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苔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苔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读种种
苔丝这个人物命运多舛，一面世，讨伐之声就接踵而至，其言词之锋利、无情，直批得哈代遍体鳞伤。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文学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特伦特(W.P.Trent，1862-1939)于《苔丝》出版后的1892年在《西沃尼评论》11月号上发表《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一文，记录了英美读者对苔丝赞美和谴责的混声合唱：“企图证明这样一个女人纯洁是多么荒谬”；“一位纯洁的妇女的忠实写照”。①22年后的1913年，《雅典娜神殿》刊登的《哈代先生的故事》还在讨论苔丝。②
面对众多的谴责，哈代不得不在1912年小说第5版“序言”中作如下表白：
关于这本书的副题(“一个纯洁的女人”——笔者注)……本是最后——把校样都校完了——才加上去的，作为一个心地坦白的人对于女主角的品格所下的评判。我当初以为，这个评判大概不会有什么人来辩驳。谁也想不到，这几个字引起来的驳论，比全书任何部分都要多。③
说“谁也想不到”，是哈代的误判。他思想超前，一时竟忘了他所生活的社会怎能容得苔丝这样的女人。把一个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的女人称为“一个纯洁的女人”引来社会舆论的尖锐批驳，原本该是意料中事。批评家莫布雷·莫里斯在《文化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批评哈代用一种极其令人厌恶的方式讲了一个极其令人厌恶的故事。19世纪批评界和读者关于苔丝究竟是“天使”还是“淫妇”之争，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转型期两种不同思想的较量。到了20世纪50年代，还有批评家对这个副标题不依不饶。阿诺德·凯特尔(Arnold Kettle)在《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一文中说：“‘一个纯洁的女人’这个副标题表明了哈代赋予他的这个故事的意义。毫无疑问，这种自我意识哲学一般说来对这本书起了坏的影响。比如……它正要为诸如把苔丝理想化这种心理上的弱点负最大的责任。”④
20世纪末，西方评说苔丝的兴趣不减当年。1996年，一些维多利亚时期研究者通过电子邮件开了一个题为：“苔丝究竟是被‘强奸’(‘rape’)，还是‘女方认可的性行为’(‘consensual sex’)”的辩论会。⑤话题旨在重新阐释苔丝以及贞节等相关是非。辩论者指出，1891年出版这部小说之时或之前，哈代脑子里还没有“consensual sex”这个概念，也就不可能从法律或现代性观念的层面上去区分两者的不同。于是，亚雷克成了强奸犯，苔丝犯了奸淫罪。
这是当代人用现代性观念误读苔丝。
我国对这部小说和苔丝的首次评论可见李田意1937年出版的《哈代评传》：
……作者能用一枝写实之笔将德斯悲惨的命运赤裸裸的写出来。使我们看后，知道暴风一般的命运如何施其威力，将一个无辜的花朵摆弄，吹落。⑥
“一个无辜的花朵”这仅有的评语暗合哈代的“一个纯洁的女人”。
1949年至1980年，我国评论哈代的论文屈指可数，1980年只有4篇。2004年猛增至56篇，24年增长14倍，总数达到441篇，其中论述《苔丝》的论文129篇，几乎占评论哈代论文总数的3成。⑦这129篇文章中有为数甚多的论文把苔丝视为“新女性”，说她“具有新时代的叛逆精神”，“不甘心处于卑微、被动的地位”，是“19世纪最优秀的反传统的先驱”，等等。⑧
这是对苔丝的误读。
细读小说文本，实难看出苔丝是任何意义上的“新女性”，哈代在小说中或小说外也从未明说或暗示苔丝是新女性。其实，哈代在书中倒不乏对她的守旧思想的尖锐批评。
新女性与维多利亚妇女
19世纪80至90年代，英国出现了以描写“新女性”为题材的“新女性小说”。奥利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1855-1920)的处女作《非洲农场逸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1883)被称为第一部“新女性小说”。莎拉·格兰德(Sarah Grand，1854-1943)1893年推出《超凡孪生儿》(The Heavenly Twins)后的次年，“新女性”一词开始流行。同年，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出版了《怪异女人》(The Odd Women，1893)。类似小说相继出炉，“新女性小说”遂发展为小说的一种新文类。“新女性”一反维多利亚小说中流行的淑女形象，女性不再以嫁人、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料理家务为生活目的。她们不依附男人，自谋生路，有自我意识，要求男女平等、选举权、遗产继承权，敢于挑战传统伦理道德，表露感情和性欲。一些小说家、报刊撰稿人、画家刻意夸张“新女性”的开放形象，于是读者惊睹她们如此芳容：嘴叼香烟，头剪短发刘海，身穿短裙或长灯笼裤，脚蹬自行车，言谈举止轻浮。在卫道士的眼里，她们是一群标准“荡妇”。
