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的心灵重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诗论文,心灵论文,郭小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小川绝对没有想到，他写于1957年、给他后半生带来许多痛苦和“恐怖的感情”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①，居然在他去世之后被改编成一部电影，以另一种面貌遐迩闻名。
1983年，由张军钊导演，肖风、张艺谋摄影，何群任美工，陶泽如、陈道明、赵小锐、魏宗万、谢园等主演的黑白影片《一个和八个》拍摄成功。它是一部风格奇异、极具冲击力、区别于20世纪50年代后我国所有战争片的故事片。它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是第五代电影人及其现代艺术崛起的标志，也是电影史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对后来的一些重要影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②。
影片的成功固然要归功于这批青年电影人的创新理念、韧性坚持和拼命精神，但郭小川长诗本身提供的丰富内涵和各具特色的人物群像也功不可没。在郭小川的所有诗作当中，这首诗尽管在形式上可能不如他的后期诗作新颖、高超，但却最具有内在的张力和人性的魅力。导演张军钊说，他们所以选中这个故事，是因为“感到它与一般的战争题材作品相比，有些与众不同的特点……诗中写的这段故事，是任可史书，无论正史、野史，都找不到的”③。美工师何群说“它写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悲剧，孕含着很深的东西”，是“另类的对人、对战争的解释”，因此“是一个创作的根源”④。
这部诗作的主题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讲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我军政治教导员、共产党员王金蒙冤受审，被投入战时监狱，和一个奸细、三个惯匪、四个逃兵这八个“人渣”关在一起。一边是匪兵们对他的漫骂侮辱，一边是来自革命同志的怀疑与仇视，面对这双重的折磨，王金忍辱负重，宁愿牺牲自己也要顾全大局。“真理的巨大力量”，“能给一切黑暗的角落以亮光”，“仿佛有一只神秘的温柔的手，抚慰着他们那残破的心胸”⑤，王金以自己圣徒般的言行感动了匪兵，唤醒了沉潜在他们心中的人性，启发了他们的民族觉悟。最后，在寡不敌众、我军伤亡惨重的危急关头，王金带领匪兵奋勇杀敌，终于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大部分匪兵也用行动甚至生命赎回了自己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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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惠，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郭小川之女
忠诚与冤屈
这部作品的主题，用电影学者倪震的话来说，是“冤屈和忠诚”，是“关于一个人的忠诚受到怀疑，在极度危险和冤屈中，用血和生命去证明自己清白无辜”⑥。郭小川说：“远在二十年前，我就听了这样一个故事：‘王明路线’或‘张国焘路线’肃反时，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一次，敌人围攻时，这批‘犯人’就起而抵抗，大部分壮烈牺牲，只剩下几个人逃生。这同样的故事，后来还听说过几回。我在延安参加审干时，就有意写一篇文章（小说或散文），企图用以说明那些被斗错了的同志，一直没有动笔。”⑦1957年4月，好友剧作家海默给郭小川讲了一个故事，一个郭小川“屡有所闻的”革命者受冤屈的故事，使郭小川一开始就“迷住”⑧了，使他“打算写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⑨。
这个题材是如此大胆，如此犯忌，写作这样的题材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郭小川落笔之时却毫无预见，这是为什么呢？首先，这要感谢当时出现了较为松动的一段时间。从1956年初到1957年上半年，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文学界就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对“教条主义”的抨击，以及苏联“解冻”文学潮流传来的信息，构成一股“开放性”的思维和环境潜流，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尽管许多知识分子表现出顾虑与谨慎，但郭小川的反应是兴奋而热烈的。他是根正苗红的革命作家，他要表现的是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这与“资产阶级作家”“反动作家”毫无共通之处，他有什么可顾忌呢？
他甚至认为，革命者的悲剧也是可以写的。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老舍提出：我们这时代的悲剧有什么规律？是不是可以把一个好人写死？”听了老舍、茅盾等人的发言以后，郭小川也提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农村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者可否把它的害死人事件写出来？”⑩
