量经验事实的确证与否证的错综复杂关系中互相促进又互相竞争的过程，任何把这个过程简单化的观点都是违背科学发展的历史的。
拉卡托斯在扬弃波普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科学理论具有一个不得摈弃或修改的约定性的基本假定（硬核），如牛顿力学理论的硬核就是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而在这个硬核周围则有一个由各种辅助性假说和初始条件所构成的保护带。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理论修正其保护带以维护硬核的手段是经常被使用、不可免的。特别是在其形成的初期，科学理论自身不完善，一方面常常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常常被大量反常的经验事实所包围。科学家们并不按照证伪主义的观点简单放弃理论。而往往是通过进一步修正细节完善理论，逐步消除这两方面的幼稚病。当然，拉卡托斯也意识到，这种手段的运用是有条件的，不能无限度地使用。当科学理论无论如何修正其保护带，都不再能够解释已有的经验事实并预见新的经验事实时，这个理论就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时只能放弃旧的理论（包括其硬核）而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理论不仅要与经验事实相对照，受经验事实证实或证伪的制约，而且互相竞争的科学理论之间也要加以比较，以便从中选出最好的可被人们所接受的理论。换句话说，一个正在丧失活力的退化的理论应该让位于更富于生命力的进步的理论。拉卡托斯认为，一个新的理论如果比旧理论具有超量的经验内容，能够预见新颖的迄今为止所没有予料到的经验事实，同时它的予见又被发现而得到确证，这种理论自然就是进步的；反之，则是退化的。因此抛弃或接受某种理论，同样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逻辑证实主义者强调证实，侧重从逻辑上分析什么样的理论才是可接受的理论。波普的证伪主义把理论发展看作是一次次不断证伪的过程，而拉卡托斯则将理论发展看作是既有证实、又有证伪，既有理论与经验事实比较，又有理论之间互相竞争的复杂过程。显然，拉卡托斯对科学理论发展的描述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同样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有结构的整体，把科学理论发展看作复杂的过程。库恩认为，每个时代的科学理论都构成一种独特的范型。所谓范型，作为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括基本的宇宙观信念和公认的权威性的科学成就，由若干基本的符号概括（如数学公式、定理原则等）、理论模型和有代表性的范例（习题、讨论某个问题的具体表述）所组成。某种范型在一定时期内被学术领域中的多数人所认可接受，构成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共识。在这段时期内，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科学活动都是在这个范型之内的工作。库恩把在一种范型支配下的时期内的科学工作称作常规科学，但是，库恩又指出，任何范型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当一种范型不但不能消除否证，反而遇到越来越多的否证，逐步失去解释与预见经验事实的能力时，科学发展就从常规时期走入危机时期，最终导致旧范型的瓦解、新范型的产生，并伴随着新的科学共同体的出现。这种范型转换时期，库恩称之为科学革命时期；而新范型的产生则标志着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常规科学时期。
分析库恩的思想，他并不否认证实对于理论的重要性；但是证实显然不是绝对的单个事件，任何证实同时又是与或多或少、或严重或无关大局的证伪同时存在的；而证伪也不是孤立的个别事件，只有当某种范型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证伪而丧失了解释与预见能力，并遇到新的范型的挑战而相形见绌时才开始理论范型的转换。显然，库恩对科学发展的描述也比逻辑实证主义和伪证主义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最终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的演变过程，肯定了真理是个过程、实践检验真理同样是个过程而且是复杂过程的观点，肯定了辨证唯物主义真理观以及列宁论断的正确性。
三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哲学命题，对其作简单化直观的理解是荒谬的。它决不象某些人所想象的：遇到问题，只要去试一试，成功了就证明是正确的而失败了就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比这种简单想法要复杂得多，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就实践比之科学理论的优越性而言，理论最终依赖于实践的认可；但就具体实践都是个别实践而言，任何实践都不能最终地完全地证实或驳倒具有普遍性的命题与科学理论，尽管个别实践中包含着一类实践的共性。这正是列宁指出的：实践标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深刻含义。
第二，实践的结果肯定了什么结论、证实还是证伪了哪种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依赖理论并需要通过理论来加以阐发的。人们常常喜欢把实践结果简单的理解为绝对的无可争辨的孤立事实，他们忘记了对不同的人类个体与群体来说，事实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在社会科学中，不同的历史观、人生观常常驱使人们走向这种结果，而在自然科学中不同的宇宙观世界图景也常常导致同样的结果。人们可以认为，这只是证明了人的主观看法的差别，而与实践结果这个客观事实有出入。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这个问题却依然存在，实践得到的结果仍然必须在加以解释与说明之后才能作为判定真理的标准与尺度。
第三，多个理论在相互竞争中具有自我修正与完善的功能，在一定范围内适应与改变实践对其证实与证伪的结果。如拉卡托斯所言，理论可以修正其保护带而适应实践结果，避免放弃其硬核。因此，实践结果如果只涉及理论的保护带而不涉及硬核，那么其证实或证伪就不是判定性的，而是具有伸缩余地并可补救的。
由于上述原因，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理可以进一步解释并表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实践作为最终标准进入检验真理的过程，其中既有证实、又有证伪，证实与证伪也会发生转换，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没有逻辑证明的作用，也不能没有科学家的创造性理论建构的作用。显然，把实践检验简单化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对实践检验真理作简单化、直观的理解，在实践上是极端有害的。回顾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人们不能不承认，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重大失误与这种简单化的倾向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一个长时期内，人们习惯了把实践标准等同于某个具体实践的结果。因此，只要你有机会或有权力就可以轻易地宣布，实践已经证实了自己观点的无可怀疑的正确性，而完全不需要认真反思一下：如何解释并说明实践的结果，实践结果究竟说明了什么结论；当然就更不会想到，这个个别的实践结果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对方的观点是否有被未来的或更广泛的实践予以肯定的可能性。这种倾向在现实生活中导致的结果是：人们以成为知识的建设者——知识分子为耻辱，而以成为知识的破坏者为光荣，十亿人都是批判家，大批判泛滥于国中。每个人在适当时机都有权宣布自己不赞成的人或事是资产阶级观点或反革命分子之流，小到个人之间的思想分歧、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活习惯、大到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无不如此。而其后果，自然是恶劣而又荒唐的。举例来说，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倾向与把实践检验真理简单化的哲学倾向是紧密相联的，因为前者就从后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的理论根据。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深刻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丰富含义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夸张地说，这已成为中国社会稳定发展、较为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思想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