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疏离感的特点及其与应对方式、学校态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度论文,关系论文,儿童论文,方式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4.1
1 引言
流动儿童是指6～14岁(或7～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住半年以上的儿童(方晓义，范兴华，刘杨，2008)。他们进入城市的陌生环境后，要面临新的社会关系、新的城市文化、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学校生活等适应问题，尤其是学校适应，这一系列的适应问题可能会诱发流动儿童的疏离感。对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发现，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影响着个体的疏离感(Palosuo,2000)。流动儿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弱势群体，是否也存在着对社会的疏离？又会给他们的学校适应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相关的实证报告还很鲜见。
疏离感(alienation)是指个体与周围的人、社会、自然以及自己等各种关系网络之间，由于正常的关系发生疏远，甚至被支配、控制，从而使个体产生了社会孤立感、不可控制感、无意义感、压迫拘束感、自我疏离感等消极情感(杨东，张进辅，黄希庭，2002)。众多研究表明，疏离感与青少年犯罪、问题行为、物质滥用、心理健康以及心理治疗等有着密切的联系(Warshak,2000; Thomas & Schare,2000; DeNiro,1995; Johnson,2005)。已有对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该群体存在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学业及行为问题(李小青，邹泓，王瑞敏，窦东徽，2008；蔺秀云，方晓义，刘杨，兰菁，2009；方晓义等，2008)。也有研究指出，流动儿童的犯罪率较高(应培礼，肫红梅，2007)，而高水平的社会疏离感是青少年犯罪的关键预测因子(Sankey & Huon,1999)。因此，对处于社会性发展重要时期的流动儿童来说，其疏离感的研究不容忽视。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家庭经济地位越低、家庭功能越不完善、同伴关系越差，则其体验到疏离感的水平越高(
，2006；徐夫真，张文新，张玲玲，2009)。对于流动儿童来讲，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低(侯娟，邹泓，李晓巍，2009)；父母因忙于生计且文化程度不高，疏于对他们的教育指导，导致家庭功能欠缺(曾守锤，2009)；因流入地市民对他们有不同程度的歧视，以及语言的差别、家庭条件较差等原因，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妨碍了他们建立正常的同伴关系(方晓义等，2008)。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流动儿童可能比城市儿童具有更高水平的疏离感。
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状况较城市儿童差(李晓巍，邹泓，王莉，2009)。从适应的角度来看，疏离感对个体的学校适应有着显著的不利影响。研究表明，疏离感是美国高中生不良同伴和师生关系、学业失败和辍学的主要诱因(Brown,Higgins,Pierce,Hong,& Thoma,2003)；高水平的社会疏离感和低水平的学业表现、消极的学校体验相关(Sankey & Huon,1999)。另一方面，初中生的学业期望，以及老师和同伴的支持也能够预测他们的疏离感(Murdock,1999)。然而已有研究仅关注了疏离感与学校适应结果变量间的关系，而缺少疏离感与学校适应过程变量的探究。针对流动儿童而言，他们来到陌生的城市，对城市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师生关系等的疏离，可能会影响到其对新学校积极态度的形成。研究发现，学生的学校经历、师生关系以及同学关系影响到他们对学校的态度(Ladd,Kochenderfer,& Coleman,1997；邹泓，屈智勇，叶苑，2007)，教师接纳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生积极的学校态度(Erkman,Caner,& Sart et al,2011)。由此推断，流动儿童疏离感可能会影响到流动儿童学校态度的形成。
那么，疏离感高的个体就一定会形成消极的学校态度吗？通过对现有理论和前人研究的分析发现，应对方式可能是影响疏离感和学校态度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应激的CPT(cognitive phenomenological transactional)理论指出，应激性事件往往通过应对方式、认知评价、社会支持等中介或调节变量影响人的心理健康(Gee,2002)。应对涉及个体的心理活动、行为操作和躯体化，其主要功能是调节与应激事件有关的躯体或情感反应(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它不仅受到应激事件性质的影响，而且影响到应激结果(Folkman & Lazarus,1988)。倪凤琨(2005)通过考察中学生的学校疏离感，发现无意义感、无力感、无规范感和孤立感与积极应对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此外，疏离感还与初中生的学业成绩呈负相关(Moyer & Motta,1982)，而且具有学校疏离感的青少年报告的家庭支持以及受教育的期望都较低(Cole,1991)。