另一个原因，这时的郭小川已经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他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成为一个“大作家”。他说自己前期的作品包括《致青年公民》等成名作“都是‘急就章’，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是“浮光掠影”“淡而无味”的“粗制滥造”；他说“我越来越有一个顽固的观念：一个诗作者，一定要有独特的风格”，“在形式上，甚至在体裁上都可以有和应该有独创性”，要“发掘我们的伟大的人民的心灵之美”，尤其要有“新颖而独特的”“作者的创见”(11)；他说，在“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只要按照这条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12)；他还说：“作家要想奔向峰顶，就得敢于冒险，独创风格，突破常规，写人家不敢写的主题和题材，说人家不敢说的话。”(13)那么，革命者受冤屈“这个题材新鲜、强烈”，可以“言人之所不敢言，写人之所不敢写”(14)，一下子就激发起作者“诗的冲动”(15)。
原因之三，用郭小川的话来说，他写这首诗“与当时的气氛分不开”(16)，从鸣放到反右，1957年“是整个思想战线上斗争最尖锐的一年”，“是紧张而严峻的一年”(17)。在文艺界这个思想斗争的主战场，身为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亲身参加批、划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诸多“右派”的过程。他作为周扬的麾下大将，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紧跟上级战略部署，做党的斗争“工具”，他也确实积极参战，承担了很多具体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但是，他的心情既兴奋紧张，又困惑不安，日记中多见他的烦恼与矛盾，他说写丁、陈结论“简直是一种刑罚……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百端愁绪，一起涌来，久而不能成眠……真是最痛苦的一天！”（1957年2月17日），“简直是无休止的劳役”（1957年4月9日）。反右斗争中，又常常感到“心中沉重，每一想到这次运动，就感到难、难、难。一个伟大的战士自然是不怕这一切的，但是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战士？”（1957年6月10日）
他曾多次要求离开机关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深入生活，但一直未获批准。有人说，如果郭小川看到了底下的情况，很可能会上书，会划为右派(18)，就不仅仅是一个“右倾”问题了。对于基层的情况，他只能通过间接的渠道得知，“海默对农村充满忧虑，主观主义作风似乎在农村十分风行，而农民生活又极其艰苦”(19)，他们“看到的黑暗面如此之多”，使郭小川觉得“在前进的主流中，阴暗的东西很多”(20)。而周围，有些人“很讨厌”，“这批人勾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恶得很，残酷得很，简直没有什么好人……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窝里一般。我想，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活，一定得有一种坚贞的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性格，一定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21)——这段话写于“文革”检讨之中，对“十七年”的“旧作协”用词夸张，不过这种心理郭小川多次提到，而且是他后来离开作协的主要原因，所以基本可信。
因此，他想倡导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这正是他在长诗中赋予男主人公王金的品格。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潜在原因，就是郭小川夫妻在延安审干中遭受冤屈的亲身经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郭小川听人坦白说北平的“文艺青年联合会”是一个“红旗团体”——自己参军前曾参加过这个组织，便以为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托派”，所以“马上就急哭了”，到坦白大会上进行了坦白交代。过了近一年、写了十多次检查以后，这个问题才被澄清，得到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22)。
附图
1955年春郭小川与他的女儿郭岭梅（右）、郭晓惠（左）
