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逻辑辩证及相关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逻辑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当前思想政治理论建设的重点工程。自2005年以来，国家斥巨资聚名家打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程，研究成果颇丰，正呈现出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发展态势。但实事求是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工程也是一个难点工程，还有着许多学术难题和进一步深化的领域；更是一个长期工程，要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回答不断出现的新的时代课题。正因如此，及时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工程的研究经验，不断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工程的逻辑进路，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工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此笔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及相关问题谈点粗浅认识，以求方家指教。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内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但在惯常思维和话语表达中往往侧重于理论成果。比较常见的表述就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科学发展观直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或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直接表述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飞跃两大成果。尽管这种表达方式原则上并无大碍，但从学理规范的角度看，并非十分准确。从实际效果看，也易造成对理论成果的强调而对现实问题的忽视。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侧重于理论成果的表达或者直接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涵盖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而无须明确区分的理解，只是强调了理论成果的突出价值，抑或是理论成果与现实成果的统一关系，而弱化了理论成果与现实成果的内在张力，甚或是遮蔽了对现实成果的关注视野和现实成果对理论成果的检验与推动功能。
为进一步区分理论成果与现实成果的不同，另一惯常的表达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拆分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两个概念。前者侧重于理论成果，后者侧重于现实成果。这种表达自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以来沿袭已久，于今尤甚。但从学理上看，仍非十分严谨，且有逻辑交叉和歧义之嫌。如果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可以直接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并无二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仍包含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所以这种惯常的文句拆分和词序置换式的概念表达仍然缺乏严格的学理支撑。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三个概念经常互用彼此替代。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话语并非单纯的表达形式，背后有价值判断，有逻辑结构，有所指和能指的具体内涵。理论建构需有概念体系的前提界定，从而为学术体系的逻辑展开奠定基点、拓展空间和理清进路。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已成当前的学术热点，那么学理支撑的概念明晰与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
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一个新的分类概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并划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现实化”两大内容。
做这样的概念划分，并非多此一举或标新立异，而是有着理论逻辑和现实要求的根据。从理论层面上讲，理论化并不必然地导致现实化，甚至有时还会发生理论化与现实化相背离的倾向。理论转化为现实，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经由必备的环节。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和环节，理论与现实只能分属于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历史经验表明，理论的美化与现实的异化并不是个别现象。这种现象的一再出现，使得原有美好的理论说教逐渐丧失其指导性的价值灵光和追随者的坚定信仰以及群体性的一贯认同。
从现实层面看，马克思主义中国现实化的工作更加重要和迫切。尤其是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继续推进改革进程，更多地涉及利益博弈而非单纯的观念碰撞。当前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并非主要是理论创新不足的直接后果，而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现实化出现部分脱节使然，突出表现在理论、政策与现实的较大反差。遍览丰富的政治文本，可以自豪地发现，我们已拥有了古今中外无可比拟的最为崇高、最为美好、最为动听的理论叙事，但俯察社会现实，却惊奇地发现存在着与理论叙事严重脱节的种种问题。这种反差与背离必然造成理论叙事的空壳化与无力化。加之多元化社会背景下，各个不同社会阶层自说自话与互不说话，即话语体系难以沟通，势必阻断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化的传播与交流，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了。当前最为紧迫的似乎并非主要是理论创新（当然理论创新也很重要），而主要是要解决社会大众对改革及其理论的认同问题。认同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主流理论与现实政策的背离，还有政策制定与实施者的利益偏好和示范扭曲。
现在的问题是现实创新跟不上理论创新的步伐，僵硬的现实与温暖的理论难以做到无缝对接，这既销蚀了理论的功效，也降低了主体的认同，甚至会给未来社会带来难以预料和难以治愈的危机。在当代中国高调理论创新的同时，尤其要注重社会实践的配套跟进问题，即要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现实化问题，要深入研究理论向现实转化实现的具体途径和矫正策略，重点研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相关问题，包括政策制定的依据、执行的速度与强度、执行效果的评估与矫正、执行者的约束与示范、民众的体验与评判等。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倾向”
我们在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的同时，不免也有些担忧：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用性倾向，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化的完备性倾向。
应用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现实运动的必然呼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运用，也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也不可否认，我们也曾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选择和裁剪了马克思主义，甚至为了某种特殊形势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为我所用的教条化、实用化的解释与取舍。裁剪马克思主义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对巴黎公社原则的选择与应用。我们曾一度将无产阶级专政这条原则发挥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将人民民主这条原则忽略不计，并将之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成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如果继续沿着这种实用主义路径走下去的话，极可能有把马克思主义“固化”“液化”，最后“汽化”的危险。正因如此，才有了“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以实用主义态度解读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必然因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取向，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肢解得支离破碎，最终必将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条主义与实用主义教训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完全归咎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确切地讲，这其中除了误解之外，还有着非常清醒的实用主义选择，甚至还有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本身存在的问题所致。