新女性出现的历史背景是，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驱动了英国政治、经济、社会、阶级结构、思想观念的剧烈变化。几经波折，有利于妇女的《选举法修正案》、《已婚妇女财产法案》、《离婚法案》相继实施。但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强调“进化”(evolution)、反对“革命”(revolution)的十分保守的国家。他们恐惧、厌恶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杰出的英国政治家、美学家爱德蒙·伯克(1729-1797)是个思想开明的人，但是却反对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和“平等”，甚至鼓动英国政府出兵推翻法国新政权。维多利亚时期杰出的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对英国人的保守、自满、庸俗和拜金主义多有讥讽。⑨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男权中心、性道德的双重标准、传统的婚恋观和贞节观依然根深蒂固。当时流行一种今人看来十分荒唐的谬论：女人没有性欲。著名的历史学家、评论家约翰·阿克顿(John Acton，1834-1902)就公开宣扬：“很多好母亲、好妻子、好家庭主妇对性爱知之甚少，也不感兴趣。她们心里只有家庭、孩子和家务。一般说来，一个淑女是没有性欲的，她只满足丈夫的性欲……已婚女人不想让自己成为丈夫的情妇。”⑩即使是以哲学思想激进闻名的《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也刊登持这种观点的文章。其中一篇未署名文章写道：“妇女很少因为性欲堕落，她们没有固定的性意识……男人在青春期的性欲是天生的，自发的；在发生性行为前，女人的性欲如果存在，也只是隐性的。”(11)
为什么要制造这种舆论和理论？目的是让女性乖乖地扮演男性欲望客体的角色，女性“只满足丈夫的性欲”或者说男性的性欲。她不是欲望主体，不能“红杏出墙”，不能失去贞节，否则就是“荡妇”。维多利亚时代对妇女设置了许多清规戒律，传统性道德是她们身上最沉重的十字架。苔丝正是这个十字架下的牺牲品。
《默默地承受苦难——维多利亚时期妇女》一书用丰富、翔实的事实和数据揭露、评述了当时英国妇女的苦难，尤其是城乡工农家庭少女所经历的被勾引失去贞节、被遗弃、被逼为娼的人生历程，揭示出许多社会底层女子都有与苔丝相似的经历，同时对这一时期英国家庭女教师(governess)和妓女的境遇也有充满血泪的控诉。该书对阿克顿之流的偏见和无知大加嘲讽，(12)其后福柯也在其著述中指责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性道德的落后和虚伪。(13)
对这一时期英国性道德的腐朽与虚伪进行猛烈批判的还有一部小说。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福尔斯戏仿维多利亚小说语言和风格，写了一部维多利亚式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书中写道：
在19世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呢？这是一个妇女神圣的时代；而正是这个时代，你只需花上几个英镑或几个先令，就可以弄来一个13岁的姑娘，玩上一两个小时。这个时期在伦敦建造的教堂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在全国修建的教堂还多。可伦敦每60户就有一家妓院(而现在的比例是6000户中有一家妓院)。婚姻的神圣(以及婚前的贞节)在伦敦一直是教士们、报纸社论和社会舆论大加宣扬的；而也正是在那里，你从未见到有那么多包括尚未登基的国王和社会名流过着那样荒淫的私生活……妇女的身体总是那样严实地遮掩住，而任何一个雕刻家的才华却在于他是否能塑造出迷人的裸体女人。没有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小说、戏剧或诗歌)在描写男女之情时敢超越接吻的界限……人们普遍认为，女人是没有性高潮的……我们这个时代满不在乎的那种事，维多利亚人却慎重其事，其表现就是不公开谈论性。(14)
这是一个高唱基督教义、伦理道德而实则道德沦丧的社会。戏剧家、报刊撰稿人亨利·梅休(Henry Mayhew，1812-1887)借妓女之名于1858年2月24日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写道：如果我是一个妓女，社会有什么理由辱骂我？社会给了我什么好处？如果我是社会肌体内的可怕的毒瘤，病因难道不是来自这个社会肌体本身？难道我不是这个社会合法的孩子？
如果在伦敦等大城市看到的是性道德的虚伪性，农村却别有一番景象。
乡下人没有城里人那样虚伪。在当时的英国农村，婚前性行为并不罕见。穷困、单调的生活中，青年男女劳动之余寻欢作乐是他们能尝到的仅有的生活乐趣之一，而避孕工具和方法的落后又常常导致未婚先孕。民间流行的一句话是“先尝后买”(“Taste before you buy”)。《苔丝》故事发生(也是哈代出生)的多塞特郡尚存早期条顿民族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原始野性和放纵感情的遗风。正如《苔丝》所写：“毫无疑问，苔丝·德伯有些戴盔披甲的祖宗，战斗之后，乘兴归来，恣意行乐，曾无情地把当日农民的女儿们同样糟蹋过。”(《哈》[五]：101)