与此同时，与郭小川热恋一年半、新婚仅仅一个月的妻子杜惠，被怀疑为“特务”而遭拘押，被监禁在中央社会部的监狱里，长达两年零四个月之久。在此过程中郭小川经受的心灵的磨难，仅在一段日记里留下了痕迹：“我每夜都梦见你……梦见你成了鬼，真可怕，你的脸是白的，而雕浮着可怕的沉默……每天都想到你，想到你也许因病死去，想到你因为‘破坏’党而（被）处死，想到我们将不可能再见面……你不像是特务——人类中最阴毒的，动物中最污浊的——假如，你真是，那对于我，就犹如丢掉一个黑色茧子一样丢掉你。可是，你不会是的，你受了别人的牵连的可能居多，正确些，你可能是受了冤枉，然而，不能把这看作是冤枉，那是不对的，因为确有无数的敌人……”(23)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革命和爱情的夹缝之间苦苦挣扎的年轻人，一方面他信任革命的一切理念，也自愿做革命伦理道德的实践者，同时，他又有着一般年轻人具有的天真和激情。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更可怕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怀疑，就意味着一种“失贞”，所以他又连忙纠正自己说“那是不对的，因为确有无数的敌人”，革命伦理与人性的冲突本身又给他增添了巨大的痛苦，或许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痛苦比失去爱人的痛苦更加深刻，而且难以找到出路。
尽管运动结束时郭小川夫妻都洗清了罪名，整风运动也以一个成绩为主的“普遍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24)或“伟大思想解放运动”(25)载入史册，在郭小川心里，还是留下了“政治斗争‘太残酷’，把一个好好的共产党员搞成‘特务’，真可怕”(26)的心理阴影。在以后的长时期里，郭小川抱着一种“肃反”“搞错了一些‘好人’，心中同情”的态度，听到别人谈起延安审干而发牢骚的时候，“总是采取劝解和同情的态度”(27)。
1957年杜惠再次出现险情。她在北京郊区参加社教运动期间，由于不同意把一位姓郑的教师划为右派，自己差点被打成右派。中宣部干部处长张海通过郭小川做她的工作，“说东郊区委划右派是有数字的”，张海说：“我们考虑可以把你保护回来，但你得执行东郊区委的意思，就是把郑划为右派”，结果杜惠被调了回来，而那位教师还是划成了右派。杜惠说自己“憋了一肚子气，哭着说，共产党干这事太不光彩，一开始热情动员，反过来又打人家耳光。郭小川和张海听了没有说话。”(28)
所以说，郭小川对革命者受冤屈的故事不仅是“屡有所闻”，而且是屡有亲历，这种隐痛又被历次政治运动反复触及，始终没有完全消失，成为一股潜在的创作冲动。
郭小川和其他许多革命者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在尖锐而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好人受冤屈的情况是很难避免的，也许他会同意贺敬之多年后所说：“拿这种例子来攻击革命是不人道的，拿抽象人道主义来攻击革命是残忍的、是不好的，那就不要革命了。”(29)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受了冤屈应该如何对待？
杜惠的想法可以代表一种典型，她在延安隔离审查期间，从对抗审查到配合审查，转折点是徐特立老人的一次报告，徐老在报告中说：审干、抢救运动，不仅是为了弄清每个人的历史情况，也为了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你们从国民党统治区来，你们的许多情况党不清楚，审查你，怀疑你，是为了将来革命事业大发展的需要。你们应该跟党站在一边，用同一条心的观点，冷静地向党和同志们说明情况。……你们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党一审查，提出点怀疑，你们就认为伤了面子，伤了自尊，就喊冤枉，闹对抗。……不是跟党站在一边，用一条心来与党合作，冷静认真地说明真实情况，就证明你们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有个人主义(30)。这里看来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即越审查就发现你越需要审查，而且，越不需要审查的人对审查就越合作。
徐老还举了刘志丹让手下人把自己捆起来送到上级党组织去接受审查的事例，杜惠“被他的报告深深打动。……回到牢房的途中，我眼光中的敌视人们的怒火已开始熄灭。……我向自己发问：既然入党时，庄严宣誓：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永远忠于党，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辞。为什么党对自己一审查一怀疑，就这样对抗和敌视呢？不是把自己的自尊、面子，看得高于一切了吗？……应该勇敢地找一找自己身上从旧社会带来的非无产阶级的尘土。因为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建立以前，人类世界几千年的阶级社会的文明史，其思想体系都是以个人主义、个人奋斗为核心的。要决心作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要扬弃自己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那些脏东西”。之后，杜惠大哭一场，从此开始配合审查，并决心“要在思想上彻底解决个人和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关系问题”(31)。
郭小川也是认同这种解释的，也是用这种理由说服自己接受审查和批判的，然而同时，他也深深惋惜这种事情对革命事业的伤害，深深体味和同情受冤屈者遭受的心灵痛苦。不过，他看不上陈企霞他们那种吵闹不休的做法，他想倡导和歌颂的是长诗主人公王金忍辱负重、牺牲个人以保全大局的高尚精神，在污泥中像金子一样闪光的人格力量。杜惠记得她从东郊回来的那天晚上，“小川在桌子旁给我朗读刚刚完成的诗作《一个和八个》片断，念得缓慢，有激情，又很清晰。听完了我感动得流泪，我明白他这是给我做工作。他拿诗作中的人物来开导我，他说，在复杂的环境中，这样一个党员还做思想工作，还在战斗，要学这样的人”(32)。
事业成败与个人生死