研究表明，消极的应对方式与中学生的学习倦怠和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利于学生的学校适应(陈啸，石艳，郑勇，2010；阴山燕，郭成，边仕英，赵慧，2005)。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疏离感不仅影响到个体的应对方式，也影响到青少年的学校适应；中学生的应对方式既影响到他们的疏离感，也影响到他们的学校适应。因此推测，流动儿童的应对方式可能影响到疏离感对学校态度的作用方式。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以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探讨流动儿童疏离感的特点，以及应对方式在疏离感和学校态度关系模式中的作用，并验证两点假设：(1)流动儿童的疏离感高于城市儿童；(2)流动儿童的疏离感可以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学校态度。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重庆和成都两地7所学校四年级到初二学生为被试，共发放1050份问卷，经筛选后获得863名有效被试，其中：流动儿童591名(男生322人，女生269人)；城市儿童272名(男生130人，女生142人)；小学生(四到六年级)473人；初中生(初一到初二)390人。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疏离感量表
采用杨东等人(2002)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该量表包括环境疏离感、社会疏离感和人际疏离感三个分量表，共52个项目，其中包括6道测谎题。环境疏离感指个体与其生活的自然、物理环境等物质空间产生的疏离感；社会疏离感指与社会观念、价值、文化、目标等精神文化层次之间产生的疏离感；人际疏离感指与他人(亲人、朋友、同学、邻居、集体等人际网络)在情感层次上产生的疏离感。量表采用7点记分，得分越高，疏离感越强。该量表初编时各维度的Cronbach's α分别在0.71～0.87，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该量表各维度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分别在0.67～0.85之间。
2.2.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解亚宁在国外应对方式量表基础上根据我国人群的特点编制而成的问卷(汪向东等，1999)。该问卷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共20个项目。答案为4点记分，平均分越高，代表采用相应应对方式越频繁。研究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两维度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69和0.70。本研究中两维度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分别为0.75和0.63。
2.2.3 学校态度问卷
采用邹泓等人(2007)修订的学校态度问卷。该问卷包括学校喜欢和学校回避两个维度，共13个项目。问卷采用5点记分，得分越高，表明相应的态度越强烈。修订后的量表各项目的载荷均在0.39以上，两维度Cronbach's α均在0.85以上，信度和效度均较好。本研究中该问卷两维度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分别为0.90和0.88。
3 结果
3.1 流动儿童疏离感的特点
对流动与城市儿童的疏离感进行初步描述统计发现，在疏离感的三个维度上，流动儿童的得分均高于城市儿童，其中社会疏离感最高，其次是环境疏离感，人际疏离感最低(见表1)。
独立样本的t检验结果显示，流动儿童总体疏离感(t＝3.32，p＜0.00)、社会疏离感(t＝3.16，p＜0.00)、环境疏离感(t＝2.01，p＜0.05)、人际疏离感(t＝3.36，p＜0.00)均显著高于城市儿童。
为了进一步考察流动儿童群体的疏离感的特点，以流动儿童(N＝591)的年龄段(小学和初中)和性别为自变量，疏离感的三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2×2的多元方差分析(MANOVA)，考察小学和初中两个年龄段男女流动儿童疏离感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年龄阶段的主效应［F(1，591)＝4.16，p＜0.00］、性别的主效应［F(1，591)＝4.16，p＜0.00］显著。单因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初中生的社会疏离感［F(1，591)＝8.73，p＜0.00］、环境疏离感［F(1，591)＝8.46，p＜0.00］、人际疏离感［F(1，591)＝4.47，p＜0.05］均显著高于小学生，即，随着年龄的增加，流动儿童的疏离感水平呈上升趋势；男生的社会疏离感［F(1，591)＝14.77，p＜0.00］、环境疏离感［F(1，591)＝5.10，p＜0.05］、人际疏离感［F(1，591)＝4.32，p＜0.05］均显著高于女生。性别和年龄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591)＝1.15，ps＞0.05］。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疏离感的三个维度差异显著［F(1，591)＝71.80，p＜0.00］，社会疏离感最高，其次是环境疏离感，人际疏离感最低。
3.2 流动儿童疏离感、应对方式、学校态度的相关分析
对疏离感、应对方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学校态度(学校喜欢和学校回避)进行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见表2)：第一，疏离感与积极应对、学校喜欢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学校回避呈显著正相关；第二，积极应对与学校回避呈显著负相关，而与学校喜欢呈显著正相关；第三，消极应对于学校回避呈显著正相关，与学校喜欢呈显著负相关。