英国1867年《儿童就业委员会报告》写道：“许多14至17岁甚至只有13岁的姑娘被送到医院去分娩。这些姑娘坦承，她们是在往返农田干活的路上被强奸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成群结队，沿着大路小巷，要走上五六或七英里的路去农田干活。我亲眼目睹14到16岁的男孩猥亵女孩子。”(15)小说中苔丝的母亲也对她说，她婚前也曾失去贞节，对她说来，“那件此刻牵绕心头的往事，在她生活中不过是一件匆匆而过的偶发事件”(《哈》[五]：112)。与苔丝同在挤奶场工作的好友伊茨也没有很强的贞节意识。克莱尔遗弃苔丝，打算孤身出走巴西时偶遇伊茨，邀她同行。她回应说：“那不是说，你在那儿的时候，俺和你同居吗？——那俺觉得也是很好哇。”(《哈》[五]：378)他俩随即准备在附近旅店同居一室。书中描述道：“由那三个姑娘对她说过的话里，苔丝清楚地认识到，她们的贞节可以说完全掌握在克莱尔手里。”(《哈》[五]：198)
由此可见，多数乡下姑娘并不像苔丝那样执着于自己的贞节。其实，苔丝自己对贞节也心存矛盾。她问自己：“女人的贞节，真是一次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吗？……爱情给她的主意是：先不顾一切只管答应他，和他在神坛前结合，任何情况一点儿不露。他会不会发现她的过去，完全付之于天。只管把到口的食物快意大嚼，等到痛苦的利爪抓住了自己，再受罚也不迟。”(《哈》[五]：252)1850年11月4日《泰晤士报》有文写道：女人也有性欲……她们对失去贞节的后果心中有数。但是，为了寻求快感，她们宁愿对后果置之不顾。
前进或后退
托马斯·多彻蒂在《时间感》中评论哈代小说中的人物时说：“他们走向未来的前进总是被一种倒退的时间阻挡……哈代小说中的人物向前跨一步，却往后退二步。”(16)苔丝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在社会转型期，越来越多的妇女迈向“新女性”时，她却固步自封。苔丝不能突破旧礼教的束缚，沉湎于失去贞节的创伤记忆；在亚雷克向她求爱时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对克莱尔则表现出近乎奴性的卑躬屈膝和忠诚。
苔丝明知亚雷克是个农村常见的玩弄女性、不正经的阔少，却未能抵挡住他的勾引且对他心存幻想。他挑逗性地向她嘴里喂草莓时，“她带着有些难过的样子，把嘴张开，把草莓噙了……凡是亚雷克让苔丝吃的东西，她都半推半就地吃了……她像在梦里一般，一切由他摆布”(《哈》[五]：53-54)。“在那一刹那忘却一切的昏沉中，她的头轻轻地靠到了德伯的身上”(《哈》[五]：95)。当亚雷克要她作他的情人时，她答道：“我不知道——我但愿——我怎么能说成不成哪，在我——”亚雷克也就乘机“用手搂住她的腰，她也没有再表示反抗”(《哈》[五]：96)。后来在树林里发生的事，她既无应有的警惕(昏昏入睡)，也无任何反抗。哈代对此含糊其辞，一笔带过：“哪儿是保护苔丝的天使呢？哪儿是她一心信仰、庇护世人的上帝呢？”(《哈》[五]：100)
在遭到农夫格罗比欺负后，苔丝心想：“如果她是自由身，能答应嫁给有钱的亚雷克，那会是什么情况呢？那她一定能够完全出人头地，不但对于现在欺压她的这个人，就是对于好像看不起她的那个世界，都可以扬眉吐气了。”(《哈》[五]：447)在打麦场，她对亚雷克说：“我倒想过，你来求我嫁你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我已经结了婚哪。我本来老认为你是个坏人，其实你也许——也许比我认识的那个你好点。凡是你好心好意对我做的事，我都知情，不是好心好意做的，我一概都生气。有的时候我很难捉摸住你的真用意。”(《哈》[五]：470—471)当苔丝的母亲问她那个骑马的男人(指亚雷克)是不是她的丈夫时，她说不是，但是“心里却越来越沉重地感觉到，从肉体的意义上讲只有这个男人才真正算她的丈夫”(《哈》[五]：503-504)。也正是上述这些矛盾的思想感情和半推半就的行为，使她在走投无路、了无生计之时，投入了亚雷克的怀抱，与她同居并导致最终的悲剧。
如果说优柔寡断是苔丝与亚雷克相处时的致命弱点，那么把克莱尔理想化，对他五体投地、卑躬屈膝，则是她另一个悲剧性缺陷。
她固执地要向克莱尔坦白，忏悔她失去贞节的往事，认为不然就是对他的不忠。在这一点上，她远不如长她一辈的母亲。她母亲从不对别人(包括她丈夫)讲她的隐私，把失去贞节的往事看作她生活中一件匆匆而过的偶发事件。苔丝得不到克莱尔的宽恕，就几次寻死。准备投河自尽时还想着不要连累克莱尔，“我死的时候，留下点东西、让人知道，我是因为羞愧，自己寻死的”(《哈》[五]：328-329)。她不断地哀求他原谅她，若能得到他的原谅，“那我一定像你一个卑微可怜的奴隶一样，绝对地服从你，就是你叫我倒地不起，舍身送命，我也不违背你”(《哈》[五]：324)。在给克莱尔的信中，她写道：“你给我的这种惩罚，本来是我应该受的……只要你能饶恕我，我死了都甘心”(《哈》[五]：472-474)。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只要我跟你住在一块儿，就是不能做你的妻子，就是做你的奴仆，我也甘心……”(《哈》[五]：520)难怪亚雷克对她说：“这么说来，不论什么，凡是你那亲爱的丈夫信的，你就信；他不信的，你也不信。你自己也不问一问，分析分析。你们女人就是这样。你的思想完全由他支配了”(《哈》[五]：450)。哈代就此评说：“她得意洋洋地说，说的时候把克莱尔信得五体投地，其实这种信心，顶完美的人都不配享受，何况她丈夫呢。”(《哈》[五]：450)