为了使王金受屈显得理由充分，作者在诗中是这样写的，一开始，王金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虽受严刑拷打而宁死不当奸细，在敌人要把他们扔进海里淹死之前，一个难友咬断他身上的绳索，使他得以逃生，回到根据地。党组织虽然对他有怀疑，但是“没有轻下结论”，还委托他以“重要的责任”。这时，敌人玩弄阴谋，一个叛徒指控他在狱中也有叛变行为，而他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又找不到证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时才把他关押起来进行审查。作者在诗里反复描写战事的紧迫环境，即使是在敌人扫荡的情况下，组织上也在尽量地“进行周密的调查”，同时让锄奸科长与王金谈话，告知情况、讲解政策。这说明：第一，组织上怀疑他是有根有据的；第二，组织上丝毫没有把党员干部的生命视为儿戏。
王金对待冤屈的态度，既大度又合作，他得知叛徒的指控时有点儿“惶乱”和“惊恐”，听到锄奸科长的愤怒声讨“像刀子般割着……心”，但他立即以“严肃的负责的态度，陈述了这个事件的全部内因”，然后就耐心地等待着组织上的处置。
就在马上要作为叛徒被处死的关头，王金“从容地”走到科长面前说：“我完全想通了，我接受党和军队的任何宣判。”这时，科长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说“我们当然要防止坏人漏网，但也要避免好人受到冤屈”，说曾经“极力寻找反面的证据”，“多次地讨论了你的申诉”，但还是未能证伪他的罪行。听到科长怒斥他这个“无耻的叛徒”，王金的“嘴唇颤抖”了，“每条神经都感到疼痛”。我们看到，他的痛苦，主要是因为他的革命者身份受到指责，而不是因为他的无辜的生命就要被毁灭。
在狱中和一同在押的罪犯们谈到可能来临的死刑时，王金用“柔婉的悄声”“谦和”地“微笑着”说：“我是有些冤屈／……我是多么应当活，／好在，就在临死的前一秒钟，／我也相信我以后还会活着。∥而我的心灵永远也不会死，／我的眼睛永远注视着这活跃的大地，／虽然，这以后的斗争的欢笑、／同志之间的爱、理解和友谊，／我永远永远也不能亲眼看见，／但这一切还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活着的一生值得我死后欢愉，／因为我没有辜负作为战士的声誉……”(33)
作者在此塑造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一个共产主义信徒，一个怀着宗教式迷信的视死如归者。当个人的生命面临危机的时刻，他想到的是党的事业、集体的荣誉，不但在理智上接受自己被冤屈的合理性，甘愿自己的生命被无价值地牺牲掉，而且在感情上也没有表现出痛苦、眼泪、甚至足够的遗憾。他那“柔婉”“谦和”“微笑”的神态，刻画出一个毫无一己之念的圣徒形象。由此，矛盾和痛苦都被悄然抹杀了，个人与事业完成了绝妙的融合。
在王金心里“也有另一种战争，在他的灵魂中打得正火热”，不过这丝毫不是为自己的处境担忧和难过，而是“按捺不住心中”对“这群旧世界的渣滓”的“敌意”，却又必须“隐藏”住心中的“憎恶”，克制自己“把他们痛骂一顿”的冲动，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的”，就是为了事业启发、改变这些罪犯，让他们如果活下去，“就该用行动赎回你们的罪恶”，“结束这一生的时候，真正了解做一个人的意义”。因为，王金“是一个为党工作惯了的人，／没有工作做，比死还难受！／当我还能够有所贡献的时候，／一切痛苦都不会在我心中停留！”(34)这是郭小川自己的心声，正是他处理一切个人委屈的态度，在他心里事业成败重于个人生死。
秦晖认为，长诗中的土匪“大胡子”是“八个”人中仅次于王金的另一个最丰满的形象。他从反抗本村地主起家走向反抗道路，作者在他身上表现了人性中闪光的一面，基本上是把他作为一个正面形象来塑造的，但是他却在就要参加革命队伍的关头跑掉了，说自己“不能老老实实地服从命令”(35)。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些最质朴的正义等等价值理念在一个成形了的组织体系之下，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它本身的面貌保存下来(36)？
在郭小川的笔下，组织控制和个人自由并不构成绝对的矛盾。经过王金的教育和感召，大胡子的态度从“粗野”的挑战和捣蛋变成了衷心的佩服，他“啸聚成伙、骚扰民间”的“残暴”行为变成了“一不跟老百姓作对，二不捣乱咱们的八路军，三不饶过该死的日本鬼”的誓言，这时，他就可以游离于八路军的紧密纪律约束之外，当一个勇敢不怕死、有正义感的散兵游勇了。显然，在作者的心目中，组织严密的部队和松散的民间武装都有存在的理由，都可以作为抗日的积极力量。
附图
《一个和八个》剧照
人性善恶与多面性
长诗中的“八个”，是关在我军监狱中的逃兵、惯匪和奸细，他们应该是我们的“敌人”，但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势不两立的死敌，相反，却写了他们的耿直、勇敢和正义感，还让王金向他们诉说自己的案情，和他们谈心，甚至帮他们扛背包。最后的结局，除了一个通敌的奸细被处死，一个逃兵再次从战场上溃退被击毙，六个人都是好样的：大胡子带着对王金的承诺独自走开，“粗眉毛”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他的死被写得英勇悲壮，像一个真正的好汉——剩下四个人都参军入伍成了抗日战士。