3.3 流动儿童疏离感与学校态度的结构模型及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根据引言中的假设，疏离感能直接影响学校态度，而且也能通过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对学校态度产生影响，为此，本研究建立了三者之间的中介模型(图1)。
图1 应对方式在疏离感对学校态度的预测中的作用模型假设
根据表2的结果，采用温忠麟等人(2004)提供的方法，运用多重回归分析，对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第一步，检验因变量学校态度(Y)对自变量疏离感(X)的回归系数c；第二步，若回归系数c显著，则拟检验中介变量应对方式(M)对X的回归系数a，以及Y对M的回归系数b；第三步，若回归系数a、b均显著，则在进入中介变量后，检验Y对X的回归系数c′，若c′变得不显著，说明完全中介效应显著；若c′显著，说明部分中介效应显著；若回归系数a、b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进行Sobel检验，如果结果显著，意味着M的中介效应显著，否则中介效应不显著。
由于中介变量应对方式有两个维度，采用James和Brett(1984)推荐的方法，需要将中介变量的两个维度分开进行两次单独的中介变量路径分析，验证各个变量独立的中介作用；然后将自变量疏离感(X)，应对方式(M)这一个中介变量的两个维度全部纳入进行多层次回归分析，从而验证中介变量的联合作用。因为小学年龄段和初中年龄段在疏离感上的年龄段主效应显著，考虑到不同年龄组可能存在不同的关系模式，因此，在中介效应检验的时候对两个年龄段分开进行，具体的中介作用的分析步骤及结果见表3和表4。
根据表3，对于小学阶段被试。在模型A中，学校喜欢(Y1)对X的回归系数c1、积极应对(M1)对X的回归系数a1、Y1对M1的回归系数b1、消极应对(M2)对X回归系数a1′、Y1对M2的回归系数b1′均显著，且分别加入M1和M2中介变量之后Y1对X的回归系数c1′仍然显著，说明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别独立的起着部分中介作用。M1和M2联合后与X全部纳入进行多层回归分析，Y1对X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表明对于小学流动儿童来讲，应对方式在疏离感与学校喜欢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同样，根据表4，在模型B中，应对方式在疏离感与学校回避之间也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对于初中阶段的被试，情况与小学阶段被试基本相同，只不过在模型A中M1对X的回归系数a1、Y1对M2的回归系数b1′以及模型B中M1对X的回归系数a2不显著，故在相应的中介效应中采用Soble检验，结果显著，即中介效应显著。因此，对于初中阶段的流动儿童来讲，应对方式在疏离感与学校喜欢/学校回避之间也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虽然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应对方式在疏离感和学校态度间的关系模式相同，但是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不同：在模型A中，小学生的为34％，初中生的为19％；在模型B中，小学生的为27％，初中生的为16％。
4 讨论
4.1 流动儿童疏离感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疏离感显著高于城市儿童。这与Klomegah(2006)对移民美国的大学生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流动儿童从农村走向城市，由于文化、地域和经济条件的差异，以及到城市学校后可能面临的教育环境、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等各种差异，如果他们没能很好地积极应对，便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疏离感，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学校适应。
此外，相对于环境疏离感和人际疏离感而言，流动儿童的社会疏离感更高。这与徐夫真等(2009)的研究结果有些不一致的地方。徐夫真认为，青少年的环境疏离感最高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逐渐与大自然疏远的缘故。本研究认为，流动儿童来到城市，虽然周围环境与乡村的迥然不同，但对新环境的好奇可能使得他们对环境的疏离显得并没那么严重。然而，当地城市人对他们的态度，以及媒体和社会机构的一些做法使得他们对当地社会产生了较高的疏离感。方晓义等(2008)研究表明，有75.5％的流动儿童报告受到过歧视。另外，专为流动儿童就学创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以及当地政府指定的一些公立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媒体在相关报道中使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称谓，这些社会表征性身份的称谓本身也带有一定的歧视意义，并没有得到流动儿童的认可(石长慧，2010)，这在不同程度上隔离了流动儿童与当地社会的有效联结。