创伤记忆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中把沉溺于过去创伤经历的人称为“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患者因固着于过去的创伤记忆，不能自拔。心灵创伤疾病与神经症类似，都源于患者没有能力应付某种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经历。一个人受到创伤事件的完全阻止，动摇了其生活的基础，他放弃了对现在和未来的所有兴趣，并毅然永远地沉迷于往事的回忆中。弗洛伊德以两个女性神经症患者为例，说她们固着于过去某一特殊事件，不能从中解放出来，并因此与当下和未来脱离了关系。(17)苔丝因失去贞节，沉溺于过去的创伤记忆，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固着于过去某一特殊事件，不能从中解放出来并因此与当下和未来脱离了关系。这种精神状态说明她已经被过去异化，往事不再是如烟飘散的过去，而是凝固在心头的当下或现实。她说的“一朝受难，一生受难，历来如此”这样的生存结论，注定了她成为过去的奴隶，不可能把目光投向未来，谋求新的存在，当然也就不能从“旧我”脱胎换骨地转化为“新我”，成为社会转型期的新女性。
在过去、当下、未来这时间的三维中，海德格尔认为，过去的事已无可挽回地附属于较早的时间，它属于当时的事件，而当下的意义则是在现在和今天现实的东西；过去在时间的三维中并不具有特别优先的地位，因为过去和当下的意义是由未来决定的。(18)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都主张把人的存在投向未来，以实现新的自我，新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说：“在一种生存状态可能性中有所筹划地领会自己。这事的基础是未来，即从当下的可能性来到自身，而此在向来就作为这种当下的可能性生存。未来在存在论上使这样一种存在者成为可能……”(19)
哈代对苔丝的守旧思想以及失去贞节的创伤记忆有一语破的批评：
苔丝根据了破旧褴褛的余风遗俗，安插了与已忤违的魅形妖影，鬼哭神嚎，硬造出来这样一些幻象虚境，把自己包围，这都不过是她自己想象模拟出来的一些怪诞荒谬，不值一笑的东西，没有道理、恫吓自己的一群象征道德的精灵妖怪。和实际世界格格不入的，本是这些东西，不是苔丝自己。她在……走动的时候，或者在……瞧看的时候，或者在……站立的时候，都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罪恶的化身，侵入了清白流连的地域。……她觉得和一切矛盾，而实在却和一切和谐。她不由自主所破坏了的，只是人类所接受的社会法律，而不是她四围的环境所认识的自然法律；她在四围的环境中，也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不伦不类。(《哈》[五]：118)
哈代指出：“所以她[苔丝]的苦恼，大半都是由于她有了世俗的谬见而来，而不是由于她天生本有的感觉而起。”(《哈》[五]：126)“她有时独居孤处，想出种种自悔自恨的方法，折磨、消耗她那颗搏动跳跃的心……她老觉得全世界都正注意她的情况，不敢抬头见人；其实，她早该明白，这种想法，完全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除了她自己之外，别人没有把她的存在、她的感情、她的遭遇、她的感觉放在心上的。”(《哈》[五]：125)她忽而因失去了贞节“自羞自愧”，觉得自己是“一个礼教的罪人”，忽而又为自己辩解，“一切有机体都有恢复本原的能力，为什么单单处女的贞节，就不许有这种能力呢？”(《哈》[五]：138)“她觉得要是自己犯的罪应该下地狱，叫火烧，那么下地狱，叫火烧就完了，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哈》[五]：128)想到死去的孩子，就躭心“那个孩子，既是私生，又没受洗，两罪俱罚，于是就打发到了地狱的最下层的角落上；她看见那个大魔鬼，拿着一把三刃叉，像在热烤炉上烤面包那样，把孩子叉来叉去”(《哈》[五]：129)。这让读者想起《祝福》中愚昧无知，又受旧礼教束缚的祥林嫂：愧疚自己嫁过两个男人，死后到了阴曹地府，要被两个男人争夺，只好让阎罗大王把她锯成两半，分给两个丈夫。于是“到土地庙里去捐了一条门槛，当作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罪”(20)。
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苔丝没完没了地要用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向克莱尔坦白、忏悔，是想用倾诉来宣泄心中的恐惧和焦虑，以愈合心灵的创伤。或者说，她是想从自虐式的忏悔中得到某种愉悦。这样一个温顺、善良、纯洁的女性最终居然用刀杀死了与她同居的亚雷克，让读者大惑不解。难道她想用杀死亚雷克来消除过去，以求彻底摆脱过去？难道是如弗洛伊德所说，在创伤记忆达到顶峰时，“一个人会做出某种莫名其妙的行动”(21)？若如此，《苔丝》就成了一部叙述创伤记忆或道德忏悔的小说。