长诗把他们作恶的原因归于社会，说“你们并不是生下来就干恶事，是罪恶的社会把你们惯坏”，说“如果有一支钥匙，打开他们的心灵的门扉，他们在生活的真理面前，也未尝不可能有一点愧悔”，在真理的启迪下，他们中的多数都良心发现、弃恶从善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想表现的，第一，人不是生来就恶的，他们的恶有外在的原因，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们的恶可以转变为善；第二，民众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带着他们各自的毛病和缺点，也就是说，人不是单一性而是多面性的，人性中既有恶的一面，又有善的一面，“当罪恶的念头隐伏起来，他们的心就忽然变得平静和清洁”，尤其是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枯死的心灵”有可能被唤醒，焕发出人性的光芒；第三，人格的力量是伟大的，王金的“温暖”可以把“罪犯的心”“烘热”，“生活的潮流”“激荡”着他们“沉重的枯萎的心”，作者“总相信真理的巨大力量，它能给一切黑暗的角落以亮光”，在王金的感召下，一切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团结起来了，也就是说，在革命者的精神引导下，所有的人民都可以拧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八个”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概念化的人物。而“一个”王金完美得难以置信，不难看出已有英雄人物的模样……
总而言之，《一个和八个》是郭小川“真正用心写的诗”(37)，主人公王金是他精心塑造的一个英雄，尽管他已经把这个英雄“拔高”得超凡脱俗、无私无畏，远离了真实的人性，罩上了圣徒的光环，这个人物还是不能被容忍，这部作品还是得“枪毙”。尽管诗作根本就没有发表，“晴天霹雳”(38)临头而且余音无穷，延续了终生。从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郭小川的后半生始终没有逃出这次批判投射在他心上的阴影，以至于他说，为了这首诗，“背了十年包袱”，是心上的“一个伤疤”，一“想到就有一种恐怖的感情……”(39)
1959年对中国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由于“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事件，一场“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11月初，在中宣部的督促下，在“要不断反对和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的精神下，中国作协的整风运动终于进入高潮，大字报贴出一千五百多张形成了气势(40)。11月25日开始，作协党组连续七天召开七次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整风扩大会议，对郭小川作为“重点帮助对象”进行批判。在这次运动中，中国作协机关受批判者至少十二人，重点帮助对象除郭小川之外，还有赵树理、黄秋耘、张克和陶萍，另外还有楼适夷、高炳伍、王谷林、冯振山、王鸿漠、杨子敏、苏航是“重点批判树象”(41)。
郭小川需要“帮助”和批判的原由，作协党组呈交中宣部的一份汇报材料(42)声称，是犯了四条“主要错误”，其中第二条为：“有严重的个人主义，表现在急于成名成家，有浓重的一本书主义思想。借口‘要在作协工作就要有创作，才好领导’，把精力放在经营个人事业上面，放弃了党所委托的政治思想领导工作。在反右最紧张的时候，仍迷恋于自己的写诗。在作协四年期间，一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取得一些成就时就沾沾自喜，对于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有抱怨情绪。郭实际上是抱着创作第一、工作第二的思想，而他所提出的‘创作与工作的矛盾’，实际上是个人与党的矛盾。他的个人主义还表现在创作上的自我扩张、自我欣赏的味道。许多诗歌中过分美化自己。其次，他有名位观念、伸手思想。”
第四条着重谈作品：“创作上严重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一个和八个》与《望星空》两首诗里。《一个和八个》给人的印象是，肃反搞错了，共产党没有人性，冤枉好人。肃反干部都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者，草菅人命，而那些凶犯、惯匪、叛徒，则是富于人性，‘可歌可泣’。那个党员则是像甘地一样‘伟大’的人物，在他准备临刑的时候，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感动。这首诗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并且充满了人性论的观点，宣扬‘人格力量’、‘主观战斗精神’等反动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同志们认为这首诗如果发表出去，其效果会不亚于《日瓦戈医生》，是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几年来，郭也写了一些感情比较健康、倾向上基本上算好的诗，但这些诗也掺杂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自我欣赏和自我扩张的东西。后来他由于个人主义更加发展，离开了正确的创作方向，走向了错误的道路。”
材料列举的郭小川的其他错误还有：对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闹对立，反右斗争和日常工作中右倾妥协，不安心工作等等。