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回归理论本真是一个方面，推进理论发展才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近几年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化的完备性建构倾向。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往往有一种理论完备性建构的偏好，似乎担心做不到完备性，理论学说就不具备说服力和号召力。笔者以为，有些理论本身还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逻辑问题，如果将其做完备性建构的话，必然会遮蔽理论深化的视野。理论体系化的完备性和唯美主义倾向必然加深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相容性的困难，从而增加理论建构的成本与风险。正因如此，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化成果的开放性特质。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根据
“回到马克思”和“推进马克思”的两个研究路径表明了马克思中国化的两个根据——理论根据和实践根据。理论根据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实践根据指向当代中国的现实要求。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学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还有的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与外围之分。笔者以为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有失精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一系列原理与观点，过于宽泛与庞杂，凸显不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现在通常的说法是把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其实也值得推敲。比如，何谓基本？基本与非基本的区别何在？再比如，方法能不能算作是一个根本原则？方法只是一种工具，是一个理论研究的进路和逻辑演绎的手段，并不能代替这个理论本身，更无法作为这个理论的根本原则。客观上讲，马克思当年运用的方法基本上属于定性分析方法的范畴。现代一些分析方法，如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统计学分析方法、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等，在当时还不具备，或者说是不完全具备。再者，就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而言，三者并非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和派生的逻辑关系。立场决定观点，观点决定方法。立场是前提，观点是核心。当然基本立场与基本观点有时相互包含与叠加，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并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不仅有着逻辑上的困难，也有着逻辑上的混乱。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应该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根本观点，即：现实批判、价值引领、实践探索。现实批判指向社会苦难，价值引领指向人民幸福，即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批判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引领多数人特别是劳动大众走向共同幸福，最后是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通过对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自由个性的历史方位的宏观把握，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奴役劳动、劳动异化及其人的解放的观点。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扬弃了抽象思辨和经验实证的方法，定位于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研究，明确了无产阶级的依靠力量和革命实践的现实路径，提出了社会改造的科学方案。可以说，现实批判与价值引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固守的灵魂和高擎的旗帜。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精华积淀，更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源泉所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根本体现在消除不公正的社会苦难和追寻公正和谐的幸福生活上。由此，我们必然固守这一根本立场，确立这一价值取向，运用科学范式深化论证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以较为清晰的理论范式对当今时代的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做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而不是仅仅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去做纯理性主义的演绎。如果这一核心问题不解决，只在外围装饰得精致细密、富丽堂皇，很难不让人产生“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感觉。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性的两个特指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性问题，这里特指那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者和教育者。他们肩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与传播的历史重任，所以这一问题不可忽视。但据笔者观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程的学者老年化现象较为突出。每次参加相关学术会议，看到的几乎都是一些老面孔，令人担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程要以青年为生力军，以中老年带青年，形成一种梯次队伍，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程如何持续？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和理论教育工作者的职业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尽管二者并不必然地要求一致，但在当今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和文化传统中，二者关系并非可有可无。如果说担当推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重任的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都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很难说这种研究和教育的真实效果，甚至会有一种谋利化工具和造势化运动之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性问题的另一特指，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主体性问题。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是社会民众，而不仅仅是少数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金字塔里和象牙塔里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必须转换为普罗大众的街谈巷议、日常话语，成为社会民众思想渴求和精神慰藉的自觉选择。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程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这就必须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实现其话语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转换成让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互相说的心里话，而不能以艰深晦涩的表达成为一部分人的语言游戏。不可否认，当前政治理论文本语言表达的公文化、数字化、排比化、骈体化、学术化等现象依然存在。有些文句太长，故意追求对仗与节奏，语义交叉重复，不便记忆与交流。这种故弄玄虚、自显深奥、数字泛化的言说方式拉大了与老百姓的距离，从而销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以及话语亲切度与民众认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