本研究还发现，在流动儿童群体内部，初中生的疏离感显著高于小学生，男生的疏离感显著高于女生。这与徐夫真等(2009)、汤毅峰、黄海和雷良忻(2004)在青少年疏离感年龄上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而在性别上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之所以在性别上存在差异，本研究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不同性别的流动儿童在获取社会支持时存在较大差异。Klomegah(2006)对移民美国的大学生的研究表明，那些移民后仍然和以前本国的朋友频繁联系的学生体验到更少的疏离感。国内对流动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得到老师和同学的支持，同时对支持的利用度也较高(余良，赵守盈，赵福艳，2009)。流动男生可能更倾向于将遇到的问题埋藏于心，而女生更倾向于将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快和烦恼向关系较好的同学或者父母倾诉，从他们那获得到支持，有利于减轻她们的疏离感。这也提示教育工作者，对流动儿童疏离感的干预可以从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着手，雷鹏、陈旭和关幼萌(2010)对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干预的研究可做借鉴。另外，流动初中生的疏离感显著高于流动小学生，说明了流动儿童年龄越大，其体验到的疏离感水平越高。可能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初中生的学业压力比小学阶段大；二是初中生开始步入青春期，自我意识逐渐凸显出来，而流动儿童在吃、穿、学习用具及才艺表演等方面和城市儿童存在差异，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出现社交退缩(徐凤娇，邓瑞姣，2010)。
4.2 流动儿童疏离感与学校态度的关系以及应对方式的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疏离感对学校喜欢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对学校回避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具有相似的地方。虽然以往研究并没有明确的考察过疏离感与学校态度之间的关系，但是Sidik和Piburn(1993)考察初中生疏离感与学科态度之间关系时发现，低疏离感的学生具有更积极的学科态度。此外，学校适应的相关有研究表明，与学校老师及同伴的关系会影响到中小学学生的疏离感及学校适应(Murdock,1999；邹泓等，2007)；紧密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儿童形成积极的学校态度(杨雪梅，2004)。这些研究说明了：中小学生的疏离感状况影响着他们的学校适应。而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研究倾向于考察适应结果(李晓巍等，2009)，而忽略了适应的过程。流动儿童从熟悉的农村走向陌生的城市，对周围社会、环境和人际的疏离，会影响到他们对新转入学校态度的形成，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学校适应。因此，有必要尽量减轻流动儿童的疏离感，使他们形成积极的学校态度，从而帮助他们提高学校适应能力。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应对方式在疏离感和学校态度的关系中可能起着中介作用的假设，虽然被试在疏离感的年龄段主效应上显著，但是年龄段并不影响应对方式在疏离感与学校态度间的关系模式。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说明，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利于流动儿童形成积极的学校态度，即学校喜欢；消极的应对方式强化了流动儿童消极学校态度的形成，即学校回避。但是，应对方式仅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说明影响流动儿童对新转入学校态度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如流动儿童在农村时已形成的对学校的看法，对自我教育的期望以及家庭环境变量等。需要说明的是，小学阶段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均大于初中阶段，意味着初中阶段的流动儿童对学校态度形成的影响因素更加多样化。
4.3 本研究的局限
本研究较为详细的描述了流动儿童疏离感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疏离感与学校态度和应对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研究中还存在诸多不足。如研究中虽然关注了疏离感的年龄发展特征及其在所考察的三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影响，但缺乏对流动时间这一背景变量的考察。儿童的流动时间是一个较重要的变量(唐有财，2009；周浩，章宁，2003)，Klomegah(2006)研究表明，移民时间影响到移民学生的疏离感水平，那么儿童流动时间的长短对他们的疏离感是否有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对这些关系的探讨有利于对流动儿童的疏离感和积极学校态度的形成制定更为贴切的教育干预方案。
5 结论
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流动儿童的社会疏离感、环境疏离感和人际疏离感显著高于城市儿童。流动初中生的疏离感及其各维度显著高于小学生，且性别差异显著。(2)流动儿童疏离感的三个维度之间差异显著，社会疏离感最高，环境疏离感次之，人际疏离感最低。(3)流动儿童疏离感对学校喜欢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对学校回避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应对方式在流动儿童疏离感对学校态度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收稿日期：201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