汇报材料特别点明他写长诗的时机：“1957年春，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猛烈之际，（郭小川）写了一首反党性质的长诗《一个和八个》，写成后投作协刊物《人民文学》，被退回，又投《收获》，亦被退回，小川同志不服，打印出来送王任叔、公木（后来划为右派）等人看，受到他们的赞扬，但未送党组同志审阅。1958年春，他送请周扬同志审阅，党组几位同志指出他的错误，他仍未完全接受。”郭小川当时确实没有意识到这种题材是不能写的，在自己的兴奋心情中，他天真地把诗稿交给不少人看，而且因为不想发表在自己主管的《诗刊》上，避近水楼台之嫌，也几处投稿寻求发表。没想到，这首根本没发表的诗，却在一年多以后被周扬突然拿出来印发，并批上八个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43)，发给批判者们作为参考材料。对这件事郭小川一直想不通，他在“文革”的检讨中说：周扬、刘白羽等人的“手法不正派，《一个和八个》诗稿在周扬手里压了一年零四个月，当我做他们的‘驯服工具’时，他们一声不吭，当我反抗他们时就忽然拿出来示众”(44)。
大批判与心灵重创
在1959年冬天的这一系列批判会上，众人皆须发言表态，而且个个争相上纲上线，郭小川自己记录下来的不完整发言笔记就有近两万字。
刘白羽做了好几次长篇发言，实际上是代表组织为批判定下调子。在他的描述下，郭小川不仅是右倾问题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问题，而且：“在创作中发展到攻击党的地步……实际上却顽强地为个人欲望而奋斗……他写诗教育青年，但自己内心有阴暗情绪；他是左派，但在斗争中有右的东西。……小川在诗里有‘我号召你们’的字样，我们觉得他这种以青年人的导师自居不合适，但他没有改，后来发展到《一个和八个》。”最后，刘给郭下的定义是：“小川属于到党里头经营本钱、股份的。”(45)这句话给人们一种暗示，似乎郭已经不是自己人了，而是带着阴暗目的到党里面来的异己分子，甚至敌人。
张光年主要是从作品上加以批判，他直截了当地说：《一个和八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肃反搞错了——是大前提。把反党分子美化成为毫无缺点的英雄，……说冤枉也是反党的”(46)。
许多人是在跟随这个基调进行重复和表态，戴一些“个人主义”之类的帽子。邵荃麟说：郭的问题“不是普通的不安心，也不是创作和工作的矛盾，中心的问题是对党赋予的政治任务以对立的态度”是“对党组的一个抗议”和“反批评”，是“严重的个人主义，长期以来占上风。……创作上的个人表现，个人居于党之上。……创作上的修正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47)。
郭的多年好友、“马铁丁”之一陈笑雨的发言开始有“温情主义”，在压力下逐步升到了可被接受的高度：“小川同志是个党员，从诗里都嗅不到一点点党的味道。……《一个和八个》是说党糟蹋了好人，根本没有什么阶级观点，把我们的监狱写成国民党监狱一样，这首诗将受到丁玲、陈企霞的欢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已经和胡风的思想在同一条轨道上。”(48)“思想感情中有阴暗消极的东西……情绪灰暗……《一个和八个》是为肃反翻案的文章，看不见阶级分析，全诗充满阴森恐怖的调子，灰色，毒草。悲观主义思潮的反映。”(49)
和延安以来的历次整风运动一样，众人的反复批判和自我的反复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通常，最初的坦白交代不会被通过。需要做几次自我批评，一次比一次更加摧残个人的性格”，然而不如此就不能“从这些压力下获释和赎‘罪’”(50)。郭小川的数次自我批判显示出认识逐步“深刻”、调子愈加“提高”的过程。11月底他检讨说：“现在看来，我首诗的反动性是异常明白的。……第一，实际上是为反革命分子辩护，为那些利用肃反向党进攻的反动分子辩护，为惯匪和逃兵、杀人犯辩护，似乎他们是无罪的、可怜的。按照这篇作品的观点，则我们的镇压反革命、肃反都是犯罪的，这是最严重的颠倒黑白；第二，诬蔑了党，歪曲了党的政策。按照这个作品所表现的，党是诬陷了好人的，党的组织、党的政策是混淆是非的，这是天大的谎言；第三，把主人公王金这个孤立的人的所谓‘人格力量’夸大到极端荒谬的程度，他自己的‘人格’和‘苦行’可以胜过党的集体力量和原则的政策；第四，全诗充满了‘人性论’的反动观点……显而易见，如果这首诗发表出去，将会给党造成怎样的损失，将会使敌人怎样的高兴！将会亲手交给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一支反党的利箭。文井同志那天谈到，如果发表出去，就不能划为右派，这是确实的。”(51)
以上检讨显得比较苍白，有应付过关的心态。他把动机和效果分开，实际上还在为自己辩解，这样的检查肯定是通不过的。经过了大会小会的批判“帮助”，12月下旬，他给自己扣的罪名加大了：“《一个和八个》是我在思想和行动上的一次反党的罪恶，无疑是隐藏在我思想深处的阴暗思想的总暴露，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暴露，是当时修正主义思潮对我的影响的总暴露。……这首诗，就是为那些被肃过的人作辩护。……反党分子王金……强调自己的‘人格力量’和‘主观战斗精神’，从这里，可以深刻地看到个人主义与各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的联系。由于个人主义的发展，便自动地投到尼采哲学、胡风思想和甘地哲学的门下。”(52)看得出来，这次检讨的语言风格有所改变，用词极端，态度恳切，可以说是认错服罪了。
确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无休无止的叙述一个人的失误，不断地给他以帮助教育以及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产生了深刻的情绪危机，最终打垮了那个人的内在意志。”(53)1960年1月，郭小川认识到这是一个“重新做人的问题”(54)；2月底，他在一份“思想总结”中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努力改造自己，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作党的驯服工具。1.作党的驯服工具，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和指示，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鼓足干劲去做，决不说一句违反团结的话，做一点违反团结的事。2.继续检查自己的错误，同时处理和清除自己所散布的恶劣影响。……在报刊上，就创作倾向问题做全面的自我批评。已出版的应不再版，准备出版的书停止出版。……”(55)