这也是一种误读，或许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还是通过文本细读，从历史和社会的层面来解读这部小说和苔丝。
苔丝是一块历史里程碑，刻印着一个时代的终点。
哈代用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来写苔丝，正如他用一种矛盾的心情眼看农村自耕农经济的破产。在感情上他眷恋旧的农村经济秩序和田园风光；在理智上，作为一个进化论者，他坚信自耕农经济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是进步的。他不忍让苔丝死，他那么爱她，但是他又必须让她死，因此必须制造一个置其于死地的缘由——她象征一个正在死亡的时代。
对此，《牛津英国史》作了最好的说明：“1872至1896年托马斯·哈代出版小说的时期，正是英国农业衰退的年代。他的小说用一种庄严的手法，记录了一股遥远而不能阻挡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似乎决定了农村和村民的命运。”(22)
注释：
①详见陈焘宇《哈代创作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03页。
②See "Mr.Hardy's stories",The Athenaem,No.4488,Nov.1(1913),p.488.
③哈代《哈代文集》[五]，《德伯家的苔丝》原书第5版及后各版序言，张谷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下文引自同一著作的译文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卷次、页码，不再另注。
④阿诺德·凯特尔《哈代：〈德伯家的苔丝〉》，载《英国小说导论》第2卷第1部分第4章，伦敦：哈钦森大学出版社，1953年，转引自陈焘宇《哈代创作论集》，第319页。
⑤See Dale Kramer,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Hard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35,p.136.
⑥李田意《哈代评传》(再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84页。
⑦王桂琴《1980-2004年国内哈代研究论文统计分析》，载《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⑧这类评语多有重复，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⑨详见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62、90、145页。
⑩John Acton,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Spring(1865)113.
(11)Westminster Review,vol.4(1850)456,457.
(12)See Matha Vicinus,ed,Suffer and Be Still—Women in Victorian Age,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2,pp.3-5,pp.80-85
(13)See 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ume I,trans.Robert Hurley,1978,New York:Vintage,1980,p.115.
(14)John Fowles,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9,pp.211-213.
(15)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Report(1867),p.15.
(16)Thomas Docherty,A Sense of Time,Reading(Absent)Character:Towards A Theory of Characterization in Fi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3,pp.191-192.
(17)详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周泉、严泽胜、赵海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第233页。
(18)详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445页。
(19)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99页。
(20)鲁迅《鲁迅全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0页
(2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第233-234页。
(22)Kenneth O.Morgan,ed.,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