对于“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提法，郭小川过去曾经在正式会议上表示不赞成，并写短文反对“听话”(56)。但是，现在，批判的目的达到了，郭小川郑重地表示“驯服”，“无条件地月枞党的决定和指示，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主动申请停止出版自己的作品，对于一个热爱写作甚于一切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决心”！
至此，“帮助”和批判终成“正”果：被“帮助”批判者“从有罪的意识中获得解放，并得到了新生”，“准备热情地执行党的一切命令”，“积极地皈依党的信念”(57)。
来势汹汹的反右倾运动，后来由于全国尤其是农村的形势越来越恶劣，突然刹车，中央决定受到批判的“右倾分子”一律不戴帽子。从1961年10月到1962年，中国作协党组为1959年被批判的12位同志，包括郭小川，进行了甄别，承认郭的“个人主义等问题，在性质上是属于世界观的问题，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批判“在方式上有过火之处”，在提法上也有“过重或不恰当的地方”，不过，“至于郭小川同志在《一个和八个》和《望星空》两首诗中有错误倾向和不健康的情绪，党组同志仍然维持这个看法”(58)。
这样，一场“晴天霹雳”似的灾难，顿然消失于无形，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真的是这样吗？不，这次批判给予郭小川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它扭转了郭小川今后的道路，更彻底改变了他这个诗人。
从职位上说，这次批判坚定了郭小川离开作协的决心。几经周折，他终于在胡乔木的帮助下在1962年调到人民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终于摆脱了作协这个他久已厌倦的是非之地，也从此远离了这个文学最高管理机关的官位。
更重要的是，这次批判，中止了他原本热情满怀的自由探索，在他的创作天地里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他认为不可逾越的禁区包括：第一，不能说过去的政治运动搞错了，也不能提醒人们或者谈论政治运动的过错——哪怕只是“一个指头”，比如“扩大化”的过错，所以，不能写受革命冤屈的故事，这里，不要区分动机与效果，如果效果是“使人感到党搞错了”，那么动机就是“反党”；第二，不能放任个人脱离组织约束，不能放任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存在而不加以反对；第三，不能描写人的多面性，所有的人非敌即友，阵线分明；也不能描写人性的丰富性，人不能既善又恶，或者由恶变善，人物性格只能走向简单化和极端化。诸如此类的禁忌还有许多，而且它们绝不明言，而是无所不在地等在前面的路上，需要作家们预先注意、自行设限。郭小川踩雷不仅是对他自己发出的警告，也是对其他所有作家的警告，比如，阮章竞知道郭被批判以后说道：“这等于是警钟，救了我们了。”(59)
从此以后，郭小川严守创作禁区，再也不碰那些“不能碰的题材”(60)；从此以后，他的调子更“左”，他撰写的长篇通讯、报告文学和某些诗作，表现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分热衷；从此以后，他几乎只唱赞歌。他把自己的生命力、创造力转到诗歌形式的探索上，在诗体和格律上精益求精，创作出60年代那一批所谓的“社会主义诗歌精品”，但是，人们从中可以“明显感到他在创作上的谨慎”(61)，这些浸染着宣传意向和政治说教的作品，尽管传颂一时，却难以成为传世的文学经典，郭小川原本可能产生的大作品从此胎死腹中。
在此之前，尽管已经有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作家失去了创作自由，但是，在郭小川这位出身“纯正”、忠诚朴实、作为流亡青年投身八路军、接受延安教育、“吃着革命的‘奶汁’长大的”(62)革命文人心中，在这位认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认同文学为政治服务、身上又没有什么革命队伍不容的“不良习气”的革命文人心中，1959年以前，还是有着很大程度的创作自由的探索精神。在他对革命文学的想像当中，是有探索和书写人——包括革命人的人性丰富性、复杂性的空间的。《一个和八个》就是他在人性探索上达到的顶峰，他以为，对于自己心中最光辉最高尚的人格的讴歌是符合革命精神的，不料却遭到当头一记冷棒，这一次重击粉碎了他对文学的自由想像，扼杀了他的自由探索实践，折断了诗人正欲高飞的翅膀，从此以后，他从飞鸟变成了一只走兽，把外在的控制内化为自身的禁锢。于是，心灵上锁。
注释：
①首刊于《长江文艺》1979年第1期，后收在《郭小川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三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②肖风说，后来的《黄土地》、《红高粱》“其实都没有离开《一个和八个》的路子，这部影片是一个起点……这部影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主要是最初的那种锐气和精神力量上的东西”。网文《〈一个和八个〉：第五代来了》，http://www.the beijing news.com，2005年6月28日。
③张军钊谈影片《一个和八个》的创作构思，见中国电影家协会编印《电影艺术参考资料》总第159期，1985年4月。
④何群2001年对笔者口述。
⑤郭小川：《一个和八个》，《全集》第三卷，广西师大出版社，第118页。
⑥倪震：《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五代电影前史》，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157页。
⑦⑧郭小川1959年11月25日检查，《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29、142页。
⑨⑩郭小川1957年4月24日日记，《全集》第九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84、49页。
(11)(12)《全集》第九卷，第393、25页。
(13)郭小川：《文学工作能不能跃进？》，《文艺报》1958年第4期，《全集》第五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466页。
(14)(16)(21)(26)《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144、143、143-144、58页。
(15)(19)(20)《全集》第九卷，第83-85、21、81页。
(17)郭小川1957年日记开篇和结语，见《全集》第九卷。
(18)某同事的批判发言，《全集》第十二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22)郭小川1969年检查，《全集》第十二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23)《全集》第八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7页。
(24)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98页。
(2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页。
(27)(28)(32)杜惠1999年7月12日口述。
(29)贺敬之1999年10月14日口述。
(30)(31)杜惠：《回顾审干运动对我的考验》，《四川党史》1991年第6期。
(33)(34)(35)《全集》第三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116-117、101、152页。
(36)秦晖《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396页。
(37)郭小川1957年5月26日日记，《全集》第九卷。
(38)郭小川在检讨中说：开始一直没觉得《一个和八个》有什么问题，“到了党组同志那次谈心会上，有的同志提起，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全集》第十二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39)1969年夏检查，郭小川家存棕色硬皮笔记本，12页。
(40)1959年11月5日中国作协党组呈交中宣部的整风报告，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94-195页。
(41)(42)(58)《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65、37-43、66页。
(43)杨子敏2000年11月18日口述。
(44)郭小川“文革”初检查，《全集》第十二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45)(48)《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06-207、200-201页。
(46)《全集》第十二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47)《全集》第十二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68-69页。
(49)发言记录，笔者稍加整理，《全集》第十二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50)(53)(57)［美］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34-235页。
(51)(52)(54)(55)《全集》第十二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31、37-40、48、45-46页。
(56)《论“听话”》，《全集》第六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351页。
(59)摘自阮章竞在一次郭小川纪念会上的发言，1989年9月8日郭晓惠记录。
(60)郭小川1961年说：“我写《一个和八个》是没有经验，不知道有些题材是根本不能动的。”《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61)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62)王富仁：《有自己的诗的诗人》，《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